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10年前中国向墨西哥的移民和中墨关系
过去几十年来，随着太平洋地区经济政治合作的发展，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开始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在拉美国家中，最早同时也最有效地开拓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的是墨西哥和智利两国。然而，对于中国与墨西哥早期关系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排华运动[2]。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的反华情绪和排华运动实际上产生和兴起于墨西哥革命之前，亦即迪亚斯政权的后期。因此，本文的研究集中于1910年之前，力图揭示中国人向墨西哥移居的根源和发展进程及其对19世纪末中墨两国关系的影响，19世纪后期墨西哥反华情绪和排华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本文认为，中国人向墨西哥的移民最早开始于殖民地时期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在迪亚斯时期墨西哥经济迅速发展的推动下，19世纪晚期中国向墨西哥的移民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并由此导致了中墨两国首次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在迪亚斯政权后期，由于华人在墨西哥经济实力的增长，导致了墨西哥排华运动的兴起。
一
在过去200年内，中外学者试图揭示在哥伦布航行之前是否有中国人到过墨西哥。1846年，英国汉学家梅德赫斯特在翻译《诗经》时，猜测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可能有大批被周打败的殷人渡海逃亡，漂泊到美洲西海岸，甚至在墨西哥地区建立了国家，从而最早提出了“殷人东渡说”。约100年后，1940年，中国的陈志良写了《中国人最早移殖美洲说》（《说文月刊》1940年第一卷），经考证认为，一部分殷人由被纣王囚禁过的箕子率领，向东北迁徙，最后横渡太平洋到了美洲。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奥尔梅克文化骤然兴起的时间为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好与殷人到达美洲的时间相吻合。据此，一些中外学者认为，殷人泛海时恰遇大风暴（中国史籍对此风暴曾有记载），故船只被吹到美洲大陆。殷逃亡者登陆后，在墨西哥圣洛索生活了一段时间，几年后迁往拉文塔，并在那里建立了都城。也就是说，最早的奥尔梅克人公元前1100年来到拉文塔，他们可能就是从中国而来[3]。
1900年法国学者最早提出法显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观点，并见诸报端。随后，国内章太炎发表专论，支持此说。但法国报纸和章太炎的论据和论断有许多错误，难以令人信服。故此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章太炎根据《佛国记》所记法显在南海航行遇风漂流到耶婆提国的史实，认为耶婆提即南美的耶科陀尔（厄瓜多尔）。厄瓜多尔（Ecuador，赤道）系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之后才有的名称，故此说根本难以成立。直到90年代，中国学者连云山著书对此说进行了考证。他认为，公元412年（东晋义熙八年），中国高僧法显在斯里兰卡乘中国商船回广州途中，在中国南海遇风东航105日，即三个半月，到达“耶婆提”。作者考证，此“耶婆提”不是一般认为的今天的爪哇，而是今墨西哥南部西海岸一带。法显在那里停留了五个月，于次年春，即公元413年（义熙九年）5月乘船西航112日，于当年秋9月回到山东青岛崂山。他认为，法显是中国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的第一个到达美洲的中国人，又是乘船从美洲回国的第一个中国人[4]。但是，有的学者指出，连云山的书中没有提出任何新材料，所做的证明很难说服人。其实，书中说“耶婆提”不是爪哇，而是美洲，纯属猜想。做这样的猜想，作者不是第一人，此前早已有人提出过，只是没有证明，也无法证明，因此很难被学术界接受。当然更谈不上是什么新的发现[5]。
1752年，法国汉学家德·歧尼（J.de Guignes，又译德·吉涅、金勒·吉尼等）根据我国《文献通考》卷三二七“扶桑国”的纪事里发现中国僧人在5世纪即已到达扶桑国，而扶桑国就是墨西哥。1761年，歧尼向法国文史学院提出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中国人发现美洲说”。此说一问世，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广泛兴趣和讨论，支持与反对者皆大有人在。19世纪末以来，我国一些学者也参加到“扶桑”问题的讨论中。其中朱谦之的《扶桑国考证》（1941年出版）最为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僧人于公元5世纪发现美洲的问题。但是也有学者如罗荣渠对此持否定观点[6]。
