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社会个体自由精神的变种

一、希腊城邦社会个体自由精神的变种

犬儒学派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存在，前后经历了创立、转型、复兴和衰落四个阶段。创始人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公元前445—前365年)，在青年时期先后追随高尔吉亚和苏格拉底，自视苏格拉底的精神传人。他的著作有62部之多，内容涉及逻辑、伦理、政治、历史、音乐、生物等方面，但都遗失了，仅留下一些残篇。在哲学上，他发挥了苏格拉底哲学中尊重自然和反思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思想，把它从苏格拉底哲学中加以分离，提升并确立为自然主义的哲学理念，从而奠定了该派的思想基础。第欧根尼(Diogenes，公元前412/ 403—前324/321)被认为是该派的第二奠基人，其作品有《论善》、《论德》、《共和国》、《论爱情》等，但都遗失了，仅留残篇。他强调作为犬儒的实践行为，认为安提斯泰尼仍然没有彻底实现自己的理论主张，所以他彻底放弃了医治病态社会的奢望，声称只想做“一条野性的狗”，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自在地活着。在第欧根尼之后，其弟子克拉底(Crates，约公元前365—前285年)最为著名，他写过几部悲剧，其著作《福岛》阐述了他的社会理想。他曾经是城邦中的大富翁，后来把全部家产捐给城邦，自愿以行乞为生，享受着清贫、放荡生活的乐趣。在克拉底之后，犬儒学派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群体依然存在，其生活方式和学术传统还基本保持着，不过强烈的反叛精神、执着的理想追求和类犬的生活方式都大大的衰退了，特别是他们的研究著述活动基本消失，表现出本性的另一方面:适应环境，得过且过，享受幸福的生活，为一块“骨头”向现实妥协乞怜。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犬儒学派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诉求个人价值，偏重推崇个人按自然生存的意义，把人的自然本性作为美德的唯一源泉，强调人凭据这一品质，能够脱离狂热欲望的摆布;自认为能够超然于多数人就善德对他们所作的错误评价，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基于这一价值理念，犬儒学派对文明社会和城邦政治采取了排斥甚至否定的态度，构想了“犬儒式”的理想国家。

犬儒现象无独有偶，古今中外皆有，只是因时因地因人因文化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和差异。例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庄子、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代的嬉皮士、金庸笔下的丐帮多多少少都有点犬儒的风骨。但犬儒作为一个学派并形成了哲学理论却是古希腊社会所特有的。中文“犬儒”一词是希腊语“ΚυιΚοδ”(like a dog，即像一只狗)或the Cynic(dog-like people，即像一只狗的人)的意译。该派人士获得“Cynic”即“犬儒”的称号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作为有思想的哲人，却有着类狗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和思想态度，人们便送以“犬儒”的称号，他们甘愿接受了这一“雅号”;另一种说法是该派创始人安提斯泰尼在一个名叫“快犬”的运动场(Cynosazges)与人谈论，讲学授徒，人们便称之为“犬儒学派”。不管怎样，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的晚期希腊社会中，出现了一群标榜自己为狗且有“类狗”的实际生活方式的哲人，他们是古希腊社会衰落过程中的异象，是个体自由精神在特定环境或特定人群中的扭曲表达，是对现实社会特别是希腊社会所奉行的文明秩序、制度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反叛。犬儒学派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推崇个体自由诉求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他们要人们彻底地返璞归真。在生活中，他们愤世嫉俗，反抗一切秩序与权威，特别是通过极端乖张行为方式来张扬自己，特别宣扬自己所感觉到的自由幸福的生存方式，其重点在于标榜自己的生活态度，凸显的是生活行为过程。

