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领域的思想解放介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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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时隐时现，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走到了极端。“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解放，还体现在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上。小岗村的这一变化不仅结束了向国家伸手要钱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 200多公斤。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思想理论上的问题。

四、不同领域的思想解放

首先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时隐时现，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走到了极端。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备遭批判。大学停止招生，科研院所解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科研人员下放五七干校。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说明：知识无用，知识分子无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我国与世界拉开的差距，面对国内物资短缺、技术落后、人民贫穷的局面，以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成为时代的共识，成为中央工作的着力点。

要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首先就要推翻“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文化大革命”对前十七年教育的定性，认为那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两个否定性的估计下，教育战线几百万知识分子被遣送劳动改造，甚至遭毒打迫害，有的人丧失了生命。邓小平复出后，主动提出由自己来主管科学和教育，并首先对“两个估计”开刀。他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1977年8月，他特地组织科学家和教育学家开了三天的座谈会。大家非常激动，谈了对“两个估计”的疑惑，谈了目前科学界存在的问题，谈了科学家遭到非公正待遇的事实以及许多冤假错案，也谈了恢复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急迫心情。邓小平在调研之后，作出了与“两个估计”截然不同的结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¹⁴⁾“两个估计”被推翻，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首先得以恢复。

1977年岁末，全国570万青年参加了高考，共录取27．3万人，录取比例为29∶1。由于时间仓促，规模巨大，中央甚至紧急调用了印刷《毛泽东选集》的纸张来解决考卷问题。高考改变了中国，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储备了一大批有生力量；高考也改变了许多青年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出身不好而怀才不遇的青年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高考也创造了一系列“奇迹”：有一家三兄弟（姐妹）同时考上大学的，有一个班级年龄相差一轮以上（13岁）的，有父子同时进入学校的（大学和小学），有学生比老师还年长的……77级，在中国教育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知识改变命运”替代了“知识无用”、替代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成为最响亮、最风光的口号。

紧接着，全国科学大会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成为最有力的号召，邓小平坚定有力地宣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作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报告，他以诗句般的语言热情歌颂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科技界、知识界沸腾了，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大有扬眉吐气的感觉。这时，著名作家徐迟采写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之光》和采写数学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相继发表，科学家不畏艰辛、勇攀科学高峰的感人事迹，极大地激发了中国青年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的向往、热爱和追求。

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解放，还体现在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上。中组部在1978年11月就发出了《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提出：（1）对知识分子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继续做好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工作；（3）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4）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5）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6）加强领导，改进作风，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要为科研、生产、文化教育服务，认真贯彻“双百”方针。⁽¹⁵⁾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国家科委恢复，中科院调整重建，建立科学基金，设立发明奖、进步奖，恢复招收研究生，向海外派遣学者和留学生，恢复技术职称评定……一系列措施出台，使一大批有才能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承认、获得了荣誉，让他们感受到事业上有奔头，经济上有保障，他们的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压抑了十年的潜能得以重新激发。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解放，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柱和精神动力。无怪乎中国工程院院士严东生在回忆30年前的科技大会时会这样说：“改革开放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

同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悄然开始。1978年初的一天，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到安徽定远的一个村庄，“当时看到吃的是地瓜和萝卜秧子熬的粥，大冬天一家人也许只有一条棉裤，住的房子甚至家具都是泥土坯的”。万里问农民有什么要求，不少农民都说，希望吃饱肚子。⁽¹⁶⁾吃饱肚子，不仅是农民的渴望，也是当时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城市的粮食定量供应也使许多人家食不饱腹。于是，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危险大胆实行包产到户，一年就大见成效，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小岗村的这一变化不仅结束了向国家伸手要钱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 200多公斤。可以对比的是，凤阳县的县委书记曾这么评价凤阳：“就是这么一个100多万亩土地，几十万劳动力，22年没给国家贡献一斤粮食，倒吃国家4亿斤粮食。”⁽¹⁷⁾小岗村的承包方式迅速传遍了中国农村大地，它带给农民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增收，吹响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思想理论上的问题。长时期里，“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统治经济领域，这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具体表现就是为高指标而生产，为赶超而生产，为争光而生产，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等，而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甚至在大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比如“大跃进”时期，人民的生活反而更成问题。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经济学家吴振坤写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于1979年9月30日在《理论动态》杂志刊出。10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发。于是，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从经济理论界到经济实践领域，扩展到全国各条战线，讨论延续了一年半。这场讨论比较深入地揭露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启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生产目的上有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工作不能脱离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宗旨，否则就会丧失其社会主义性质。

