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民变与汉魏之际河西控制权的转移

第一节　凉州民变与汉魏之际河西控制权的转移

一、凉州民变

此处所谓“凉州民变”，是指东汉末年由羌人起义引发的一系列凉州郡民反抗东汉王朝腐朽统治的事件。早在黄巾起义发生之前，我国西北地区就发生过多次颇具规模的羌人起义，前后相沿数十年之久，并带来严重影响^[1]。而发生在灵帝中平二年(184)的西北羌胡起义，其主要参与者便有史书所谓的“凉州义从”。《后汉书》卷七二《董卓列传》云：“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2]本传注引《献帝春秋》云：“凉州义从宋建、王国等反，诈金城郡降，求见凉州大人故新安令边允、从事韩约。约不见，太守陈懿劝之使往，国等便劫质约等数十人。金城乱，懿出，国等扶以到护羌营，杀之，而释约、允等。陇西以爱憎露布，冠约、允名以为贼，州购约、允各千户侯。约、允被购，‘约’改为‘遂’，‘允’改为‘章’。”^[3]上引史料中所提及的“北地先零羌”“枹罕、河关群盗”“湟中义从胡”以及“凉州义从(羌)”^[4]等，是这次事变的主要参与者，其中也有汉族地方官吏^[5]，而且数量一定不少。又，联系羌胡反叛之时东汉朝廷的反应，更显示出凉州在这次事变中的重要地位。史称：

(安帝)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骘曰:“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议者咸同。(虞)诩闻之，乃说李脩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6]

后来，西羌又反。史载：

边章、韩遂作乱陇右，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执先议。(傅)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尚书郎杨赞奏燮廷辱大臣。(灵)帝以问燮。燮对曰:“……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籓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宗世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为之骚动，陛下卧不安寝。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帝从燮议。^[7]

论者所谓凉州，不仅指河西地区，还包括陇西、天水、金城、安定、北地诸郡^[8]，但由羌胡反叛引起的“弃凉”之议，主要仍指今甘肃兰州市以西之河西地区。羌胡反叛在东汉朝廷所引起的震动，可以说直接影响到凉州在国家行政建制上的存在与否，这反映出包括河西在内的西北地区，在当时东汉政局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此，则东汉末年由羌胡反叛而引起的一系列事件，给河西地区带来的影响无疑是非常深远的。

这次事变至中平三年(186)，因韩遂、边章等人内讧，韩遂袭杀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义军在韩遂带领下相机攻下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汉阳，其间，凉州司马马腾举兵响应义军，与韩遂会合。等韩、马率义军进攻陈仓之时，与皇甫嵩率领的汉军遭遇，义军死伤严重。“韩遂等复共废王国，而劫故信都令汉阳阎忠，使督统诸部。忠耻为众所胁，感恚病死。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其诸部曲，并各分乖。”^[9]起义军力量遭到严重削弱。而当董卓专权之时，韩遂、马腾又投靠董卓，遂使这次事变发生蜕变，成为一支割据地方的武装力量。而宋建所率领的一支义军则活动了较长的时日，史载：“初，陇西宋建自称河首平汉王，聚众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余年。(建安十九年，曹操)遣夏侯渊自兴国讨之。冬十月，屠枹罕，斩建，凉州平。”^[10]

韩遂、马腾投靠董卓，宋建兵败被杀，起于汉灵帝中平二年(185)的这次起义终于结束。其绵延时日既长，涉及人员又十分复杂，而且主要活动于古凉州境内，显然，若仅以“羌胡起义”称之，似不全面，故我们将之称为“凉州民变”。

二、汉魏之际河西控制权的转移

前已述及，汉末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尤其是凉州民变给河西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就是河西地方的控制权逐渐发生了变化。在东汉朝廷，一直颇具市场的“弃凉”之议不绝于耳，及至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六月，“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雍州”。本传注曰：“谓金城、酒泉、敦煌、张掖。”^[11]可知此时河西四郡已为东汉朝廷势力所不及，另置雍州，则是加强对河西的控制。又据《三国志》卷一八《庞淯传》注引《典略》：

张猛字叔威，本敦煌人也……建安初，猛仕郡为功曹，是时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按，时凉州治冀县，今甘肃甘谷县，故云，引者)，隔以河寇，上书求别置州。诏以陈留人邯郸商为雍州刺史，别典四郡。时武威太守缺，诏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补之。商、猛俱西。初，猛与商同岁，每相戏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责望。暨到，商欲诛猛。猛觉之，遂勒兵攻商。……后商欲逃，事觉，遂杀之。是岁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将军韩遂自上讨猛，猛发兵遣军东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猛)乃登楼自烧而死。^[12]

上引两条史料所记同为一事，但《孝献帝纪》记分置凉州事于兴平元年(194)，而《典略》则只云“建安初”，未知孰是。而且此事本为东汉朝廷加强对河西四郡的控制而起，但朝廷所任命的刺史郡守却因个人恩怨互相攻击，又给割据西北的军阀韩遂以可乘之机，使河西重新陷入混乱之中，最终事与愿违。显然，经过凉州民变之后，东汉朝廷已经逐渐失去对河西地区的控制能力。

此后，河西局势进一步恶化。如史所载：

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麹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俊遣使送母及子诣太祖为质，求助。太祖问(张)既，既曰:“俊等外假国威，内生傲悖，计定势足，后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两存而斗之，犹卞庄子之刺虎，坐收其毙也。”太祖曰:“善。”岁余，鸾遂杀俊，武威王祕又杀鸾。是时不置凉州，自三辅拒西域，皆属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麹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既进兵为护羌校尉苏则声势，故则得以有功……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13]

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14]

先是，河右扰乱，隔绝不通，敦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功曹张恭素有学行，郡人推行长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东诣太祖，请太守。时酒泉黄华、张掖张进各据其郡，欲与恭艾并势。就至酒泉，为华所拘执，劫以白刃……恭即遣从弟华攻酒泉沙头、乾齐二县。恭又连兵寻继华后，以为首尾之援。别遣铁骑二百，迎史官属，东缘酒泉北塞，径出张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于是张进须黄华之助;华欲救进，西顾恭兵，恐急击其后，遂诣金城太守苏则降。^[15]

黄华投降苏则，河西乱局得以平息。在这一连串的动乱中，参与河西地方控制权争夺的先后有东汉政府派去的地方大员，也有河西各郡的豪强地主，更有少数民族酋豪，最后以东汉朝廷的胜利而告终，由此可知东汉政府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也并非一无所成，起码在河西控制权问题上依然取得了成功。但因叛乱造成的破坏却不可能迅速恢复。以敦煌郡为例，史称其“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16]。显见，就河西而言，恢复政治经济秩序，已是当务之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