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信念及其对国民素质的影响

生活信念及其对国民素质的影响

Living Convictions and Influence on the Populace’s Cultivation

徐浙宁

［内容提要］　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在上海的教师、公务员、学生、外来农民工和社区居民等五类群体中随机抽取1 452份有效问卷，分析当前公众的自我观、世界观、未来观及成败观等生活信念，并进一步分析生活信念对“公共政治意识”、“文明礼仪”、“社会参与”和“网络自律”等国民素质的影响。结果显示:（1）公众的自我观和未来观相对积极乐观，但世界观偏向消极；（2）六成左右公众相信成败主要靠个人实力；（3）公众生活信念中存在三个主要问题:其一，持明确积极信念的人群比例偏低；其二，对“内控性”的认同偏低；其三，教师群体的生活信念问题突出；（4）生活信念对国民素质具有显著影响，生活信念越倾向积极，或者越倾向内控的个体，其公共政治意识也相应越高、社会行为越趋向文明有礼、社会参与性越积极、网络自律性越好。因此，本文最后建议通过“回归主体性”的社会性教育来改善国民的生活信念，进而推进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飞速改变，在享受空前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同时，其所要承担的社会风险在加大，失业、下岗、流动、金融危机、代际冲突、家庭破裂等带来的社会心理压力在积聚。认知行为理论（Cognitive behavior theory）指出，不同的信念造就不同的生活。信念不但决定我们感受事情的方式，而且对我们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作用。合理的信念，激励积极的行为与情绪，更可能使人应对紧张的生活环境；反之，错误的信念会导致偏差的行为与情绪，更可能使人退缩、无助与失败。转型期的诸多社会风险客观存在，但不同的生活信念将导致不同的行为取向和生活质量。中国公众在应对各种风险时，除了积极争取外部支持外，其自身应审视生活信念，矫正错误的、不合理的信念，才可能调整行为取向、提升生活质量、获得幸福感。为此，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初步把握了公众当前的生活信念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了生活信念对国民素质的影响。

一、当前公众生活信念的基本状况

本次调查于上海市发放问卷1 500份，有效回收问卷1 452份，回收率为96.8%。其中，教师197份（13.6%）、公务员184份（12.7%）、学生594份（40.9%）、外来农民工196份（13.5%）、社区居民281份（19.4%）；男女比例1∶1.2；年龄分布从14岁至60岁以上，学历从小学以下至研究生。

本研究中的“生活信念”主要包括对自我、对世界、对未来、对成败等的基本认识或观念，即自我观、世界观、未来观及成败观。从测量维度上，前三方面主要测量“积极性”，即市民对自我、对世界、对未来的信念多大程度上倾向于积极；后一方面主要测量“内控性”，即公众对成败的信念多大程度上倾向于个人实力或者倾向于可以控制。

（一）自我观:80.1%的公众对自我持积极评价

调查显示，在对自我的“性格”（脆弱—坚强）、“价值”（无用—有用）、“德性”（不好—好）、“人际”（令人讨厌—讨人喜欢）等四方面评估中，80.1%的公众倾向于积极评价，即倾向于相信自己是坚强的、有用的、好的和讨人喜欢的，其中58.2%“有点相信”，21.9%“相信”。

就四个方面具体来看，积极评价分别占到:“性格”为78.2%（其中，39.6%选择“有点坚强”，38.6%选择“坚强”），“价值”为93.1%（其中，38.8%选择“有点有用”，54.3%选择“有用”），“德性”为86.3%（其中，31.0%选择“有点好”，55.3%选择“好的”），“人际”为91.8%（其中，52.3%选择“有点讨人喜欢”，39.5%选择“讨人喜欢”）；相对而言，就公众对自我的信念中，“价值”评价最为积极（见图1）。

图1　公众对自我持积极评价的比例（%）

（二）世界观:30.9%的公众对世界持积极评价

调查显示，在对世界的“稳定性”（不稳定—稳定）、“安全性”（不安全—安全）、“可预测性”（不可预测—可预测）、“公平性”（不公平—公平）等四方面评估中，仅30.9%的公众倾向于积极评价，即倾向于相信世界是稳定的、安全的、可预测的和公平的，其中24.2%“有点相信”，6.7%“相信”，而大多数公众对世界的信念倾向消极。

