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十六国时期河西控制权的变化与转移
本节关注的是前凉张骏以后直至魏灭北凉之前大约一百一十余年间(324—439)河西地区的局势变化。经过曹魏、西晋时期对河西地区的经营，河西一度成为北方最为安定的地区，至前凉张寔时期，时谚有云：“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74]但河西局势整体虽然趋于稳定，前凉统治者内部围绕河西政治经济的控制权问题又出现了一系列斗争，这使河西地区重归动荡。前凉张重华以后，河西地区内忧外患不止，先是前凉逐渐衰落并为前秦所灭，继而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相继逐鹿河西，因此，河西地域大的乱局虽较中原地区来得稍迟一些，但最终还是来了。并且，这种乱局对河西地区的破坏也较为严重，否则就不会出现诸凉政权“民大饥，人相食”、动辄以掳掠为务的情形。这个大背景是研究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问题首先要注意的一点。其次，前秦灭前凉之后所采取的相关政策，对加剧河西地区的混乱局势也有很大影响，我们也可以通过前秦对河西的统治政策一窥前秦帝国败亡的原因。这也告诫此后的历代中原中央王朝，能够控制河西并非就一定意味着能够治理好河西，控制的同时，还应注意采取恰当有效的措施，因地制宜，真正实现在统一的大背景之下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和有效运行。另外，在每次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河西地区的得失总是关系着统一大业能否真正实现，这一方面显示出河西地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反映出河西局势如何，最终取决于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反映在河西政治形势上，则表现为每个河西割据政权都会受到全国政治形势的制约而向中原王朝臣服，遥尊中原王朝。
一、前凉中后期河西地区政治形势
前凉到张骏时期达到鼎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经济环境稳定，疆域达于至盛。张骏建兴十二年(东晋成帝司马衍太宁元年，323)张骏“亲耕籍田”[75]，这在前凉历史上尚属首次。它一方面说明张骏关注民生，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河西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史称：“自(张)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张)骏，境内渐平。”[76]正是对我们以上推断的证明。张骏之时，前凉疆域“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77]，达于至盛。
二是分别与东晋、前赵、西域诸国、成汉等有了外交往来。张骏时期，曾“遣参军王骘聘于刘曜”[78]，“遣傅颖假道于蜀，通表京师。李雄弗许。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蜀，托以假道焉。雄大悦”[79]。张淳因此而“还至龙鹤，募兵通表，后皆达京师，朝廷嘉之”[80]。而随着前凉的强大，西域诸国开始向前凉贡献方物。史载张骏时期，“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81]，“焉耆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贡献方物”[82]。
三是进一步完善河西门阀政治。前已论及，张寔、张茂时期，河西政治已逐步由原来的州府政治转变为门阀政治，至张骏时期，河西门阀政治更加完备。首先，前凉皇权较之以往更加明朗。前述张骏“亲耕籍田”之事，正是传统封建帝王与民休息的典型举措。其次，张骏时期的一切外交政策，都围绕着“保据”凉州而展开，在许多割据的地方小国看来，前凉已然是泱泱大国，张骏自然也就是帝王之身了。西域诸国向前凉贡献方物正是如此。最后，张骏虽然没有建号称制，但其“境内皆称之为王”，而立张重华为世子，更反映出河西已由原来的州府政治彻底转变成安定张氏“家天下”的皇权政治了。此外，张骏还刻意营造帝王气象。据《晋书·张骏本传》称，张骏曾“得玉玺于河，其文曰‘执万国，建无极’”[83]。此玺下落如何本传并没有交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没有像张寔所得的那颗“皇帝玺”一样被“送于京师”。又“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84]。当然，河西门阀政治的另一组成部分，即河西著姓在张骏时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张骏的前凉小朝廷中，河西著姓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右长史氾祎、金城太守张阆、扬烈将军宋辑(后为中坚将军)、治中从事张淳、从事阴据等[85]。其中氾祎、宋辑长期担任前凉军政要职，张淳在前凉外交事务中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阴据则于前凉境内“大饥”之时为张骏出谋划策，他中肯的建议也为张骏所采纳，等等。这都说明，至张骏时期，前凉皇权与河西著姓之间的合作更加和谐，河西门阀政治的特点也更加明显，河西地域的控制权问题因着这种门阀政治而暂归平静。
张骏死后，其子张重华“以永和二年自称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86]，继承了父祖所开创的前凉事业。“因张重华时期的政治和军事都有所成就，使得前凉强盛的局面继而不衰，以致有资本与东晋王朝分庭抗礼。”[87]所谓张重华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成就，分别指他内修政理和外御强敌。张重华内修政理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在父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前凉的王权政治”[88]，以及“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89]的安定民生举措。而外御强敌，则主要是抵御后赵石虎的进攻。有关前凉王(皇)权政治的发展变化情况，我们可以根据前凉执政者名号的变化窥其大略。兹据《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并参考相关书籍，列表如下：
前凉执政者名号变化情况表
据上表可知，安定张氏家族在河西实现王(皇)权政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这显示出前凉统治者善于审时度势的战略眼光。总体来看，张轨时期是以凉州刺史为中心的州府政治，张寔、张茂之时则已逐渐向王(皇)权政治转变，转折点则在张骏时期，张骏接受刘曜凉王封号，意味着河西政治已彻底转向王(皇)权政治，此后张重华“假凉王”、张祚“僭号称帝”，都是对张骏政治的继续。但因张玄靓、张天锡之时前凉国力转弱，再也无力抵御外部强敌的进攻，所以前凉政治也就没有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不进反退，最终为前秦所灭。
由此可见，从张轨的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到张寔的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到张茂的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牧，再到张骏的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凉王，张重华的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直至张祚的僭号称帝，以及后来张玄靓和张天锡的大都督、大将军、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前凉执政者名号在每个阶段都有新的变化。尤其是从张轨到张祚时期，前凉政治很明显地一步步由州府政治转向皇权政治。虽说张祚“篡立三年而亡”，但他却把前凉张寔以来安定张氏企图建立皇权的愿望最终变为现实，这是安定张氏家族发展到鼎盛阶段的标志。史家多以张祚无道而对其持批评态度，应当说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但就张祚篡立事件本身来说，他实际是顺应了前凉政治发展的趋势，也使前凉成为十六国时期真正雄踞河西的割据政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前凉时期地河西政治本来就是安定张氏家族和河西著姓的共治，其基础是在双方合作下河西政治、经济的平稳发展，但张耀灵之后，前凉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之事日渐增多[90]，原来较为安定的河西地区逐渐动荡不安，河西著姓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最为典型的事件是宋氏家族的灭族之难。宋氏家族自宋配开始就入仕前凉，至宋混、宋澄兄弟之时达到鼎盛。宋混兄弟先后因诛除张祚、张瓘而位极人臣，“(张)玄靓以(宋)混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假节，辅政。混卒，又以(宋)澄代之”[91]。但可惜的是，宋混、宋澄之时，适逢前凉乱世，他们兄弟能有拥立之功，正是这一乱世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而也正是乱世为宋氏家族提供了葬身之所。宋澄辅政后不久，“玄靓右司马张邕恶澄专擅，杀之，遂灭宋氏”[92]。
