略论冷战时期拉美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启示

5.略论冷战时期拉美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启示

陈才兴（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室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冷战结束，拉美国际关系特别同美国的关系发生了十分引人瞩目的变化。其发展演变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冷战开始到5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古巴革命胜利到6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维尼亚德尔马会议召开至70年代末为第三阶段，尼加拉瓜革命胜利至冷战结束为第四阶段。本文简略论述拉美国家与美国关系四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及其启示。

一

在第一阶段（1947—1958年），拉美国际关系重点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泛美体系内部，围绕战略安全利益和军事问题，同美国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美国一方面把拉美国家拉入冷战泥潭；另一方面支持拉美独裁政府，镇压拉美民主力量，迫使大部分拉美国家完全依附和顺从于它，在外交上几乎没有一点独立性。

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扩张的战略目标和计划是遏制苏联，独霸全球其战略计划首先从在拉美组建政治、军事集团开始，把拉美变成它的后院。而拉美国家由于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得到一定发展，工人阶级和中等阶层数量有所增加，又受世界反法西斯进步思想影响，阿根廷、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等国先后采取了民族主义变革措施，反对完全屈从美国，拒绝美国泛美武器标准化计划等。美国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在1947年1月的演说中指出，“许多迹象表明，我们（美洲国家）是在分道扬镳，而共产主义则乘隙冒头。”^[1]于是，在1947年9月签订了为“捍卫西半球”的《美洲国家互助条约》，1948年5月，又把较为松散的泛美体系改组成“美洲国家组织”。从此，在整个拉美上空，到处弥漫着反共气氛。大部分国家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大多数拉美国家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1950年，美国还迫使拉美国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它发动的侵朝战争，并向它提供战争所需的物资。哥伦比亚还直接派军队参加了这场战争。在联合国大会上，许多拉美国家几乎成了美国的“表决机器”。

另一方面，美国同拉美国家就全球战略安全利益抵制“共产主义威胁”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援助拉美独裁政府，干涉和颠覆具有独立倾向的民族民主政府。从1948年至1958年，美国曾策动16起军事政变和颠覆事件。其中最突出的是1954年对危地马拉实行公开的武装干涉，推翻了阿本斯政府。这造成了多数拉美国家在美洲国家组织中追随美国，推行反苏反共外交政策。

当然，在这阶段也有一些拉美国家政府不听美国使唤，有时在外交上同美国分庭抗礼，如阿根廷的庇隆政府，巴西的瓦加斯和玻利维亚的埃斯登索罗政府。但这些民族民主政府最终都被美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干涉所颠覆，或通过政治、经济的威胁和利诱所屈从。

导致这阶段美国成为拉美国际关系决定性因素的原因是，首先经过二次大战，德、日战败，英、法衰微，美国则成了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而战后冷战高潮，使美国有可能和需要把拉美看作它的战略后方或“后院”，使拉美国家在东西方冲突中“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其次，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使拉美国家在经济上全面依附于它。美国通过《克莱顿计划》的贯彻实施大力倡导所谓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自由企业”的三自由原则，反对拉美国家保护关税、实施国有化及限制外资和利润汇出措施。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美国在拉美的私人直接投资急速增长，从1946年的30亿美元急剧增长到1958年的87.3亿美元^[2]。1958年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技术援助”总额高达5.29亿美元^[3]。到50年代末，美国在拉美投资已占外国在拉美投资总额的82％，程度不同地控制了拉美各国的经济命脉。再次，在军事上，美国除通过《美洲互助条约》同拉美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外，还同13个拉美国家签订了双边军事互助协定，并在拉美建立军事基地，派遣军事顾问团，垄断拉美的军火市场，大大加强了其对拉美的军事控制能力。最后，在政治上拉美民族工业虽在战后得到一定发展，但还很脆弱，工人阶级和中等阶层人数比战前有所增加，但仍很弱小，三元寡头（大地主、考迪罗军人、天主教会）的封建式独裁统治盛行。这便于美国垄断资本同拉美地主寡头、财政金融巨头和富商紧密结合，组成一个完全服务于它的代理人政府。由此可见，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受控于美国的状况，决定着这个阶段拉美国际关系的上述总体格局。

