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代民族地区的军事控制
一、对边防军事情报的控制
两宋时期，宋与辽、夏、金鼎立对峙、战争频仍，边防军事情报泄漏屡有发生。史载，淳化四年(993)八月，“陕西岁比不登，民不堪命，继迁侦知虚实，率兵入原州”[155]。至道元年(995)十二月，李继迁诱辽将韩德威派兵侵宋，恰逢宋永安节度使折御卿病，而“敌谍知之”[156]，故“德威欣然从之，遂率军入寇”。熙宁五年(1072)十月，“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觇我虚实。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157]。三次西夏对宋的军事行动，战前西夏对宋的边防情况了如指掌，就是因为宋边防军事情报被侦知而泄漏。军情的泄漏造成宋朝“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险夷，国用之虚实”[158]“敌莫不周知而熟察”的被动埃打局面。
为了防范和控制边防军事情报泄漏，以便在军事行动乃至外交活动中掌握先机、获得主动，赵宋王朝加强立法，完善情报保密工作，严禁一切事涉军机政要图书的刊行、流通及其私贩，积极鼓动边民告发各种泄漏军事情报的违法犯罪活动，确保边防军事情报之安全。
(一)严禁刊印、传卖军机图书
涉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奏文图书外传，是导致北宋边防军事情报泄漏的重要原因。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二月，中书门下上奏：“北戎和好以来，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榷场商旅往来，因兹将带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159]大观二年(1108)三月，宋徽宗诏曰：“防闻虏中多收蓄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160]深为不便。哲宗元祐五年(1090)，翰林学士苏辙说：“奉使北界，见本朝民间印行文字，多以流传在北，请立法。”[161]表明订立刊印、传卖军机政要图书刑律刻不容缓。
北宋第一次以诏令形式颁布的图书禁律是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景德三年书禁》规定：“民以书籍赴缘边椎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162]天圣五年(1027)，宋辽和好，由于使节不断，加之雄州置榷场贸易、商旅颁繁，致使北宋一些大臣的文集印本传到辽国，其中不乏边防机密之文字，宋仁宗下诏，禁文集传外，“今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防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候断遣。讫收索印板，随处当官毁弃”[163]。至和二年(1055)，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说：“京师近有雕布宋贤文集，其间或议论时政得失，恐传之四夷不便，乞焚毁。”[164]从之。哲宗时期，根据欧阳修的建议，宋下令开封府“访求版本禁毁及止绝书铺，今后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行文集，并不得货卖。……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165]。大观二年(1108)三月的《沿边州军指挥》(指挥，宋法律的一种形式)规定：严禁现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贩卖藏匿出界者，并依《铜钱法出界罪赏》施行”[166]。
禁止《会要》《实录》等纪实性文体是北宋控制军事情报泄漏的另一重要举措。元祐五年(1090)七月，经宋臣苏辙建议，礼部拟定《会要实录国史禁律》，规定：“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167]《会要》《实录》《国史》等之所以禁止雕印、传写，是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北宋本朝历史的真实记录，其中必然涉及许多政要兵谋，一旦流传于外则于国防安全不利。涉兵谋政术者尚不只这些，一些重臣之谈话、笔记等抑或涉朝廷机要，故也属于禁传禁卖之列，如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权知密州赵子昼上奏说，日近发现有书商将北宋前宰相王安石《日录》出卖，“其中兵谋政术往往具存”，然则其书“固亦应密”，应当禁止，“无使国之机事传播闾阎或流入四夷”[168]，从之，“仍令开封府及诸路州军毁板禁止”。
在事涉军事情报的图书中，兵书和地图尤为重要。宋太宗时期颁行的《宋刑统》，其中就明确规定了兵书、地图禁律，“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169]。宋仁宗时期，图禁之范围扩大到州军驿舍、驿站，如皇祐五年(1053)敕：“申明旧条，密谕河北州军，今后人使驿舍，不得供设置州府图阵。”[170]原因是，地方州军驿舍、驿站内张贴地图，有可能泄漏地理、地形等边防军事机密，所以禁图令是必要的、明智的。私绘地图者，一经查实即从重处罚，元丰元年(1078)，辽人郝景在宋辽缘边椎场偷画宋朝地图被宋抓获，绳之以法[171]。
(二)限制边民进出入边界