由此可见，犬儒学派看重自己的实践行为，与其把犬儒主义看做是哲学理论，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犬儒学派相信个人自由、自我满足，要求获得和实现这种自由，他们认定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达到自由，只不过是犬儒学派所认定的这一过程或自我满足的实现方式相当特别。简单地说，这一过程或实现方式是一个纯粹的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现过程，因此，与社会无关，与他人无关，与个人的非自然的诉求也无关。在犬儒学派看来，对个人自由而言，社会关怀是无关的事物，个人的积极向上心态是分心的事情，感官的快乐是腐败的事情，这些一定烦扰了人的自然本性;贫穷与无名才是促进自我维系个人自由的有效手段。他们公开宣称过一种自然的生活，藐视传统的社会道德，摒弃财富、权威和名誉。不过，这派人物所寻求的极端的与世无争的苦行主义是想显示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与存在，柏拉图就看到了犬儒学派的荣誉之心。柏拉图说:“第欧根尼，伪装着谦卑但这正体现出你是多么的骄傲呀。”^[1]

犬儒学派类似乞丐，通过特殊的方式把人的自然本性恣情任性到了极端，自认为卓尔不群，无求于人，“出淤泥而不染”，无欲而傲然独立，自由自在，反对社会，反对文明。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到处都是邪恶丛生、名利横流，到处都充满着虚伪、欺骗、贪财、争斗，人们失去了自己的本真，犹如置身于茫茫的迷雾之中。人们结成了社会，但社会对人而言，不论是政治、法律制度，还是宗教观念、仪式等等，都没有存在的必要，都应该受到批判、嘲弄和改造。因此，犬儒学派是现实社会的对立者、批判者、抗议者和怀疑者，也是现实社会的改造者、理想社会的构想者和创建者。他们既非赫拉克利特式的厌世者，也非伊壁鸠鲁学派式的避世者，更非中国道家的隐士、基督教的修士和佛教的僧侣，他们关心世间的疾苦，用貌似弃世、实则救世的方式来对待现实社会，是苏格拉底的牛虻精神的光大。他们对现实社会的“狗叫”是为了惊醒世人，使之幡然悔悟;他们自视“独行侠”，肩负着改造社会、拯救世人的使命，奔走于各个城市之间，出入于市场、体育馆、剧场、运动会等人群密集的地方，试图通过惊世骇俗的乖张行为，去反抗各种风俗礼仪和政法制度，从而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

犬儒学派作为希腊晚期社会中的一种异象，而且又并非昙花一现，必有其产生的特殊根源，是希腊城制度内在矛盾、希腊文化中的某些特殊精神及其传统、个人生活中的特殊变故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而主要的是，城邦制度特别是城邦公民制度在深化和扩展中孕育了普遍的公民权利意识，不分社会身份和归属的人人平等的观念和个人自由精神，一些特殊的个人的特殊性格和气质等方面有机结合造成了古希腊晚期的犬儒现象。这些具有普遍性的、超越狭隘的古希腊城邦公民权利的价值诉求和政治权利意识，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规范和政治文化中，既没有实现的希望和现实途径，也没有表达的基本方式、理论基础和完整形式，从而不得不用一种极端张扬人的自然本性的另类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更显得逆抗社会的主导潮流了。这就是说，这些价值诉求和政治观念在当时不可能有正态表达，必然要通过别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希腊传统社会中的某些思想要素，不仅是这种价值诉求和政治权利意识的思想基础，也成了其在特定环境中借以表达的有效方式。希腊传统社会及其文化中追求自然本性的精神，强调个体独立性与个人思维具有至上性的思想意识，抗拒权威的社会风气，崇尚简朴自足的生活方式，体现和强化着人的本能:普遍性、平等性的法权观念等，这些思想或精神要素影响或就是犬儒学派所凭借的思想要素。