敦煌宋氏的灭族之难，实际也反映出前凉时期河西著姓命运的最后发展趋势。因为任何一种形式的门阀政治，最终都会以皇权一方或者门阀著姓一方的失败，另一方的胜利而告终。如上所论，张玄靓之时，敦煌宋氏的力量强大到甚至能够左右王(皇)权的程度，这已不是此前双方相安无事状态下的门阀政治了，宋氏之强，打破了此前河西著姓与安定张氏在河西控制权问题上因妥协而取得的平衡，而对安定张氏来说，这显然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张邕除去宋澄之后，“(张)玄靓乃以邕为中护军，叔父天锡为中领军，共辅政”[93]。反映出安定张氏鉴于此前因权势旁落而带来的不利局面，开始收回放归河西著姓的参政权力。这一举措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又是河西著姓不愿看到的。不过，宋氏兄弟权倾朝野之时，不见其他河西著姓踪影，这也是值得思考的。据《晋书》卷八六《张玄靓、张天锡本传》记载，前凉后期参与河西政治事务的河西著姓已经明显减少。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张玄靓、张天锡时期，任职前凉的河西著姓人物有：司马张姚，右司马张邕，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假节宋混、宋澄，大臣张钦，荡难将军、校书祭酒索商，游击将军张统，典军将军张宁，共计8人，而且其中张氏人物占了5个，由于史料阙如，张氏诸人是否属于河西著姓还是安定张氏亦未可知，其余3人所占比例更是不到一半。为明确起见，我们仍据《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并参考其他书籍，将张轨创立前凉至张天锡投降前秦之间任职前凉的河西著姓人数做了统计，如下表所示：
任职前凉的河西著姓人数统计表
由上表可知，河西著姓在前凉政权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在张轨到张重华时代，自张耀灵开始，河西著姓在前凉政治中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虽说张玄靓时期宋混兄弟因拥立之功而位极人臣，但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前已论及，对安定张氏在前凉建立王(皇)权政治而言，张骏时期是一个转折点，而到张祚之时达到鼎盛；但就河西门阀政治而言，明显的转折发生在张祚之时。张祚“僭号称帝”之事，意味着在长期的角逐中，安定张氏已经逐步控制了河西政局，也意味着前凉门阀政治临近终场。因为皇权强大，势必削弱世族或者著姓的权力，上表所示河西著姓参与前凉政权者自张祚开始大大减少，这应该是主要原因。但张祚并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前凉皇权，因此遭到包括安定张氏成员、河西著姓在内的许多势力的反对。在这件事当中，安定张氏成员反对张祚，是由于其大逆不道，而河西著姓反对张祚，显然是因为张祚超越了河西著姓能够容忍的极限。田余庆在论及东晋门阀政治时曾经指出：“(东晋时期的南渡士族)固然要保全司马氏的皇朝，使司马皇朝能对南渡士族起庇护作用，但决不乐意晋元帝真正发挥皇权的威力来限制他们。而从晋元帝方面来说，与士族共有神器，毕竟不是他心所甘的。所以，要稳定共天下的政治秩序，要取得皇权与士族的平衡和士族之间的平衡，还需要经过一场政治倾轧和实力较量才行。”[94]与此一理，前凉门阀政治发展到张祚时期，皇权与著姓之间的权力平衡被打破，因此才有宋混兄弟举兵之事，但宋氏兄弟权倾朝野，又造成了前凉皇权与著姓之间，以及宋氏与其他著姓之间实力对比上新的不平衡，最终宋澄身死族灭，而前凉政权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不久被前秦所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张重华之前，河西著姓在军政方面都握有实权，所以当前凉出现内忧或者外患，他们总是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挽狂澜于既倒，但张祚打破皇权与著姓之间的平衡之后，河西著姓显然已经在寻找新的出路。如宋混、宋澄兄弟诛杀张祚之后，“兄弟擅权，玄靓虚坐而已”[95]，我们不能说宋氏兄弟就一定没有觊觎皇位的打算。而当安定张氏逐渐失去进取之心以后，河西著姓也没必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摇摇欲坠的前凉政权身上。前秦发动攻灭前凉的战争中，率兵抵抗的前凉将领中已经不见河西著姓成员[96]，虽说也与河西著姓人才凋零有关，但也不能不说是著姓的观望心理使然。在河西著姓看来，无论是前凉还是前秦，只要能保证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就可以为其服务。但他们没有想到，前秦攻灭前凉，统一北方之后，河西形势急转直下，前凉时期所积累的政治、经济基础遭到沉重打击，这是下面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前秦、后凉时期的河西形势
(一)前秦灭凉与治凉
前秦灭凉之心早已有之。苻生为帝之时，曾派征东大将军苻柳参军阎负、梁殊出使凉州，“以书喻之”[97]。时张玄靓在位，张瓘执事，阎负、梁殊在与张瓘的交谈中晓之以理，示之以威，最终使张瓘以“新辅政，河西所在兵起，惧秦师之至，乃言于玄靓，遣使称藩，(苻)生因其所称而授之”[98]。至前秦苻坚为帝，时以“廓平四海”为己任，因而攻灭前凉，统一北方是势所必然，但因当时前秦忙于兴理内政、经略关东、西南诸地，才没有急着对前凉用兵，但小规模的冲突始终不断。至太元元年(376)夏天，前秦正式发动了灭凉之役。在此之前，前凉内部由于争权夺利而大伤元气。时张天锡在位，“荒于声色，不恤政事”[99]。面对强大的前秦及其“兵无宁岁”的进攻，他仍不思进取，而只是寄希望于东晋的支援。史载：“时苻坚强盛，每攻之，兵无宁岁。天锡甚惧，乃立坛刑牲，率典军将军张宁、中坚将军马芮等，遥与晋三公盟誓，献书大司马桓温，剋六年夏誓同大举。”[100]因此当前秦大军压境之时，前凉仓促应战，很快为前秦所灭。《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详细记载了此役全过程：
遣其武卫苟苌、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苌等率骑十三万伐张天赐于姑臧。遣尚书郎阎负、梁殊衔命军前，下书征天锡。坚严饰卤簿，亲饯苌等于城西，赏行将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率三州之众以继之。阎负等到凉州，天锡自以晋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斩之，遣将军马建出距苌等。俄而梁熙、王统等自清石津攻其将梁粲于河会城，陷之。苟苌济自石城津，与梁熙等会攻缠缩城，又陷之。马建惧，自杨非退还清塞。天锡又遣将军掌据率众三万，与马建阵于洪池。苟苌遣姚苌以甲卒三千挑战，诸将劝据击之，以挫其锋，据不从。天锡乃率中军三万次金昌。苌、熙闻天锡来逼，急攻据、建，建降于苌，遂攻据，害之，及其军司席仂。苌进军入清塞，乘高列阵。天锡又遣司兵赵充哲为前锋，率劲勇五万，与苌等战于赤岸，哲大败。天锡惧而奔还，至笺请降。苌至姑臧，天锡乘素车白马，面缚舆榇，降于军门。苌释缚焚榇，送之于长安，诸郡县悉降。[101]
至是，前凉灭亡。“自轨为凉州，至天锡，凡九世，七十六年矣。”[102]
