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魏、晋控御凉州
曹丕代汉，凉州归属曹魏王朝管辖。虽如此，与曹魏并立的蜀汉政权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凉州控制权的争夺。终蜀汉之世，凉州一直是蜀汉君臣瞩目的地域之一。因此我们所谓“魏、晋控御凉州”，实际还包括蜀汉在内。
一、蜀汉与曹魏的凉州政策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云：“(汉)献帝时又置雍州，自三辅距西域皆属焉。魏文帝即位，分河西为凉州，分陇右为秦州。”[17]又云：“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献帝时，凉州数有乱，河西五郡去州隔远，于是乃别以为雍州。末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关右以为雍州。魏时复分以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统郡八，县四十六，户三万七百。”[18]其中所谓的凉州八郡，是指金城郡、西平郡、武威郡、张掖郡、西郡、酒泉郡、敦煌郡以及西海郡。据此可知，汉末魏初，河西先属雍州，后属凉州，凉州范围与《后汉书》卷一二三《郡国志五》所反映的情况相比已大为缩小，但却与现在的河西地区范围相近。又，三国时期魏文帝所置秦州基本上属于曹魏管辖范围，蜀汉只是据有今甘肃南部少许地区，而凉州则皆属曹魏。据《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后主建兴六年(228)，诸葛亮率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19]。其中南安、天水属秦州[20]，安定属雍州[21]，而且这三郡“归降而不能有”[22]。蜀军足迹所至的最北端，倒是属于凉州金城郡和西平郡，但都是无功而返[23]。据此可知，居于魏蜀争夺地带的只是秦州，而凉州距蜀悬远，蜀汉两次与曹魏争夺凉州的用兵，是在后主延熙六年(243)和十二年(249)。六年(243)，姜维率兵出陇西、南安、金城界，十二年(249)，复出西平，不克而还[24]。对蜀国而言，秦州已难得，遑论取凉州!但翻检《三国志·蜀书》，却知蜀汉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争夺凉州的努力，这与蜀汉的实际情况是非常矛盾的。据《三国志·蜀书》：建安二十年(215)，“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25]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建议刘备攻取汉中，认为攻取汉中“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史称：“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正亦从行。”[26]刘备章武元年(221)，拜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27]。刘禅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汉中，以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28]。刘禅延熙六年(243)，时任尚书令的蒋琬上书云：“……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29]同年，后主刘禅迁姜维“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30]。姜维领凉州刺史后，曾两次出兵凉州南部的金城、西平郡。上引几条史料，是《三国志·蜀书》中有关蜀汉关注凉州的最为权威的记载，从蜀汉创业之主刘备直到蜀汉败亡之际任大将军的姜维，都不同程度地给凉州以关注，这反映出，凉州在蜀汉国策中具有重要地位。
要弄清蜀汉的凉州战略，首先必须对以下问题有所了解。第一是蜀汉朝廷对“凉州”所辖范围的认识。蜀国无史官，《三国志》亦无《地理志》或者《郡国志》，所以对蜀汉政权如何认识“凉州”范围已很难详知。但我们可以根据蜀汉实际情况以及当时政治局势进行判断。《晋书·地理志》所载魏晋凉州，乃魏文帝曹丕即位之后所置，按理，将曹操看成是“汉贼”的蜀汉政权不大可能沿用，而且即便蜀汉想用，不见得就非常清楚魏文帝分雍置凉之事，因为建安二十五年(220)魏文帝称尊号之时，“或传闻汉帝见害”[31]，对汉献帝生死如此大事尚且仅凭传闻，则对其具体的举措就很有可能亦不能详知，此其一。其二，既然蜀汉不大可能沿用曹魏之制，最可能沿用的就只能是汉制了。但问题在于，汉献帝时期将凉州并入雍州，故有“自三辅距西域皆属焉”之说，如此，献帝朝已无凉州建制，对此刘备则不可能不知，所以蜀汉沿用的就只能是汉初凉州建制了。