严格限制边民进出入边界，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辽、夏谍报人员混入西、北边疆侦察防务、窃探军情。根据文献记载，终北宋一朝，辽、夏两国经常派“刺探”“刺事人”“谍者”(均指间谍)到缘边地带侦察北宋的军政情报，而且他们窃取宋军事机密情报的手段和技术非常高明，这是北宋边防军事情报屡屡泄漏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宋人孔平仲的《孔氏谈苑》卷一曰：“竦(夏竦)集幕职兵官，议五路进讨，凡五昼夜，屏人绝吏，所谋秘密，处置军马，分擘粮草，皆有文字，已成书。两人之力不能举，封钥于一大柜中。一夕，失之，竦进兵之议遂格。”[172]这次夏竦的军事计划搁浅，就是因为西夏间谍窃去了秘密情报而致。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还记载了一段西夏“谍者”故传虚假信息，使北宋环庆大将刘平、石元孙的二万兵士身陷重围的史料：
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屡寇边，攻延州。环庆大将刘平、石元孙率兵二万援延州。军士晚餐毕，列队而行，至地名大柳树，去延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来使，俗谓急脚子者下先锋状，且云:“延州范太尉传语已在东门奉候，然暮夜入门，恐透漏奸细，请窵放人马，庶辨真伪也。”二将唯诺，遂下马，据胡床，躬拨队伍，每一队行及五里以来，又放一队，将及一更以后，约放及五十队矣。二将忽顾问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将大惊。知有变，遂整阵而前……忽四山鼓角自呜，埃烟斗合，蕃兵墙进，倏忽之间，已陷重围。[173]
防范和改变这种由于情报泄漏而带来的被动，对于边防安全和战略战备至关重要。为此，北宋朝廷加强立法，严格边界进出入制度，对缘边私越渡关塞、私出入边境、透漏失察等违法行为，按律论罚。与此同时，对边界进出入者之身份，严查甄别，从源头上防范辽、夏奸细、“谍者”透入，确保边防军事情报的安全。
《私越度关罪》：“诸私渡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已至越所而未渡者减五等。”[174]“诸越渡缘边关塞者，徒二年。”[175]
《随化外人出中国罪》：“诸随化外人出中国者，徒三年、配淮南，未过界者减一等、淮南编管，其往西北界者，仍奏载。”
《透漏化外人及中国人私出入边界罪》：“诸透漏化外及中国人私出入边界者，巡防官将校、兵级各仗八十。诸北界人私入国中者，许人告，其知情容止者，徒一年。”[176]
真宗景德元年(1004)五月，宋颁布了一个重要的《边界法令》：“自今中国人不得辄随外国进奉人等出境。边吏专知伺察，违者论如律，仍缚送阙下，所在粉壁写诏书以示之。”[177]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0)，西夏李元昊叛宋，契丹辽国亦以“重兵压境”[178]。宋与辽、夏关系骤然紧张，西、北边境形势箭拔弩张，北宋立即严申边界禁令，严格限制西、北边界蕃汉民众、商旅人等进出入边境地区，防范辽、西夏间谍混入宋境。康定元年(1040)二月，宋诏令：“禁僧道往河东及度潼关以西”[179]，同年六月，枢密院奏请宋仁宗下诏：“缘边部署司，应山险处，并沟堑以绝奸细出入之路。”[180]康定三年(1042)十月，有臣僚上言：“日近河北诸州军有停闭、丁忧、不及第人，亦非乡土，多经游边境。停闭者不思己过，至犯律法；丁忧者不执亲丧，惟求经营谒托，稍不如意便有诽谤；下第者不言文理纰缪，无由进取凡得聚首，例生怨嗟。况国家西事未宁，宜杜绝此辈。望降指挥都转运司辖下州县，常令觉察，无致聚集，不是土居者尽可断绝游边。”[181]诏：河北、河东、陕西都转运司依所奏，禁止落榜书生文人前往西、北缘边各州军游历。嘉祐五年(1060)七月，边臣上疏：“两地供输人，旧条私出本州界并坐徒，后仍更从杖，恐渐入近南州军刺事，难以辨奸诈。”宋复申《私出本州界罪》：“河北两地供输人辄过黄河南者，以违制论。”[182]绍圣三年(1096)三月，枢密院上奏：“日近多西人投汉，虑诸路失于防察，致有奸细。”哲宗诏：“逐路经略司体问投汉事因，如有亲戚保认，方许责付住坐，仍严戒保认蕃部及本族地分，官羁縻之。若迹有可疑及无信实蕃部，保明即送近襄州军羁管，仍具闻奏。”[183]沿边官吏，如不勤于职守，放纵奸细人等私出入边界者，以渎职罪论处。熙宁八年(1075)，宋诏缘北边寨铺使臣，“故纵人出入者，劾罪，不以去官赦降原减”[184]。元符二年(1099)，知保州、西上
门副使张赴“不觉察妇人阿刘等出入北界”，被罚铜十斤、展三年磨勘[185]。
另外，宋廷三令五申禁止蕃部缘边的人口贩卖犯罪活动，一方面为了减少宋与吐蕃的边境纠纷，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范边防军事情报漏入吐蕃地区造成辽、夏“刺事人”的窥探。宋太宗时期就曾下诏，“禁缘边贩卖人口入蕃”，近边各州府县镇不得停居外蕃人，并令缘边官吏勘验、捉拿，“应有蕃部将带人口入蕃界者，宜令所经历及次边州县、军镇常切验认收捉，不得放去，如有将人口货卖与蕃人及勾该居停住，并依格律处死。验认到人口，便仰根问来处，牒送所属州府付本家，仍令逐处粉壁晓示”[186]。淳化二年(991)六月再次下诏：“西路诸州山川、路口、镇寨，不得放过贩卖人口入蕃，及指挥汉户不得停泊，如有违，官中察探得知或被人陈告，勘鞠不虚，所犯人当行严断。”[187]宋真宗时期，也颁布了这方面的法律，如《天禧三年诏令》规定：“自今诸色人将带人口契丹界货鬻者，所卖人及勾诱人首领并处死，如未北界彰败者，决杖刺、配淮南州军牢城。”[188]
防控之法虽甚为严厉，但漏入之间谍依然难免。因此，对已潜入宋境之辽、夏谍报人员实施严惩当是北宋控制边防军事情报泄漏不可或缺的手段。宋廷就边境地区藏匿敌之“谍者”“刺事人”，知情不告及官吏失察等违法犯罪行为，制定了专门刑律，重罪论罚、严惩不赦，如熙宁六年(1073)，宋在西、北缘边抓获了一个名叫王千的辽国间谍，立即将其斩首示众，还将其家属送潭州编管[189]。元丰二年(1079)，宋廷又将“刺边事”者——蕃部首领昌宁和苏尼斩首[190]。又，西夏间谍张灵州假扮作汉人到北宋境侦探军情，被宋“刺配郴州牢城”[191]。