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上述观点尚未得到历史学家的普遍接受。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中国与墨西哥的联系是近代殖民主义兴起的产物。1521—1522年，西班牙殖民者跨越太平洋到达菲律宾。1559年，他们征服了墨西哥。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米盖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Miguel Lopez de Legazpi）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启航，再次登陆菲律宾，逐渐完成了对菲律宾的殖民化。
在西班牙人到达菲律宾之前很久，从10世纪以来，中国就同菲律宾之间有着贸易联系。1635年，在马尼拉郊区的巴里安（Parian），就居住着2万名中国人[7]。西班牙人来到菲律宾之后，很快就不得不依靠这些华人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各种服务。1628年，西班牙殖民首脑尼诺·德塔瓦拉（Nino de Tavora）承认，“没有一个西班牙人，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教士，不是从他们那里获取食物、衣服、鞋子。”[8]由于当时印度洋上的航道被控制在葡萄牙人手中，西班牙人为了打通欧洲、亚洲和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于是在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王室下令开辟了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贸易航线，这就是有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9]。这条航线的贸易主要是向墨西哥出口中国的丝绸，用墨西哥出产的白银支付。这一贸易的数额巨大，每年高达两百万比索。当西班牙商人从墨西哥返回的时候，船上随行的通常有他们的仆人或奴隶，其中就有来自马尼拉的中国人，这些人有的就留在了墨西哥。据历史资料记载，16世纪，在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居住着相当数量的亚洲人，其中包括中国人。在墨西哥城也有华人居住，甚至出现了唐人街。例如，1635年6月22日，总督接到了一份该市的西班牙理发师请愿书。其中抗议华人理发师“过分的”和“不适当的”生意活动，总督将此请愿书转交墨西哥城市政会议，并请他们就此向政府提出建议。市政会议建议将华人理发店限制为12家，并只准它们在郊区营业，目的在于消除华人理发师在市中心区的不公平竞争行为[10]。
二
19世纪初，拉美独立运动爆发。1813年，阿卡普尔科港毁于战火。1815年，最后一艘马尼拉大商帆从墨西哥驶往马尼拉，早期中拉贸易结束。但是，独立后，墨西哥政府试图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并促进中国向墨西哥的移民，以此来刺激墨西哥经济的发展[11]。墨西哥的政治精英认为，移民将不仅带来劳动力，扩大市场需求，而且会促进对于偏远地区的开发，加快国家的统一进程。虽然当时墨西哥的精英希望欧洲自由的白人，最好是天主教徒，移民墨西哥，以他们的勤劳和技术开发墨西哥边缘地区的“财富”，但是，由于当时在美国和其他拉美国家存在着大量的移民机会，很少有欧洲人愿意选择墨西哥作为移民的目的地。就是那些来到墨西哥的欧洲人，也很少在边缘地区定居，而是选择工资较高生活较为舒适的城市[12]。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墨西哥领导人开始对于强调吸引欧洲移民的方案进行反思。发展部长彼塞恩德·利瓦·巴拉西奥（Vicente Rita Palacio）在他向墨西哥国会提交的1876—1877年的报告中指出，刺激欧洲移民的计划受到了政府缺乏资金和国家交通设施不完善的阻碍。更重要的，欧洲人将不会接受墨西哥劳工的生活方式。而且，欧洲移民希望定居在人口中心，而这些地区恰恰不需要移民[13]。合乎逻辑的结论自然是，非欧洲移民可能更适合墨西哥的需要。19世纪70年代初，墨西哥城的新闻媒体就允许中国人向墨西哥移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墨西哥外交家和索科努斯克（Soconusco）的咖啡种植园主马里亚斯·卢美路（Maias Romero）认为，在铁路修建和热带种植园中，华工是理想的劳动力。在他看来，华人不仅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而且能够较容易地适应热带地区的气候条件。即使他们受到某些较差的待遇，相对软弱的中国政府即使代表他们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至于对墨西哥造成太大的威胁[14]。
与此同时，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进入美国西部太平洋地区之后，陆续有少数中国人从加利福尼亚南部越过美墨边界流入墨西哥，做工或经营小本商业。特别是1876年后，随着美国国内排华浪潮的兴起，一些居美华人逃到墨西哥作为避难场所[15]。一些移民公司也制定计划向墨西哥输送廉价华工，尽管这些计划皆未付诸实施。而且，在1874年中国和秘鲁建交、1878年中国和西班牙建交之后，一些在秘鲁和古巴（当时仍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华工在契约期满之后来到墨西哥。