汉初，凉州范围很广，辖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十郡，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二属国[32]。如此，则蜀汉所谓“凉州”，只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了，大概泛指今甘肃全境及青海、宁夏部分地区。所以似乎蜀汉“凉州战略”这一提法就很成问题，又好像与如今的河西地区无干，因为虽然诸葛亮、姜维兵锋所至之河关、狄道、临洮、天水、南安、安定、金城等地皆属雍凉范围，但毕竟没有深入河西内部。论者也多以此之故只论蜀汉之“陇右战略”，不言“凉州战略”[33]。但我们以为这样理解仍失之偏颇。理由之一是，虽然蜀汉不大可能沿用魏制，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却曾入仕晋朝，晋承魏制，陈寿不可能不受这一因素影响，而且，即便献帝时原凉州之地尽属雍州，但长期以来对河西地区都以“凉州”称之，如前引法正言刘备“蚕食雍凉”，应当就是对这种习称的沿用。所以《蜀书》所云“凉州”，依然很有可能指的是现在的河西地区，即魏文帝所置凉州。理由之二，来自凉州的马超曾为凉州割据势力无疑，刘备以马超领凉州牧，自有其特殊用意。我们以为，其目的正在于为了刘备的“凉州战略”，前引史料刘备答孙权使者“须得凉州”云云，说明刘备对凉州垂涎已久，以马超领凉州牧，并非刘备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的建议更能说明这一点。理由之三，蜀汉前后领凉州牧或凉州刺史者，分别是马超、魏延、姜维，三人都是蜀汉的重要将领，而且马超、姜维二人皆“深得羌胡心”，魏延也有“西入羌中”的经历，以他们领凉州牧守之职，正说明蜀汉的凉州战略不仅仅是政治口号，更有其实质性内容。其重要意义在于，一旦有机可乘，蜀汉若夺取凉州，则能席卷秦陇，进而与曹魏逐鹿中原。
第二，我们还必须对刘备“须得凉州”之语进行正确的分析。乍看起来，刘备给孙权使者所说的这番话仅是推脱之辞而已，并无实际内容。刘备借荆州之事后世流传甚广，事属推诿更是人所共知，民间亦称“刘备借荆州——有借不还”，但刘备此语应该有两层意思，第一，对刘备而言，取得凉州的确是他的战略目标之一，这从前引史料中蜀汉对于凉州的关注可知，故云“须得凉州”；第二，“当以荆州相与”，的确为他的推诿之辞，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搞清以上问题，我们就可以仔细考察蜀汉的凉州战略。有关蜀汉的立国战略，史学界早有共识，即反映在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给刘备提出的《隆中对》中。其重要内容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34]显然，在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里，“跨有荆、益”是蜀汉的立国基础，而北伐宛洛、出兵秦川则是远景规划。有关此点，史学界也早已形成共识。但我们以为，《隆中对》只是诸葛亮对刘备以及蜀汉事业的规划，虽说刘备当时以“善”答之，但不能排除刘备还有其他打算。田余庆就曾指出：“自从草庐作对以后以至刘备死前，刘备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其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贴身位置上，大事向他咨询。”[35]那么刘备还会有什么打算呢?前引有关蜀汉关注凉州的史料给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一问题的线索。众所周知，在刘备集团中，刘备最为信任和器重的，除了关羽、张飞之外，还有法正。法正是刘备入蜀和攻取汉中的直接策划者，他为刘备所器重的程度似较诸葛亮犹有过之。刘备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往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36]可见，刘备对法正建议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诸葛亮。如此，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对刘备提出的上、中、下三策(亦称“汉中三策”)必然会受到重视。联系建安二十年(215)刘备“须得凉州”之语，则对凉州的认识刘备、法正可谓所见略同。所以可以说，法正所上“汉中三策”，应该是对《隆中对》战略的补充，而在此补充当中，凉州居于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