从古希腊城邦制度来看，城邦制度的繁荣和发展孕育着个体自由精神极端化的胚胎，而其衰落则使这一胚胎畸形生出，从而造就了犬儒现象。城邦制度的核心是公民集体政治，公民是城邦的主体。城邦实则是公民的政治集合体，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在政治法制面前，公民人人平等。这种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突破公民身份这一政治限制而达到个体精神的自由发展和人人平等。当城邦集体主义精神失去它的内在号召力，城邦制度无法为个人活动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时，当城邦公民沦落为帝王的臣民时，当公民大会名不属实、成为政治点缀、无法向公民们提供政治生活和政治权利的安全保障时，当政治社会和政治组织拒斥无公民权或无政治权利的社会阶层时，当人们感到自己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从而使人们对政治彻底地感到无依无靠时，当政治成为战争、敛财、阴谋、罪恶、凶杀的角斗场时，一部分人就会因此冲出城邦制度的藩篱，或走向它的反面，成为社会的对立面，对一切现有的秩序、制度、观念、习俗提出挑战，或远离而去，躲进个人的心灵中去寻求宁静与快乐。犬儒学派作为这股向社会发起抗议的力量的代表，也就自然产生了。所以说，城邦制度衰落过程中所提供的个人自由的巨大空间是犬儒学派出现并走向极端化的温床。

从思想要素来看，犬儒学派独特的个体自由精神有古希腊传统文化的渊源。犬儒学派主要代表最崇拜的神话人物是赫拉克勒斯。在希腊人的心目中，赫拉克勒斯是以力为德的楷模，一生四处漂泊，历经磨难，但坚强不屈，英勇无畏，与自然抗争，为民除害，敢于藐视权威，所以受到犬儒派的尊重，将他视为理想英雄的化身。安提斯泰尼所在的快犬运动场就设有崇拜赫拉克勒斯的祭坛，甚至犬儒学派外在标志之一，手中的拐杖也是从赫拉克勒斯常用的木棒模仿而来。在犬儒学派以前的古希腊哲学中，存在着“犬儒”的潜在意向。赫拉克利特目空一切，追求智慧，不关心政治，过着节俭隐居的生活。德谟克利特云游四方，主张节欲自足，要根据自然生活。他说:“凡是合乎我们本性的是应当寻求的，凡是违反我们本性的是应当避免的。”^[2]这实际上就是犬儒学派的生活原则。智者学派提出了“人是万物尺度”的命题，对诸神的存在也持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从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出发，将自然和社会规范对立起来，试图推翻传统的法律、伦理道德和一切生活准则，他们提出了人人平等，自然未使一人为奴，种族无优劣之分的人类平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犬儒学派的影响非常明显。第欧根尼、克拉底的世界主义、乌托邦思想显然是对安提丰、阿尔基达玛这些智者的人类平等思想的回应。安提斯泰尼的“狮兔寓言”则表达了智者塞拉西马柯的“强权即公理”，“正义即统治者自己利益的取得”的观点。但不管怎样，苏格拉底对犬儒学派的形成以及思想主张、行为方式、人生理想和政治诉求产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响。苏格拉底对伦理、人生的关切态度和对政治文明的排斥观念是犬儒学派政治哲学的基础;苏格拉底人格力量和精神成为犬儒学派敬仰的对象，苏格拉底节俭的生活作风，对权威的藐视和讽刺的言语，为犬儒学派所仿效。

时局的变化，古希腊城邦制度和传统文化孕育的个体自由精神在衰落社会中发生的异变，为产生这些“发疯了的苏格拉底”提供了土壤。而犬儒们的个人特殊性，特别是对多数犬儒们来说，波折的人生遭遇、个人不利的生存环境、特殊的气质和对人生与社会的特殊感悟，往往是他转向犬儒的直接动因。例如安提斯泰尼的父亲是雅典人，母亲是色雷斯女奴隶。按照雅典当时的法律，安提斯泰尼只能是个非全权的雅典人。这种尴尬的出身，限制了他的一些权利。第欧根尼出生于铸币官员家庭，但因毁坏铸币而出走他乡，仕途受阻，成为一名无邦可归的流浪者，还遭到被出卖为奴的打击。克拉底家境殷实，但本人身体有残疾，是个驼背。犬儒学派的许多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个人特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