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男性被动性
Male Passivity in Gender Perspective
姜云飞 张智慧
在依旧是男人主导的社会,讨论男人的被动性似乎是空穴来风。然而,面对当代社会女性崛起的趋势和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又有多少男性可以达到坚强主动完美的标准形象?事实是,大部分凡夫俗子天天所要面对的是被迫坚强、被迫成功。其结果是更坚强成功呢,还是更被动逃避?
本文从历史文化基因和当代社会情境考察男性被动性的普遍存在;其次以情爱被动性作为切入点,揭示其常见表现方式及其背后的性别文化成因,透视男性被动性对两性和谐的危害。
一、男性被动性与历史文化基因和当代情境
其实,男性的被动性普遍存在于历史语境中。有人说中华文化是一种“阴性文化”,皇帝一人独刚,群臣万夫皆柔。不管是子是臣,普通男性都处于被支配地位,顺从成为他们的绝对律令,也就是鲁迅批判的“奴性”。时至今日,皇权专制虽已结束百年,但等级制的坏血犹在。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依然天经地义,李银河将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从众心理概括为“大概率价值观”,并认为从众行为在中国具有宗教信条的性质。(1)而服从或从众心理无疑是滋生被动性的温床。
其实,对男性来说,要求坚强主动勇敢的性别规范与要求臣服顺从的社会文化规范之间,存在天然的分离与冲突。因为过分顺从的文化伦理规范会削弱个体的坚强主动性,当冲突无法解决时,他们容易逃避到自然山野或佛道境界中寻求解脱,或者以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求得家国宗族的结构稳定。如巴金小说《家》中的长子觉新,以两个所爱女子的死亡以及自己的痛苦祭奠了孝子贤孙的美名。从这个角度看,觉新是不符合性别规范所要求男人的坚强勇敢、主动保护女性这一标准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家庭婚姻领域的男强女弱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补偿了男性社会心理层面上被迫服从带来的自我矮化感,缓解了男性群体的心理焦虑,因此反而掩盖了男性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被动性。
然而,1949年后女性的独立与崛起,逐渐弱化了男性性别特权,以及男强女弱性别分工的两极对立,因此,男性正在逐渐失去在更弱的女性面前释放主动性和支配感的机会与场域,而与此同时,“男强”标准依然高高在上,以至于造成一种难以承受的困境——一边是难以实现的高标准(高收入、高地位、高品位、高富帅等),一边是现实层面的无力感(高房价、高物价vs.低收入、蜗居蚁族、“屌丝”等),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使男人产生普遍的生存压力感。压力过大,不仅无法激励男性更坚强主动,反而日益把他们推向逃避退缩的被动方向。法国学者吉尔·里波韦兹基指出:“男性被动化趋势”正以“指数级速度”在增加。他认为这种现象与传统性别角色的解构有关。(2)安东尼·吉登斯也指出:“她的变化与他自己的僵化加在一起使他陷入困境。如果他坚持旧的方式,他就会被谴责为大男子主义和性歧视”。如果他尽最大努力承担新的责任而同时不甩掉传统养家包袱,那他也会感到“双重负担”。如果他完全抛弃传统的男性风格,那么在大多数女人和男人眼里,他就变成了没有性感的和没有价值的人。”(3)因此有人预言“男性危机时代”已经来临,这是妇女解放及性别解放所面临的新挑战。
二、男性情爱被动性的常见表现方式
(一)追求性的支配、轻视爱的表达
在性别刻板印象中,男性的语言能力和情感沟通能力“天生”比女性差,不爱表达感情,这一点被女性普遍抱怨,却被大多数男性视为自然。反之,表达感情是弱者的行径,是“婆婆妈妈”的表现。他们必须占据支配地位才能彰显男性气概,因此性能力的强大与否,就成了男人立足于世的命根子。古代的三妻四妾,现代的“包二奶”、“花花公子”,都体现了男人希望通过性的占有来凸显男性价值。因为占有女性肉身是一笔赚钱的买卖,甚至占有的数量可以成为一种在同类面前炫耀的收藏和资本,凸显霸权男性“身体情欲的赚赔逻辑”。(4)即使追求真爱的男人,也会栽倒在爱性分离的栅栏前面。比如胡兰成之于张爱玲、赵明诚之于李清照,这两对夫妇在气质、才情、学识、理解等方面都曾经达到很高的契合,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型的爱情典范,但无论胡兰成还是赵明诚,都无法满足于真爱的唯一,赵明诚终究还是纳了妾;胡兰成说“我与爱玲是绝对的”,(5)却不愿为这绝对的爱收敛对其他女子的性占有。