刘备取汉中称王，继而称帝之后不久，因东征孙权失败而染病死去，即所谓“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法正也是英年早逝，所以他们都来不及去实践立国战略当中进取凉州的计划。而由于荆州的丧失，也使蜀汉国策当中的“跨有荆、益”化为泡影。鉴于形势的变化，蜀汉阵营适时地对其立国战略进行了调整，而调整的方向，就是对法正“蚕食雍、凉”计划的实施。“蚕食雍凉”的意图显而易见，即图取关陇，进而与越过秦岭的蜀兵会合，一举拿下关中，以补荆州之失。可以说，此后诸葛亮出祁山、魏延“西入羌中”、姜维数度以凉州为目的的出兵，都是实施这一计划的具体行动。可以想见，如果蜀汉能够攻下物产丰饶的凉州，则凉州之兵自西而东，益州之兵北出祁山，汉中之兵翻越秦岭，则曹魏的关中地区就危如累卵了。可惜的是，攻取凉州实际也只是蜀汉立国战略中的远景规划，由于国小力弱，蜀汉想要实践任何一个战略部署，都是处处掣肘，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如田余庆评价《隆中对》中自宛洛、秦川北伐之事一样，法正蚕食雍凉的计划：“如果不是书生议政，纸上谈兵，就只能是虚张声势，以进为退。如果是后者，还不失为一种策略；如果是前者，那就要误事更多。”[37]河西地区虽说物产丰饶，但对蜀汉来说实在鞭长莫及。虽如此，图取凉州毕竟在蜀汉国策中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由此也可证明凉州即今河西地区在三国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蜀汉北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西和诸戎”[38]，由于今甘肃、四川、青海交界之地历来都是羌胡聚居之地，三国时代亦然，所以魏蜀都力争取得羌胡的支持。因此，“西和诸戎”并争取他们的支持，对蜀汉来说非常重要。但我们以为，三国时期雍凉之地遍布少数民族不假，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可能带来的力量也相当雄厚，应当说，攻取雍凉，在地缘战略上所取得的优势应该更甚于少数民族带来的物资补充。因为当年无论是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还是法正提出的“汉中三策”，都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提出的立国方针，“西和诸戎”仅是其中的一个具体步骤而已，但若能够完成这一步骤，对蜀汉完成从几个方向对曹魏的包围也极有帮助。实际上，不仅姜维兵锋曾到达过凉州东南诸郡，即便凉州腹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势力也曾支持过姜维出兵凉州的事业。如蜀汉后主刘禅延熙十年(247)，“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39]。马长寿指出：“传称治无戴为凉州名胡，不言其为何种胡人，但治无戴与《张既传》所记凉州卢水胡治元多同姓，故治无戴亦是卢水胡无疑。”[40]而卢水胡又起源于今张掖临松山一带[41]，可见，蜀汉“凉州战略”的确曾影响到今河西走廊的张掖一带。据此，则蜀汉所称“凉州”即今河西地区无疑，而其“凉州战略”便是伺机夺取凉州，进而包抄陇右，挺进关中，并与出自益州、汉中的蜀兵一道，完成对曹魏的合围，成就霸业。
由于凉州在三国时期一直为曹魏所据，所以处理凉州问题就不像蜀汉那样做无米之炊。实际上，终三国之世，凉州一直受到曹魏政府的重视。曹魏经营河西的首要举措是重建凉州。如所周知，汉献帝时，“凉州数有乱，河西五郡去州隔远，于是乃别以为雍州”[42]。实际是想通过撤凉并雍的办法，使中央政府对河西地区的统治更加方便和直接。这种想法本来无可厚非，但却根本不适合河西地区实际。河西地处偏远，无论是将其辖于何州何郡，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而且，撤凉并雍，也是对河西地区在全国重要战略地位的漠视，史称当年“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43]，撤销凉州建置，即违背了汉武帝开设河西诸郡的初衷，又使河西地区重新陷入建郡之前的状态。因为以雍制凉，本来就是舍近求远，而以河西五郡为凉州，使河西地区在国家行政建制上处于一个统一的整体之内，“总统诸郡”的凉州刺史可以统筹规划凉州事务；又因河西地区民族问题非常复杂，与关陇之地迥异，献帝时期的这一举措无视不同地区的不同实际，所以使本来不太稳定的凉州重新陷入诸郡各自为政的局面。显然，献帝时期撤雍并凉的举措，不仅没有缓解河西地区动乱不已的局面，相反，却使河西地区民众的反抗运动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基于这一教训，魏文帝即位，“分河西为凉州”，重新恢复凉州建置，这无疑是正确的决策，而这也是曹魏经营河西的基本政策。正是在这一基本政策的保证之下，曹魏才能逐步改变汉末以来河西丧乱的局面，进而发展经济、安定民生。
曹魏初年重建的凉州，辖金城、西平、武威、张掖、西郡、酒泉、敦煌八郡，较今河西地区范围稍大。重建凉州之后，曹魏选拔了一批清明能干的官吏到河西州郡就任。在他们与当地民众的努力下，河西经济、社会秩序都逐渐好转。这是曹魏经营河西的第二个举措，即以河西州郡官吏人选问题为核心控御凉州[44]。我们据《三国志》《晋书》作过不完全的统计，自汉献帝时代曹操掌权，至曹魏齐王嘉平年间，凉州刺史及凉州所辖诸郡太守有17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当世之能臣。以下据《三国志》《晋书》，并参考它书所载，将曹魏时期凉州刺史及河西诸郡太守情况列为下表：