前秦灭凉之后，对治理凉州却不像攻取凉州那样胸有成竹。史书对于前秦治凉之事记载较少，据《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坚以梁熙为持节、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镇姑臧。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余皆安堵如故。”[103]显然，苻坚治理凉州政策，首先是重建凉州政治秩序，而治凉的主要落脚点，在于打击河西著姓势力。“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若以一户五口人计，则此次徙出凉州的河西著姓人口不下35000，即便以一户四人计，也达28000多人，所以徙出凉州的人口约占当时河西人口的28‰—35‰[104]。由于被徙者为河西豪右，每户人口应远较四五人多，所以此次徙出河西者当不止35000人。应当说，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但前秦此举的真正意义，并不在削减河西人口，而是打击河西著姓，否则就不会有苻坚建元之末徙民入敦煌之事[105]。又如前所论，河西著姓在凉州政治、经济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河西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徙河西著姓豪右出凉，显然不利于河西社会经济的稳定，而且也与前述魏晋以来河西地方政治发展的趋势相背。前已论及，前凉后期河西门阀政治的现状有所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河西著姓从此不会参与凉州政治。梁熙为凉州刺史之时的州府成员构成状况，史书记载阙如，但根据前秦大规模迁徙河西著姓出凉的举措来看，在梁熙的凉州刺史府中，河西著姓成员不可能很多。虽说此举避免了河西“大姓雄张”[106]局面的出现，但完全摒河西著姓于凉州地方政治之外，显然又容易滋生河西本土人士的不满情绪。徙豪右著姓出凉，似乎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但这样做又与河西经济发展相矛盾。所以，在梁熙为凉州刺史之时，他仍然尽力团结了河西著姓中尚在凉州的部分人物，如以“(张)天锡武威太守敦煌索泮为别驾，宋皓为主簿”[107]，后来西平郭護反叛，宋皓被梁熙任为折冲将军，平定了这次叛乱[108]。此外，在梁熙的凉州刺史府之下，前凉西平太守金城赵凝被任为金城太守，高昌杨幹为高昌太守[109]，这进一步说明河西著姓在河西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110]。与此同时，苻坚又以“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则是对河西经济赤裸裸的掠夺。
此后不久，虽然苻坚“以凉州新附，复租赋一年。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孝悌力田爵二级，孤寡高年谷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111]，但这次对凉州的眷顾，远不及前述掠夺凉州之盛。另据《资治通鉴》称，前秦凉州刺史梁熙“清俭爱民，河右安之”[112]，并且积极通过河西发展中原同西域的政治经济联系，史载：“梁熙遣使西域，称扬(苻)坚之威德，并以缯
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鳞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113]使西域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自前凉割据以来第一次真正畅通，就这一点而言，前秦灭凉，对于整个中国北方局势的稳定和政治、经济秩序的恢复都有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前秦取凉之后所采取的治凉政策，无非是徙民出凉和复民租赋，这是封建国家治理新附之地最为常见的办法。但客观地说，徙民出凉、复民租赋，对迅速稳定凉州(河西)局势具有一定效果，但此举终非安凉根本大计，前秦统治河西时期河西政治、经济少有建树便是明证。若要从根本上解决河西长治久安的问题，还必须将河西地区纳入全国统一的规划之内，站在全局的高度加以解决。前秦取凉，仅仅是为了在名义上完成对中国北方的统一而采取的必要步骤，但对治凉并没有长远打算。因此，前秦灭凉之后的治凉，虑不及远，不多的几项措施也仅是权宜之计，行事草率简略，故念及凉人者自然不多。这一状况在北魏灭北凉之后才得到真正改观。
(二)后凉时期的河西形势
前秦于太元元年(376)八月攻灭前凉之后，又于当年十月发动灭代之役，至十二月灭代，完成了统一中国北方的事业。从太元三年(378)开始，苻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经略江南，并积极准备发动攻灭东晋的统一战争。在太元八年(383)十一月伐晋战争开始之前，苻坚先后用兵襄阳、淮南，并于太元八年(383)正月派吕光率兵西征西域[114]。后凉政权即因吕光的这次西征发展而来。
本来，吕光西征是苻坚统一中国事业的一部分。太元八年(383)正月吕光率兵西征，并于次年八月“抚宁西域”，“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115]。但太元八年(383)十一月苻坚发动淝水之战战败，中国北方局势大乱，太元九年(384)正月，慕容垂建立后燕；四月，慕容泓建立西燕，姚苌建立后秦；太元十年(385)七月，苻坚被后秦姚苌俘杀，八月，其子苻丕继位，但失去关中腹地的前秦政权已经名存实亡。这对吕光的西征军而言，已经失去了重返中原的归宿。形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吕光率领的前秦偏师自谋出路，而回师东返，据有河西无疑是上选之策。但吕光对此却毫不知情。至太元十年(385)春，吕光率师东返。返师途中吕光始知苻坚淝水战败的消息，这使他当机立断，率兵攻打前秦所置凉州刺史梁熙，并于当年九月进入姑臧。“光至是始闻苻坚为姚苌所害”[116]，于是他“大赦境内”，奉苻丕太安年号，“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117]。“这一大堆名号表明，他已割据河西。”[118]至太元十四年(389)，“是时鳞见金泽县，百兽从之，光以为己瑞……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以下，赦其境内，年号鳞嘉”[119]。正式建立后凉政权。太元十九年(394)十月，西秦乞伏乾归击杀前秦末代皇帝苻崇，前秦亡。太元二十一年(396)，吕光“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年龙飞”[120]。建国号为大凉，史称后凉，“确立起封建王权政治”[121]。吕光在位十年而亡，其子吕绍、吕纂，侄吕隆相继在位，但终后凉历史，内忧外患一直不曾停息。吕光时期，后凉统治就遭到河西各种势力的反抗，而吕光子侄在位之时，南凉、西凉、北凉相继建国，加上此前已经割据金城、河湟一带的西秦和称雄关陇的后秦，河西这块不大的土地竟有七个割据政权相继染指，再加上河西域内的大小部族势力，使河西政治形势纷乱异常。而不思进取的吕光子侄，根本无力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争得优势。到元兴二年(403)，后凉王吕隆为形势所逼而向后秦主姚兴投降，后凉亡。史称“(后凉)吕光初据姑臧，前凉旧壤宛然如昨也，乃未几而纷纭割裂，迨凉灭亡，姑臧而外，惟余仓松、番禾二郡而已”[122]。
由上可知，后凉政权由前秦派生，但因吕光只是一个“不乐读书，唯好鹰马”[123]的军人，并没有真正治国理政之才，因此他所建立的后凉虽系前秦派生，但并没有继承前秦政治当中的优点，而是将前秦落后的“氐族本位政治”[124]原封不动地照搬于后凉的政权建设当中。吕光照搬前秦“氐族本位政治”统治河西，并将这一政治模式的落后性进一步发挥，造成深刻、尖锐的民族矛盾，因此吕氏后凉政权在河西的统治并未延续多长时间。若从吕光于太元十年(385)九月进入姑臧称凉州刺史起计，到吕隆于弘治四年(403)投降后秦，后凉共历四主(依次为吕光、吕绍、吕纂、吕隆)18年，而若从太元十四年(389)吕光“僭即三河王位”开始计算，后凉仅历14年，在五凉政权中立国时间最短[125]。
需要补充的是，后凉吕氏不用河西著姓参与政治而采用“氐族本位政治”，除去继承前秦政策之外(因为前秦灭前凉而徙河西著姓出凉，也是针对河西著姓势力强大所采取的对策)，似与当时全国政治发展趋势有关。魏晋及前凉时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在河西地方政治当中没有河西著姓参与，很可能埋下此后河西动荡的祸根。后凉吕氏立国的十四年，相当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至安帝元兴二年(403)，这个时期正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126]，也即“孝武帝一朝伸张皇权，正是由东晋门阀政治向刘宋皇权政治的过渡”[127]时期，而自前凉张耀灵开始，河西著姓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低谷期，因此吕光完全可以起用著姓当中的部分人物，因为“皇权的伸张，既要排除士族超越皇权的可能，又要借助士族的社会影响以为皇权所用”[128]。王(皇)权的复兴，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实现，士族或著姓势力的没落也不可能在后凉短短的十几年里彻底完成。但翻检《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后凉政权中不见河西著姓索氏、宋氏、阴氏、张氏成员，唯有前凉安定张氏之张大豫，还是反对势力的代表，另有沮渠罗仇、沮渠麹粥、姚皓、尹景等胡汉名士则惨遭吕光杀害。显然，吕光处理河西著姓势力的方法与手段都操之过急，因而遭到的反抗也非常强烈。有学者指出：“虽然后凉对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也加以任用，但往往是用而狐疑，致使变乱迭起，时而有脱离后凉统治者。”[129]此其一。