(三)军事情报的保密
情报保密工作中的疏漏和沿边将臣怠于职守也造成许多重要军事机密泄漏。《续资治通鉴长编》云：“近差定河北诸将，命下之后，将佐、兵马之数，人人悉知。至于检中上书，草泽亦能道三十七将、二十万兵，闻多因将副中有军班出身者，与旧同辈谈说，致此张皇。”[192]《宋会要辑稿》亦云：“访闻北面沿边州军有应系边机之事，但同寻常事与官吏四散商量，便有行遣，或致漏泄。”[193]加强和完善情报保密工作，是减少边防军事情报泄漏的必要手段。
首先，宋廷明确规定边防各州军情报机构的职责，严禁中下级官员参预情报事务。大中祥符三年(1010)二月，宋真宗诏谕枢密院，边防军事机密“只令知州军与逐处通判、钤辖、都监商议施行，其余官员使臣不得辄有干预”[194]。因为知情人员越少，军事机密就越安全。天禧二年(1018)十一月，真宗又诏：“河东州军自今所降文字，涉机密并付机宜司置籍收领，不得便付开析司。”[195]即边防机要情报须由情报接收、交付机构和人员专门负责，并由“诸路帅臣亲收，亲相交付”[196]，不得由边将秘书或属官代为交接。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枢密院言：“昨自元丰军兴已来，御前降下陕西、河东处置边防机要，处分多是直付边臣亲收，深虑后来替移有失照据。”哲宗诏：“诸路帅臣亲收遵行不得下司外，每遇替移，亲相交付。”[197]重要情报的送达工作由名叫“急脚递铺”的邮传机构负责，并特设专业邮递兵负责传递，传递的速度是“马铺以昼夜行四百里，急脚递五百里”[198]。
其次，对于其他途径造成的边防军事情报泄漏，宋廷也制定了相关的防控条法。北宋规定：漏泄国家机密“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漏泄于蕃国使者加一等。仍以初传者为首，传至者为从。即转传大事者杖八十，非大事勿论”[199]。熙宁七年(1074)规定：“诸将官及使臣等所授朝廷约束及兵数文字，凡干机密，不得传播，如违，并科违制，不以赦降去官原减，事理重者取裁。”[200]元丰四年(1081)三月，宋神宗诏：“闻贺正北史至恩冀，闻从人于驿舍群聚合诵教法，声闻于外，接伴祗应人有听闻者，此乃沿边机防，不谨，有阑出亡卒漏泄其事，宜重告捕赏典。”[201]
与上述防控法令和罪罚刑律相配套，宋政府还制定了诸多《告赏条法》，鼓励边民告发印售和私贩边机文字、传播和漏泄军机等违法犯罪者。康定元年(1040)，仁宗诏：“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版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闻奏。”[202]元丰元年(1078)，宋廷重申《卖书北客罪赏法令》：“诸椎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著为令。”[203]哲宗时期的《告赏法令》规定，告发书铺私印违禁书籍之人，政府给予二百贯文的赏钱：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者，“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二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204]。宣和四年(1122)，宋徽宗诏：禁兵谋政术传播闾阎或流入四夷，“如违，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205]。如果官吏知法犯法、泄漏军政情报则重典论刑、遇赦不赦，“诸将官及使臣等所授朝廷约束及兵数文字，凡干机密，不得传播，如违，并科违制，不以赦降去官原减，事理重者取裁。”[206]
综上，宋朝控制边防军事情报泄漏的法令，刑律缜密，条格全面，防范与严惩并举。其法涉及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既有对涉密文化图书的审批、出版和流通全过程的限禁之法，又有对宋辽、宋夏边界进出境蕃汉人等限禁之法；而违禁处罚从徒刑到杖、流、配、羁管、斩，几乎包含宋刑律之全部罪罚法。这些法令的制定和颁行，使宋朝廷对边防军事情报的防范和控制有法可依，威慑和打击了泄漏边防军事情报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对于维护边防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对蕃兵地方武装的控制
北宋军队由禁军、厢军、乡兵组成，其武装力量体系纷繁复杂。禁兵是主力，最多时达百万以上，实行“居中驭外”的“更戍制”。神宗时，王安石配合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军制，一度实行保甲、保马和将兵法。同时设立武学，实行武举以培养选拔军事人才。南宋军队主力为屯驻大兵和三衙诸军，体制基本未变；蕃兵是乡兵中的一种，“蕃兵者，具籍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207]。蕃兵之法始于国初，其后分队伍、给旗帜、缮营堡、备器械、“一律以乡兵之制”[208]。
宋代蕃兵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而完备的蕃兵选招、管理、训练和控制等制度。关于蕃兵及其制度的研究，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如安国楼对宋代蕃兵职官体制的研究[209]，顾吉辰对蕃兵职官补迁、俸给、叙班等问题的研究[210]，刘建丽、赵炳林对蕃兵的建立和从部族军队向国家军队的转变等问题的研究[211]等等。以下试就蕃兵军事职官的除授、蕃兵选刺、训练以及蕃兵军法等相关制度再作探讨。
(一)军职除授法