曹魏时期凉州刺史及河西诸郡太守情况简表
表中所列17人中韦康、杜通、辛机、邹岐等4人任职河西期间并无大的作为，史书对他们的记载也非常简略。韦康、杜通、辛机三人为汉献帝时所任，邹岐则是魏文帝复置凉州之后的第一任凉州刺史，可以说，四人任职期间的无作为除了跟他们本人吏治水平有关之外(此点建安年间的金城太守苏则、武威太守毌丘兴事迹可证)，更与当时承汉末丧乱的形势有关。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不许，则英雄难出。魏文帝代汉建魏，北方混乱的局势基本得到稳定，河西局势也趋于稳定，因此才有以用人为核心控御河西政策的出台。上表所列张既、孟建、王惠阳、徐邈、仓慈、王迁、王浑、赵基、王延、皇甫隆等实际到任的10人，其中除王迁、赵基之外，其余8人在职期间都有“令名”，治绩也为史所赞；而承代敦煌太守(仓)慈的王迁，虽循仓慈之迹，却“不能及也”，说明王迁在任期间对仓慈在敦煌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并未废止，只是心有余力不足，这就不能苛求于他了。表中所列只有温恢1人因于上任道中病卒而未之官，但温恢的确是曹魏初期的能臣之一，以他为凉州刺史，更说明曹魏的凉州政策是以用人为中心而展开的。
就官员籍贯而言，表中所列17人，只有12人的籍贯我们能够确知，而在这12人当中，有5人属雍凉之地，这5人之中，籍贯属于凉州的只有金城赵基一人，其余4人都为关陇人氏，而没有一人籍贯为今河西某地者；其余7人则来自其他地方，涉及河东闻喜、太原祁、汝南、东平、燕国蓟、淮南、琅琊临沂等地。虽说该表所列远远没有穷尽曹魏时期任职凉州者，但毕竟也说明，这一时期河西地方人士还没有真正参与到当地政治当中，联系东汉末年河西民变以及羌乱等历史事件，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即从东汉末年开始，河西地方势力以及民众的反叛，都与他们争取政治权利，或者说争夺凉州控制权有很大关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据《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并参考其他史籍，对汉末曹魏时期参与武装叛乱的河西地方人士作了如下统计：
汉末曹魏时期参与武装叛乱的河西地方人士统计表
表中所列21人，9人为东汉末年参与叛乱者，这9人多陇右人氏；12人为曹魏初年反叛者，这12人要么籍贯本在今河西地区，要么曾经入仕凉州，要么是河西地区少数民族酋豪。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他们所参与的叛乱都与少数民族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第二，一些汉人官员参与甚至组织反叛活动，虽有叛乱者劫持之嫌，但从他们此后的具体活动来看，说他们自愿参加这些叛乱也未尝不可；第三，曹魏以来，更多的河西地方大族参与组织叛乱之事，应当说这与他们意欲争取政治权力，或者说争取凉州控制权有很大关系。联系前述曹魏重置凉州以来所署刺史、太守情况，这一点更是显而易见。
当然，曹魏经营河西，除了以上政治措施之外，恢复河西经济、安定河西民生也被视为重要内容，而正是依靠这一点，曹魏对河西的控制权才真正牢固起来。这就是曹魏经营河西的第三个措施[45]。总体看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招抚离散流民，稳定社会秩序；“招怀羌胡”“和戎氐”；劝课农桑，发展生产；沟通西域，发展丝路贸易。经过曹魏时期的开发，河西地区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方面都有不俗表现[46]。
二、西晋时期凉州刺史、郡守情况考察
根据房玄龄《晋书》可知，自西晋代魏，到怀、愍被虏的四十余年时间里(265—313)，先后有十余人出任凉州刺史或河西郡守。为便于分析，我们将这些官员的情况制成下表：
西晋时期凉州刺史、郡守任职情况简表
表中所列14人，焦胜、牵弘、胡喜、尹璩、杨欣、马隆、索靖等7人，任职均在前凉建立之前，而且在这7人任职之时，凉州社会很不稳定，因此以上诸人或多或少都与晋初凉州之乱有关。如牵弘“死事于边”，索靖死于“八王之乱”，胡喜叔父亦死于凉州之乱，尹璩卒后，敦煌发生了议郎令狐丰、令狐宏兄弟自领郡事之事，而令狐宏又为新任凉州刺史杨欣所杀，马隆曾率兵平虏帅树机能之叛，只有焦胜曾有上晋武帝祥瑞之事，可以推测此时似乎凉州尚较安宁。张轨之后，凉州局势较之以往有很大变化，首要表现就是基本实现了河西地域的安宁，史称：“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47]翻检《晋书·张轨传》，可知张轨受命为凉州刺史并上任之后，凉州局势的确有了很大改观。应当说，这与张氏利用河西著姓势力有很大关系。上表所列张轨之后诸人，张肃乃张轨之弟，张寔为张轨世子，张镇则为河西著姓晋昌张氏之一员，贾骞、张琠、窦涛籍贯未知，但贾氏世为凉州著姓，故我们认为贾骞可能也是凉州贾氏成员，而从张琠尽力辅佐张轨之事来看，张琠很有可能也是安定乌氏人，也即张轨族人。由此可见，张轨刺凉之后，一改此前曹魏以及西晋前期不重用凉州本土人士的做法，转而在政治上重用河西著姓，以求达到稳定河西的目的，可以说，张轨基本实现了他的目的[48]。