就四个方面具体来看，积极评价分别占到:“稳定性”为42.3%（其中，23.8%选择“有点稳定”，18.5%选择“稳定”），“安全性”为49.7%（其中，29.6%选择“有点安全”，20.1%选择“安全”），“可预测性”为33.8%（其中，23.7%选择“有点可预测”，10.1%选择“可预测”），“公平性”为38.7%（其中，23.4%选择“有点公平”，15.3%选择“公平”）（见图2）。

图2　公众对世界持积极评价的比例（%）

（三）未来观:76.1%的公众对未来持积极评价

调查显示，在对未来的“明确性”（不明确—明确）、“希望性”（没希望—有希望）、“成功性”（失败—成功）、“可改变性”（不可改变—可改变）等四方面评估中，76.1%的市民倾向于积极评价，即倾向于相信未来是明确的、有希望的、成功的及可改变的，其中57.6%“有点相信”，18.5%“相信”。

就四个方面具体来看，积极评价分别占到:“明确性”为68.2%（其中，38.6%选择“有点明确”，29.6%选择“明确”），“希望性”为89.6%（其中，43.3%选择“有点希望”，46.3%选择“有希望”），“成功性”为89.2%（其中，50.8%选择“有点成功”，38.4%选择“成功”），“可改变性”为88.3%（其中，40.4%选择“有点可改变”，47.9%选择“可改变”）；相对而言，就公众对未来的信念中，“成功性”评价最为积极（见图3）。

图3　公众对未来持积极评价的比例（%）

（四）成败观:67.1%的公众倾向于相信成败更多由个人实力决定

成败观，即个体对成功或失败的归因。也就是说，看个体将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归于什么。本研究以利文森（Levenson）的IPC量表⁽¹⁾为基础，从其24条题目中选出有代表性的10条，主要测查上海市民将成败归于“个人实力”（内控性）、“靠山”（有权势的他人）和“机遇”（运气）的比重。调查显示，67.1%的受访者倾向于“个人实力”，21.0%的倾向于“靠山”，11.9%的倾向于“机遇”（见图4）。

图4　公众对成败归因的人群分布（%）

二、当前公众生活信念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持明确积极信念的公众比例偏低

心理学者认为，“积极性”（positivity）会让人更多看到好的方面，更可能接受自我、具有个人生活目标或能感觉到生活的意义、感觉独立、感觉到成功或者让人更能够把握环境和环境的挑战；同时，在他人的关系中，更开放、信任与乐于助人。因此，“积极性”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coping）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情景。⁽²⁾尽管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分别有80.1%、76.1%的公众对自我或未来持积极评价，但持明确“积极”信念（持完全“相信”）的比例并不高，分别只占到21.9%和18.5%；而对世界的信念上，倾向积极的比例仅占30.9%，大多数是消极的，完全“相信”世界是稳定的、安全的、可预测的、公平的比例仅6.7%。而如果将自我观、世界观、未来观合并在一起分析，倾向积极的比例约为50.5%，在三者上明确“积极”（即完全“相信”）的市民仅占3.6%。这一状况无疑会影响到上海市民对自我、对世界、对未来的行为倾向，制约他们有效应对自然或社会风险的能力与策略。

（二）对“内控性”的认同偏低

从公众对“个人实力”（内控性）、“靠山”（有权势的他人）和“机遇”对成败影响的赋权看，三者依次占:41.3%、30.2%和28.6%。也就是说，公众普遍相信这一公式:成功＝41.3%的个人实力＋30.2%的靠山＋28.6%的机遇。

可见，当前公众将“成败”更多归于“外控性”（包括“靠山”和“机遇”），而更少归于“内控性”。心理学大量研究证实，“外控性”与焦虑、抑郁情绪有关，依赖外控性的人主观幸福感更低、心理问题更多、可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少、更难以应付紧张的生活环境和各种风险的压力。而相反，“内控性”强的人，更积极地追求有价值的目标、更多投身于社会活动，求知欲强、有灵活性、有主见、幸福感更高。因此，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众心理障碍发生率攀升的内在原因，同时暗示他们在应对社会风险中可能“失控”的心理行为与情绪。

