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时期对西域的占领

第一节　吐蕃王朝时期对西域的占领

6世纪到7世纪初，值中原隋代至唐初，隋朝短祚，而唐初新兴，对西域的有效控制尚未形成。丝绸之路沿线绿洲城邦于阗、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借丝路贸易的发展而繁荣起来，各自拥王自立，但除高昌外，都间接地受突厥族不同程度的统治。在丝路南线还有楼兰、鄯善、且末等，则在吐谷浑的控制之下。

唐朝于贞观八年(634)在哈密设西伊州，为鄯善、且末的收复做着准备。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置西州，并设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二年(648)平定龟兹，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到贞观二十三年(649)，设置了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四镇，由安西都护府总管，取代了突厥在西域的霸权。太宗薨世后，一度拜谒瑶池都督、归安西都护府所辖的突厥阿史那贺鲁统合十姓部落和葛逻禄、处月等突厥种族，大举反旗，迫使安西都护府退回西州，阻挡了唐朝统治西域的大业。之后，唐朝三次派军累计十余万人，花费六年时间，于显庆二年(657)打败阿史那贺鲁，结束了突厥第一帝国对西域的入侵和西突厥帝国对西域的统治，将以前西突厥十姓领土以伊犁河至碎叶河为界，分为东部的五咄陆部和西部的五弩失毕部，分别设置昆陵和濛池两个都护府，以兴昔亡可汗为昆陵都护，继往绝可汗为濛池都护，并于第二年将安西都护府迁回到龟兹，建立了比太宗时期更安定的西域统治体制。之后虽有显庆四年(659)五弩失毕思结部为首攻击于阗的叛乱，但唐朝很快将之平息，并将自身的影响远播到帕米尔以西的吐火罗、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还分别设置都督府，置于安西都护府的监督之下，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

龙朔二年(662)，早已臣服唐朝的西部继往绝可汗在十姓部落故地秘密扩大自己的势力，唐朝海道总管苏海政意欲稳固十姓部落故地，双方一拍即合，共同密谋杀害了兴昔亡可汗，引发了东部五咄陆部对唐朝的强烈不满。而继往绝可汗治下五弩失部之一的拔塞干部又背叛了唐朝，同属于五弩失部的月弓部还引导吐蕃军队向苏海政挑衅。从此，吐蕃不仅在河西地区与河湟地区向唐朝挑起战端，还开始了在西域与唐朝的争夺。龙朔二年也被认为是吐蕃军队登上中亚舞台的开始^[1]。

吐蕃先是攻占了于阗，继而伙同于阗军队进犯安西四镇其他三镇，安西都护府再次退回到西州。继往绝于乾封二年(667)去世，唐朝失去这样一位傀儡可汗，于是处于北部的突厥“余众附于吐蕃”^[2]，夹在其与南部吐蕃两股势力之间的唐军，在西域面对的形势陷入不利。咸亨元年(670)“夏四月，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安西四州”^[3]。唐朝于上元年间(674—676)重新夺回了安西四镇，但不久又在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所集结的西突厥遗众与吐蕃的联合进攻下，再度失去安西四镇。从此，进入唐朝、吐蕃、突厥三家反复争夺西域的时期。

丢失安西都护府之后，唐朝的攻略主要还是放在了突厥一侧，先是计擒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并很快恢复了安西四镇，接着又在仪凤四年(679)将四镇之一的焉耆安插到了碎叶，意在从核心位置控制突厥各族，消弱了西突厥的力量。与之相应的，是天山北麓代突厥而起的突骑施。北面相对稳定，在南面，吐蕃军队于垂拱三年(687)又大举侵入除碎叶以外的安西四镇和这时已经不属四镇的焉耆，而与此同时，吐蕃在东部边境与唐军的战事也进一步吃紧，在西域的力量有所回缩。唐朝方面则在王孝杰等官员的积极努力下，于天授三年至长寿三年(692—694)间，派遣常驻安西都护府的三万军队收复四镇，利用军事强势，将对西域的有效控制维持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前。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在范阳举旗反叛，先后攻克洛阳、长安，唐朝陷入混乱之中长达八年，西域的安西四镇与朝廷的联系中断。此时回纥汗国还远在漠北地区，大食也无意于纠结西域。吐蕃人于是分别从河西地区和帕米尔地区开始了向西域的蚕食。

吐蕃人大致从贞元五年(789)冬天开始全面攻击北庭，至贞元七年(791)之后，汉文史料中不再见到对于阗的记录，这与《敦煌吐蕃历史编年》之《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时代的扩张》所记相印证：

此王之时，没庐·墀苏菇木夏领兵北征，收服于阗归于治下，抚为编氓并征其贡赋。^[4]

这里北征的地区，一般认为是帕米尔地区，森安孝夫根据《悟空入天竺记》及出土文书判断吐蕃占领于阗大概在790年。吐蕃占领于阗后，在这里构筑了麻扎塔格戍堡(位于今墨玉县驻地喀拉喀什镇北166公里和田河西侧)，并以这里为中心统治于阗地区。

由于吐谷浑的关系，吐蕃与鄯善地区发生的关系较早，先后于天宝六年(747)小勃律之役及天宝十三年(754)封常青破播仙镇之役中两度击破，在“安史之乱”暴发后，鄯善自然居为吐蕃控制西域的中心^[5]。作为吐蕃控制西域的中心之一，鄯善地区的米兰古戍堡(位于今若羌县城东80里)是吐蕃势力控制布泊地区的另一个军镇中心。

吐蕃于“安史之乱”后占领塔里木盆南缘地区，直到9世纪中叶，期间在这里驻扎军队，实行军事统治，其管理机制和模式通过与当地的自然地理及其绿洲邦国特征的制约条件相磨合，形成具有新的特征的社会控制局面，既有利于加强自身在西域地区的统治地位，也因此而削弱唐朝对西域形成的控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