然而，华人大量移居墨西哥，那是迪亚斯政权建立之后的事。在迪亚斯政权期间（1877—1911年），墨西哥通过威权高压统治实现了政局稳定，欧美工业化国家对于初级产品的需求日增，墨西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而变得十分突出。在墨西哥政府看来，外国技术、资本和劳动力是本国矿业、铁路和农业迅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16]。因此，墨西哥政府希望通过吸引外国移民来促进经济的发展。1883年，墨西哥政府颁布法令，允许外国人有权在墨西哥拥有土地和地下资源，允许外国投资者开发墨西哥的“公共”财富，这些“公共”财富绝大多数实际上是印第安人所占据的土地[17]。1886年，迪亚斯政府又颁布了外国人入籍法（la Ley de Extranjeria y Naturalizacion），以吸引外国人移居和投资于墨西哥[18]。为了鼓励中国人移居墨西哥，墨政府希望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1884年3月，墨西哥太平洋航运公司与发展部签订合同，开通墨西哥与东方的定期航线。每一次航运结束后，公司确保得到一笔补贴；每引进一名亚洲劳工，将得到另外一笔补贴。从一开始，华工的引进成为公司赢利的关键[19]。
墨西哥太平洋航运公司的成立导致了墨西哥、英国以及中国之间复杂的外交交涉。1884年下半年，该公司的一艘船试图从香港载运中国旅客赴墨，但被阻止。公司求助于墨西哥外交部，外交部长马里斯格里代表公司进行调解。由于中国对于其公民前往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或者没有领事代理的国家感到疑惧，墨西哥表示，在中、墨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联系之前，允许英国外交人员代表中国，保护在墨西哥的中国人的利益，但是，中国拒绝了这一方案。1886年，为了找到一个允许该公司引进中国劳工的办法，墨西哥再次做出了一次劳而无功的努力。但是，在1888年，当公司再次请求外交部干预时，遭到了拒绝，因为外交部意识到，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通过谈判签订一项条约。1889年，该公司不再存在。
墨西哥太平洋航运公司不是唯一一家对引进华工感兴趣的企业。1885年，圣弗朗西丝科的温沃公司（Win Wou Company）为了促进移民，建议卢美路与中国签订一项条约。1890年，另两家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这些公司和其他一些私人以及发展部，可能还有冈萨雷斯（以及1884年重新当上总统的迪亚斯）的压力下，外交部试图与中国建立联系[20]。
1884年3月，墨西哥在香港任命了商业代理。8月，外交部指示卢美路在华盛顿就签订一项商业条约的事项与中国驻美大使郑藻如接触。1885年11月，卢美路被授权参照巴西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与中国就签订通商条约问题进行谈判。郑将此事报告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指出，“墨西哥系无约之国，未与立约，将来保护华工无权，”“与其于（华工）既受凌虐之后始行设官挽救，害大而事难，不若乘其未往之先，妥订章程，设法经理，事易而害小”，主张与墨立约建交以利于处理华工问题[21]。但总理衙门鉴于广大人民反对洋人拐骗与虐待华工，而保护华工问题又不易交涉，因而指示使臣予以婉拒，此事遂寝。但是，直到1889年，卢美路继续断断续续地进行努力，但是仍受到挫折。对此，1886年（光绪十二年），中国出使美、日、秘国大臣张荫桓给国内的信中有如下记述：“墨西哥公使罗墨（卢美路）往还未晤，遽来照会，请示期商定通商条约。荫桓复以未奉有廷谕，不敢遽与商定云云。……查墨国通商之意，志在招工。”张荫桓同意前述总理衙门的看法，认为，“惟该国土人，亦厌恶华人之甚，恐将来仍蹈美西故辙，不能不慎之于始”[22]。
然而，19世纪末，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转变。一方面，1882年后，由于美国排华法令的实施，很多华人转而选择移民墨西哥[23]。面对这种现实，通过外交途径保护华人以及与移民相关的问题变得紧迫起来，迫使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墨西哥的政策。另一方面，此时中国的对外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考虑向墨西哥“疏通华民去路”，以收“广开利源，隐消患黎”之效。总理衙门的奏折指出，“近年因美国禁工过严，不得不借以（指通过与墨建交）疏通华民去路。且以该国居民既少，矿土尤多。……非徒为通商招工，并欲招致华民授田开垦，与从前古巴秘鲁等处招工情形迥不相同。前接杨儒奏称，华民赴墨，工值虽廉，而土客可以相安，商税虽重，而开垦之人可以迩免。且一经认垦，即为永业。……此约一定，于出洋华民生计不无裨益。”[24]