表面看来，从曹魏以用人为中心治理凉州，到西晋因不重用凉州本土人士而导致河西地方精英反叛，再到张轨时期重用河西著姓，其间既有相互联系，又有相互矛盾的成分存在，其实这正反映出彼时中央政权控制河西的关键所在。这似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即河西地方精英参与凉州控制权的争夺，与他们营造一种类似“凉州是凉州人的凉州”的政治理念有关。比较东汉末年、曹魏以及西晋初年对于凉州问题的处置，曹魏时期以用人为中心的凉州政策和张轨重用河西著姓参与政治政策的成功，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无疑，这给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此后，在南凉、西凉、北凉政权中，都有河西著姓的身影，与此不无关系。
三、张轨刺凉
英雄造时势。晋惠帝年间出任凉州刺史的张轨无疑是营造西晋末年河西地区形势的代表性人物。前已述及，张轨以降，西晋中央政府治理河西地方的措施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任用凉州本土人士治理河西。应当说，西晋任用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既是对曹魏以来凉州刺史以及河西地方官员人选政策的继续，又开辟了河西地方政治新的局面。但问题在于，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是代表西晋中央政府，还是出于自身以及家族发展的目的?如果是前者，则西晋的凉州政策上承曹魏无疑，若是后者，就只能说是张轨刺凉所带来的效果与曹魏以来河西地方政治形势的发展不谋而合，反而更能证明任用河西本土人士治理河西，是当时河西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种趋势又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即随着地方势力的崛起，原来统一于中央王朝的州府政治会逐渐向以地方大族为核心的著姓政治，或者说是门阀政治发展。张轨刺凉的动机究竟何在?他担任凉州刺史之后的河西政治是否与上述情况一样，逐渐走向门阀政治呢?以下我们就此进行考察，以了解张轨刺凉之后河西政治运行的基本情况。
(一)张轨刺凉的原因
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市西北)人，史称其为“汉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孙”，又称其“家世孝廉，以儒学显。父温，为太官令”[49]。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50]，从此开始了他在河西建功立业的道路。
有关张轨出任凉州刺史的动机，《晋书》云：“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筮之，遇泰之观，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51]《通鉴》亦云：“(惠帝永宁元年春正月)，以散骑常侍散骑常侍安定张轨为凉州刺史。轨以时方多难，阴有保据河西之志，故求为凉州。”[52]显然，两书都认为张轨本人意欲保据河西。不过张轨能否如其所愿，主要还在于西晋朝廷的态度，而西晋朝廷的态度，又取决于当时的河西形势。如所周知，终西晋一朝，凉州一直动荡不安，“凉州之乱”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70)一直延续到惠帝永兴元年(304)[53]，兵连祸结达三十余年。而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之时，河西更是“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西晋政府亟需有人弭平凉州乱局，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才堪御远”的张轨适时地要求出仕凉州。于是，张轨便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凉州刺史。由此可见，是先有弭平凉州乱局的需要，而后才有张轨刺凉，但西晋朝廷的任命无疑遂了张轨之愿，其中张轨“才堪御远”之能是公卿推举他出任凉州刺史的重要理由，这又与曹魏以来的凉州刺史人选政策暗合。因此，说张轨刺凉起到了“一石三鸟”之效，诚不为过。
