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族地区的政治控制内容介绍

第二节　宋代民族地区的政治控制

唐代在周边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府，任命各部族首领担任刺史、都督等职，管辖原来部落的领地。宋代沿袭唐朝的制度，在西北缘边的陕西、河东以及后来开拓的熙、河、兰、岷诸州新边地区，宋对分布众多的吐蕃、党项、回纥等内属部落民族，通过加封土著部族首领担任职名大小不等的各级“蕃官”，达到“绥怀族账，谨固疆界”，控制边区的目的。与此同时，政府对有突出政绩的蕃官给予奖赏，对无统驭能力或违法犯罪者则予以撤换或制裁，并颁行了许多禁令，如严禁蕃官与汉官通婚、严禁蕃官置买产业、严禁蕃官与汉户之间的田产买卖、部族内部事务蕃官不得专决等等，由此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的“蕃官”管理与控制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蕃官的任选和承袭

由于地域差异性和统治力量深入的程度不同等因素，宋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统治政策并不相同，在西北地区，由于“蕃部之俗，既宗贵种”^[66]，宋廷先后任命众多部族首领为“蕃官”，代表宋政府维护本部区的统治。

蕃官的任用即蕃官除授，由兵部统一掌管。“兵部格掌管蕃夷官授官主客，令蕃国进奉人陈乞转授官职者取裁，即旧应除转官者，报所属看详。主客止合掌行蕃国进奉陈乞事体，其应缘进奉人陈乞授官，尽合归兵部。”^[67]蕃官主要来源于部族首领，另外还有相当一些因功被授的一般部民，“韩存宝，本西羌熟户，少负才勇，喜功名，累立战功，年未四十，为四方馆使，泾原总管”^[68]。由于边区复杂的民族和军事形势，北宋政府经常对诸蕃族首领封官赏赐，以之作为化解矛盾、稳定边地统治的重要手段，景德元年(1004)，朝廷告谕灵(今宁夏灵武)、夏(今陕西横山县西)、绥(今陕西绥德)、银(今陕西横山县东)、宥(今陕西靖边南)等州蕃族，“能率部下归顺者，授团练使，赐银万两。其军主职员外郎，将校补赐有差”^[69]，但蕃官给授的初步制度化，最早要追溯到真宗时期曹玮在原州(治今甘肃镇原县)熟户蕃部推行的蕃将族内授职制度：“属羌百帐以上，其首领为本族军主，次为指挥使，又其次为副指挥使，不及百帐为本族指挥使。其蕃落将校，止于本军叙进，以其习知羌情与地利，不可徙他军。”^[70]

这就是说，宋朝是根据蕃部首领所统辖人口的多少来任命各级蕃官的，蕃官职名从军主到本族指挥使大小有别，这种给授蕃官的初步探索取得了成功，以后所授蕃官的职名、品级等各项政策逐渐完善并制度化，形成颇具地域特色的民族官员任授制度，大中祥符九年(1016)九月，曹玮上疏“沿边熟户，近为唃厮啰所诱，又立遵辈许以名职，若无羁縻，或虑胁去，望给以告身。”^[71]从之。同年十一月，曹玮又说：“三阳、定西、伏羌、静戎、冶坊、三门等七寨熟户蕃部都首领已下凡一百四十六人有功，乞赐告身。诏二人授都军主，四十一人授军主，五十七人授指挥使，余悉补蕃官。”^[72]

仁宗庆历初，西北边区的蕃官队伍已尉为壮观，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余账，帐之首领，各有职名”，而环庆路“熟户蕃部约及二万人，内只蕃官一千余人，各有请受”^[73]。由于蕃族首领被授蕃官，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归顺给授，二是因功给授，因此到了北宋后期，伴随着神宗熙河开边的进行，蕃部归附者和因战争获功者大量增加，于是西北边区给授的蕃官人数更为庞大，“元丰初，宋文武见任官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九员”^[74]。而仅王韶招纳洮、河、兰、岷沿边蕃部时，“凡补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蕃官给奉者四百七十二人”^[75]。加之其他临时原因，宋任命的蕃官数量十分庞大。