二

古巴革命胜利到60年代后期（1959—1969年）是拉美国家和美国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的阶段。

1959年1月，以卡斯特罗为首的“七·二六”运动夺取政权。美国对古巴新政府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威胁和军事入侵的种种手法，步步进逼，不断升级，迫使古巴不得不转向苏联，并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以此来抗衡美国，在美国“后院”打开一个缺口。苏联以古巴为桥头堡，不断扩大在拉美的影响。1962年10月，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加勒比海危机”，拉美一下变成了国际紧张局势的边缘地区。

在华盛顿和哈瓦那激烈争斗中，起初，拉美一些国家采取既不激进，也不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政策，并把目标开始转向发展地区经济。

古巴军民彻底粉碎吉隆滩入侵后，美国试图用封锁、孤立和“枯萎”的办法扼杀古巴。1962年初，美国主持召开第八次外长会议，把古巴开除出“泛美体系”。1964年，美国又以古巴向委内瑞拉武装力量提供武器为由，再次召开外长协商会议，对古巴采取了集体制裁措施。

古巴为摆脱孤立状态，在导弹危机后，进一步在拉美开展“游击中心”活动，使美国“后院”到处起火，以分散和减轻美国对它的压力。1966年初古巴发起在哈瓦那召开三大洲会议，有82个国家代表参加，作出了整个世界以暴力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决议。与此同时，切·格瓦拉秘密潜入玻利维亚，首先竖起了反美武装斗争的大旗。

随着古美关系的恶化，以及古巴革命影响不断扩大，拉美一些民主政府领导人担心古巴支持“游击中心”活动，将会在拉美引起镇压，导致民主政府倒台。而美国变换策略，以同意惩处独裁者特鲁希略换取委内瑞拉等民主国家对其谴责苏古接近的支持。

尽管如此，1964年，美国操纵美洲国家组织，通过对古巴采取集体制裁决议时，除墨西哥拒绝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外，还有一些国家政府也对古巴采取了温和态度，不完全听命于美国。同1954年通过针对危地马拉的反共决议时情况相比，大不相同。1965年4月，美国出兵干涉多米尼加，也遭到委内瑞拉等一些民主国家政府的揭露和谴责。

另一方面古巴革命胜利后，由于在许多拉美国家出现了“游击中心”活动，华盛顿担心拉美大陆可能变成新的“东南亚”。为抵制革命运动传播，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1年正式提出“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其目的是要利用美援在拉美搞一些有限的社会改良，以缓和该地区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拉美国家也强调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于是，拉美国际关系，特别是美、拉关系开始转向经济发展方面。1964年年底，智利弗雷政府对美资铜矿实行“智利化”（即合营）后，1968年，秘鲁贝拉斯科政府对美资国际石油公司等外资企业也实行国有化。由于这些国家采取的国有化措施得到了拉美人民的广泛支持，美国只得宣布不对秘鲁实行“制裁”。

这阶段拉美国家和美国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南、北间不平等贸易关系越来越恶化。初级产品价格低廉和工业制成品价格昂贵的贸易“剪刀差”日益严重。拉美作为原料出口国每年向北方大国支付昂贵进口品款项不断增加，而通过其出口品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减少。这种不平等经济关系几乎损害了拉美国家各阶层利益。与此同时，在拉美逐渐形成了主张减少依赖美国，发展民族经济，促进“进口替代”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趋势。这些进步经济思想影响到拉美一些国家执政者，采取了一些经济变革措施。这种经济自主要求必然会在外交上有所反映。