蕃兵的建立是为了适应对夏战争的需要，仁宗康定、庆历间(1040—1048)，“西羌方炽，天下骚动”[212]。西夏李继迁的叛宋和其后不断对宋缘边州军的攻掠，“朝廷患之”[213]。为了防止西夏势力的南进，宋朝廷一方面筑城建寨，“辟营田、积边粟”[214]，加强西北军事后勤保障和防卫力量，另一方面着力经营宋夏沿边的蕃部，尤其在与西夏的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和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三大战役惨败后，宋朝廷已完全意识到了正规军不堪一击，难负重任；加之宋夏边防线绵延二千多里，“东起麟、府，西尽秦、陇”[215]，尽管宋西北驻军达三四十万之多，但要在如此漫长的宋夏边防线上有力防卫边防，仍然颇感兵力之不足，正如参知政事欧阳修所说：“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216]在这种情况下，宋适时转变边防战略，通过招募沿边蕃族丁壮入兵，以内附蕃部熟户为基础，筹划组建一支新型少数民族军队来防托边界、供卫边防，于是，一支勇敢强悍、战斗力较强的蕃兵兵种此兵便应运而生。
蕃兵主要来源于宋夏沿边的内附蕃部熟户，他们“种落叛散，分寓南北。为首领者父死子继，兄死弟袭，家无正亲，则又推其旁属之强者以为族首，多或数百，虽族首年幼，第其本门中妇女之令亦皆信服”[217]。宋朝廷依其民族特性“因其俗”而治，对其首领授予大小不等的军事职官使其统领族壮，“其大首领，上自刺史、下至殿侍，并补本族巡检，次首领补军主、指挥使，下至十将，第受廪给”[218]。《宋史》云：“国朝置蕃官，必于沿边控扼之地，赐以田土使自营处。”[219]说明蕃官蕃兵主要设于宋夏沿边重要关隘或军事要地，蕃部首领除授军事职官而统领蕃兵的制度最早是在陕西路的秦凤、泾原、环庆、鄜延，河东路的石、隰、麟、府等地开始实行，熙河开拓之后又遂步推广到甘肃藏区的熙(今甘肃临洮县)、河(今甘肃临夏市)、兰(今甘肃兰州市)、会(今甘肃会宁县)地区并日益制度化。
蕃兵军事职官的职名大小首先与蕃部首领所辖部族人口有关，史载：“其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以上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兵马使。”[220]显然表明除授的军职官职名大小与所辖部族籍账之多少密切相关，军职蕃官的月俸钱自三千至三百不等，还每年供给冬服、绵袍凡七种，紫绫三种。十将而下皆给田土[221]。其次，因功也可次补为“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222]。即功勋之大小也与所授爵位高低直接挂钩。因功授蕃官的范围不仅包括蕃部首领，而且也包括一般部民，《渑水燕谈录》载：“韩存宝，本西羌熟户，少负才勇，喜功名，累立战功，年未四十，为四方馆使，泾原总管。”[223]不管是因功授官还是“因俗”封爵，被授蕃兵军事职官的性质可分为二大类，一类是如禁军指挥一级编制的长官指挥使、都一级编制的长官副兵马使等“实职官”，另一类是如刺史、殿侍之类“非职事官”，它们或为“加官虚衔”，或为“无品武阶名”而已。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实行变法，颁布了《将兵法》。为了加强对蕃兵的管理，熙宁二年(1069)郭逵提出《蕃兵法》，其云：“蕃兵必得人以统领之。若专迫以刑法，彼必散走山谷，正兵反受其弊，当设六术以用之。曰远斥堠，曰择地利，曰从其所长，曰舍其所短，曰利诱其心，曰战助其力。此用蕃兵法也。”[224]诏从之。
此后，蕃兵建设便同宋正规军一样，逐步建立起将领统率体制，例如：熙宁八年(1075)，诏“泾原路七驻泊就粮上下番正兵、弓箭手、蕃兵约七万余人分为五将，别置熙河策应将副。”[225]熙宁十年(1077)，知延州吕惠上疏说：“自熙宁五年，招募到蕃兵、弓箭手，未曾团定指挥，本司现将本路团结将分团成指挥、都，分置立将统辖。”[226]元丰六年(1083)七月，熙河兰会路经略制置使李宪上疏：“治蕃兵，置将领，法贵简而易行，详而难犯。臣今酌蕃情立法。”[227]诏熙河兰一路《条画事法》：“应五州军各置都同总领蕃兵将二员，并本州军驻扎，总领本州军管内诸部族出战蕃兵并供赡人马。仍各置管押蕃兵使臣二员，内四员委本将选择，从经略使司审察奏差，余六员许本将所在驻札州军，于经略、总管、缘边安抚司准备差使指挥，及管下城、寨、关、堡使臣内选择兼充。平居不妨本职，遇有事宜出入，将下一面勾抽。”[228]
从条画事法完全可以看出，蕃兵已如正兵建立起都、指挥一级的编制，分置将校统率，“凡蕃兵骑、弓箭手、强人、山河户等，置引战、旗头，以本属酋首将校为拥队，并如正军法”[229]。可见，蕃兵及其军事职官建制日益迈上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宋政府规定，蕃兵军职官的职名子孙可以承袭，但熙丰之前多是降级承袭，由于随着时间的变迁和内附蕃族人户的增加、流动，以及一般蕃民的因功授官，出现了“主客族帐，混淆莫纪。……主家或以累降失其先职族首名品，而客户或以功为使臣，军班超处主家之上。”的现象，而“军兴调发，有司惟视职名，使号令其部曲”，以致造成了“众心以非主家，莫肯为用”[230]的结果，这不利于宋对蕃部的有效管理，故熙宁元年(1068)，宋颁布新的《蕃官承袭法》法规定：“枢密院乃会河东路，蕃部承袭不降资；秦凤路降两资，泾原路蕃官告老以门内人承代亦不降资，鄜延、环庆路蕃官使臣比类授职。蕃官副兵马使以上元无奏到之人，诏鄜延、环庆路蕃官本族首领子孙当继袭者，若都军主以下之子孙勿降，殿侍并差使、殿侍之子孙充都军主，借职、奉职之子孙充殿侍，侍禁、殿直之子孙充差使、殿侍、供奉官之子孙补借职，承制以下子孙补奉职；其诸司副使以上子孙合继袭者，视汉官遗表加恩二等。奏可。”[231]
新法之所以规定本族蕃官名品常在，根本目的是使“熟羌之心皆知异日子孙不失旧职，世为我用。”[232]当然，如果蕃官子孙幼弱不堪胜任者，即选部族有能者代替之，例如：熙宁三年(1070)，宣抚使韩绛上奏：“亲奉德音，以蕃部子孙承袭者多幼弱，不能统众，宜选其族人为众信伏者代领其事。”[233]诏从之。
