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的研究内容

第四节　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的研究内容

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我国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中国疆域的拓展与安全稳定，主要体现为西北疆域的不断扩大和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从地缘政治看，西北地区地处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带，战略地位重要，是关系到中原政权安危的一个重要区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涉及面广泛，内容丰富，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其中对西北边疆政策研究、西北边疆地区开发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等问题，学术界关注较多，成果丰富。相比而言，对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的研究，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历史上中央王朝在西北边疆治理中采取了哪些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模式?西北边疆管理模式的演变状况如何?特殊的管理模式演变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控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后世西北边疆治理与社会稳定有何启示?对这些问题需要认真、深入的探讨，以便于总结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研究，旨在围绕历史时期西北边疆管理模式的演变，探讨历代中央政府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对西北地区社会控制的方式及其特点，揭示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的治理轨迹，探讨其得失，总结其成败。这项研究不仅有利于拓宽西北边疆史研究的视野，而且有利于审视当今西北边疆社会稳定所存在的问题和急需解决的难点，从而为我们解决今天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在具体研究中，我们深感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的研究内容广泛，难度较大，为此我们力求做到以下三点：

一、探讨历代中央政府为维护边疆安全和巩固政权在西北边疆地区所设置的管理机构，分析中央政府在此采取的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模式及其演变状况，进而分析西北边疆地区管理模式的地域特色和制度创新，并揭示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治理的思想方略。

二、就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在西北边疆稳定中所发挥的社会控制作用展开讨论，分析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北边疆社会控制中不同管理模式与其他社会因素(如国家安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等)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而揭示中央权力与边疆地区政治稳定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分析历史时期西北边疆管理模式从多元到统一的演变趋势，总结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控制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在此基础上提炼和概括出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观点，进一步加深对西北边疆治理问题的认识，促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今天西北边疆稳定与社会治理等问题。

全书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汉代河西经略与地方社会治理》。汉武帝时期，河西地区军事、民族、外交等关系相互交织，颇为复杂，对汉朝统辖西北边疆的作用突出。除边塞亭燧等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立健全和内郡行政制度的推广外，河西边郡地区的经营管理也越来越受到汉朝政府的重视。从边塞“盗贼”的身份来看，当时的戍边吏卒不仅肩负着对外防御匈奴的重任，而且对内兼具社会治安职责。河西边郡人口来源不一，流动性很强，汉政府在各关隘要塞采取严格的检查、审核制度，完善符、传等通信证件的申请、发放程序，有力地保障了当地社会的有序发展。时至东汉初期，窦融针对河西“斗绝在羌胡中”的形式，沿用前汉以来的烽火、日迹制度，且根据不同的军事情形，积极地做出调整和补充，完善吏卒的迁补、斥免等人事管理制度，先后出台一系列法制律令，以此维护民族关系，治理通货膨胀，促进了河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治理。

第二章《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方精英与权势转移》。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几经转移，这种转移主要发生在河西地方政治势力上层(或称之为“河西地方精英”)内部。围绕着地方政治的参与及控制权问题，河西各种政治力量先后参与到以此为目的的政治博弈中来，少数民族酋长、河西大族与地方割据政权乃至中原王朝展开较量。在此过程中，各种势力既相互斗争，又彼此妥协，随着各种力量的消长，河西政局也逐渐由动乱步入安宁。北魏灭北凉，这个统一的北方政权最终在这场漫长、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取得胜利，并在继承了此前各种力量经略河西的长处之后，最终完成了由河西控制权问题开始，又以此问题作结的地方权势转移。

第三章《吐蕃占领西域时期的社会控制》。吐蕃王朝占领西域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后，以绿洲城邦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地理条件及与之相应的当地社会生活方式，对驻扎吐蕃势力的社会控制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藏汉典籍及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对吐蕃在西域的统治多有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是以吐蕃王朝建立之初的“三勇部”及军事部落联盟制度为基础，在军事扩张过程中逐步军事区域化、集团化的结果；吐蕃的基层军事建制，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西域绿洲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以交通线路与城邦保障为主的管理模式，实现其对区域内部的军事控制；吐蕃在西域地方的既得利益由贵族势力进行均分，这符合统治阶层在社会控制中的心理机制；而通过对西域地方土著政权的利用，辅助了其对扩张区的社会控制。

