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论预设的“囚徒困境”

一、作为理论预设的“囚徒困境”

柏拉图相信“逻各斯”的力量，凭借“哲学言辞”来支撑和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必然性。从思想逻辑来看，为了解决希腊古典社会的政治选择问题，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城邦”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最根本的价值诉求和理想目标。这导致了柏拉图在理论上预设“囚徒困境”这一前提，因此才有了人的解放和建构正义城邦的问题。

“囚徒困境”把世界二分化，分为“洞内”和“洞外”、现实与理想。柏拉图坚持，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囚徒困境具有必然性、普遍性、永恒性和不可解除性;但对少数人来说，他肯定其获得解放的偶然性、特殊性、暂时性和可能性。许多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柏拉图的这种区分，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感性世界、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本质世界的区分;有的学者从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的角度来理解，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诉求利益的狭隘的政治社会与追求智慧的超越性的哲学世界。事实上，柏拉图关于“洞内”与“洞外”的区分是复杂的，不仅仅包含一种内容，主要是运用矛盾方法，在非至善性世界与至善性世界这一基本区分的前提下，来阐释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和联系，把它们理解为封闭世界与开放世界、无知与有知、未受教育的与受过教育的、自在的束缚与自为的解放、虚幻的感觉世界与真实的理性世界、追求世俗愉快的政治生活与追求理想生活和精神愉悦哲学世界、堕落的灵魂与回归到本真状态的灵魂的对立。这种区分也还隐含着这样一种对立:由多数并未真正解放的俗众所构成的政治社会与由少数真正解放的精英所构成的自由个体之间的对立。

“囚徒困境”设定了人的现存的“囚徒状态”——洞穴中被锁链牢牢地捆绑着。柏拉图给这种状态作了二重设置:一重是洞穴环境，另一重是捆绑状态。就“洞穴环境”而言，“洞穴”尽管是一种限制的境域，但它不是绝对的束缚，其中存在着火光、自由行动的有限空间、太阳从洞口的投射和通向外部的坡道，是相对自由的环境。尽管柏拉图没有明晰这一困境由何而来，怎样而成，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灵魂堕落和人类降生以后就与生俱来上肯定这一困境的存在;从作为逻辑前提的事实存在上理解。因此，柏拉图提出了人的限制及其永恒性问题、人的超越和实现一种新的公民社会的问题。柏拉图对人能否超越洞穴困境始终犹豫不决，怀疑人能普遍性地超越囚徒困境。可以看出，柏拉图把洞穴困境的克服理解为人类彻底解放的最终条件，当然它不是唯一障碍和首要障碍。就“捆绑状态”来说，由于捆绑，囚徒完全被放置在绝对的不自由状态中，它是人类解放的首要障碍。因此，捆绑与洞穴是人类不自由状态的两个制约因素:捆绑造成了绝对的不自由，洞穴隔离了绝对自由，要实现绝对自由，首先必须对囚徒松绑，但松绑只是实现绝对自由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最终条件，只有走出洞穴，囚徒才能最终彻底解放。松绑了的囚徒可以在洞内建构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但他们只有在洞外才能建构一个绝对自由的境界。

“囚徒困境”旨在阐释人的彻底解放问题，柏拉图所提出的理念和创造性的构想具有不朽的价值。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始终在理想、信仰与现实、理性之间摆渡。中世纪的政治哲学继承了柏拉图关于世界的二元划分理论，提出了“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区别和信仰救赎的解放道路。近代政治哲学把上述问题转化为“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二阶段的过程性问题，提出了通过理性启蒙的解放道路。现代哲学一般都在消解信仰，无限地夸大人的主体性，不承认人的“囚徒困境”，特别是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坚持现实的合理性、合法性与自由性，反对理想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的二分法，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和能够实现幸福，把期望和理想贬损为仅具有画饼充饥功能的事物。不过，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人类的境况也并不那么充满自由和幸福，反而使人的精神处在极度的紊乱与紧张中，缺失了宁静与悠远。这启示我们:既不要忽视或轻易地消解理想，也不要妄言或慎言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