宋廷任命的这些蕃官，其职名后代可以承袭，承袭的适用范围广及诸边，“初补授等，北界、西界、湖南、湖北、川峡、陕西、河东路蕃官承袭，降宣诸路蕃、瑶人承袭并纳土归明”^[76]。在原有部族世袭制的基础上，宋政府对蕃官子孙承继者在年龄、资历、族系和职名品位等方面做了一系列规定。最早对蕃官承袭做出规定的是仁宗皇祐四年(1052)诏令：“秦州蕃官老疾者，听其子孙侄降两资代之。”^[77]也就是说，蕃官老死后，后代即可承其职名，但需降两级方可替代。不过，这种降两资承继的原则并没有实行多久即发生了变化，对此，宰相富弼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河北西蕃官诸族首领物故者之子孙弟侄，旧制须年及十七、本族及二千户者，方得承袭职名，仍降一等；自西贼破荡以来，族账凋耗，请自今更不降等，仍便许承袭”^[78]，从之。这段上疏，让我们还明确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蕃官承袭者须具备年龄和本族人户数量的限定；二是由于战争引起蕃族人口减少，政府规定，嘉祐元年(1056)之后，蕃官子孙不再降级承袭父祖辈职名。

北宋后期，朝廷不断地开边拓土，使各蕃部族账分徙颇繁，新归附民户不断，一方面，在战争、归顺和安置过程中，新授蕃官人数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原部族“主家或以累降失其先职族首名品，而客户或以功为使臣，军班超处主家之上”^[79]，使得主族首领和客族民户的地位、品名等发生了混乱和颠倒的现象，这种情况不利于朝廷对蕃部的管理和征调，因为“军兴调发，有司惟视职名，使号令部曲，而众心以非主家，莫肯为用”^[80]。因此，熙宁元年(1078)，宋廷颁布了新的蕃官承袭法：“河东路蕃部承袭不降资，泾原路蕃官告老以门内人承代亦不降资；鄜延、环庆路蕃官使臣比类授职。蕃官本族首领子孙当继袭者，都军主以下之子孙勿降。其诸司副使以上子孙合继袭者，视汉官遗表加恩二等。”^[81]

该法令使原蕃官族系的名品地位得到保证，使蕃部子孙后代皆知“异日不失旧职”，达到“世为我用”的目的。除授蕃官是宋廷决策者贯彻“以夷制夷”民族政策的主要途径之一，为了防止蕃官故死后出现假冒承袭其职名的现象，哲宗元祐六年(1091)规定：“诈冒人以违制论，干系官吏减二等，知情与同罪。许人告，赏钱二百贯，以犯人家财充。”^[82]由此可见，此时蕃官承袭法已相当完善，同时也表明，蕃官地位明显提高。

二、蕃官的迁转和控制

蕃官的职责是同边区其他将校“主部族之事”，其作用至为重要，“自江南既平，两浙、福建纳土之后，唯河北、河东、陕西以捍御西北二虏，帅臣之权特重”^[83]。为了加强对蕃官的监督和控制，宋政府利用磨勘形式，确立了多层次的蕃官考课升迁制度，“蕃官六宅使李阿迈减磨勘四年，以熙河兰会经略司上阿迈部五十骑出界刺事，获首级功状故也”^[84]。而宋代磨勘之制则始于宋太宗朝，“太宗时，始置磨勘差遣院，后改为审官。真宗时，京朝官四年乃得迁。而在外任者不得迁，须至京引对，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许外任岁满亦迁”^[85]。

北宋首次颁布的系统的蕃官磨勘法是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制定的蕃官磨勘迁转条例，该条例规定：“蕃官授使臣，若軡辖蕃族宁静，不致引惹及无科率骚扰候及七年，三班差使、借差、殿侍及十二年无过犯与磨勘迁转；有犯上条各计赃私公罪，比展年法加一倍展年，事理重者奏裁。”^[86]

元祐条例的突出特点是，明确强调对蕃官任职期内行政政绩的考课，如果蕃官政绩突出或者有功，则减年磨勘升职，反之则延长升迁年限作为对不尽职蕃官的处罚。由于西北地区特殊的政治格局，蕃官比汉官升迁可能更容易一些，史载：宋政府动辄对诸蕃族首领封官赏赐，相反，汉官升职则较难，“真宗即位，孙何力陈士大夫迁秩之滥”。咸平四年(1001)四月，颁行黜陟迁秩之例，“自后士大夫循转颇艰”^[87]。