其实,男性策略地运用性与爱的分离术,表现了其内在的深层恐惧——拒绝、防范自己在情感上被吸引,以为这样才不会在两性关系中迷失自我而失去主控权。卡伦·霍尔奈却发现,“害怕被拒绝、被嘲笑在对每个男人的分析中都是一个典型的部分”,但日常生活给男人提供了许多机会,通过避免可能激起这些感觉的情境,来逃避这些感觉。(6)比如不愿与女性谈感情,害怕直面情感危机、无力解决婚姻矛盾。总之,男性追求性支配的主动性时,恰恰呈现了逃避情感的被动性。但逃避终究于事无补,霍尔奈断言这种“对拒绝的巨大恐惧”会使人处于神经质的状态。而“神经质的人没有能力去爱”,(7)也就会表现出“爱无能”的症状。
(二)性焦虑与“爱无能”
据2000年潘绥铭等人做的性社会学调查结果,在20至64岁的中国男人里,一年中对性生活有兴趣的男人连三成都不到,(8)可见男人“性欲勃发”的形象是一种神话。即使有些人靠不断变换性对象来维护自己的性强者形象,但对性的推崇与对爱的轻视,其实会使性能量本身,也不可能完全聚集和释放,不仅会让男性遭受“性强力的焦虑”,同时还会导致“爱无能”。社会和媒体广泛宣传的多是关于男人的性阻碍或性无能,其实更普遍而值得探讨的恰恰是男人的“爱无能”问题。
弗洛姆说爱是一种能力,具有生产性,“意味着对所爱者的成长付出劳动、加以关心、负有责任”。(9)因此,所谓“爱无能”其实就是弗洛姆所说的“非生产性的”“被动的爱”。2004年镜子的长篇小说《爱无能》揭示,它已逐渐成为一种当代流行病,最常表现为“不言爱、不愿爱、不敢爱”,比如单身者畏首畏尾、举步维艰;情侣间互相猜忌、互不付出;夫妻同床异梦、名存实亡;遂有那么多剩男剩女、宅男、王老五、女强人、拜金女(10)……下文重点探讨男性爱无能的常见表现方式:
(1)只求功业,无视真情。男性从小被教育要参与竞争、获取功名、光宗耀祖。认为重视情感的男性不是胸无大志就是沉溺女色的庸俗之辈。所以通常喜欢埋头事业,罔顾爱情婚姻。比如李阳大言不惭地一直说对妻子没有爱情,孩子是中西教育的实验品。
(2)物化思维,不解风情。由于害怕亲密关系,不擅长表达情感,也不了解女性,使得一些男性即使真心爱慕,也只能以性或者物质享受等男人习惯的方式付出,而无法与女性亲密关系的需求相呼应,加剧了两性之间的隔膜。
(3)一旦受伤,封心锁爱。有些男性失恋后,就不敢再进入情感关系。也有的迅速投入另一段感情或婚姻以抚慰创伤。但却认为这婚姻不是理想的选择,因此更加无意经营。
(4)大言小行,近情情怯。由于男性要在两性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必得处处做出强者姿态。有些男人就特别喜欢夸海口表现自己的能干,刻意炫耀财富、地位、才华,或甜言蜜语允诺荣华富贵等,但真的碰到难题常常逃避退缩、放弃爱情,还美其名曰“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来为自己开脱。因为那个“巨人”的光环首先满足了男性高大超群的自我想象,而轻易地忽略了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巨大脱节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行动的矮子”所表现出来的被动性的严重危害,遮蔽了男性情感被动性的本质,成为“爱无能”的漂亮借口。
三、男性被动性与性别文化建构
父权社会中,男性从小就按照好汉、强人、英雄的形象被塑造并自我内化,所以他很早就知道感情事小,功业事大,不会在感情上花太多精力,没有主动经营的理念,追求女性成功后就有告一段落的驿站心理,感情失败时更容易逃向事业寻求安慰和解脱。更极端的甚至否定爱情的存在,将男女之间的感情直接等同于肉欲的吸引,如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引用蒙田的话劝告年轻人少则半年最多一年就应该从情欲的泥沼中抽离出来,去做点有意义的事业。(11)崔卫平将此类特征称为“宋江病毒”,它“潜伏在一心一意想要出人头地、梦想荣华富贵的中国男人身上,随时可能爆发,以各种不同的名义”。(12)
这种模式表面看起来是主动升华力比多,实质还是对爱的否定和逃避、对生命力的轻视。这样的男性进入婚姻后,往往痴迷于事业的追求而常常置家庭与妻小于不管不顾的冷漠状态。