(二)选刺与团结教阅法
蕃兵兵源的基础是西北地区内附的蕃族熟户，随着北宋后期内附蕃族人数的大量增加，蕃兵兵源得到了有力的扩充和稳定。宋英宗时期，为了扭转对夏战争的不利局面和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蕃兵建设受到了宋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神宗熙宁时期，宋朝一改过去柔弱军事外交政策，向西开拓、对夏进攻，伴随着熙河之役的进行，内附蕃人数量的增多出现了一个高潮，史载：熙宁五年(1072)，王韶招纳沿边蕃部，“自洮、河、武胜军以西，至兰州、马衔山、洮、岷、宕、叠等州，凡补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首领给飧钱、蕃官给奉者四百七十二人，月计费钱四百八十余缗，得正兵三万，族帐数千”[234]。
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五日，熙州王韶上奏：“乞以河州作过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外，其山坡地招蕃弓箭兵手，每寨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每人给地一顷，蕃官两顷，大蕃官三顷。仍召募汉人弓箭手等充甲头，候招及人数补节级人员与蕃官同管勾。自来出军，多为汉兵盗杀蕃兵以为首功，今蕃官各情愿依正兵例黥面或手背为弓箭手字号，讫更于左耳前刺蕃兵字。”[235]诏如其请。这段文献表明，宋招纳蕃兵，依“正兵例”的黥面或刺字方式，对应募从军的蕃人，耳前被刺有“蕃兵”字号，以示与正兵之区别，故选招也称为“选刺”，或称“团结”。
为了防止蕃兵、义勇等土兵招募过程中的鱼龙混杂和无同一法度规范使之造成“选练不精，法制寝坏”的现象，宋政府日益重视选招蕃人参军的制度化建设，宋朝在治平元年(1064)和熙宁八年(1075)先后颁布了二个关于蕃兵“选刺”与“团结”的重要的法律文件，对召募蕃人入兵的年龄、条件和数量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治平元年(1064)的《蕃兵选刺法》规定：陕西“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以年二十至三十有材勇者充当。秦州成纪等六县，有税户弓箭手、寨户及四路正充保毅者，家六丁刺一，九丁刺二”[236]。
熙宁八年(1075)的《陕西蕃丁法》，即《陕西路蕃兵部伍取丁法》规定：“陕西诸路缘边团蕃兵，并选年二十以上，本户九丁以上取五丁，六丁取四丁，四丁取三丁，三丁取二丁，二丁取一丁，并刺手背，人数虽多，毋过五丁。每丁十人置一十将，随本族人数及五十人置一副兵马使，及百人置一军使、一副兵马使，及二百人置一军使、三副兵马使，及三百人置一副指挥使、二军使、三副兵马使，及四百人加一军使、一副兵马使，及五百人又加一指挥使、一副兵马使。毋过五百人，每百人加一军使、一副兵马使。即一族不及五十人者，三十人以上亦置一副兵马使，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将。”[237]至是，始立法。
显然，《陕西路蕃兵伍取丁法》对招刺蕃兵的年龄、数量和将官的任命办法等已有了具体的法律规定：选刺蕃兵，年龄须达到二十岁以上；以户丁多少决定选刺蕃兵数量，并以选丁人数多少来任命各级将官；被选刺为蕃兵者，须刻刺手背做为标记。
蕃兵选刺和团结之法的颁布和实施，对蕃兵招纳工作的顺利开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史载：熙宁以来，朝廷尤重蕃兵、保甲之法，熙宁十年(1077)，枢密院又议立《陕西、河东团结蕃部法》，蕃部族账益多，抚御团结之制益密，故而团结蕃部之兵益壮。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治平元年(1064)，陕西选刺团结蕃兵数量为：“秦风路寨十三，强人四万一千一百九十四，壮马七千九百九十一；鄜延路军城堡寨十，蕃兵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马二千三百八十二，强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壮马八百一十；泾原路镇寨城堡二十一，强人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六，壮马四千五百八十六，为一百十甲，总五百五队；环庆路镇寨二十八，强人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三，壮马三千四百九十五，总一千一百八十二队。”[238]
《宋史》载：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郭逵上疏：“收原州九砦蕃官三百八十一人，总二百二十九族，七千七百三十六帐蕃兵万人，马千匹。”[239]又载：熙宁四年(1071)，经略安抚使郭逵再奏：“怀宁砦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无闲田。禼又言之，遂括地得万五千余顷，募汉蕃兵几五千人，为八指挥。”[240]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王中正团结熙河界洮、河以西蕃部，得正兵三千八十六人，正、副队将六十人，供赡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人。”[241]
为了提高蕃兵的战斗力，真正发挥他们能征善战的优势，宋朝也十分重视对新旧蕃兵的教阅训练，以真正达到“藩篱边防”、保家保境的目的。