（三）教师群体的生活信念堪忧

从不同群体的比较看，教师在“积极性”、“内控性”上的表现令人忧虑。首先，就“积极性”而言，倾向“积极”的教师比例仅为48.3%，仅高于一般的社区居民，低于总体样本的平均比例；特别是显著低于学生、外来农民工及公务员等三个群体。具体分析发现，教师对“自我”的评价非常积极，显著高于学生、外来农民工及社区居民；但在“世界观”上明显消极，是所有群体中最低的，仅26.3%的教师倾向于相信世界是稳定的、安全的、可预测的、公平的（见表1）。这一结果意味着，教师群体普遍能自我接纳、认同自我的性格、价值、德性和人际关系，但对世界非常缺乏信心，认为世界更倾向于不稳定、不安全、不可预测与不公平，这使其整体的生活信念显得消极、悲观或“灰色”。

表1　不同群体对“自我”、“世界”、“将来”积极评价的比例（%）

特别是就“内控性”而言，教师群体的平均值显著低于其他四个群体（见表2），表明教师对自我生活或成败的归因更倾向于外部。“内控性”偏低，也暗示了教师群体的职业压力感大、容易产生焦虑与抑郁情绪，心理健康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教师群体的生活信念，不仅影响其个人的生活质量、风险应对，更可能对学生——社会的下一代产生巨大的影响。很难想象被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如果其本身的灵魂出现问题，将何以“授业传道解惑”、何以实施“生命影响生命”的素质教育。

表2　不同群体的成败归因倾向（M±SD）

注:M表示平均数；SD表示标准差。

三、生活信念对国民素质的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断定:生活信念必然影响国民素质。积极的或内控性的生活信念将更可能激励健康的生活方式、良好的社会化以及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热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生活信念就是国民素质的一部分，是局部与整体或者子集与全集的关系。在本次调查中，根据研究需要，仅抽取了“国民素质”中有关“公共政治意识”、“文明礼仪”、“社会参与”、“网络自律”等四个部分，来测查它们与生活信念（积极性、内控性）之间的关联。

表3　生活信念与国民素质之间的Spearman相关

＊＊相关显著性水平达0.01；＊相关显著性水平达0.05。

（一）生活信念与公共政治意识:生活信念越积极，公共政治意识越高

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积极性”、“内控性”与“公共政治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见表3）。也就是说，生活信念越倾向积极，或者越倾向内控的公众，其公共政治意识也相应越高。相对而言，“积极性”与“公共政治意识”之间的相关性更高一些；而且，对自我、对未来、对世界的信念都与公共政治意识呈显著正相关。以“选举权”、“关注‘两会’”、“留意领导作风”为例，倾向于积极信念的“积极者”中，40.6%的自觉履行选举权、43.9%的关注全国“两会”、63.1%的留意周围领导的作风；相比之下，“消极者”在这三方面的行为都显著低于“积极者”。同样，倾向于“内控性”的“内控者”，其在三方面的参与性也显著高于“外控者”约10个百分点（见表4）。

表4　不同生活信念者的政治素质（%）

（二）生活信念与文明礼仪:生活信念越积极，文明礼仪程度越高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显示，“积极性”、“内控性”与“文明礼仪”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见表3）。也就是说，生活信念越倾向积极，或者越倾向内控的公众，其文明礼仪程度越高。相对而言，“积极性”与“文明礼仪”之间的相关性更高一些；而且，对自我、对未来、对世界的信念都与文明礼仪呈显著正相关。以“遵守红绿灯”、“不随地丢废纸”、“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乘车让座”及“拾金不昧”等文明礼仪为例，倾向于积极信念的“积极者”中，在五项行为上的达标率依次为94.6%、92.0%、97.8%、85.3%和85.9%；相比之下，“消极者”在这五项行为上的达标率均低于“积极者”，尤其是在“乘车让座”和“拾金不昧”两项上。同样，倾向于“内控性”的“内控者”，其在五项行为的达标率也均高于“外控者”（见表5）。