其二，后凉政权的出现只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局势动荡中的一个偶然现象，在此之前，谁都不曾想到氐族吕氏将会统治河西十数年在内也是如此，因此吕氏后凉缺乏长远的立国战略，这是后凉立国之所以比前凉短暂的根本原因。前已论及，前秦灭凉之后的治凉，虑不及远，不多的几项措施也仅是权宜之计。前秦时期尚有“清俭爱民”的凉州刺史梁熙治理凉州，因此一度出现“河右安之”的局面。与前秦时期相比，吕氏后凉统治河西，既无“清俭爱民”之能臣，行事之草率简略却有过之。因此，后凉短命而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三，后凉政权的基础，是吕光的西征军。因此后凉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个军事割据政权，其政权建制极不合理。太元十四年(389)吕光“僭即三河王位”之时，号称“置百官自丞郎以下”，但本传所记载的官员只有张掖督邮傅曜、丘池令尹兴、著作郎段业、都尉孙峙、将军王宝等人，此外都是吕光子弟及其氐族将领。而到太元二十一年(396)吕光“僭即天王位”之时，“诸子弟为公侯者二十人。中书令王详为尚书左仆射，段业等五人为尚书”[130]。汉族及其他民族官员成为后凉政权的点缀。依据前述河西政治经济权的争夺与控制原理，这样的点缀显然不足以使凉州政治经济秩序安宁。后凉政权立国十数年，兵无宁岁，河西地区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吕氏不予整饬。后凉政权以军事兴，也决定了其必然以军事亡的结局。
吕思勉曾对后凉速亡及其此后河西形势做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后凉之兴，事势与前凉大异。前凉张氏，夙尝树德于河西；张轨之西也，凭借晋室之威灵，其人亦颇知治体；然凉州之大姓及诸郡守，尚多不服，久而后定，况于吕光，仅一武人，既无筹略，且迫昏耄者乎?光所以能戡定梁熙，暂据河右者，盖以其所率之兵颇精，且为思归之士故。然实未能据有凉州，且未能一日安也。姚兴虽灭后凉，然特因其自亡，又迫勃勃之难，故更无余力西略。西秦、南凉、北凉、西凉，皆以文属而已。氐、胡、鲜卑，皆不知治体，惟段业、李暠为汉人，为治较有规模，然业以大阿倒持，终至颠覆；暠亦弱不自振。要之：西北一隅，脱离王化既久，一时不易收拾也。”[131]诚为确论。
三、南凉、西凉、北凉逐鹿河西
后凉末年，朝政混乱，吕光子侄为争权夺利纷纷刀戈相向，这给河西域内各种反对势力以可乘之机。隆安元年(397)，河西鲜卑人秃发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赦其境内，年号太初”[132]。在连续击败后凉军队之后，“乌孤更称武威王。后二岁，徙于乐都”[133]。并授官任能，正式建立南凉政权。隆安四年(400)，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叛北凉而推举汉族人陇西李暠(字玄盛)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内，建年为庚子”[134]。并任用河西著姓成员，建立西凉政权。隆安五年(401)，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受梁中庸、房晷、田昂等人推举，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赦其境内，改元永安。”[135]标志着北凉正式立国。义熙八年(412)，沮渠蒙逊迁都姑臧，“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内，改元玄始”[136]。并建官命职，“开始了北凉的封建王权时代”[137]。河西域内一时形成四凉并立的局面。但如前所说，后凉在南凉、西凉、北凉立国之初，受各种势力攻击，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到元兴二年(403)，后凉王吕隆为形势所逼而向后秦主姚兴投降，后凉亡，河西政局遂变成南凉、西凉、北凉三足鼎立之势。史称：“及吕隆降于姚兴，其地三分。武昭王为西凉，建号于敦煌。秃发乌孤为南凉，建号于乐都。沮渠蒙逊为北凉，建号于张掖。而分居河西五郡。”[138]
三足鼎立时代的河西诸凉政权，南凉占据武威以东的河西走廊东部以及河湟地区，史称：“南凉盛时，东自金城，西至西海，南有河湟，北据广武。”[139]西凉尽有酒泉以西之地，但在诸凉政权当中最为弱小，辖敦煌、酒泉、晋兴、建康、凉兴、会稽、广夏、新城诸郡[140]。北凉最初辖地较小，居南凉、西凉之间，至盛之时，其疆域“西控西域，东尽河湟……前凉旧壤，几奄有之矣”[141]。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决定了河西走廊的三足鼎立局面不可能持续长久。
首先，诸凉政权为争夺姑臧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由于前凉时期的精心经营，姑臧(今甘肃武威)成为十六国时期河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使诸凉政权都欲先据姑臧而后快，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西凉相距姑臧较为遥远，中间又隔着北凉，所以一直未能参与争夺姑臧，但根据李暠时代的“东伐战略”[142]以及李歆时期不断率兵东进之事来看，西凉一直把恢复“张王之业”[143]作为立国的长远目标。史载：“(李)玄盛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144]因而如果有可能的话，西凉最终会把自己的都城定在姑臧，而非敦煌或者酒泉。直接争夺姑臧的是南凉和北凉。但问题是，元兴二年(403)后秦灭后凉，姑臧为强大的后秦所有，所以想要获取姑臧又必须经得后秦许可。所以姑臧的归属，成为当时河西政局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南凉和北凉为获得姑臧而极力讨好后秦，最终南凉主、秃发乌孤幼弟秃发傉檀捷足先登，于义熙二年(406)从后秦手中取得姑臧。但北凉沮渠蒙逊一直不曾放弃对姑臧的争夺。至义熙六年(410)，沮渠蒙逊大军兵临姑臧城下，“夷夏降者万数千户。傉檀惧，请和。(蒙逊)许之而归”[145]。经此一役，南凉一蹶不振，秃发傉檀率众撤往乐都。不久姑臧为魏安人焦朗所据，“蒙逊率步骑三万攻(焦)朗，克而宥之”[146]。至此，姑臧争夺战终以北凉沮渠蒙逊的大获全胜告结束。应当指出的是，河西三国争夺姑臧，还与他们力图赢得在河西统治的正统地位有关。前已论及，在封建割据时代，名义上的正统地位对割据者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对河西三国而言，所能争取的并不是秦汉魏晋之正统，而是强调继承前凉张氏的统治。在《晋书》有关南凉、西凉以及北凉历史的内容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兹不列举。而想要获得继承前凉统治的名分，一是据有前凉都城姑臧，二是统一河西。而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夺取姑臧更为现实，而统一河西只能是长远计划了。
第二，南凉取姑臧、西凉取酒泉之后，夹在走廊中间的北凉不可能安于现状、坐以待毙。沮渠蒙逊想要突破现状，就必须东征西进，攻取酒泉、敦煌、姑臧等地。而北凉东征势必因蚕食南凉国土与南凉产生冲突，西进又必然与雄踞酒泉的西凉发生战争。加之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147]的个人才能，使他的事业与“河西王”的名号真正相符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三足鼎立时期的河西局势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北凉沮渠蒙逊的手中。沮渠蒙逊在诸凉帝王当中享国时间最长，达三十三年之久(401—433)，这保证了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措施得以稳定、有序地执行。蒙逊死后，子茂虔立，历六年而为北魏所灭。与沮渠蒙逊相比，西凉主李暠尽管也在位十八年(400—417)，但毕竟是“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其子李歆即位四年而西凉亡国。乍看起来，西凉、北凉都是历二主而亡，且立国之主都雄才大略，何其相似乃尔。但北凉虽然最终为北魏所灭，但却完成了统一河西走廊的事业，虽败犹荣；西凉则不然，在宋繇、尹太后等人的哀叹声中亡国，给李氏子孙和河西著姓留下无尽的遗憾。南凉政权共历十八年(397—414)，其中秃发傉檀虽在位十三年(402—414)，但因穷兵黩武而不足论。