治平元年(1064)，宰相韩琦上疏说：“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出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练简，与唐府兵何异?”[242]是说蕃兵、义勇等乡兵加以训练，其战斗力可与唐府兵相媲美。元祐元年(1086)，环庆范纯粹也说，“宜于逐将各选廉勇晓蕃情者一员专充蕃将，令于平日钤束训练。”[243]反之，不论是正兵还是蕃兵义勇，如果不加训练、使习教艺，则如泾原路经略司蔡挺所说，“泾原勇敢三百四十四人，久不揀练，徒有虚名”，[244]难负重任，以至败事。又，宋臣尹洙亦云：“臣窃见诸路揀选到兵士其间无不骁勇，然怯弱者亦多，未曾训习或即令其戍边，恐临战退缩更至败事，臣欲乞于泾州别立军额，如募兵众，武勇材力明立科式，定作三等：第一等，便充本军人员更不刺面，第二等充十三将虞，第三等充承局押营，其兵士但取强壮堪任教习者，不以身材尺寸为限，钱粮三百文至五百文为额，唯乞优赐例物其节级以上别作等第支给，若泾原一路可得万人，以此御敌，军威必振。”[245]
针对蕃兵亦兵亦农的基本特性，宋朝对蕃兵的训练，主要体现在平日和战时之中。教阅的内容主要是教习武艺、射箭技术和刀法、骑术等，宋人尹洙的《河南集》对蕃兵、弓箭手等乡兵的教阅训练有极为详细的叙述：
近降指挥，内有所管指挥多少及人数不定去处，即不拘指挥人数多少，各均分为三番，須管于一季中教遍。切虑诸处只就人数均分临时并合在别指挥或别都分，不就本辖将校一处教习，能以整肃，欲乞三指挥以上并就全指挥教阅只，如有四指挥处，两指挥作一番，余两指挥各为一番指挥，更多併依此例。其两指挥处即以一指挥作一番，余一指挥分作两番，并就金都教阅更不均分人数。只有一指挥者亦依此例，一月一替，一年得三个月。教阅所贵均平或只定作三番，于一年内择三个月，农忙之际免教，亦不废三个月教阅之实。一体部同州第四、第五等人户多无弓弩，当教阅时旋借用，虽有指挥官，中量给钱数又绿只支得五七百文，今问得弩一枝钱一貫五六百文足，弓一张钱七八百文足，大率家贫少钱添助，其间人材甚有少壮者似此教阅恐不精熟，某欲乞应系第四、第五等人户如情愿投清边弩手者，与免本户下弓手，其第三等以上不得免放。[246]
上述资料说明以下几个重要问题：蕃兵平时教阅的时间，每年选择三个月进行集中训练，一般是在农闲之季，农忙之际免教；教阅的基本单位是以一指挥或二指挥作为一番，分区域、分番进行训练；家贫而不能自备兵器的蕃兵，教阅时的装备如弓弩、抢箭等可借用或由政府发放。
出战蕃兵的教阅由本族蕃官首领统一指挥。教阅时，出战蕃兵自备人马衣甲、器械数目，“令将官置籍，因巡按蒐阅点检出战衣甲器械，令将官预修据关给借。蕃兵自来输差在缘边巡绰、坐团、卓望者，听依旧例差拨”[247]。如果出战蕃兵以事故出外，必须申报本族蕃官首领，不得擅出本州军界，违者严惩。
出战蕃兵的教阅是与蕃兵武艺高低分等级而进行的，《条画事法》蒐阅门如是云：“出战蕃兵分四等：以胆勇，武艺卓然者为奇兵；以有战功，武艺精熟者为第一等；以未曾立功而武艺精熟者为第二等；以武艺生疏者为第三等。委逐族蕃官首领依格推排，总领将别置籍，依等第单名拘管，遇有增减，于簿内开收。诸将出战蕃兵，分为左右前后四部，遇点集出入，逐族各随所属蕃官，每部差管押蕃兵使臣二人，毋得将一族人马分入两部。”[248]
教阅结束时，蕃兵总领将就便检阅，并根据教阅后的成绩、才能决定对蕃兵的迁降和赏罚：“总领每季分诣逐族就近点阅，止随蕃兵所习按试。如第一等内武艺卓然者，别为一等，充奇兵，每将以二百人为额；第二等内出众者，升为第一等，每将以三百人为额；第三等内出众者，升为第二等，每将以五百人为额。”[249]“候点阅讫，等第支赏并酒食犒设：奇兵支银碗，第一等、第二等支银楪有差，选充奇兵及第一等、第二等者，并支颜色战衣并丝勒巾，以鼓激众心。”[250]检阅时，如果发现蕃兵内有壮勇堪充出战者，即临时揀选，抵替不得力的蕃兵。对武艺精熟、人马骁锐出众者，将官即保明举荐并申经略司旌赏，“所有教阅将官巡按、升进等第、特支管犒之类，并如蕃兵法”[251]。反之，如有“年老或病患不堪征役之人，令本家少壮人丁承替者，即时于籍内改正姓名，每季分诣点阅毕，具所管部有无增减人马数，申经略司考较闻奏”[252]。
出战蕃兵的待遇《条画事法》杂条门规定：“系籍出战蕃兵，通所管部落子一千人以上，不满二千人，每年支公使钱一千贯；二千人以上，不满三千人，支二千贯；三千人以上，支三千贯止。以系省钱充，仍分上下半年，各并委总将下选差员寮十将等给役使，仍于本将差押蕃兵使臣主管公使库。”[253]
除此之外，队法和阵法等内容也是蕃兵训练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熙宁六年(1083)，宋诏诸路经略司《李靖法结队法》：“三人为一小队，九人为一中队，赏罚俟成序日取裁。其队伍及器甲之数，依泾原路牙教法。”九月，赵禼建议实施《八队旗法》：“自今大阅汉蕃阵队，且以万二千五百人为法，旌旗麾帜各随方色。战国时，大将之旗以龟为饰，盖取前列先知之义。令中军亦宜以龟为号。其八队旗，别绘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天、地则像其方园，风、云则状其飞扬，龙、虎则状其猛厉，鸟、蛇则状其翔盘之势，以备大阅。”
不过由于枢密院以为阵队旗号若绘八物，应士众难辨，且其间亦有无形可绘者。遂诏止依方色，仍异其形制，令勿杂而已[254]。
从上可见，宋朝廷教阅蕃兵之法制极为繁杂，先后颁布了诸多教阅团结之法，其名如《团教法》《李靖结队法》《八队旗法》《四路战守约束》等等。与此同时，还有相当完备的蕃兵教阅赏罚法，其基本精神是，根据蕃兵及其将领在教阅训练中的表现和功绩对其升降赏罚，“蕃总领将遇军行，于驻札州军将下出战士兵或汉弓箭手内，差马军二队充带器械马随行。蕃兵将各置行遣吏人等取受财，并依河苍法”[255]。“出战部落子人马不结入四部，于蕃兵籍内别拘收，遇出战，即别为一队，所有教阅将官巡按、升进等第、特支管犒之类，并如蕃兵法。”[256]这是一种能上能下、机动灵活的激励训练机制，它对于保障蕃兵质量、提高蕃兵战斗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对蕃兵的赏罚和控制