表5　不同生活信念者的文明礼仪（%）

（三）生活信念与社会参与:生活信念越积极，社会参与越广泛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显示，“积极性”、“内控性”与“社会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见表3）。也就是说，生活信念越倾向积极，或者越倾向内控的市民，其社会参与越广泛。相对而言，“积极性”与“社会参与”之间的相关性更高一些；而且，对自我、对世界的信念与社会参与呈显著正相关。以“流浪儿童救助”、“对艾滋病人的包容”、“关注‘世博’”及“对‘控烟条例’的支持”等四项行为为例，测量上海居民“社会参与”的广泛性。结果显示，倾向于积极信念的“积极者”中，在四项行为上的比例依次为；58.7%、28.3%、93.6%和90.2%；相比之下，“消极者”在这四项行为上的比例均低于“积极者”，尤其是在“流浪儿童救助”、“关注‘世博’”及“对‘控烟条例’的支持”方面。同样，倾向于“内控性”的“内控者”，四项行为的比例也均高于“外控者”（见表6）。

表6　不同生活信念者的社会参与（%）

全称为《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四）生活信念与网络自律:生活信念越积极，越可能实现网络自律

“网络自律”，即在网络生活中能遵守社会公共规范，有效监督自身或他人在网络中的行为。诸如:不利用网络违法犯罪、不盗窃他人QQ或信箱密码、不散布虚假信息、不发垃圾邮件、不传播病毒、不攻击他人网络系统（黑客行为）、面对黄色/暴力/网络诈骗等不良信息有分辨与抗拒能力，等等。相关分析显示，“积极性”，特别是“对自我”的积极信念，与“网络自律”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见表3）。也就是说，生活信念越倾向积极，特别是越相信自己是坚强的、有用的、好的和讨人喜欢的，那么就越可能实现网络自律。结合具体题目而言，倾向于“积极性”的“积极者”中，“网络自律”的比例为95.7%，高出“消极者”（92.2%）3.5个百分点（见图5）。

图5　不同生活信念者的网络自律比例（%）

四、关于提升国民生活信念的社会教育思考

本研究显示，当前近一半的公众在生活信念上是消极的，即对自我、对世界、对未来的信心不足，且近四成的倾向于“外控性”，这一群体性特征足以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因为消极与外控性的生活信念，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增加“焦虑”与“不安全感”。心理动力理论早就明确指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每个人都会采取某种方式消除因挫折引起的焦虑、痛苦不安等不愉快的情绪体验，以恢复心理平衡。这也就是通常说的“心理防御机制”（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

“内控性”强的个体，在应对引发焦虑的风险或挫折情境时，更倾向于“升华”，即通过积极的行动来提升自我能量，以便达到适应或改变情境。那些对自我、对世界、对未来充满乐观信念，追求自我实现与社会价值的个体，就是“升华”的例证。但是，“外控性”强的个体，在应对引发焦虑的风险或挫折情境时，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回避”与“进攻”，前者试图逃离刺激情境，后者试图对抗刺激情境。举例来说，那些沉溺于网络游戏、物质成瘾、“装嫩”、懒惰或者各类神经症的个体，就是“回避”的典型。他们将自己“麻醉”在虚拟、幼稚、病态的状态中，靠网络、毒品、心理障碍等来逃避现实的压力与责任。而那些满腔愤怒、嫉恨、怨气的或现实或网络中的“愤青”、“侠客”、“黑客”、“暴徒”等，则是“进攻”的典范。他们用攻击性的言语或行为来宣泄情绪、对抗现实。

那么，就当前而言，消极、外控的生活信念何以如此普遍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社会转型带来的不稳定性，必然滋生更多风险

尽管社会风险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现实，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公众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正如贝克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毫不夸张地说，社会风险已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系统生态理论指出，人的心理行为总是环境的函数。社会风险的增大，客观上使市民产生了不安全感与失控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犹如一条船与汪洋大海，当风平浪静时，船可以一帆风顺；而一旦狂风暴雨、巨浪滔天，船对于自我的掌控就显得乏力与艰难。本研究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公众在对自我、对未来、对世界不同层面的信念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持积极倾向的依次是80.1%、76.1%、30.9%。其中“对世界”的信念最悲观，也即普遍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不稳定、不安全、不可预测和不公平的。

