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突破极左思想束缚的艰苦努力

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突破极左思想束缚的艰苦努力

经历了“文攻武卫”的残酷斗争，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的兴奋激动，冷静下来，人们发现，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堆积如山：思想文化上，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盛行；政治上，大量冤假错案需要善后；组织上，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仍然混迹于领导岗位；经济上，物资奇缺，社会贫穷，人民生活困苦……

从某种意义上讲，十年内乱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使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获得了充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感，而“文化大革命”后人们的彷徨和茫然，则孕育了冲破精神枷锁的内在能量。

从何入手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堆积起来的问题？“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思想上革命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毛泽东，这是思想解放的首要问题。

当时面对的障碍就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意味着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因为过去的许多决策，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点过头，甚至是亲自决定的。“两个凡是”是历史上极左思想的继续，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在“两个凡是”口号的束缚下，人们无法放下思想包袱，更新观念，党的工作重心也无法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天安门事件”得不到平反，连清查“四人帮”时也不忘提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一切引起了党内外群众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以各自的方式来表达这种不满和对冲破“两个凡是”的向往。曾有民谣这样嘲讽“凡是派”：有个凡是派，不是都凡是；有的要凡是，有的不凡是。⁽⁴⁾当时轰动演坛的话剧《于无声处》就是表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作者宗福先是一位工人，他“丝毫不了解中央围绕着这个问题正在激烈斗争”，只是从个人感受出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中，在“四人帮”的高压统治下，那些敢于走到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的英雄们，不应当受到镇压。于是，编写了剧本，排演了话剧，从北京公演并走向全国的舞台，使千千万万人为此受到鼓舞。《于无声处》以文学艺术的表达形式，与当时正在酝酿的思想解放运动不谋而合，终于促成了“天安门事件”在1978年11月的彻底平反。

对毛泽东如何评价，既关系到能否推翻“两个凡是”、能否顺利拨乱反正的问题，也关系到能否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党的传统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而挫伤人民的感情，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关于这一点，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回答得非常明白。他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并且回答法拉奇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⁵⁾邓小平精心解决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困惑，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

“两个凡是”问题解决了，接着要解决“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问题，这对于拨乱反正、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同心同德搞建设至关重要。

1957年反右斗争中，有55万余人被划成“右派分子”。20多年里，这些“右派”或被发配农村改造，或到工厂被监督劳动，他们及其家属受到严重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1978年，中央发文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摘帽”和改正在中央部署下进行，至1980年底，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分子”人数的97%以上。1980年拍摄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就是一部反映反右扩大化的影片，说的是一位名叫罗群的年轻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水库工地劳动，受尽孤独与疲劳的折磨，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一位善良女子的照顾，结为患难夫妻。待到罗群终于平反，妻子则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影片既反映了被错划的“右派”生活的艰辛，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朴实，还反映了在改正错案当中的艰难与斗争。

给“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于恢复和健全正常的民主生活，对于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⁶⁾。改正的结果，使那些被错划的同志以及他们的家属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许多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当时在社会上还有一大批生活在精神压抑之下的人，这就是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以及其他一些被错误定性的人及其子女。1981年拍摄的电影《小街》就是“黑帮”子女苦难命运的反映。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释放精神压力的一件重要工作。考虑到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富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这些人作出了“摘帽”的决定。结果，在农村，有440万人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在城镇，有70多万工商业者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确定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对这些人的子女的成分问题、工作问题、入党入团问题等，都作出了重在表现、不得歧视的规定。这样的举措，使2 000多万人的政治命运得到了改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尤其是从长期的精神压力中解脱出来，为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解决历史年代相对久远的冤假错案尚且有阻力，要想解决为时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就更为曲折，因为许多涉及案件的当事人还在，“左”的思想还顽固。最大的冤假错案莫过于刘少奇案，最难处理的案件也莫过于刘少奇案，因为这是毛泽东首肯的。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和“工贼”。“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红卫兵屡次揪斗，被逐出北京，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被迫害致死。身后没有鲜花和国旗，没有任何亲人在场，甚至在火化时都没用自己的名字。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冤案终得昭雪。“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这句充满信心的话得以证实。之后，又将刘少奇案件涉及的26 000多件冤案予以平反。⁽⁷⁾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终于胜利完成。几百万名干部得到平反，数千万名受牵连的群众恢复了清白。“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多万人，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2万件。”⁽⁸⁾“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⁹⁾

要拨乱反正的不仅是冤假错案，还有被搞乱的人们的思想。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由此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生观问题的全国大讨论。两位青年以笔名诉说了其内心的苦闷：他们从小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等英雄事迹影响下生活，相信共产主义。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尔后愈演愈烈……感到周围的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于是迷茫，不知道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如此种种，潘晓得出结论：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一时间，不仅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加入进来讨论；不单是内地、港澳地区，连美国等地的青年朋友也都加入了进来。全国各大报刊都组织讨论，发表评论。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发行量达到369万份，有6万多人看完文章后给编辑写信。讨论涉及自私是不是人的本性，“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命题是否成立，怎样看待公与私的关系，以及怎样看待理想和现实社会、关于幸福的看法和获得幸福的手段、怎样看待生命的价值、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等一系列问题。

大讨论持续了半年之久。这场讨论的现实语境，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凸显出的一些原有价值观念的衰落，一代中国青年从狂热盲目，转向苦闷迷茫，这是在社会巨变中对新价值观的追问和求索。在讨论中，正反两方面意见都有充分阐述，虽然最后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但通过讨论，或多或少带来一些积极成果。有读者说，讨论不但使年轻人的思想不再迷茫和禁锢，而且还打开了许多年轻人的视野，让我们这一代人看到了希望。当时同样是青年的中央台主持人徐俐说，那场人生观的讨论让她获益匪浅，“虽然不敢说那场讨论影响了我的一生，至少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变得更加坚强”⁽¹⁰⁾。

1982年7月，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舍身跳入粪池救农民而牺牲了自己，又引发了关于“大学生救农民值不值”的讨论。一些人认为，即将毕业成为医生的张华，本可以为千千万万的病人治病，却为了一个老农付出生命代价，太不值得。但更多的人认为，生命无价，奉献是一种责任。1982年，中央军委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光荣称号，昭示了社会对这种舍身救人精神的肯定，明示了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

“文化大革命”后的人们，经历了思想的彷徨，也有过困惑与焦虑，但终究从僵化的思想桎梏中解脱了出来，经过艰苦的努力和热烈的讨论，随着思想的逐步开放，一桩桩亟待解决的“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各项工作获得了良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