其次，战后美国垄断资本不断渗入拉美经济各个领域，从矿产开采、服务业，逐渐扩展到贸易、银行直至手工业部门，使拉美工人和中等阶层人数增加。他们处境每况愈下，生活费用不断猛涨，而工资仍维持在最低水平上。整个拉美，其中5％的富人得到总收入的33％；而50％以上的贫苦者只得到16％，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因此，要求改变生活状况，争取社会、政治权利的斗争此起彼伏。另外，美国明显支持独裁统治的政策，激起了拉美中下层人民，以及上层中自由主义人士的不满和愤怒。甚至连南美一些保守派人士也反对杜勒斯的粗暴干涉。因此，在拉美逐渐形成了反帝、反独裁高潮。这股强大潮流是促使60年代拉美国际关系变动的基础。

再次，在国际上，自1957年开始，资本主义经济趋向衰退，而社会主义世界的消费和生产却得到明显增长。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标志着不结盟国家开始登上国际舞台。所有这一切，及世界各地人民民主和自决的进步消息，启发和鼓舞着拉美各阶层人民。他们越来越感到冷战使拉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减弱，因此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发展民族经济，探求美好未来。

最后，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在经济建设和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1957年掌握了洲际导弹，并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和古巴影响的不断扩大，美国在拉美的霸权统治受到威胁，从而使拉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某些变化。

三

20世纪60年代末至尼加拉瓜革命胜利（1969—1979年），是拉美国际关系，特别同美国关系发生显著变化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拉美国家开始冲破美国霸权罗网，实行对外关系多极化和独立自主。国际关系目标也从单纯战略安全利益，重点转向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1969年5月，21个拉美国家在智利维尼亚德马尔召开拉美经济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拉美各国在基本经济问题上，首先对美国采取团结一致的立场，指责美国阻止拉美国家独立发展，要求采取措施，提高和稳定原料产品价格，控制工业品价格上涨，并明确指出，拉美国家不发达是由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造成的。因此，《拉美协调一致宪章》（即《维尼亚德马尔文件》）的通过，标志着拉美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同年，安第斯国家签署了《卡塔赫纳协定》，成立了安第斯条约组织。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也签订了拉普拉塔河流域协定，各自加强小地区经济合作，联合对抗美国干涉和压力。1975年，又成立拉美经济体系，进一步增强拉美地区的经贸合作，并提高拉美在国际对话中的地位。与此同时，自秘鲁贝拉斯科政府采取一些国有化措施后，拉美地区开始显现出新的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浪潮，许多国家采取国有化措施，将大批外资企业（主要是美资企业）收归国有。1977年9月，巴拿马同美国签订了两项有关收复“运河区”主权的新条约。

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国有化措施，采取增加税收、削减配额、限制进口、停止贷款和援助、贸易禁运、破坏生产、经济制裁、逼债，以及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等报复性措施，美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尼克松政府“先是设法阻止阿连德就任总统，当这一步挫败后，就在其总统任期内制造麻烦，并唆使军方发动政变。于是美国的这个共和党政府也同以前的几届政府一样，出于反共目的而动用了中央情报局”^[4]。

许多拉美国家为减少或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积极发展同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欧和日本在拉美投资和贸易迅速增加，而且西欧国家已逐渐取代了美国，成了拉美国家最大的武器供应者。1973年，尼克松在一次报告中指出：“过去4年中，拉美各国政府向别国，主要是向英、法、联邦德国、加拿大、意大利和荷兰订购了价值12亿美元的军备。这比它们向美国购买的军备大了约6倍。”^[5]这同50年代初期，美国几乎完全垄断拉美国家武器供应的情况相比，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

拉美国家还同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积极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参加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正义斗争，并在石油输出国组织、铜出口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可可生产者联盟、国际铝出口协会等原料生产国和出口国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合国会议上，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在一些问题上同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美国唯命是从了。

此外，随着国际形势多元化，以及古巴对拉美政策的调整，拉美国家政府开始冲破美国政府设下的“意识形态边疆”，同古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和发展关系，加强经济往来。在1975年7月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外长特别会议上，撤销了该组织对古巴“制裁”的决议，并重申“加强不干涉原则，及所有国家有权自由选择它们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原则”。拉美国家同苏联、东欧国家关系随之也得到迅速发展。