（二）主体性缺失的社会性教育，抑制了个体的内控性

风险是客观的，应对风险却可以选择。即使是船与海的关系，船在巨浪中也具有选择性。“外控性”强的个体，显然弱化了自身的主体性，即主体意识与主体能力，而过度依赖于环境或外在条件。这一群体性特征，与我国长期以来“主体性缺失”的社会性教育紧密相关。不论是教育界，还是非教育界，都对我国教育中漠视“人”这一主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更加剧了“造物”的教育模式，从学龄前、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充斥着专业化、标准化、集中化、同步化等工业文明的基本原则，用机械型、物本主义的方式来教育人，而根本忽视了人内在的力量与能动性，其直接结果就是弱化了个体的自我力量，抑制了“内控”的成长。近几年推动的“养成教育”、“研究性教育”、“生命教育”或“素质教育”，都在极力呼唤教育中的“主体性”，强调教育应在承认人的物性的基础上逐步提升人的理性，在传递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应提升人内在的德性与综合素质，科学地推动“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制造一批“有文凭没人品”、“有学历没学问”、“有知识没能力”的“剩才”。

（三）强调外控的文化根源，固化了个体的外控性

在我们的文化中，一向是强调“外控”的，从封建社会的“三权”（王权、族权、神权）到现代社会的集体主义，“个人”常常被放在次要，甚至不必要的位置上。孩童从小被教育要“听话”、“顺从”，长大了要懂得“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总之，我们的“外控性”是根深蒂固的，是骨子里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民族特性。相反，强调个人力量的“内控”反而是与我们的文化相悖的，是我们所陌生或不熟悉的。我们可以包容“平庸”，却排斥“个性”；我们习惯听指令行事，却难以主动创造。事实上，“主体性缺失”的社会性教育，也是这一文化的衍生，或者说一种文化惯性。不管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在这种文化烙印下，固守着“外控”导向的教育——追名逐利，而非“以人为本”。所以，与爱迪生强调“内控”的“成功＝99%汗水＋1%天赋”的公式显然不同的是，公众更愿意相信“成功＝41.3%的个人实力＋30.2%的靠山＋28.6%的机遇”。

就以上三个原因而言，“社会转型”导致的“风险增加”是外因，“社会教育”和“文化”导致的“主体性缺失”是内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决定，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如何培育积极的、内控性的个体，或者说如何提升市民生活信念的积极性与内控性呢？

首要的就是让“主体性”回归教育。或者说，就是要在社会性教育中唤醒、激活或者保护“主体性”，犹如让潜伏在每一个体中的“巨龙”苏醒，乃至散发独特的魅力。虽然“文化”是根源，但教育传承文化，也可能更新文化。“主体性”的社会教育，实质就是一次“文化更新”，让习惯“外控”的个体独立起来，更好地去“做自己”，实现天赋与价值。

就操作层面而言，应以系统生态模式，逐步构建“主体性教育体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指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与潜力。也就是说，每一个体都天生有实现“主体意愿——做自己”的力量。所以，只要有适宜的土壤，“主体”就能生根、发芽、成长。系统生态模式，即从个体需要的生态环境（诸如:家庭、学校、社会）出发，构建一个完整的强调“主体性”的教育网络。具体包括:

第一，家庭中的主体性教育。关于当前家庭教育的“功利化”不想再赘述，这已经是明摆的事实。显然，这一点与“外控性”的生活信念分不开。一方面，由于“外控性”，父母的焦虑会不断通过外化的诉求来平衡，比如:“过早、过多、过快”的早教、“门门功课要高分”、“琴棋书画无所不会”等等；另一方面，“功利化”的家庭教育将“外控”从零岁传递下去。全面发展、德才兼备本是好事，关键在于是否尊重了孩子的“主体性”，是否在教育与期望中激发了孩子的学习热情、自我控制与成就动机。很遗憾，当前“功利化”的家庭教育带来的结果是:“父母不在，孩子不学”、“父母不逼，孩子不弹”、“父母不求，孩子不动”，甚至出现自杀、弑亲这样的人伦惨剧。