第三，三足鼎立时代的河西地区人才济济，著姓势力在诸凉政治中更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河西三国的人才基础，成为它们能够鼎足而立的重要原因，而著姓大族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又说明，虽然典型的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但因着河西特殊的政治形势，河西域内的门阀政治却在经历了前秦、后凉时期的挫折之后，重新焕发生机。适如唐长孺所指出的：“凉州区域从前凉灭亡之后，陷于分崩离析，各族酋豪纷纷割据，可是凉州大姓却依然保存其特权。”[148]这也与前述控制河西的政治原理一致。南凉立国之初，其朝廷“汇集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头面人物，既包括河西著姓中的阴、郭、麹、杨等家族，也包括氐族中的杨姓、匈奴中的金姓等家族，更多的则是侨居河西的中原冠带和士人，可谓人物荟萃，英才济济”[149]。史载，隆安三年(399)秃发乌孤徙治乐都后，
署弟利鹿孤为骠骑大将军、西平公，镇安夷，傉檀为车骑大将军、广武公，镇西平。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隽;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麹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匹、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150]
而到了秃发傉檀时代，依然是人才济济：
段懿、孟祎、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陇之冠冕;斐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齐杨、班，梁崧、赵昌，武同飞、羽。[151]
西凉为汉族人陇西李暠所建，“李暠选用清一色的河陇著姓担任要职，敦煌大族和名门之后居其大半”[152]。
而西凉政治也体现出鲜明的“著姓政治”[153]色彩。史载：
以唐瑶为征东将军，郭谦为军谘祭酒，索仙为左长史，张邈为右长史，尹建兴为左司马，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史，令狐溢为右长史，张林为太府主簿，宋繇、张谡为从事中郎，繇加折冲将军，谡加扬武将军，索承明为牧府右司马，令狐迁为武卫将军、晋兴太守，氾德瑜为宁远将军、西郡太守，张靖为折冲将军、河湟太守，索训为威远将军，西平太守，赵开为骍马护军、大夏太守，索慈为广武太守，阴亮为西安太守，令狐赫为武威太守，索术为武兴太守，以招怀东夏。[154]
相比较而言，由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所建立的北凉，在政权建设上做得最为成功。北凉政权中虽然也不乏河西著姓人物，沮渠氏本身也是河西地方豪强[155]，但就其政治结构的总体状况来看，它已经从河西门阀政治时代走出，转向皇权政治了。有关此点，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记载比比皆是。《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称：
沮渠牧犍尤喜文学，以敦煌阚骃为姑臧太守，张湛为兵部尚书，刘昞、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金城宗钦世子洗马，赵柔为金部郎，广平程骏、程从弟弘为世子侍讲。[156]
按，阚骃，字玄阴，敦煌世族，“博通经传，聪敏过人……(沮渠)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157]。张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逊，黄门侍郎、兵部尚书。”[158]宗钦，字景若，金城人。“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159]刘昞，字延明，敦煌人。“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160]索敞，字巨振，敦煌人。“为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161]赵柔，字元顺，金城人，“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时，为金部郎”[162]。程骏，“字鳞驹，本广平曲安人也……祖父肇，吕光民部尚书。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163]。阴兴，敦煌人，为刘昞助教[164]。以上诸人皆为河西著姓成员，在沮渠蒙逊、沮渠牧犍时代出仕北凉，他们所任官职涉及政治、文化两大领域，并且对北凉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之南凉对著姓的只录不用，西凉的用而不重，北凉显然更胜一筹。另外，北凉将河西著姓人士纳入自己麾下，还有实行汉化的目的在里面，这较之南凉的穷兵黩武，西凉虽为汉族所建却无暇展开政权建设，又胜一筹。又据北魏太和年间宋绍祖墓志铭称：“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墓。”罗新、叶炜指出，宋绍祖敦煌公之爵位的来历，有两种可能性：“其一，这一爵位来自河西时代，是宋氏得自沮渠政权的，宋繇的后人出于虚荣而在刻铭时援引了往日的爵号。其二，宋绍祖本人由于奇异的机缘而与某位权势人物牵连，被短暂地封了本郡爵位。第二种可能如果存在，那么就应当与文成帝昭太后有关。昭太后常氏的母亲姓宋，据《魏书》卷八三上《常英传》，昭太后的妹夫王睹‘奉宋甚至’，得封辽东公，昭太后说‘本周郡公，亦足报耳’。没有资料显示宋氏籍贯，如果她出于敦煌宋氏，那么以本家某个亲近的子弟为‘本周郡公’，也有可能。”[165]无论是那种可能，上引墓志铭都能说明宋氏在北凉沮渠氏政权中受到当年河西大姓一样的待遇。此外，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九六号墓的相关文书反映，宋氏在北凉时期的确拥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该墓所有出土的有纪年文书起北凉玄始十二年(423)，止北凉义和二年(432)。其中有《北凉真兴七年(425)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文书编号75TKM96：17)《龙兴某年宋泮妻翟氏随葬衣物疏》(文书编号75TKM96：15)，从宋泮娶有两妻隗仪容、翟氏及衣物疏内容来看，宋氏应为当地高门大族，最低也应属于当地有一定势力的豪族地主[166]。黄烈指出：“北凉政权从一开始到逐步发展完备都是一个民族混合政权，其中卢水胡和汉族是主体，也包括一些其他少数族人。蒙逊从段业手里夺取政权时，就得到段业手下的一批汉族官僚的拥戴，他们成为北凉政权的汉族支柱；至于统领军队的护军，镇守地方的郡守则大部分为沮渠氏。也有一些其他族人担任军镇要职，如张掖太守句呼勒，广武太守文支(秃发族)，冠军将军伏恩。辅国将军臧莫孩等。各种文职官吏则多由汉人充任。这从北凉小朝廷到地方郡县都是如此，连远在西陲的高昌郡也不例外，吐鲁番所出北凉文书[167]署名官吏多为汉人就是证明。”“北凉政权是仿照汉族政权的模式，继承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构成的，但它经历了一个由简陋到正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68]因此对于北凉以至南凉、西凉的“门阀政治”，不宜过分夸大，也不能否认其存在，其间既有巨大区别，也有河西门阀政治形式发展不完备的共性，虽如此，西凉、南凉、北凉显然即借鉴了前凉政治中的成功经验，也吸取了后凉政治中失败的教训，在控御河西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成功。此外，据考古发现，代表4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时代河西社会特点的酒泉丁家闸五号壁画墓反映，河西世族大姓墓葬形制堪比王侯。而“世族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这在壁画中由广建坞壁，强迫部曲从事生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貌而得到充分的证明”[169]。这也说明，在河西地方政治、经济事务中，河西著姓的参与是何等的重要。