1891年，在华盛顿的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与卢美路接触，就友好和通商问题进行磋商。谈判开始于1893年并持续到1894年。同时，1894年清政府新任驻美使臣杨儒奉命接受墨西哥政府邀请，派员赴墨考察，具体了解当地实况。杨儒随后将考察情形“绘图贴说”，呈报总理衙门，并指出居墨华侨对“通商一事，盼望綦殷”。1894年年底，杨儒和墨西哥驻美大使共同拟定了条约文本，并呈递各自的政府。但是，1895年，两国都无暇顾及建交问题。墨西哥卷入了与危地马拉的边界冲突，中国清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1886年，中国新任驻美使臣伍廷芳与墨西哥驻美大使卢美路重开谈判，经过协商，互作让步，共同拟定了条约文本。次年，当准备签署条约时，卢美路突然病故。1899年夏，墨西哥新任驻美公使阿斯庇罗斯又与伍廷芳再次会商，最后修订条约共20款，于同年12月14日正式签署《中墨和好通商行船条约》（次年经批准换约后生效），在两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外交关系[25]。对于这段过程，伍廷芳在向清廷的奏折中做了如下说明：“光绪甲申、乙酉间，该国以立约招工来请，久无成议，经前任使臣杨儒派员赴墨察看情形，拟定约款，电总理衙门奏明筹办。旋以墨政府久无确因，复由墨约暂难定稿缘由，奏明在案……臣接任后……驻美墨使阿斯庇罗斯来美，复与议谈……现经厘定为二十款。”
根据这项条约，墨西哥得到了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对于保护华工利益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条约的第五、六、十七款。
第五款规定：“两国允准嗣后彼此人民出洋，无论单身或携眷属，皆须出于情甘自愿，不准或在中国各口，或在他处，妄用勉强之法，或施诡谲之计，诱令中国人民不出情愿而往。如有两国人民及船只违背此约，则两国必须严究办，均照本律例从严拟定罪名。”这一款意在保护华工，伍廷芳指出，“华人自闻中墨议约，赴墨者已有数千人，固虑他族欺凌，尤恐奸民掠卖，现订约之始，预防流弊，必须本人情愿，不准诱令出洋，则包揽诱拐之风不禁自绝”。
第六款规定：“中国人民准赴墨国各处地方往来运货贸易，与别国人民一律无异，异国人民准赴别国人民所至之中国通商口岸，往来货运贸易。嗣后两国如有给予他国利益之处，系出于甘让，立有互相酬报专条者，彼此均须将互相酬报之专条，一体遵守，或互定专章方准同沾所给他国之利益。”这一款旨在保护华人在墨经商之权益，伍廷芳做的说明是：“华民出洋自为风气，外国人民每多歧视，小之启争竞之端，大之酿燔逐之祸。涓涓不塞，流为江河。美国禁工前车之鉴。此约一定，则我国人民往来贸易与别国一律无异，非特商务懋迁可期渐次推广，且于将来开荒种地之事，均可按照各国章程办理，利赖无穷。”
第十七款规定：“中国人民在墨国有控告事件，听其至审院控告，应得权利恩施，与墨国人民或与相待最优国人民无异。”显然，这一款的目的在于，一旦华工在墨西哥权益受到侵犯，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今约内声明控告事件得享权利，则遇有不平，随时可以赴官剖白，下情可以上达。”[26]
三
其实，早在1899年中墨立约订交之前，尽管受到中国政府的阻止，中国向墨西哥的移民一直没有停止，且人数逐年增加，到1895年，大约1000名中国人居住在墨西哥。绝大多数华人来自东南沿海的广东省，这里的农民为逃避饥饿和战乱，宁愿远渡重洋，而不是进入内地边疆，可能是因为这一地区传统的儒家教育的影响相对于内地较为薄弱[27]。两国签订商约后，前往墨西哥的移民有了进一步的增长。1902年后，由伍学晃、黄兴国等开设茂利及中华轮船公司，先后正式运载华人来墨。除此之外，葡萄牙、法国、英国的招工者也大量参与了将华工运至墨西哥的活动。“斯时墨国口岸未有移民局之设，外人入境，并无限制。”由1902年3月至1921年商约期满，计入墨之华侨不下三四万人[28]。虽然1899年的中墨条约中加进了防弊条款，但是，中国人出洋去墨西哥的时候，仍然不免被外国招工商人的金钱诱惑和虚假诺言所骗。去墨西哥的中国人有很多不是自出旅费，而是由别人资助的。隐蔽的、但是组织很严密的赊单办法暗中存在。1906年间中国的澳门、福州和上海三处通商口岸，差不多同时都查获法国和英国商人为墨西哥的罗莎利亚·宝琉铜矿诱骗华人出洋做工的案件[29]。
抵墨华人一般在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港口登陆，然后被引导到劳动地点，他有责任在这里工作到契约上规定的时间，通常为两年。工资很少超过每天1比索。华工一般受雇于铁路修建和热带地区的农业中，以及墨西哥北部的矿山中。据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记载，华工在墨的分布情形大约是：
1.往华克加Oaxaca（瓦哈卡）省开筑车路者三千余人。
2.往顺Sonora（索诺拉）省加烂纽铜矿区与南太平洋铁路线共一万四千人。
3.往尾利达Merida（麦利达）蔴园者六千人。
4.往未市卡利Mexicali B.C.（墨斯卡利）开辟棉园者七千余人。
5.此外往边界取道过美，或各省市镇者，无正确之统计[30]。
在墨西哥的契约华工的景况常常是惊人地糟糕。1891年，埃伊·劳伊（Hei Loy）公司的代理人向特乌安特佩克（Tehuantepec）铁路的修建提供劳工，他向迪亚斯抱怨，他的1000名工人被分散在地峡两岸，很多人居住在难以进入的工棚中，自从他们到来后就从未领到过工资，他们还在挨饿。1899年，差不多500名华工受雇于墨西哥中央铁路的圣路易斯波托西—坦皮科支线，他们向驻美国的中国外交官寻求救助。这些华工反映，他们是被昂倭公司（On Wo Company）征募来的，开始以为将受雇于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但是到那里后，他们被关闭在铁路机车内并被转运到蒙特雷，然后又到坦皮科。他们每月被支付26比索的工资，其中，5.25比索被扣除以偿还昂倭公司，12比索被扣除以支付饭费，8比索被扣除以支付“衣服、靴子和鞋子”。他们抱怨，“不论晴雨，我们都要辛苦劳作，要忍受各种各样的困苦，不敢闭一下眼睛”，该信件还说，一些华工被殴致死[31]。