与蕃官升迁法令相配套，宋廷又制定了蕃官的身份文据法，防止迁转中的“伪冒”现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六“元祐六年九月甲寅”条云：“蕃官丢失付身、告敕文书之类不防碍迁转者，借职以上展四年磨勘，差使以下展七年磨勘；礙磨勘者，借职以上展七年，差使以下展十二年；其贷卖典当并受买典当的蕃官，各以违制论；准诸色人告发，赏钱二百贯，以犯人家财充。”可见，北宋末期，政府已建立了相当健全的蕃官升降赏罚制度，多层次的蕃官考察升迁制度及其法规，对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北宋在西北边区任命的蕃官，因功或因政绩突出者均可升职迁禄，但由于宋统治者的阶级本质所在，以及传统的民族观的根深蒂固，北宋蕃官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特性，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蕃官均由汉官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蕃官地位在汉官之下。元丰六年(1083)神宗诏曰：“宜定蕃汉官序位”，元祐元年(1086)，宋拟定了蕃官不论官职多高，地位必在汉官之下的基本地位原则法。为什么蕃官不得与汉官平等叙位，非得处在汉官之下?知环庆范纯粹说得非常清楚：“诸路蕃官各依久例，不得与汉官叙班，并在汉官之下。此所以尊中国而制外蕃也。况蕃官职名虽高，只是管勾部族人马，凡部族应有公事，并须从汉官弹压理断，及战斗并亦用汉官使臣统制驱策。”^[88]

诸路蕃官不与汉官平等，处于汉官地位之下，如此则贵在“不矢中国外夷尊卑之限，绝蕃酋骄慢觊望之心，统制有常，不为后患”^[89]。

二是蕃官不得换授汉官差遣。元祐元年(1086)，河东路提刑兼权管勾经略司公事范子谅上疏：“国朝置蕃官，必于沿边控扼之地，赐以土田，使自营处，官资虽高，见汉官用阶墀礼，所任不过本部巡检之类。平居无事，气志慑服，故缓急之际易为驱策。近岁蕃官有换授汉官而任内地次边去处，甚者擢为将副，与汉官相见均礼，于事礼未顺。”^[90]于是，宋廷下令，“今后蕃官不许充汉官差遣”^[91]。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知延州范纯粹上疏说：“近年以来，诸路蕃官志意骄满，习于墯慢。原因是蕃部数有立功之人，叙述祖父曾任汉官，或帅臣姑息迁就，特为陈乞，蕃官遂得轻授汉官差遣，致互相攀引，不安守分。”鉴于这种情况，他建议朝廷今后降旨诸路帅臣及其蕃官，“不得奏乞蕃官换授汉官差遣”^[92]。

这种约束和控制蕃官的政策，究其实质，在于使各级蕃官既“易为驱策”，又不失“汉蕃”之别，使之为宋统治阶级忠心服务，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

三、对违法蕃官的惩治

从以上叙述来看，基于各种政治军事原因，宋朝在民族地区任命了众多的蕃官，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蕃官给授、承继和地位法制，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以夷制夷”达到对民族地区社会的有效控制。然而，在宋政府任命的为数庞大的蕃官队伍中，违背朝廷旨意和懈职无能者并不乏其人，更有甚者，一些蕃官酋首率众叛逃、掠边扰境等违法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宋廷对违法蕃官，依其情节之轻重分别给予行政或刑事处罚。

第一，反叛罪。边境叛逃或谋图叛逃是两宋时期民族地区最常见的犯罪现象之一，犯者不仅有蕃族汉户，而且还有蕃官边吏，《长编》记载了许多蕃官叛逃犯罪的事实：景德元年(1004)九月，镇戎军上奏说，“先叛去”蕃官茄罗、乌藏、策旺三族及咱伊军主率属归顺；嘉祐五年(1060)七月，殿中侍御史吕诲反映：“昨保安军蕃官胡守中叛去”；又熙宁五年(1072)六月，蕃官章威等投逃西夏；熙宁八年(1075)五月，熙河路安抚司言，蕃官殿直奇默特与母伊罗勒“谋并家属走西夏”；其他史料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熙宁年间，鬼章侵犯宋朝西北边境，讷儿温、禄尊首率部族叛附鬼章^[93]；治平元年(1064)，枢密院言：“近日环州界蕃官思顺族逃入西界，盖欲阴坏藩篱。”^[94]