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化，正是北凉最终能够完成统一河西大业的制度上的原因。它从反面说明，无论门阀政治在河西曾经起过何种作用，但它毕竟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170]而非常态，在封建时代并不利于国家政治的正常运作。沮渠蒙逊克服了这一点，也就具有南凉、西凉并不具备的优势，因而才在三足鼎立的河西政局中站稳了脚跟，并完成统一河西的事业。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有必要把南凉和西凉门阀政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交代。首先，南凉所谓的门阀政治，徒具虚名而无实际内容，前引史料实际已经说明，秃发乌孤、秃发傉檀载记所列著姓豪门之才俊，只有杨轨一人为“宾客”，其余诸人仅列其名而无实际任职，这与其他政权初建之时的情况大为不同。所谓的“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证明。我们据《晋书》卷一二六对南凉官员任职情况做了如下统计：将军金树、薛翘、鍮勿仑、文支(后为镇南将军、湟河太守)，镇北将军俱延(后为太尉)，左司马杨桓，祠部郎中史暠(后为西曹从事)，博士祭酒田玄冲、赵诞，左司马孟祎，尚书左丞婆衍仑，参军关尚，军谘祭酒梁裒、辅国司马边宪(此二人后谋反被诛)，左长史赵晁、右长史郭倖(此二人后为左右仆射)，左将军枯木，驸马都尉胡康，太史令景保，大司农成公绪，安北(将军)段苟，左将军云连，邯川护军孟恺，抚军从事中郎尉肃等共约24人。而前引史料所涉及的豪望共33人，其中仅有7人重复出现，即史暠、赵晁、金树、薛翘、郭倖、孟祎、边宪，所占比例仅为1/5强，而这7人皆非河西著姓人物，其余诸人，多为河西鲜卑成员。显而易见，南凉只是把著姓豪门才俊当作装饰门面的幌子，而实际奉行较为落后的部落军事建制，南凉秃发氏拥有“王”和“大单于”的双重称号[171]，直接表明其所奉行的是并非单一方式的统治，而是部落军事建制与传统汉族统治相结合的双重统治模式。南凉秃发傉檀时期的穷兵黩武，与此有深刻关联。
其次，西凉因其“著姓政治”或者说是门阀政治而倍受称道，但终西凉历史，真正在西凉政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著姓人物却少之又少。这一方面说明门阀政治的衰落，另一方面也说明西凉皇权政治已经比较强大。但在西凉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之时，没有了门阀著姓的限制，就容易导致君王专断误国的局面出现，李歆时期的西凉正是如此。据《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可知，李暠初立，所封官员21人，多为河西著姓索氏、张氏、阴氏、令狐氏以及宋氏成员。但翻检李暠、李歆父子本传，在西凉历史上起过实际作用的仅宋繇、张体顺、张显、氾称等寥寥数人。而李暠所封的21人仅有宋繇、张体顺2人，宋繇为李暠异父同母兄弟、李暠临死之时的托孤之臣，但他于国将破、家将亡的关键时刻也不能阻止李歆的鲁莽行事，并没有真正实践李暠临死之时“吾终之后，世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军国之宜，委之于卿，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172]的嘱托。张体顺为李暠所封右司马，曾“切谏”李歆不要东伐。张显、氾称则为李歆时期的谏臣，所上中肯的建议也未被采纳。由上可知，西凉虽然也用著姓豪门才俊装饰门面，但并没有在政权建设上真正下工夫，因此形成一种既似门阀政治、又非门阀政治，既依赖河西著姓，又不能限制皇权的政治形态，比之东晋门阀政治，这又是门阀政治和皇权政治的双重变态了。因此，不合理的政治形态，成为西凉短命而亡的制度原因。
义熙十年(414)，秃发傉檀投降西秦乞伏炽磐，南凉灭亡，河西局势由此变成西部的西凉和东部的北凉之间的对峙。六年之后的元熙二年(420)，北凉军队击杀西凉后主李歆，西凉亦亡。至此，河西走廊重归统一，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雄才大略的北凉主沮渠蒙逊。元嘉十年(433)，沮渠蒙逊死，其子沮渠茂虔(又称沮渠牧犍)立，六年而为北魏所擒，北凉亡国。这“标志着自前秦崩溃后历时半世纪之久的北方分裂局面正式结束。从此，北魏成为黄河流域的唯一政权”[173]。这也意味着魏晋十六国以来，少数民族酋长、河西大族、河西地方割据政权与中原王朝围绕河西地方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终场。
【注释】
[1]参见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第七章《东汉时期的西北》第四节《东汉羌人的反抗斗争》，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7—638页；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
[2]《后汉书》卷七二《董卓列传》。
[3]《后汉书》卷七二《董卓列传》。
[4]马长寿指出，这次“在金城郡起义的主要是凉州义从羌和湟中义从胡；在陇西汉阳起义的主要是原来居住北地郡的先零羌。”马长寿：《氐与羌》，第124页。
[5]除韩遂、马腾外，参加起义的还有“故酒泉太守黄衍”，见于《后汉书》卷五八《傅燮列传》。
[6]《后汉书》卷五八《虞诩列传》。
[7]《后汉书》卷五八《傅燮列传》。
[8]据《后汉书》卷一二三《郡国志五》。
[9]《后汉书》卷七二《董卓列传》。
[10]《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
[11]《后汉书》卷八《孝献帝纪》。
[12]《三国志》卷一八《庞淯传》注引《典略》。
[13]《三国志》卷一五《张既传》。
[14]《三国志》卷一五《张既传》。
[15]《三国志》卷一八《阎温传》。
[16]《三国志》卷一六《仓慈传》。
[17]《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18]《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19]《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20]据《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21]据《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22]《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裴注。
[23]据《三国志》卷四四《姜维传》。
[24]据《三国志》卷四四《姜维传》。
[25]《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
[26]《三国志》卷三七《法正传》。
[27]《三国志》卷三六《马超传》。
[28]《三国志》卷四〇《魏延传》。
[29]《三国志》卷四四《蒋琬传》。
[30]《三国志》卷四四《姜维传》。
[31]《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
[32]据《后汉书》卷一二三《郡国志五》。
[33]参见陈金凤《从汉中到陇右——蜀汉战略新论》，《莱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
[34]《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35]参见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又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3—189页。
[36]《三国志》卷三七《法正传》。
[37]参见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
[38]参见陈金凤《从汉中到陇右——蜀汉战略新论》，《莱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陈金凤、官士刚《民族因素与三国鼎立》，《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
[39]《三国志》卷三三《后主传》；亦见同书卷二六《郭淮传》；卷四四《姜维传》。
[40]参见马长寿《氐与羌》第130页注③。
[41]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
[42]《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43]《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44]有关此点，齐陈骏、高荣皆有论述，参见齐陈骏主编《西北通史(第二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相关章节。
[45]有关此点，高荣已有详尽论述，参见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第257—267页。