也不仅是中国,简·霍金在《音乐移动星辰》一书中提到,霍金在32岁当选英国皇家科学会员殊荣后的答谢词中,居然只字未提她和孩子!(13)霍金从不谈论、抱怨自己的身体残疾和病痛,拒绝任何帮助,就像在周身建筑了一个“防御工事”,虽然抵御了疾病带来的软弱,却也隔绝了夫妻情感的交流,这比肉体的重负和损伤更令她受挫受伤。(14)其实,在剑桥和加州理工这些世界顶尖名校中,那些著名科学家的妻子们都因“丈夫过分沉湎科学研究,轻视其他工作、职业或兴趣爱好,而感到情绪低落、郁闷烦恼”。(15)
其实,父权制性别文化对男性的影响塑造并不仅限于强调事业贬低爱情,最主要的是它的等级制本质,在许多点上都表现出了二元对立的等级序列:如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表现为掠夺自然,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表现为阶级压迫,在男女关系中则表现为压迫女性,在理性与感性中表现为轻视感性,在科学与人文关系中表现为轻视宗教人文……正是这种非此即彼的等级制特质,才奠定了男人情爱被动性的深层心理基础与思维逻辑。
综上所述,由于等级制的存在,男性的被动性可谓无处不在,但恰恰由于男性被动的普遍性和历史的悠久性,反而常常使我们忽略了对它的质疑和审查。因此,关于男权性别文化形塑人类所产生的压抑,必须保持必要的敏感,完整健康的男性必定不能拖着被动性的长长尾巴。两性的和谐既取决于女性主体性的觉醒与张扬,也取决于男性被动性的警觉与剥离。
(第一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第二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注释】
(1)李银河:《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9页。
(2)[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田常晖、张峰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4页。
(3)[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汪民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4)何春蕤:《豪爽女人》,台湾皇冠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11页。
(5)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6)[美]卡伦·霍尔奈:《女性心理学》,窦卫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7)[美]卡伦·霍尔奈:《女性心理学》,窦卫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275页。
(8)潘绥铭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9)[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4—106页。
(10)新华网:《这个情人节,干掉爱无能》,http://news.xinhuanet.com/lady/2010-02/20/content_12975208.htm。
(11)参见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202页。
(12)崔卫平:《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与女性解放》,《天涯》2003年第5期。
(13)[英]简·霍金:《音乐移动星辰》,赵伯英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
(14)[英]简·霍金:《音乐移动星辰》,赵伯英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15)[英]简·霍金:《音乐移动星辰》,赵伯英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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