华工境遇最差的地方是在尤卡坦，在那里，他们或者被私人公司雇佣来修建铁路，或者受雇于龙舌兰种植园。那里的条件是如此之差，以至于在1905年墨西哥城的中国领事到该半岛调查华工受虐待的情况。1910年，墨西哥罗莎利亚·宝琉铜矿公司发生虐待、迫害在铜矿内做工的中国工人的案件。受害华工分别向中国外务部和中国驻墨西哥及美国使馆提出呼吁，中国与墨西哥为此进行了长期交涉[32]。
尽管工作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是在迪亚斯时期，华工对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进入20世纪后，墨西哥开始重新考虑其对华人移民的政策。对华工的虐待招致了国际舆论的批评和外交上的交涉，这自然使墨政府感到难堪。当然，华人移民也对墨西哥的法律和秩序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例如，虽然华人的犯罪率低于墨西哥的平均犯罪率，但是墨外交部经常得到报告，华人进行赌博和开鸦片馆等犯罪活动。对此，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至外务部函中也有提及：“今墨国华侨已有数万，种种恶习，势所必有。”他说，“其最著者，如开设烟馆，华洋男女群聚吸食一也。开设赌场，日夕喧嚣，显干巡警禁例二也。私立堂号，每因小嫌，辄行械斗三也。卫生不讲，疾病丛生，衣服饮食，安于秽恶四也。不检细行，败俗伤风五也。”[33]
但是，促使墨西哥政府对于华人移民政策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墨西哥国内对于华人移民的敌意日益增强。最初，来到墨西哥的华人绝大多数是劳工。然而，许多华工积累了少量资本后，转而从事其他职业。许多华人受雇于墨斯卡利的棉花种植园和尤卡坦的龙舌兰种植园，但是在拖雷翁、马萨特兰、坦皮科和奇瓦瓦等城市，华人发展起了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如餐饮、洗衣、制鞋和制衣、杂货店等[34]。虽然他们缺少资本，但是由于勤劳、节俭，也由于他们在美国有着广泛的信贷渠道，在墨西哥的几个州里，华人还是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04年（光绪三十年）驻美公使梁诚在给外务部函中，“举沃克丹埠之华侨生业言之，共有商店七八间，皆运中日杂货，销于华人最巨之店。……洗衣间约十间，餐馆约十间……”[35]同年中国驻墨参赞兼总领事梁洵也写道：“米利达，系于加敦省会，地在墨都东南……华侨人数，由二千五百以达三千。大商店七家，其三牟外利，其四牟华旅，其销路则茶丝磁绣俱有，而尤以爆竹为首屈。”[36]根据1899年举行的一项商业调查，下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最有实力的企业十大企业家之一是殷奎（Yun Kui，音译），他在六年前就开设了六家商店。除了销售中国货之外，他还生产低成本的帆布鞋，并销售干货、杂货和五金[37]。在索诺拉州，华人很快控制了制鞋和制衣业。例如，到1903年，索诺拉州37家鞋厂中，华侨至少拥有10家，每年生产10万美元商品[38]。这些鞋厂主要雇用华人。1890年，居住在该州的229名华人中，有161人，亦即70％在华人开办的制鞋和制衣作坊工作。1900年后，一些华人企业家在该州有了更大的发展。如冯渠（Fon Qui，音译）和胡安·栾坦（Juan Lung Tain，音译）进入杂货和干货销售业。他们两人在索诺拉州的十几个城市都有销售店，每人的资产达10万美元[39]。1910年，该州大约有4486名华人，他们几乎控制了该州的零售和信贷业[40]。华人取得最大成功的地方是在托雷翁（Torreon），在那里，他们拥有一家主要的银行和该市的一条路面电车线路。
需要指出的是，华人虽然在工商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仍不能与其他外国集团和土著墨西哥人相比。例如，1897年，索思沃斯（John R.Southworth）主持索诺拉州商业考察，在按地区统计的所有公司中，只有一家华侨公司，即隋福崇（Siu Fo Chon）制鞋厂。德国、美国、法国和墨西哥商行都是作为主要的零售商和批发商占据显著地位，而北美人大多经营矿业。索思沃斯认为，低水平的不值一提的沿街叫卖的小商业、杂货、缝纫、洗衣、厨师等正是贫穷的华人所擅长的[41]。但是，正是由于华人不像欧美人那样投资于墨西哥人无力经营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主要是从事一些墨西哥人自信能够做到的中等程度的经济活动，这使得墨西哥人难以接受。因此，随着华人从劳工转向商业和服务业，并在这些领域与墨西哥人开始出现竞争，对于华人进行种族主义的攻击愈演愈烈。华人时常被丑化为罪犯、懒汉和本性残忍、吸鸦片者、赌徒以及可怕的沙眼、脚气病患者等。这种情绪很快导致了暴力事件。1886年，在马萨特兰发生了一起针对华人的暴乱，同一年在墨西哥城发生了几起无缘无故地袭击华人的事件。1891年，在诺加莱斯，因一家木材工厂雇用华人而激起了罢工，1894年，在蒙特雷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到1900年，此类事件已屡见不鲜，一些企业因此避免雇用华人。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墨西哥政府加强了对于入境华人的健康检查，目的在于限制华人的进入。1902年，在墨西哥城设立了“最高健康委员会”（Consejo Superior de Salubridad），并在韦拉克鲁斯和太平洋沿岸主要港口设立了机构对入境的人和物品进行检查、观察和隔离。1903年后，墨西哥内政部制定防疫章程，规定“嗣后华民来墨，应即遵照下开各款办理”：