第四章《宋代民族地区的社会控制》。历代中央王朝对聚居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或部族，因其社会生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存在差异，对这些民族或部族地区所采取的统治方式和政策，与内地相比也有所区别。两宋时期，由于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央的联系更加广泛和频繁，这些少数民族边区既属于封建专制集权国家的统治范围，同时又作为强弱不等的自治实体而存在，因此宋中央政府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行政机构，采取了较为灵活的行政管理机制和社会控制模式，尤其是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实现了对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从总体看，宋代对民族地区的控制是以法律为主导而实现的，其中包括蕃法调控和汉法调控两个体系，调控的重点主要是蕃族内部和蕃汉各族关系，由此形成边疆民族地区完备统一的法律控制机制。这种社会控制体现着赵宋王朝因时而易、因地制宜的民族统治思想，体现出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有机的政治关系，对宋辽夏金元时期民族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以及促进民族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章《元代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控制与治理模式》。元朝重建的大一统不同于汉唐，其对边疆的控制方式多有创新，兼具蒙、汉、夷多元色彩，并且极具刚性。不论是什么种族，在元朝统治范围内，“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很少考虑华夏夷狄之类的文化差别。因此，元代在边疆民族地区取消了以往的羁縻州府制度，而代之以宣政院、行省、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各级行政机构，形成了新型的边疆民族管理体制。在西北地区，这一体制首先表现为宗王分封出镇与行省系统并存分治，一方面，蒙古帝国时期，在西北地区广泛地实行了宗王分封制度，忽必烈时期又推行了诸王镇戍制度，这是蒙古传统在政治体制上的表现。另一方面，陇右河西之地是汉唐旧疆，郡县制度历史悠久。西夏、金朝统治时期，尽管糅合了一些部落制度文化，但都基本沿用了中原官僚体系和郡县制度。元朝建立后，在保留郡县制度的同时，创建了行省和宣慰司，进一步完善了地方行政制度和治理模式。而适应民族地方实际的各种类型的世官土官制度又使地方统治形态因时因地而异，如吐蕃与畏兀儿之地。这种蒙汉夷多元体制开创了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新模式，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正如《元史·地理志》所说：“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制，也是对古代藩属或羁縻体制的超越，是更加积极有效的统治方式。

第六章《明代河西、湟水流域的经略与社会控制》。河西、湟水地区在明朝一直是中原地区通往中亚地区的门户和国防前沿地区。这里汉族与蒙古、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少数民族官员及其家族部落拥有对该区域多数地区的世袭管理权。明朝政府在接收该区域后为保证边疆地区政治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实现对河西、湟水流域边疆地区的社会控制。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军事镇戍体系，实施军卫屯田等。历史事实表明，明代对屯军群体的控制和管理直接关系到边卫生存的状态。屯田兴则边卫稳定，屯田废则边卫危机加重。此外，明代还通过对少数民族族群自上层至普通民众的封赏和羁縻作为重要辅助手段以加强社会控制。无论是从明初到嘉靖年间经略关西七卫，还是在万历年间对青海地区的整顿，都是明代“因俗以治”筹边思想的实践，这些活动有助于边疆社会的稳定。

第七章《明清蒙藏地区施政与管理模式》。明代及清代前期的西北边疆问题，主要是蒙藏民族的问题。本章从明清比较的视角，评析明清两代治理西藏的异同特别是其创新之举，总结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模式与特点，并对清代前期治理蒙藏地区的机制进行深入探析，对明清治理蒙古族地区的策略异同进行比照，认为明清两代在西北治边施政的特点是都必须面对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两个：一个是蒙古因素，一个是藏传佛教因素，且两者又以蒙藏特殊民族关系为载体而绾结在一起。能否较好解决蒙古族与藏族的问题，是有效治理西北边疆的一大要綮，因而也是明清整个治边施政的重心。与明代相比，清代前期在西北处理蒙藏关系、利用藏传佛教因素与蒙古因素的政策与策略更成熟、更有效，因而管理西北疆域、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措施也更得力、更成功，为解决至今犹存的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与鉴借。

第八章《清代回疆经略政策与社会控制》。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疆域基本奠定的时期。经过前期经营，清朝形成了独具特色、内容丰富的边疆(理藩)政策，一改明代北以长城设防、西以嘉峪关为界的局面。通过满蒙联姻、改土归流等措施加强了对蒙古高原和西南边疆的控制。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实现了新疆的统一。新疆统一后，清朝为稳定边疆，实行了尊重其民族习惯的“因俗而治”政策，以回疆维吾尔地区特殊的民族、宗教、历史、文化，推行伯克制与札萨克制并存的政策体系；通过广开屯田牧场、发展商贸、勘采矿产、设台立站等措施，促进了回疆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及人口增长。本章分别论述了清政府在回疆地区的边防政策，包括回疆地区的换防兵制及其演变，回疆地区的军台、卡伦制度，回疆地区的城池建设概况；经济政策，包括回疆地区的田赋政策，回疆地区的商贸政策；教育政策，包括清代封建科举教育在回疆地区的发展概况，清末新政以后回疆地区的教育发展概况。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2]刘戈、黄咸阳编：《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

[3]刘美崧著，黄咸阳编：《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4]田澍、陈尚敏主编：《西北史籍要目提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5]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6]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7]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

[8]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9]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10]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

[11]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

[12]杨建新主编：《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

[13]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15]汤开建：《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6]厉声：《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15世纪—20世纪中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

[17]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18]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19]赵俪生主编：《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

[20]李清凌：《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

[21]田澍主编：《西北开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2]田澍、何玉红主编：《西北边疆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23]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

[24]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25]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岂之、史念海、郭琦主编：《陕西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谷苞主编：《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26]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27]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28]侯丕勋、刘再聪：《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

[29]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

[30]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

[31]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3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3]方铁：《应重视研究古代治理与开发边疆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