[46]这在魏晋河西壁画墓中有比较形象的反映。代表曹魏至魏晋之际河西社会特点的嘉峪关壁画墓，“从壁画反映的时代看，壁画中有许多农耕图，还有兵屯图。说明建墓之时，河西地区的社会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生产处于比较正常的时期。根据史书记载，东汉晚期，河西地区在黄巾起义的第二年(185)，当地的割据势力趁着东汉政权无力西顾之际，也互相争夺，使河西地区陷入混战的局面。他们不仅抗拒朝命，杀害朝廷命官，而且各据其郡，自号将军。这些割据、叛乱的势力，直到魏文帝黄初年间才为苏则讨平，混乱局面才告结束。可见，河西地区从曹操统一北方到曹魏代汉为止，东汉中央政权都未曾建立有效的统治。因此，壁画中出现的兵屯场面和众多的农耕场面，以及数量不算太少的壁画墓的兴建，显然，在东汉末年是不可能出现的”。“曹魏时期，河西割据、叛乱的势力被讨平以后，曹魏政权对河西地区加强了统治，使中断了上百年的西域又复通使。同时曹魏政权派去的官吏，如徐邈、仓慈、皇甫隆还在河西实行改革，进行屯田。到了西晋末年，当中原地区陷入一片混战的时刻，河西地区相对说来，是比较安定的。许多流民都到河西避难，尤其在洛阳失陷后，中州避难来者更多，因此，有理由认为，墓中壁画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与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情况是符合的。”甘肃省考古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编：《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3—74页。
[47]《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48]有关张轨重用河西著姓之事，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之《前凉篇》以及《补论篇》相关内容。
[49]《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50]《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51]《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5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四“晋惠帝永宁元年春正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
[53]据赵向群《五凉史探》，第204页。
[54]《资治通鉴》卷八四“晋惠帝永宁元年春正月”条胡注。
[55]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第41页。
[56]《晋书》卷四八《段灼传》。
[57]武守志指出：“所谓西州大姓，即凉州地区的世族地主阶级集团，包括河西土著世族，久染汉化的河西蕃姓世族，寓居河西的凉州世族和流播河西的中州世族。”参见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五凉政权与西州大姓》两文，收入氏著《一字轩谈学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5—171页、第97—109页。
[58]参见《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59]《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60]《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61]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第43页。
[62]《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63]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第57—64页。
[64]赵向群：《五凉史探》，第57页。
[65]《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66]《晋书》卷八六《张寔传》。
[67]《晋书》卷八六《张寔传》。
[68]《晋书》卷八六《张寔传》。
[69]以上皆见《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70]以上皆见《晋书》卷八六《张寔传》《张茂传》。
[71]有学者指出：“五凉政权作为阶级统治的权力，正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西州大姓的权力。”参见武守志《五凉政权与西州大姓》，收入氏著《一字轩谈学录》，第97—109页。有关河西著姓的情况，还可参见赵向群《河西著姓社会探赜》，收入氏著《五凉史探》，第332—345页。
[7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7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自序》，第2页。
[74]《晋书》卷八六《张寔传》；又见《资治通鉴》卷九〇“元帝建武元年正月”条。
[75]《晋书》卷八六《张骏传》。
[76]《晋书》卷八六《张骏传》。
[7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中华书局，1955年。
[78]《晋书》卷八六《张骏传》。
[79]《晋书》卷八六《张骏传》。
[80]《晋书》卷八六《张骏传》。
[81]《晋书》卷八六《张骏传》。
[82]《晋书》卷八六《张骏传》。
[83]《晋书》卷八六《张骏传》。
[84]《晋书》卷八六《张骏传》。
[85]《晋书》卷八六《张骏传》。
[86]《晋书》卷八六《张重华传》。
[87]赵向群：《五凉史探》，第83页。
[88]赵向群：《五凉史探》，第78页。
[89]《晋书》卷八六《张重华传》。
[90]参见《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及赵向群《五凉史探·前凉篇》之四《前凉衰亡·统治集团的内讧》，第88—95页。
[91]《晋书》卷八六《张玄靓传》。
[92]《晋书》卷八六《张玄靓传》。
[93]《晋书》卷八六《张玄靓传》。
[9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
[95]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二《前凉录》引《太平御览》卷八七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517页。
[96]据《晋书》卷八六《张天锡传》，当时率兵抵抗的将领主要有辛章、常据、马达、席仂、赵充哲、史景等人。
[97]《晋书》卷一一二《苻生载记》。
[98]《晋书》卷一一二《苻生载记》。
[99]《晋书》卷八六《张天锡传》。
[100]《晋书》卷八六《张天锡传》。
[101]《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102]《晋书》卷八六《张天锡传》。
[103]《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104]据赵向群推算，十六国时期河西总人口大约保持在一百万左右(赵向群：《五凉史探》，第233页)。我们据此认为此次徙出凉州的著姓人口占到当时河西人口的28‰—35‰左右。
[105]《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
[106]《三国志》卷一六《仓慈传》：“(敦煌)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
[107]《资治通鉴》卷一〇四“孝武帝太元元年九月”条。
[108]《资治通鉴》卷一〇四“孝武帝太元元年九月”条。
[109]《资治通鉴》卷一〇四“孝武帝太元元年九月”条。
[110]参见齐陈骏主编《西北通史(第二卷)》，第177—178页。
[111]《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112]《资治通鉴》卷一〇四“孝武帝太元元年九月”条。
[113]《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114]以上史事及时间均参照蒋福亚《前秦史·附录·前秦大事年纪》，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282—285页。
[115]《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116]《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117]《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118]赵向群：《五凉史探》，第106页。