对蕃官的违法行为，从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出发，一般情况下从重处罚。熙宁年间宋廷对前引蕃官纳儿温和禄尊等叛逃等案的处理就充分说明了这点，对纳儿温和禄尊的叛降无常，宋神宗下诏要求知岷州种谔，对众明谕纳儿温和禄尊犯罪事实，“凌迟处斩”^[95]，其妻儿田产赐他人，儿子15岁以上配广南牢城，14岁以上随行；对蕃官殿直奇默特与其母伊罗勒谋逃走西夏，宋廷批准默特于蕃市“凌迟处斩”，并以家属赀“赏告捕者，以犒蕃部”^[96]。显然宋廷对叛逃大逆罪的基本立场是严惩不贷。当然，这并非一概而论，为了拉拢蕃部上层，稳定边区统治，宋廷往往对叛逃悔改者则给予宽赦，如景德元年(1004)九月，当原先叛逃的蕃官茄罗、乌藏、策旺三族及咱伊军主率属表示归顺时，真宗即诏“宽赦，并给马值”^[97]，不予追究。

第二，渎职罪。按照蕃官法对蕃官的行政法规规定，蕃官作为边区特别行政官吏之一，应与当地派遣汉官守将一道，有职责对蕃部滋事扰边、窃盗孳畜、滥杀无辜以及擅入禁地贸易等边境违法犯罪行为给予追究和打击，以维护当地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反之则视为玩忽职守，构成失职渎职犯罪，将要受到法律制裁。仁宗嘉祐七年(1062)，环州都巡检内殿崇班柴元肃、平远寨监押右侍禁安镇、寨主陈玉“擅用蕃法和断”^[98]，属于渎职行为，因为政府明确规定缘边官吏不能随意运用“和断”之法。宋法律规定，被纳为人质者，不能随便放出，如果擅放人质亦属违法，知泾原路都钤辖周文质与总管王谦、史崇信“议断斩作过蕃部”，但又“与知渭州马洵美同放质子，有违宣命”，结果周文质“除名白州编管，谦、崇信并免勘差替，洵美罚铜三十斤，移别处差遣”^[99]。神宗熙宁九年(1076)，内殿崇班德顺军静边寨主田璟说：对缘边熟户窃入西夏境内盗孳畜人户之事，没有酋首、邻族不知道的，但他们都“上下蒙蔽，或未晓彼情，或希功赏增饰事状”^[100]，以致掩杀无辜，造成边境矛盾和摩擦。为了打击这种宋夏缘边盗窈现象，宋廷“重之赏格，许人陈告”^[101]，对捕获入西界作贼盗窃者及失职蕃官首领一律依法严惩。

对蕃官的玩忽职守，宋廷规定：轻者处以罚金(铜)、编管、降职，重者罢免、移调或处斩。仁宗嘉祐五年(1060)，保安军蕃官胡守中叛逃西夏，诏“取还就诛”^[102]即处死，宋廷并令邻路体察度量，如果“兵官失绥抚者，重行降责”。熙宁三年(1070)，神宗得知陕西蕃部首领“多执归明蕃人杀之，妄言把截、巡绰、斗敌所获首级，不独侥幸恩赏，且枉杀无辜”的情况后，立即令逐路经略司必须查明“贼马踪由，保明以闻，不得止据城寨申报”，对不追究违法狡黠蕃族的官员，“罢免夺职”^[103]。熙宁五年(1072)，蕃官臧嵬等投逃西夏，由于未能及时觉察此次逃叛事件，庆州荔原堡都监内殿承制窦琼、内殿崇班朱辛被各罢官冲替，管勾蕃部司公事任怀政罚铜十斤^[104]。