引起这阶段拉美国家与美国关系深刻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霸权地位的减弱，其对拉美政策的调整，以及世界多极化格局开始形成和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地位的相对提高。

从1968年开始，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上首次出现了“滞胀”现象，到1975年，这种滞胀性经济危机更趋明显。美国在这场危机中受到了特殊影响。由于美国大肆挥霍和过度的公共开支（特别是侵越战争所需的大量军费），国家预算越来越呈现赤字，迫使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决定放弃美元和黄金间的固定比价，动摇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在政治上，由于侵越战争挫败和军事实力的削弱，尼克松从1969年开始通过基辛格寻求一种调整措施，以使美国“体面地”撤离东南亚。这标志着美国由鼎盛走向衰微。而在二次大战中失败和削弱的日本和西欧已经得到复兴。日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以及西欧共同体的形成，同美国在经济上展开了激烈竞争，加深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与此同时，苏联经济到1970年也趋向停滞。中苏严重对立。随着世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深入发展，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得到加强。77国集团的形成，石油输出国组织权力的扩大，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发展等，显示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面对世界各国力量的巨大变化，美国调整对拉美政策。1969年10月31日，尼克松在泛美报业协会演说中，首次提出美国对拉美的“低姿态”政策，强调同拉美国家建立一种美国“少指手画脚，多倾听意见”的更加成熟的伙伴关系^[6]。随后，他在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这种伙伴关系是以“有同有异为基础的”^[7]，是一种拉丁美洲将对思想倡议和行动承担日益增大的责任的关系。美国将继续是一个积极的伙伴，但“将减少以前所起的支配作用”^[8]。1977年卡特上台执政后，为反击苏联在拉美的扩张，放弃了尼克松对拉美的“低姿态”政策，采取了美国前驻美洲国家代表利诺维茨为首的美拉关系两党委员会提出的“新方针”，强调维护拉美的人权和民主，更多地关心拉美经济发展^[9]。这一切为了拉美国际关系多极化创造了客观条件。

从拉美内部看，战后数十年，拉美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长，1950—1980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倍，人均产值增长2倍，工业产值增长6倍。在许多拉美国家，现代化大生产广泛存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相当普遍。这为拉美地区对外关系多极化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其次，60年代前，拉美国家在经济上推行内向发展战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国际因素在国内发展中的作用不很大。但从60年代后期开始，大部分拉美国家相继推行鼓励工业品出口政策。实行“出口替代”和对外贸易多样化，并把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同推行多极化外交结合起来。最后，古巴政府自1968年开始，对拉美采取了支持不同革命道路的新政策后，促进了拉美资产阶级民主变革运动的发展，并增强了拉美国家间团结合作，一致对外的力量。

四

尼加拉瓜革命胜利至1991年苏联解体，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阶段美国对拉美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发展同墨西哥的密切关系，维护加勒比地区的安全和繁荣，以及保卫南大西洋交通。为阻止苏联利用中美洲危机，制造第二个古巴，美国采取军事和政治并用的“低烈度战争”战略，不惜粗暴干涉巴拿马和武装入侵格林纳达。同时，修复同南美国家的关系。而拉美国家重点围绕中美洲地区和平及解决债务危机问题，开展了广泛的双边和多边活动，采取温和、稳健和务实的外交政策，显现出了拉美各国独立自主和团结合作的进一步增强。

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和格林纳达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以及古巴在不结盟国家运动中影响的加强，美国政府为挽救其在拉美日趋衰微的霸权地位，对拉美又采取了强硬干涉政策。里根政府一方面不断警告古巴如继续对萨尔瓦多游击队运送武器，美国可能对古巴实行封锁；另一方面不断援助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政府，致使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战事不断，中美洲局势动荡不安。虽中美洲动乱根源主要在于该地区经济落后、政治黑暗和社会不公正等弊端，但美国的插手，使局势日趋恶化。为反对外国势力干涉，争取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1983年1月，墨西哥、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4国组成孔塔多拉集团斡旋活动遇到困难时，秘鲁、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又于1985年7月组成利马集团，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和平调停。在两集团8国和其他拉美国家团结一致，开展大规模外交活动的推动下，1987年8月，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五国总统排除干涉，签署了中美洲和平协议，显示了拉美国家独立自主地和平解决本地区事务的能力。

