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人的本性是要过理性生活的,人是理性动物

一、人是理性动物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向善乃是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人自然也不例外，但不同的事物追求善的方式和达到善的程度却各不相同。一切事物都通过自己的本性来追求善、实现善。善及其与事物的本性和发展的过程是直接相关的，至善是人们在行为过程中可以实现的目标。亚里士多德指责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而已，因为这种“善”的理念本身是超验的，它和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独立存在的“善本身”是人根本就无法达到的。亚里士多德所诉诸善是人的行为过程能够达到的现实目标，作为善的理想城邦也是如此，不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事物的本性各不相同。人和一切其他生命实体的根本差别就在于人有理智，因此，人的生活是有理智的生活。人的理智包括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两个方面:理论智慧负责永恒真理的静观，其德性是知德;实践智慧关涉变化对象，其关键在于人的欲望、情感等等非理性部分受到理性的监控，服从理智的律令，其德性是行德。因此，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德性，只有当欲望、情感服从理性的律令或追求理性的诉求时所发生的行为才是一种道德行为。这种律令就行德而言，主要就是适度或中道。正是人的这种实践智慧能够判断行为中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从而制约人们行为符合行德。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无论是过度或不及，都足以败坏人的德性，惟有适度才能造就德性。但是，人的幸福或至善，更重要的在于自己的行为出自理性自身的诉求。对人而言，理性生活比起非理性的生活更值得追求，完满的幸福在“理性活动”之中。人应更为关心在理性中生活，唯有哲学家才能持续不断地静观真理。哲学能给人以最大的愉悦。从哲学探索中获得的幸福是自足的，哲学研究活动是伴随着最大快乐的德性活动。因此，追求哲学智慧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亚里士多德说:“哲学以其纯洁和经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10]，“理性的沉思的活动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它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有着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悦，而且自足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和其他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着的。”^[11]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实际生活分为两个部分:实践生活部分与理性生活部分。实践生活中的一些诉求不是人的根本目的，只是实现人的至善的前提条件。人的本性是要过理性生活的，这是人的至善生活领域。而理性生活需要有食品、健康、物品等外部条件的支撑，这些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追求理性活动的人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去谋求物质生活上的满足，中等的财产就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相反如果追求财富和欲望上的满足，就影响了理性生活的质量。亚里士多德也把闲暇与理性生活联系起来，认为最高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在他看来，各种实践活动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闲暇，不能使精神自满自足，它们驰骛于外部事物。而闲暇是理性活动的真正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无所外求、自得其乐、孜孜不倦的闲暇中，才有纯粹的理性生活。人有了闲暇，也才有了从事理性活动的乐趣，也就可以真正享有幸福或至善的生活。甚至，亚里士多德把闲暇看做是理想城邦的条件之一。就理想城邦而言，“忙于田畈的人们也不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因为他们没有闲暇，而］培育善德从事政治活动，却必须有充分的闲暇。”^[12]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闲暇，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一种自由的松弛的不为日常事务所紧紧捆绑的心灵上的专心致志和精神上的安闲舒适状态，即精神上的不浮躁和行为上的不急迫。显然，这种状态适于人们对复杂的价值问题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把它理解为公民集体意识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在这种状态下才能培养公民的政治美德，这种理解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