但应当注意的是，人们在提及张轨刺凉之时，往往首先会想到“保据河西”“追踪窦融”等，而《晋书》本传也有张轨有“霸者兆”或者“张氏霸凉”等的记载，似乎张轨出任凉州刺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凉州建立偏霸之业，这是需要讨论的。首先，“保据”并不仅仅是“偏霸一方”的代名词。有关这一点，胡三省的解释最值得注意：“张氏保据凉土始此。呜呼!世乱则人思自全，然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亦多矣。窦融、张轨之求出河西，此求全而得全者也。谢晦、袁
之求镇荆、襄，此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也。盖窦融、张轨，始终一心以奉汉、晋，此固宜永终福禄、诒及子孙者也。谢晦、袁
，志在据地险以全身，其用心非矣，天所不与也。然刘焉求牧益州，袁绍志图冀部，石敬瑭心欲河东，皆以之潜规非望；至其成败久速，则有非智虑所及者。”[54]在胡三省看来，“保据”之因，多为“世乱则人思自全”，但具体表现和最终结果并不相同，一种是“求全而得全者”，另一种则是“求全而不能自全者”，张轨属于前者。至于张轨“能自全”的原因，胡三省认为是“一心向晋”的缘故。应当说，胡氏基本上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我们以为，对此还需要略作补充。表面看来，张轨的确与窦融一样，保据河西之后，同时达到了“保国”与“宁家”的目的，但因张轨与窦融所处时代的形势有很大差别，因此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前已论及，窦融先为正始之臣，出据凉州之后，又因实力雄厚，成为东汉初年各方拉拢的关键，最终他审时度势，归顺光武帝刘秀，并使窦氏家族在东汉朝廷盛极一时；而张轨则不然，他始终为西晋臣僚，因凉州之乱而受命于危难之中，入仕河西，但可惜的是，张轨刺凉十数年而西晋灭亡，代之而起的东晋遥在江左，其间相隔五胡诸国，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联系，所以张轨家族虽说此后也曾盛极一时，张轨及其子孙中极力拥戴晋室也大有人在，但孤悬凉州的现状却无法改变，因此后世多有以为张轨霸凉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特殊的时代形势使张轨及其子孙无法像窦融家族那样真正在东晋朝廷获得位极人臣的荣耀，而只能因为五胡十六国乱局的出现而蒙上不白之冤。这一点是张轨及其子孙所料不及的，如胡三省所言，“非智虑所及”。显然，对窦融而言，是东汉初年特殊的政治形势，使他保据河西的事业为人所知，其家族也因此青史留名，而张轨则于不经意间形成了“割据”的事实，并成为此后河西割据政权效法的对象，当世乃至后世之人论及此事，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或言张氏“追踪窦融”，或言“张氏霸凉”，而唐人所著《晋书》张轨本传更是直言“张氏遂霸河西”。
其次，正如赵向群所指出的，“八王之乱”及其引起西晋政局的变化，是张轨要求出任凉州的根本原因，它与西晋政府为弭平“凉州之乱”而需要去凉州，同是前凉政权产生的背景[55]。也就是说，张轨“保据”凉州的愿望在他出任凉州刺史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设若凉土安宁，四海平定，西晋政府就没有必要派张轨出刺凉州，张轨本人也不太可能舍弃繁华富庶的京都洛阳而到地居悬远的河西去寻找“遗种处”。
第三，既然张轨本人意愿并没有在刺凉过程中起决定作用，那么起决定作用的，必然是西晋中央政府的需要与任命。由此可见，延及惠帝时期，西晋中央政府在凉州刺史人选政策上是沿用了曹魏以来的成法，不过由于此后政治形势的变化，河西地方政治由州府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为此前西晋政府所料不及，但却完成了张轨“保据”凉州、振兴家族的心愿，同时也给河西著姓提供了重新选择的机会。
(二)从州府政治到门阀政治
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张轨受命以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身份到凉州上任，而终张轨之世，他也都是以晋臣身份治理河西的，所以张轨时代的河西地方政治，依然是以凉州刺史为核心的州府政治。名义上，河西控制权依然掌握在中原王朝手中。但由于张轨家族的背景以及河西地区特殊的政治形势等因素，张轨到任之初，便开始了与河西著姓(或称“西土著姓”[56]“西州大姓”[57])合作的过程，也即以凉州刺史张轨为核心的州府政治一开始便与河西著姓联系在一起，使当时河西地方政治表现出与西晋其他地方政权截然不同的特点。