与此同时，拉美国家为减轻外债负担，克服债务危机，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一方面在美国、西欧、日本和加拿大市场争取新贷款；另一方面继续扩大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债务国间的协调行动，以渡过债务危机。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拉美国家提出的建议和要术置若罔闻，坚持债务问题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谈判“逐步”解决。后随着拉美国家联合抗债和债务形势的恶化，迫使美国先提出“贝克计划”，放弃采取紧缩措施作为清理外债条件的做法，认可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债务问题。1989年，美国提出了减轻拉美债务负担的“布雷迪计划”，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国加入了该计划，并与债权银行达成了减债协议。拉美国家同以美国为首的债权国和债权银行进行一系列谈判，避免了拉美地区债务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并使债务问题解决日趋朝着政治化方向发展。拉美国家努力加强本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以使它们在国际上有更多独立性，并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

引起拉美国际关系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其一因国际大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美苏实力相对下降，及世界多极化格局形成，美苏由对抗走向对话，一些争夺的热点地区开始变冷，出现了政治解决的势头。同时，世界各国人民和各政党、组织普遍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发展经济，坚持国家关系不干涉原则，主张和平竞争。因此，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发展趋势。其二，自70年代中期起，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拉美中间阶层力量空前壮大，其影响扩及社会各个领域，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70年代末开始，各国军政府纷纷“还政于民”。大多数国家代议制民主的恢复和确立，标志着逐渐占据拉美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日趋成熟。他们采取温和、稳健和务实外交政策，为拉美国家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三，战后30多年的实践不仅使拉美劳动人民和广大中间阶层，而且掌权的资产阶级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其民族利益不同于北方强国的利益，懂得了拉美国家贫困、落后的根源，以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一致性。特别是英阿马岛战争后，拉美国家对此有了更进一步认识。因此，拉美一些国家公开声明自己属于第三世界，无论在本地区或全球性重大事务中，常站到发展中国家一边，特别加强拉美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以免受经济强国的欺压，并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五

综观冷战期间拉美国家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可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1.冷战期间，由于国际、拉美地区和美国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美国不断调整对拉美政策，导致拉美国际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单向式一极，变成双向式两极，到多极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显现出了从对美国的单向依附关系，逐渐走向独立自主、平等为特征的多向依存关系。但美国视拉美为禁脔，千方百计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控制并称霸拉美的总目标没有变化，它通过“援助”、贷款、投资、贸易和建立跨国公司等手段在拉美的经济扩张不断加强，一旦有国家为发展经济，进行改革，触动了其跨国公司的利益，并在外交上不听它使唤，它就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冠以“共产主义威胁”的罪名扶植代理人策动政变，建立军事、政治集团，直接派兵或派雇佣军入侵，颠覆不听其使唤的政府，建立符合它需要的军事和政治集团。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和智利阿连德政府及美国对巴拿马的粗暴干涉和武装入侵格林纳达等都是明显的例证。冷战结束后，随着拉美各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不断加强，拉美国家之间及各国内部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拉美国家人民与美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冲突必将日益增多。由此导致类似上述的事件仍将会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出现。