蕃兵作为宋朝在民族地区建立的一支具有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军队，其基本职责是，屯田驻营边境，入则耕，出则战，捍卫边面，“为国藩篱”。为了激励蕃兵英勇杀敌，捍卫家园，保家保境，宋朝祥定各类有功迁赏的法令并颁布实施，同时对蕃兵违法行为予以制裁，“将佐偏裨，如或软懦失职，具名以闻，或寇至失事，并行军法”[257]。
宋朝制定的蕃兵赏罚条例颇多，如元丰六年(1083)七月，朝廷批准熙河兰一路斟酌蕃情拟定《条画事法》，凡三门：“职分门”“蒐阅门”“杂条门”。政和五年(1115)，宋朝廷颁布《提举保甲条例》：“每路各置干当公事使臣二员，仍每岁令枢密院取索逐路招到弓箭手并开垦过土地，比较优劣殿最，取旨黜陟。全措置事节，所差官条画以闻”[258]等等。
元丰六年(1083)七月的熙河兰一路《条画事法》内容十分丰富，其立法原则是“治蕃兵、置将领，法贵简而易行，详而难犯”，主要内容包括蕃兵的布置、拣选和奖赏以及对违反军法的处罚等，其中对蕃兵的赏罚和控制之规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关于蕃兵功赏和利用。
蕃兵及其将官的奖赏法律，主要有元丰六年(1083)七月颁行的《条画事法》中若干条款，其《职分门》规定：“押蕃使臣、蕃官、诸司副使以上，不以亲手斩获首级数计功，依正兵队获首级分数论赏。”[259]《蒐阅门》规定：“总领将并管押使臣，如能说蕃官首领纠出未充蕃丁之家，及招募人马有增数者，理为劳绩，岁终委经略司据所增申奏。以千人为率，每一马仍当一人。每增及二百人已上，总领将展磨勘三年，使臣展磨勘二年。诸族都管蕃官如于本族根括及招募到人马，岁终委将官具所增数申经略司酬赏。”[260]此外还有许多相关赏法，例如熙宁六年(1073)枢密院制定的《战功八等定赏条例》：
勇敢效用皆以材武应募从军，廪食既优，战马戎械之具皆出公上，平时又得以家居，以劳效赏者凡四补而至借职，校弓箭手减十资，淹速相远，甚非朝廷第功均赏之意。请自今河东、鄜延、秦凤、环庆、熙河路各以三百，泾原路以五百为额。第一等步射弓一石一斗，马射九斗，奉钱千;第二等以下递减一斗，奉七百至五百。季首阅试于经略司，射亲及野战中者有赏，全不中者削其奉，次季又不中者罢之。战有功者以八等定赏:一、给公据;二、以为队长;三、守阙军将;四、军将;五、殿侍;六、三班借差;七、差使;八、借职。其弓箭手有功，亦以八等定赏:一、押官，承局;二、将，虞候，十将;三、副兵马使，军使;四、副指挥使;五、都虞候;六、都指挥使;七、三班差使;八、借职。即以阙排连者次迁。[261]
元祐二年(1087)四月枢密院建议实施的《推恩功赏条例》：
汉蕃官弓箭手并诸军蕃兵等有功未赏而身亡或阵亡，子孙若兄弟之子合皆承袭推恩者，旧例汉弓箭手承旧职名，蕃弓箭手、蕃官承新职名，理有未均，欲自今悉因旧职名推恩应承袭准此，其未授赏者，每一资赐绢二十匹，功状优异者，取旨。从之。[262]
对于蕃兵斩敌的赏法，仍依正兵条法《获首级例》实施：“诸处军队或五十人或一十五人或不及二十五人为一队，共获贼首一级(擒生同)依赏格所给第四等，赐分与一隊将士；如获级五分以上即全队并与第五等转。管押军队人员不满五十人杀获，与输折相当外获五级与第五等转，五级加一等；其获二十级虽输折相等亦第五等转，所管不满百人杀获，与输折相当外获七级与第四等转，七级加一等；其获三十级已上虽输折相等亦与第五等转，百人已上杀获与输折相当外获十级与第五等转，十级加一等。并以田战元数为定，不除输折数下。十将以下差管押十人已下并同，即游儌，或为奇兵亦依军队例。下皆准”[263]。绍圣三年(1096)三月二十二日诏：“今后陕西、河东路赏功并依元丰赏格推恩例，经略告谕汉蕃将士等。”[264]
如果蕃兵军将在杀敌探事中造成重伤，则以重伤例论赏。元祐七年(1092)十二月二日，河东经略司言：“西界投来头首异浪升崖是西界正钤辖，乞特与一诸司副使名目，其从人岁移曾差出探事斗敌重伤。”诏：“异浪升崖与内殿承制，给驿券，差赴麟府路军马司使唤，候别立劳效保明以闻，岁移为探事重伤，与副兵马使。”[265]
其次，关于蕃兵违法处罚。
《条画事法》之《职分门》规定：蕃兵“总领将凡遇边警，禀帅司不及，即与所驻札州军守臣、正兵将副及管勾缘边安抚司官共审度，如可御敌，即遣汉蕃两将人马共力枝梧；若辄分彼我，致有误事，即依节制法均责，仍一面具事宜申经略司”[266]。又规定：“诸将下管勾部族近上蕃官，遇点集出入，与管押蕃兵使臣参领所管本族兵马。诸将驻扎州军及辖下关、城、堡、寨，如于本将职事不协力，沮害事法，内城寨官许同总领将奏劾施行。州军当职官即具事状闻奏。”[267]《杂条门》规定：“蕃官首领根括募到族下人马，每季及岁会具所增数目，及教习族下人马精锐合系经略司支赏者，本司预具数乞支降，委官置库主管，如别移它用，以违制论。”[268]“诸将如遇点集出入，或巡按点阅部族，所在州军城寨议公事，集蕃官，及犒设蕃部，并许支破酒食”[269]。“以公使钱非理费用，及别有馈送，论如监主自盗法。”[270]又规定：“诸将籍定出战蕃兵，除缓急事宜及逐季点阅外，并不得别差使，如违，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免。”[271]“诸将并管押使臣，如因巡教点集，受蕃官已下献送，论如监主自盗法。已上谓之杂条门。”[272]等等。
除了《条画事法》，宋朝还先后颁布了诸多关于蕃兵违法处罚的法律法规，例如：《蕃兵逃亡法》：北宋军法对逃亡和临战逃跑的军人制定有严格的逃亡惩治法律，蕃官蕃兵依正兵逃亡条例实施，“殿中丞程东美守宾州日，侬贼寇宾，因弃城，后得罪编置于郢。”[273]但如果情有可原者则予减罪处理。乾兴四年(1025)十月二十六日，户部副使王博文言：“陕西沿边蕃族捕送逃军，颇有因差勾当或远探伏路、伐木、采柴偶逢蕃贼，拒敌不下被虏掠前去，蕃部利于赏给，经涉年月返捕送官。有司勘鞠，但招背汉投蕃之罪，依条处死，请降赦边臣，不令下司。自今如有蕃部捕到兵士根勘，但如此类稍有凭据，情理分明者，特与贷命，减死一等，决配远恶州军牢城。”诏：“自今但不是故投蕃部详酌，稍有证据，根勘分明者，特与贷命，决配外州牢城讫奏，情至轻者奏裁。”[274]