前已述及，张轨本安定乌氏(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北)人，非河西本土人氏。根据前述魏晋以来河西地方政治的规律，在西晋末年纷乱扰攘的河西，张轨本来并不具备运转地方政治的条件。虽说《晋书》本传称其为汉常山景王张耳十七世孙，家世孝廉，以儒学显，张轨本人也于当世曾获好评，但按《晋书·列传》的写法，与张轨关系亲近的父祖辈，本应在本传当中详细列出，但本传只追及张轨之父张温，这不能不说是张氏家族的遗憾。当然，据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七《前凉录》：“(张轨)祖烈，魏外黄令，父温，太官令，母陇西辛氏。”曹魏时期的外黄县，治今河南省杞县东，虽说杞县位居中原，但其具体位置却在今开封市东南，远离魏都洛阳。就外黄县地理位置以及外黄县令之职来看，当时张氏并不显赫；张轨之父张温所仕太官令，也只是一名掌管皇帝饮食的官吏；张轨母辛氏，虽系西汉辛武贤之后，世为陇西大族，但延至张轨母之时，也是远离故土，在中原并无根基。因此，说张氏家族到张轨时地位已经很高，似嫌武断。崔鸿所著《十六国春秋》备载前凉史事，流传至今，唐初修《晋书》的房玄龄等人不可能没有见到，但于《晋书》张轨本传中并不录入张烈、辛氏事，似乎对崔鸿的记载颇有怀疑，故我们以为，《晋书》对张轨家世的记载是可信的，而安定张氏想要真正崛起，尚需时日。所以在西晋朝廷之中，张轨并无强大的后盾。以如此的身世与背景乍临河西，显然并不足以使真正的“西土著姓”们心服口服，因此张轨就任凉州刺史之后不久，就有以凉州大族晋昌张镇、张越兄弟为首的“阴图代轨”事件发生，而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事件的还有在河西颇具影响力的曹氏与麹氏人物，而最终帮助张轨从中周旋的令狐亚，既为西土著姓令狐氏的代表人物，又是反叛者张镇的外甥[58]。由此可知西晋末年河西著姓依然在时刻注意地方控制权的归属问题，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将作出迅速的反应。河西著姓的强大势力以及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张轨对张镇、张越无可奈何，只能眼看他们“委罪功曹鲁连而斩之”，真正的元凶逍遥事外却毫无办法。这也反映出河西著姓在河西政治事务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如果不借助河西著姓的扶持，张轨根本没有在河西立足的余地。当此之时，只有依靠河西著姓，才能增加张轨在河西的政治分量。而河西著姓宋氏、阴氏、令狐氏于张轨初至凉州之时，早已跃跃欲试，他们正好为张轨提供了极有分量的政治砝码，以凉州刺史为首的州府政治也才能真正运转起来。
还需注意的是，张轨固然需要河西著姓的支持，河西著姓也亟需一个能够保障他们切身利益的政治环境，而张轨就职伊始平定河西乱局的表现，正好使河西著姓认识到，张轨正是能够保障他们政治经济利益的人，这就消除了著姓们的疑虑。张轨到达河西之初，“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59]。可以说，这是张轨赢得河西地方政治势力，尤其是著姓大族信任的必要步骤，也是安定张氏扬名河西的重要契机。可以想见，当此之时，河西著姓正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注视着张轨的举动。这点与琅邪王司马睿初镇建康时江南大族的反应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及(琅邪王司马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王)导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60]虽说《晋书》张轨本传并未像《王导传》记江南士族接受琅邪王司马睿那样细致，但著《张轨》平凉州之乱于前，记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之事于后，显然有其特殊用意。和司马睿与江东大族的合作一样，在得到河西著姓的承认之后，张轨便开始着手重建河西政治秩序。正如赵向群所指出的，“拔贤才”是张轨重整凉州政治的首务[61]，而“拔贤才”又主要围绕河西著姓展开。因此，张轨就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62]。其中宋配、阴充、氾瑗、阴濬几人，都是河西著姓中宋、阴、氾诸家族的代表性人物，而“征九郡胄子五百人”，无疑也主要是从河西著姓当中选拔人才。显然，在张轨甫到河西之时，百废待举，平定凉州之乱后，他首先要做的就是依靠河西著姓，重建凉州政治秩序。从《晋书·张轨本传》的记载来看，张轨正是以河西著姓人物为凉州刺史府和所辖郡县府衙的主要人选，重建凉州政治秩序的。今据《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并参考其他书籍，将张轨时期河西主要地方官员人选的情况制成下表，以备参考。
张轨时期主要河西地方官员人选情况简表
上表所列，涉及安定张氏、敦煌宋氏、敦煌氾氏、河西晋昌张氏、金城麹氏、敦煌令狐氏、敦煌阴氏、索氏等家族，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张轨所能拉拢的所有河西著姓，所任官职也从郡守直到太府参军不等。显然，张轨建立以凉州刺史为核心的州府政治之初，河西著姓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河西地方政治明显带有门阀政治的特点，即河西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与河西著姓在合作之下治理凉州。但凉州刺史仅是西晋的一个地方要员而已，并不具备王权(或皇权)，所以又不是门阀政治。
