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人的幸福就在于过一种集体的生活。他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由于自己的本性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位可怜的人。这种人就像荷马所指责的一样:他无族、无法，又失去坛火，无家无邦，这种人是卑鄙，具有这种本性的人乃是好战之人，就像棋盘中的孤子。”[18]“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是唯一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的动物;［在通常意义上］，家庭和城邦乃是这类生物的结合体。”[19]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20]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城邦政治生活的优先性思想，并把这种优先性的根源归结于整体大于部分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个人和家庭在产生的顺序上先于城邦，但是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关于这种优先性，亚里士多德是在说，城邦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的形式和现实性。人作为一种有德性潜在性的动物最终是在城邦中才真正成为现实的人，即完全具有德性。城邦政治生活是人的德性的塑造者、规定者，是城邦政治把人们引向了至善，规定为德性动物。没有城邦，人就没有了德性，只是动物。从理论根据上说，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例如，如果整个身体被毁伤，那么脚或手也就不复存在或者失去了意义。一切事物均从其功能与能力而得名，事物一旦不再具有自身特有的性质，我们就不能说它仍然是同一事物。黑格尔对此有清晰的表述:手只有与肉体结合在一起时才是真正的手，脱离了肉体的手就不是真正的手了，就不具有手的意义与功能了。这也就是说，对于人而言，人因其生活在城邦中，才具有政治组织性从而成为人，一旦不具有城邦性这一特征，也就不是人而是动物了。所以，当个人被与城邦或他人隔离开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像部分之于整体一样。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的东西，就不是城邦的一个部分，它要么是只禽兽，要么是个神。过城邦共同生活是人的本性，最先缔造城邦以满足人的本性需要的人乃是人类的最大恩人。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城邦公共性即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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