第一款 凡侨民搭船来墨，其未登船以前，必须先由医生查验，发给执据，再由墨国驻扎出口领事照例批准，如无墨国领事，则由美国领事代批。惟该执据应在轮船抵墨之日两月以内发给。
第二款 船上须备除疫机器，可免搭客衣服行李传染疫症，亦须置有格理顿所制器具一幅，俾可制造硫强水，以净船上，并杀小鼠。
第三款 凡轮船行抵墨国港口，所载货物行李，若须登岸，应遵卫生局酌量设法防疫，船上搭客，亦须遵照所定轮船出进防疫章程，细加查验。所有当时一切供应费用，均由轮船公司备给。
第四款 凡轮船载运华民来墨，只准在曼山尼佑港登陆。中华轮船公司应在该处预造房舍，足供每船能容最多人数之用，暨须适合卫生局之意。如搭客不过十人，除曼山尼佑港口外，亦准在亚卡普咕埠、麻萨兰埠、爪马士埠、覃壁咕埠、威拉克鲁士埠、爪咕埠登陆。
第五款 除以上所开各款，如卫生局为预防起见，或因船舱单指明出口之港口，或路过之港口，染有时疫，或因船上遇有意外之事，或因船上及搭客未尽洁净，均可随时另设他法防疫。
第六款 卫生局暨卫生局所派委员，有权暂行扣留船只，以便遵照各款办理[42]。
1907年，内政部敦促“最高健康委员会”对华人移民的健康要求进行强制性地管理。到1908年，确立了管理移民的固定程序。当时，中国移民大都通过萨利纳·克鲁兹入境墨西哥，在这里，专门健康检查员对于前来的船只进行检查，只有具有健康证明并看上去身体健康的人方可下船。被允许上岸的人要被关在属于轮船公司的房子里，隔离十天，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物品进行消毒。任何表现出生病迹象的人都要被送回船上。政府官员、船主、移民和外交人员之间的冲突时常发生。
为了对华人入境问题提出一项政策建议，1903年，墨西哥内政部任命了一个以格纳罗·拉伊格萨（Genaro Raigosa）为首的委员会，研究华人和日本人移民问题。但是，直到迪亚斯倒台前，该委员会也没有提交一份正式的报告，政府除了加紧健康检查外也没有什么新的举措。大量的华人继续进入墨西哥，反华情绪继续增长，特别是在北部各州。政府意识到墨西哥存在着一个“华人问题”，但是政府内部的利益冲突以及政府的惰性使它最终没能提出一项解决方案[43]。最终，随着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发生了严重的暴力性的排华行动。
【注释】
[1]近几十年内出版和发表的关于中拉关系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增多，例如，在中国，沙丁、杨典求等：《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罗荣渠：《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李春辉、杨盛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在墨西哥，Marisela Comelly y Romer Cornejo Bustamente，China-America Latina：Genesis y Desarrollo de sus Relaciones，El Colegio de Mexico，1992.Felipe Pardinas，Relaciones diplomaticas entre Mexico y China，Mexico：Secretari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1982。在美国，Cecil Johnson，Communist China and Latin America，1959-196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Frank O.Mora，“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sources and consequences，1977-1997，”in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41：21999，pp.91-116。
[2]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Charles C.Cumberland，“The Sonoran Chinese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40：2（May 1960），pp.191-211；Phillip A.Dennis，“The Anti-Chinese Campaigns in Sonora，Mexico，”Ethnohistory，26：1（1979），pp.65-80；Leo M.D.Jaques Dambourges.