张轨在凉州13年，逐渐树立了安定张氏家族的威望，发展了安定张氏家族的势力，因此在张轨去世之后，其子张寔、张茂先后受州人之推而摄其父位。河西地区的政治形势也随着张寔、张茂的上台而逐渐发生变化，即逐步由州府政治向门阀政治转化。
如所周知，门阀政治最鲜明的特征，是士族(世族)与皇权的共治。也就是说，门阀政治只有具备三个条件才可以称其为门阀政治：一是存在皇权，且皇权式微；二是士族(世族)在该政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舍士族(世族)而政治无法正常运转，对士族而言，其家族利益是第一位的；三是式微的皇权必须跟强大的士族(世族)一道合作，互相妥协，给予对方足够的空间和权力。张轨时代一直忠于晋室，因此当时的前凉还只是西晋的一个地方政权，根本不存在皇权，所以当时的河西也就不可能存在门阀政治。但张轨之后，这种局面就逐渐得到改变。张寔、张茂时期，前凉政权的封建割据局面逐步演成[63]。赵向群指出：“这一封建割据局面演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原政治形势的变化，即由北方少数民族反晋军事活动而导致的西晋王朝的覆亡；二是河西政治形势的变化，即张寔、张茂继续强化张氏家族对河西的保据，以陇为界，形成与前赵政权的对峙。”[64]而随着前凉逐步变为一个封建割据政权，张寔、张茂等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名义上，张寔、张茂兄弟遵循乃父“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65]的遗令，但事实上却在晋元帝司马睿即位于建邺、改元太兴之时，“寔犹称建兴元年，不从中兴之所改也”[66]。对继承西晋皇统的司马睿阳奉阴违，显然已有割据凉州的意图。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件事中看出张寔已逐步由西晋凉州刺史向凉州割据政权首脑转变：一是凉州地方官员开始营造张寔具有“皇帝之德”的舆论。史载张寔继承其父之位不久，“兰池长赵奭上军士张冰得玺，文曰‘皇帝玺’，群僚上庆称德”[67]。虽然张寔对此的回答是：“孤常忿袁本初拟肘，诸君何忽有此言!”最后将此玺送于京师，但从张寔自称“孤”来看，他已经以凉州帝王自居。二是张寔属下也将张寔看作是割据河西的帝王了。史载张寔曾经下令广开言路，“贼曹佐高昌隗瑾进言曰：‘……今事无巨细，尽决圣虑，兴军布令，朝中不知，若有缪阙，则下无分谤……’”[68]显而易见，在张寔属下看来，张寔已然是稳坐河西的帝王，因此张寔的决断也就成了“圣虑”，而原来的凉州刺史府，也就变成“朝中”了。如此看来，当时在河西已经具备了门阀政治存在的第一个条件，即有皇权存在。又由于从张轨开始，凉州刺史府就吸纳了一批河西著姓的代表人物，而且在许多大政方针上，河西著姓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张轨时期，率兵平鲜卑若罗拔能之叛的是宋配，在平息张镇、张越兄弟之乱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令狐亚，平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舆之乱的又是宋配、阴预诸人，建言张轨“立制准布用钱”的是索辅[69]，可见，河西著姓在张轨时期已在凉州军、政诸方面都拥有实权。而到了张寔、张茂时期，田齐、张阆、阴预、张诜、宋毅、阴鉴、氾祎等人也都居军国要职[70]，安定张氏在河西施政很大程度上依靠河西著姓的支持。这一点，既能证明安定张氏在河西的“皇权”并不强大，又能证明河西著姓在凉州政局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71]，因此，门阀政治所要具备的第二、第三个条件在河西也逐步具备了。因此，到张寔、张茂时期，河西政治已逐步由原来的州府政治转变为门阀政治了，时在西晋末东晋之初。在这个意义上，河西门阀政治的形成时间，也基本上应验了田余庆的判断，即“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72]，但田余庆说“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73]，又似与事实不符。
河西门阀政治的形成，实际是适应河西政治形势的需要，安定张氏与河西著姓在凉州控制权争夺中相互妥协的结果。张寔、张茂之后，河西地区门阀政治进一步发展、完善，凉州的控制权一直牢牢地把握在地方割据政权与河西著姓合作的小朝廷手中。有关此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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