北宋末期，兵部在旧法基础上，多次修订蕃兵逃亡法，进一步完善蕃兵法规，如元丰四年(1081)逃亡蕃兵自首法云：陕西诸路州军自边逃来厢禁军、汉蕃弓箭手、蕃兵、义勇及其保甲、人夫等，可于“一月许令自首免罪，厢、禁军令纳器甲复本营，义勇、保甲、人夫等听归所属”[275]。哲宗元祐元年(1086)，宋政府修订了《河东、陕西蕃弓箭手逃亡法》[276]。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哲宗下诏：熙河、秦凤路逃亡军人限百日自首，“与依旧收管，弓箭手仍免降配”[277]。
擅自差发及科配、和雇蕃兵罪：熙宁七年(1074)十月，中书条例司乞五路弓箭手、砦户，除防拓、巡警及缓急事许差发外，若修城诸役，即申经略安抚、钤辖司。其有擅差发及科配、和雇者，并科违制之罪。从之。其夔州路义军、广南枪手土丁峒丁、湖南弩手、福建乡丁枪手，依此法[278]。误支官物与蕃官、蕃兵罪等罪罚法：元符元年(1098)诏：“今后官司误支官物与蕃官、蕃兵及弓箭手，并依《军人法》。”[279]此外，宋对“可疑蕃兵”就近迁管它郡，如元祐三年(1088)正月十八日诏：“陕西、河东经略司，机察来归蕃族之军特可疑者，分徙近郡。”[280]由此可见，北宋后期的蕃兵法制建设已经相当完备。
蕃兵作为北宋的一支地方兵和边防兵，它的性质“既输纳供亿之物，出战又人皆为兵”，是宋政府建立和经营的一种亦兵亦农的蕃部少数民族部族兵，其建立及其法制化的过程始于国初，正式组建于仁宗朝。熙宁之后，蕃兵制度遂渐推行到西北更多地区，蕃兵受到宋朝的日益重视，正因为朝廷的重视才逐渐形成了一套管理蕃兵的法律规定。
赵匡胤重建统一的封建政权北宋伊始，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改革军制，强化皇权亲掌军队建置、调动和指挥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和其他军队一样，蕃兵受枢密院和兵部的双重管理，“陕西、河东蕃兵、三路、广西、荆湖民兵及敢勇效用之属，并属枢密院、兵部依旧主行”[281]。但大量蕃兵的建立产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蕃兵与宋正规军之间的关系问题。元祐元年，臣僚言：“泾原路蕃兵人马凡众，遇临敌与正兵错杂，非便。诏下其章四路都总管详议，环庆范纯粹言：‘汉、蕃兵马诚不可杂用，宜于逐将各选廉勇晓蕃情者一员专充蕃将，令于平日钤束训练，遇有调发，即令部领为便。’”故宋朝议定蕃、汉官官序地位时规定：“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所以尊中国，制远人也。”[282]这种对蕃官蕃兵的岐视，体现了宋朝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民族观，这对蕃兵是不公平的，他们屯边驻营、冲锋在先，在防御西夏的侵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史载：“康定初，赵元昊反，先破金明砦，杀李士彬父子。蕃部既溃，乃破塞门、安远砦，围延州。二年，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言：‘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余帐之首领，各有职名。曹玮帅本路，威令明著，尝用之以平西羌。”[283]治平四年(1067)郭逵言：“熟户散处边关，苦于寇略，逵差度远近，聚为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息。画铁为的，激种豪使射，久皆成劲兵。”[284]熙宁八年(1075)，“陕西旧有蕃兵颇可捍边”[285]。
从理论是讲，蕃兵建设的过程其实也是“汉法”渗透和完成对这支独特的少数民族军队的理论统领过程。如熙宁六年(1085)，王安石说：“教兵当如此。今熙河蕃部既为我用，则当稍以汉法治之，使久而与汉兵如一。武王用微、卢、彭、濮人，但为一法。今宜令蕃兵稍与汉同，与蕃贼异，必先录用其豪杰，渐以化之。此用夏变夷之术也。”[286]可见，与蕃兵日益正规化相同步的是所谓“以蛮夷攻蛮夷”的民族政策之思想。
当然，宋朝蕃兵及其法制化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也还体现出了统治阶级一定的人性化理念，如对长期戍边蕃兵的“轮休”政策的实施减轻了蕃兵身心健康的过渡损伤，史载，元符二年(1099)闰九月，宋遣秦凤戍兵十指挥应副熙河新边戍守。十一月，以吕惠卿奏，“减鄜延戍兵五十指挥”。三年八月，“诏遣虎翼军六千戍熙河路，令代蕃兵及弓箭手还家休息”[287]。宋对蕃兵及其家属的优恤法制的实施，既体现了宋朝对于蕃官蕃兵的重视，也体现出了宋王朝一定的恤民思想，如至道四年(1003)诏“所有弓箭手、蕃兵，常令优恤，贫乏者亦令贷借”[288]。
从宋朝军法的实质看，蕃兵及其军事法律规范依然是宋“阶级法”的范畴之一，这是无法改变的阶级本性，大中祥符元年(1008)，诏“应诸道州、府、军、监厢军及本城指挥，自都指挥使已下至长行，对本辖人员有犯阶级者，并于禁军斩罪上减等，从流三千里上定断；副兵马使已上，勘罪具案闻奏。厢军军头已下至长行，准敕犯流免配役，并徒三年上定断，只委逐处决讫，节级已上配别指挥长行上名，长行决讫，配别指挥下名收管。如本处别无军分指挥，即配邻近州、府、军、监指挥收管。内别犯重者，自从重法。其诸司库务人员兵士有犯上件罪名者，并依前项厢军条例施行。”[289]元丰四年(1081)六月十五日，上批：“应熙河路及朝廷所遣四将汉蕃军马，并付都大经制并同经制李宪苗授依阶级法总领。”[290]
可见，以等级森严和绝对服从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为基本特征的北宋“阶级法”依然是统领蕃兵及其法制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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