“The Anti-Chinese Campaign in Sonora，Mexico，1900-1931，”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Arizona，1974；Leo M.D.Jaques Dambourges，“The Chinese Massacre in Torreon（Coahuila）in 1911，”Arizona and the West，16（Autumn 1974），pp.233-246；Jaques Dambourges，“Chinese Merchants in Sonora，1900-1931，”in Luz M.Martinez Montiel，Asiatic Migrations in Latin America，El Colegio de Mexico，1981，pp.13-20；Jaques Dambourges，“The Anti-Chinese Legislative and Press Campaign in Sonora，Mexico，1916- 1921，”Immigrant and Minorities，5（July 1986），pp.167-180；Humberto Monteón González，Chinos y antichino en Mexico：documents o su estudio，Guadalajara：Gobierno de jalisco，Secretaria General，Unidad Editorial，1988； Jose Luis Trueba Lara，Los chinos en Sonora：una historia olvidada，Sonora，Mexico：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Histricos，Universidad de Sonora，1990；José Joege Gómez Izquierdo，El movimiento antichino en México1871-1934：problemas del racismo y del nacionalismo durante la Revolucion Mexicana，México，D.F.：Instituto Nacinal de Antropologia e Historia，1991；Raymond B.Craib，Chinese immigrants in Porfirian Mexico：Preliminary Study of Settlement，Economic Activity，and Anti-Chinese Sentiment，Albuquerque：Latin American Institut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1996；Kenneth S.Cott，“Mexican Diplomatic and the Chinese Issue，1876-1910，”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67（February 1987），pp.63-85；Lawrence Douglas Taylor，“El contrabando de chinos al largo de la frontera entre México y Estados Unidos，1882-1931，”Frontera Norte 6，No.11（Jan-June 1994），pp.41-57；Eduardo Ayuon Gerardo，El dragon en eldeserto：los pioneros chinos en Mexicali，Instituto de Culturade Baja California，1991；Evelyn Hu-DeHart，“The Chinese of Baja California Notre，1910-1934，”Proceedings of the Pacific Ocean Coast Council on Latin American Studies，12（1985-6），pp.9-30；Robert Duncan，“The Chines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Baja California，1889-1929，”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74：4（Nov.1994），pp.615-647。参阅李安山：《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研究概述》，载《亚太研究论丛》，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5—247页。
[3]董经胜：“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周南京总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4]连云山：《谁先到达美洲——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1580年兼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5]王邦维：“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4期。
[6]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7]E.H.Blair＆J.A.Robertson，The Philippines Islands，1493-1898，1905-1919，Vol.25，Cleveland，p.49.
[8]E.H.Blair＆J.A.Robertson，The Philippines Islands，1493-1898，1905-1919，Vol.22，p.250.