无辜生事也属失职犯罪。有宋一代，边区民族问题和军事问题复杂严峻，边境地区扰边、掠边现象十分突出，熙宁六年(1073)，“延州蕃官刘绍能以兵袭逐顺宁寨蕃部逃入西界者，不及，及捕西人为质，致使人情愤激，无辜生事”^[105]；元祐二年(1087)，蕃官东头供奉巡检慕化，“擅入西夏界侵略”^[106]。宋政府对无故侵边扰边的蕃汉百姓及沿边官吏严加防范，对违法者重罚。元丰二年(1079)诏令：“蕃官军使罗遇杖脊刺配广南东路牢城，柔远寨主孙贵、兵马监押王顾并追一官，免勒停，柔远寨巡检胡永德追两官，免勒停，环庆路走马承受、入内东头供奉官王怀正罚铜七斤，降京西监当。前知大顺城、内殿承制康大同等四人差替。”^[107]原因是蕃官军使罗遇因“纵火焚新和市”，遵裕因“隐庇不治”，结果涉嫌官吏都被绳之以法。有一些蕃官，泄漏国家军情政要危害边防，“蕃部密报，蕃部钤辖、崇仪副使赵绍忠私下与董毡文字往来”，有泄漏军情的重大嫌疑，宋神宗诏令“押赴秦州经略司知管”^[108]，不得随意出城，对赵绍忠实施编管。

第三，私贸易罪。终宋一代，受宋朝边境禁榷政策和宋夏、宋辽边境国防军情问题的影响，边境禁榷法令甚为严厉而且经济条禁颇为繁杂，但边民违法私贸易现象却相当普遍，这其中也有不少利令智昏的蕃官边将。对于这些蕃官的经济违法行为，宋王朝主要根据相关经济法规给予处罚。

太宗时期，针对“诸色人于熟户蕃部处赊买羊马、借贷钱物”等现象，淳化三年(992)，北宋政府颁布的《淳化法令》规定：所有军人、百姓，不得赊贷、脱赚、欠负蕃人钱物，如果蕃人到汉地买卖，汉户牙人等不得侵欺蕃民、赊买和亏欠蕃民钱物，如果诸寨监押官员，不按以上条制执行，以致引惹蕃人不满，造成蕃部不宁者，由秦州“密具申奏，当行严断”^[109]；嘉祐七年(1062)，朝廷批准陕西提举买马监司的奏请：若“秦州蕃官隐藏良马而不引至京师者”，以汉法论罪^[110]。熙宁二年(1069)，陕西沿边熟户私贩者将物货转与徇私枉法的蕃官买卖，为了谋取暴利，蕃官包庇“蕃族下散户”，犯法害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立法禁止并颁布告赏法令，规定：“陕西经略使应命官及诸色人，如敢将物货请求沿边官吏转卖者，其受嘱并物主并禁，勘取旨卖物不计多少，并没官，仍许知情人陈告，支赏钱三百，以物主家财充。”^[111]元丰七年(1084)，“管押回鹘、鞑靼蕃到熙河，令人于蕃界内市快行马”，诏令：“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麦文昞冲替受罚。”^[112]南宋哲宗时期，朝廷屡禁边民与夏人互市，但“访闻私易，殊无畏惮”，宋廷要求各级将官及城寨使臣觉察，“违者，治之”^[113]。终宋一代，民族地区私贸违法者，不论是蕃官还是蕃民，都属于严惩的对象，但也有因功不究或宽赦的情况，如仁宗庆历六年(1046)鄜延路蕃官洛苑副使刘化基掠蕃部，又以官钞卖马，法当处死，可就是因为他曾立有战功，所以宋廷特加赦免，仅由副使改任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京西监当^[114]。

综上所述，蕃官是宋政府在民族地区任命的地方行政官员，它对于维护边区社会稳定和实施宋国家军政方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与内地行政长官和民族地区汉族职官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有较大的自治性。但同时，政府又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控制和约束蕃官的条令，对其在授职名、品位、承袭和与汉官地位等方面严格规定，一方面为了将蕃官机制纳入统一的封建国家统治机制之下，便于监控和管理蕃官，使之为朝廷效力，而另一方面则是保持汉蕃有辨，所谓“尊中国别异类”^[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