[119]《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120]《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121]赵向群：《五凉史探》，第107页。
[122]《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
[123]《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124]有关前秦“氐族本位政治”，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第110—114页。
[125]本节标题为《后凉时期的河西形势》，原计划将后凉史事进行详细的论述，但赵向群、齐陈骏分别在《五凉史探·后凉篇》和《西北通史(第二卷)》第四章第一节《氐吕氏的后凉政权》等著作中已将后凉史事交代得非常清楚，因此在本节只提及后凉政治之大略而不作详论。
[12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10页。
[12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20页。
[12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20页。
[129]王三北主编：《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古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
[130]《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13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132]《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
[133]《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
[134]《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135]《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136]《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137]赵向群：《五凉史探》，第179页。
[138]《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139]《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
[140]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
[141]《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
[142]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第152—159页。
[143]《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宋繇言于李暠曰：“大兄英姿挺杰，有雄霸之风。张王之业不足继也。”按，宋繇所谓“张王之业”，是指前凉张轨及其子孙保据河西之事。
[144]《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145]《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146]《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147]《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148]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2—184页。
[149]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第127页。
[150]《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
[151]《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152]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
[153]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
[154]《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此外，据《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七辑《西北考古文献》第七卷第85—94页《吐鲁番出土文书》之《西凉建初四年(408)秀才对策文》，我们可以获知，参加建初四年(408)这次考试的秀才共三人，他们按期对策的先后顺序分别是□谘、凉州秀才马骘、护羌校尉秀才张弘。(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这三人应该都与河西著姓有密切关联。陆庆夫认为：“张弘是敦煌地方上极有势力的人物。”“在西凉统治集团中，敦煌张氏更是位尊权大，举足轻重。据《晋书·李玄盛传》载，李暠以张邈为右长史，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史，张林为太守府主簿，张谡为从事中郎，张靖为折冲将军，几乎全是西凉政治里的核心人物，敦煌张氏名望如此大，权势如此高，则其子弟被举秀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凉州秀才马骘，似也出自河西望族马氏。……由于史籍过于简略，有关西凉的记载没有提到马氏。但在吐鲁番出土的西凉《秀才对策文》中，将马骘列为凉州举荐的秀才，也足以说明马骘出身应属于凉州大姓马氏。”“《秀才对策文》排在第一位的秀才□谘，因为姓氏缺漏，不能臆猜。但是有一点可以判断，即这个叫谘的秀才也应当出身于大姓。”“总之，通过对《秀才对策文》中三个秀才身份的判断，我们认为，这件关于西凉选举的文书，体现了河西大族的利益，反映了李暠政权的政治倾向，是魏晋社会门阀政治的产物。”(陆庆夫：《吐鲁番出土西凉〈秀才对策文〉考略——兼论汉晋隋唐时期策试制度的传承》，郑炳林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2—119页。)
[155]黄烈指出：“沮渠氏成为在河西的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正由于他已不是部落酋长而成为地方豪强，这样这就可能打破民族界限，取得卢水胡以外各族，包括汉族在内的拥护。”(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3页。)
[156]《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
[157]《魏书》卷五二《阚骃传》，中华书局，1974年。
[158]《魏书》卷五二《张湛传》。
[159]《魏书》卷五二《宗钦传》。
[160]《魏书》卷五二《刘昞传》。
[161]《魏书》卷五二《索敞传》。
[162]《魏书》卷五二《赵柔传》。
[163]《魏书》卷六〇《程骏传》。
[164]据《魏书》卷五二《刘昞传》。
[165]参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50—51页。
[16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8—30页。
[167]原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
[168]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313—320页。
[169]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17页。
[170]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79—284页。
[171]《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称：“隆安元年，(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赦其境内，年号太初。”
[172]《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173]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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