[9]Jorg Faust-Uwe Franke，Attempts of Diversification：Mexico and the Pacific Asia，see http://www.asiayargentina.com.
[10]Homer H.Dubs＆Bobert S.Smith，“Chinese in Mexico City in 1635，”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No.4，Aug，1942，p.387.
[11]Kennett Cott，“Mexico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Issue，1876-1910，”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67：1，1987，p.63.
[12]Robert H.Duncan，“The Chines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Baja California，1889-1929，”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74：4，1994，p.616.
[13]Kennett Cott，“Mexico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Issue，1876-1910，”p.64.
[14]Robert H.Duncan，“The Chines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Baja California，1889-1929，”p.617.
[15]Wu Paak-shing，“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exico，”China Quarterly，4，Summer，1939，p.441.
[16]Leo M.Jacques，“Chinese Merchants in Sonora，1900-1931，”in edited by Luz M.Martinez Montiel，Asian Migrations in Latin America，El Colegio de Mexico，Mexico，1981，p.13.
[17]Jurgen Buchenau，“Small Numbers，Great Impacts：Mexico and Its Immigrants，1821-1973，”in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Spring 2001，p.34.
[18]Francisco A.Romero Estrada，“Factores que provocaron las migraciones de chinos，japoneses y coreanos hacia Mexico：siglos 19y 20”，see_http:// www.gknla.net/history_resources.
[19]Kennett Cott，“Mexico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Issue，1876-1910，”p.67.
[20]Kennett Cott，“Mexico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Issue，1876-1910，”pp.67-68.
[21]转引自沙丁、杨典求：“清季我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的首次建交及其影响”，载《拉丁美洲史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342页。
[22]“出使美、日、秘国大臣张荫桓呈总署告以墨西哥欲订约而意在招工函”（光绪十二年四月初十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239页。
[23]1882年，美国最终通过了《1882年之限制法案》（The Restriction Act of 1882）。规定“暂停”所有各种华工入境十年；其他留学、旅行、贸易人等赴美，必须持有中国政府之凭证；美国任何一州均不得允许中国人取得美国公民资格。1888年，通过了第二个排华法令，禁止除了教师、学生、商人和游客之外的所有华人入境，禁止回国的华工再次进入美国，除非他们有妻子、孩子、父母或者有超过100美元的财产或债务。1893年，要求所有在美国的华人持有居留证，1902年，所有中国向美国的移民皆被禁止。参看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7页。
[24]“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奏墨西哥约款已妥订情形折”，转引自沙丁、杨典求：《清季我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的首次建交及其影响》，载《拉丁美洲史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343页。
[25]Marsela Connelly，Romer Bustamente Cornejo，China-America Latina，El Colegio de Mexico，Mexico D.F.1992，pp.40-47.
[26]“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奏墨西哥约款已妥订情形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第1240—1241页。
[27]Francisco A.Romero Estrada，“Factores que provocaron las migraciones de chinos，japoneses y coreanos hacia Mexico：siglos 19y 20”，see_http:// www.gknla.net/history_resources.
[28]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第269页。
[29]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第287—288页。
[30]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第269页。
[31]Kennett Cott，“Mexico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Issue，1876-1910，”p.71.
[32]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第289页。
[33]“使美梁诚为墨西哥弛禁华人登岸事致外务部函”（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第1243页。
[34]Francisco A.Romero Estrada，“Factores que provocaron las migraciones de chinos，japoneses y coreanos hacia Mexico：siglos 19y 20”，see_http:// www.gknla.net/history_resources.
[35]“使美梁诚为祥陈华工在墨情况事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四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第1245页。
[36]“照抄驻墨参赞兼总领事官梁洵来禀”（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第1247页。
[37]Robert H.Duncan，“The Chines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Baja California，1889-1929，”p.616.
[38]〔美〕胡其瑜：“移民与发展中的社会——墨西哥北部的华人”，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44页。
[39]Leo M.Jacques，“Chinese Merchants in Sonora，1900-1931，”p.15.
[40]Jurgen Buchenau，“Small Numbers，Great Impacts：Mexico and Its Immigrants，1821-1973，”p.35.
[41]Evelyn Hu-Dehart，“Chinese，”in edited by Michael S.Werner，Encyclopedia of Mexico：History，Society and Culture，Chicago，1997，pp.245-246.
[42]“照译墨西哥内政新定防疫章程致中华轮船公司董事谕文”（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九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第1243—1244页。
[43]Kennett Cott，“Mexico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Issue，1876-1910，”pp.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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