2.二战期间美国为获得急需的战略原料和物资，主动和拉美国家签订长期双边或多边购货协定，按公平价格收购原料并按美国市场同等条件供应制成品。大战结束，美国调整经济结构，停止或大大缩减战时物资收购和平价制成品的供给。拉美国家亟盼美国同它们另签经贸协定，并扩大战时的经济合作，提供长期开发资金，使它们也能渡过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时期。但美国根本不顾拉美国家的需求，专注“冷战”，一味强调私人资本在拉美的重要性，要求拉美国家放弃“经济民族主义”，“鼓励私人资本和公平对待外国资本”。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要求拉美国家分担其重负，“相对平等地牺牲”某些民用经济，发展战略原料生产。一旦战争结束，美国仍对其实行贱买贵卖的政策，拉美国家指望利用战时初级产品价格上扬的大好时机，靠美国的帮助发展民族工业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后，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发展国有工业企业，对普通工业消费品设置高关税壁垒，并对某些农矿业部门实行国有化，以打破美国的垄断。美国工业品通过贸易销往拉美市场受阻后，美国政府支持和鼓励发展跨国公司，伴之以贷款和“技术援助”打入拉美国家，使流入拉美国家的美国资本迅速超过英国，居首位。而且主要流向化工、医药、通信、电力、汽车制造等技术含量高的产业部门。当外资企业不断挤占甚至垄断拉美国内市场时，一些国家采取收归国有，或出资购买其股份等国有化措施，靠借债进一步发展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结果于1980年代初，各国几乎都相继陷入债务危机。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指望美国等发达国家恩施来实现果然不现实，但靠国家长期保护民族企业来同它们对抗，走非市场化发展道路也是行不通的，当然，作为后发国家政府完全不加干预，大开国门，完全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也是不可取的。只有在激烈变动的国际、国内大市场中，政府根据本国和本地动态比较优势，给企业营造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企业的创造力和革新精神，支持一批批脱颖而出的优秀企业，参与激烈国际竞争，在世界市场拼搏中进一步成长壮大，并不断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替换，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

3.美立国以后，一直重视商业，崇尚自由竞争，积极推行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把发展眼光伸向境外，鼓励企业走向世界，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推向国际市场，作为打开落后国家门户的“重炮”。拉美国家作为它的近邻，首当其冲。长期以来美通过贸易和投资从拉美国家攫取了大量好处，拉美国家人民为美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二战后，面对普遍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美国率先提出组建“国际贸易组织”，以便削减贸易壁垒，为美国商品、服务业和农业提供“最大限度市场准入”^[10]冷战结束后，拉美许多国家政府为摆脱债务危机，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及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同时，开放本国市场，以各种优惠措施，大力吸收外资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正是拉美一直所梦寐以求的。因此，拉美国家在结构性改革中，如不能逐步形成富有竞争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主要靠本国企业，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仍然主要依赖外资（主要是美资）促进经济增长的话，其同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很难避免。

4.战后至1960年末，拉美国际关系由于受美国冷战政策严重制约，以及干涉和挑拨，加上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在本地区内矛盾、冲突不断。但自70年代开始，随着拉美国家对外关系由同美国结盟逐渐转向不结盟，拉美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不断增强。这不仅表现在战略安全利益上，而且逐渐发展到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特别在80年代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高利率政策，使拉美国家国际收支和外债剧增，中美洲局势动荡不安。这一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使拉美国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加强地区合作和一体化对解决拉美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拉美国家以集团形式开展外交活动，加强地区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解决中美洲危机和债务危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战略力量重新开始了分化组合。美国利用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大力推行单边主义，试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新秩序。对此，拉美国家更应加强团结和合作。巴西强调发展同南美国家的“睦邻关系”，同时发展同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等国进一步加强与欧洲及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以增强其同美国斡旋的能力。

【注释】

[1]《美洲共和国》，《美国外交关系》（英文版），1947年第8卷，第58页。

[2]〔苏〕A·C·阿尼金等：《外交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第五卷（下），第705页。

[3]〔苏〕C·A·哥尼昂斯基等编：《外交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年，第四卷（下），第182页。

[4]〔美〕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20—321页。

[5]《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06页。

[6]〔美〕波普·阿特金斯：《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拉丁美洲》（西班牙语译本），拉美出版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1991年，第180—181页。

[7]引自〔美〕亨利·欧文：《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中译本），三联书店1975年，第127—128页。

[8]《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00页。

[9]〔阿根廷〕《舆论报》1976年12月22日，第20版。

[10]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 Trade Representative，1999Trade Policy Agenda and 1998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March 1999，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