家庭教育的“主体性”，至少应该做这样两件事情:其一，做好亲职教育，特别是0至6岁的早期儿童亲职教育，让积极性、内控性的生活信念从“摇篮”开始。可以借鉴欧美经验，积极推行IECD所提倡的“以社区为依托、家庭为基础、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早期综合服务模式，设计针对性的课程内容，带动家庭从“功利化”教育走向“主体性”教育。其二，增加可能实现父母主体性的家庭政策，诸如:延长产休假、哺乳假，增加“带薪疾病照料假”及“带薪参加父母学堂假”或教育补贴等。由于我国的社会政策一直强调减轻企业（国家）的社会负担、增加家庭和个人责任，所以相关政策对家庭的支持还非常有限，还不能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家庭的需要，父母处于“应激”或者“持续焦虑”状态，怎么可能传递“内控性”呢？

第二，学校中的主体性教育。本研究关于“教师内控性”的问题，非常值得深入。作为“灵魂工程师”的群体，如果持消极、外控的生活信念，那么受教育的学生该受何影响呢？尽管“素质教育”、“生命教育”等名词泛滥，但真正推行的凤毛麟角。因此，就学校而言，要想实现“主体性教育”，至少先应该做好以下事情:其一，教师的生活信念教育。教师的消极与外控倾向，反映出社会教育体制的消极与外控倾向，并非教师队伍的“素质退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教师的“消极”更多表现在对“世界”的信念上，而对于其自身总体上是积极的。因此，应从改善教师生存环境与内在信念两个方面去思考。其二，学校的“主体性”文化建设。比如，由“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研究与培训中心”在有些学校推行的“抗逆文化”培育，强调了“聚焦强处”、“关系为本”、“着重独特”、“鼓励成长”、“生命榜样”这样的“主体性”元素，这就是很好的榜样。其三，学生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只有尊重差异，给予多元评价，学生的“主体性”才可能得到发展。其四，设置专门激发“主体性”的课程，诸如:心理教育、生命教育或研究性学习课程。当然，最好的方式是“学科渗透”，即将“主体性”教育的理念贯穿每一学科。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有必要先开设专门的课程，一来便于探索“主体性”学校教育的实施，另一方面也传递了重视“主体性”的信息。当然，开设这些课程的前提是有相关的师资及相应的配置（包括教师待遇、教学空间及设施等）。不夸张地说，如果哪一天，心理老师成为“不可或缺”的学校资源，而不再像今天那样“可有可无”时，“主体性”教育就初见成效了。

第三，社会中的主体性教育。“以人为本”的重申，是整个社会对“主体性”的呼唤。就社会层面，也许可以从三点出发:其一，建立保障个体利益的公平机制，用典型的社会事件彰显积极生活信念的“好处”。其二，依靠媒体力量，宣传积极的、内控的生活信念，让受众看到“主体的力量”。对于那些充斥着钱、权、利的媒介作品，适度控制，特别是减少对青少年的不利影响。其三，改善社会评价方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成功”。比如，减少职业歧视，缩小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等。

当然，作为外因的“社会风险”，也需要社会机制来管理与控制，比如:进一步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政策，减少“非必然”的社会风险等。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强调增加公众的“内控性”，并非排斥“外控”，而是希望通过内、外平衡，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该量表包含了三种人们常见的成败归因倾向，即I（Internality，内控性），测量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能够驾驭自己的生活、乃至成败；P（Powerful Others，有权势的他人），测量人们是否相信生活或成败由有权势的他人决定；C（Chance，机遇），测量人们对机遇可以影响自己生活或成败的相信程度。

(2)Medvedova L.Personality dimensions:Little Five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oping strategies in early ad-olescence.Studia Psychologica，1998，40（4）:261—265，转引自崔丽娟、张高产:《积极心理学研究综述——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思潮》，《心理科学》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