有了生产目的讨论的结果，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就能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是如何在发展中解决人民需求的。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作为特区试点的深圳。30多年前的深圳是什么样？《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¹⁸⁾描述了1979年百万人四次大逃港事件：仅5月6日这天，就有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人们为什么要逃往香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调查后发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 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元—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元—70元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实际上，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怎么办？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张列数特区发展的时间表：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作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9年3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与珠海县改为深圳市和珠海市。

1979年4月，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1984年1月24—26日，邓小平视察特区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4年4月，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¹⁹⁾

到1985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榜首，而7年前的1978年仅在第23位。

凡改革得比较早，发展得比较快的地方，一定是那里的人思想比较解放，敢于打破条条框框，善于抓住机遇，勇于头一个“吃螃蟹”。温州就是这样的典型。

有顺口溜这样说温州：“五十年代是前线（东海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武斗典型），七十年代是短线（物资短缺），八十年代站在改革第一线。”这是对温州不管在地理位置还是在人的敏感度、创造性方面都扮演了时代弄潮儿的贴切描绘。改革开放初期，发生过著名的温州“八大王”事件。“八大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个体户代表，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探路者，但是，他们为此也承担了不小的风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曾因“投机倒把罪”被抓，其中七个人进了监狱，以至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最终成功“翻案”。

温州人以其敢为天下先的气派创造了温州经验。有一位经济学家总结温州经济能够那么快发展，主要掌握了三张好牌：第一张好牌是小市民创大世界。许多城市出国定居者多为有钱、有地位人士，温州偏偏是普通市民打头阵。第二张好牌是小商品走大市场。比如，温州生产的打火机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温州还是全国最大的眼镜生产基地。第三张好牌是小企业挥大手笔。温州的一家服装企业曾出价200万美元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形象代表。⁽²⁰⁾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几种典型，形式虽不同，但总的一条，都是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吃大锅饭”模式，不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也不再有“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现象，因为劳动的态度、劳动的成绩与劳动所得直接挂钩，个人的能力可以得到承认，并能增进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无疑给那些有本事、有能力的人注入了极大的精神动力和政策依据。

思想解放，反映在政治体制领域，就是反思过去的干部体制，尤其是领导干部终身制所带来的弊端，并进行拨乱反正。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实行退休制的问题。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官员的职务都是终身制的，终身制导致官僚主义，助长官本位，形成种种特权，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终身制减弱了政治权力机构的自我净化功能，最后导致人亡政息。邓小平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²¹⁾1980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接着，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党章阐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1982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各种国家最高职务的每届任期为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是领导职务终身制废除的信号，退休制度随后正式推行。这场职务革命进行得比较顺利，与邓小平和一批中央老同志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有很大关系。

30多年来的干部体制改革，经历了终止领导干部终身制的离退休制和任期制以及公务员制度，经历了反对家长制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民主决议、纪律监督制度，经历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各种考核制度、廉政制度，以及实行了培养干部的培训制度等。干部体制的改革在促进干部年轻化、加强干部服务热情和责任心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在打破束缚思想的枷锁方面，文学艺术以其独特的形式来表达人们的精神需求，在呼吁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人性和人身解放方面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岁》，以荒诞的手法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对人们大好时光的浪费，鞭挞“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摧残，向往重新规划新的生活。小说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引起极大反响，以至于“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成为流行一时的口号。

如果说谌容的小说是以荒诞的手法反映时人的情绪和精神状态，那么，1977年开始出现的“伤痕文学”则是以严肃甚至有点悲怆的手法反思“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深重创伤。

伤痕文学最先问世的开山之作是刘心武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的《班主任》。小说描述了一位中学班主任，同意接收一名受过拘留处分的“小流氓”到自己的班上学习所引起的风波。揭露了“四人帮”对青少年心灵的毒害，呼吁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从拯救自身着手，挽救我们的青年一代，进而复兴我们的国家。小说真实感人、催人泪下的故事情节，震撼着每一位读者。接着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讲的是一位女中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母亲被打成叛徒，她毅然决然和母亲划清界限，同家庭决裂，到农村插队落户。但是，无论她怎么勤奋学习，努力劳动，积极要求进步，但在“唯成分论”的时代，仍然是招工上学没她的份，排挤歧视却始终缠着她。长期的精神摧残，使她成了一个“沉默寡言，表情近乎麻木”的知青。粉碎“四人帮”后，她匆匆回家，欲探望久别的母亲，但母亲已经死了。那个时代留给她的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痕。

以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都市文学等，层出迭见，文学追随着时代的步伐，在控诉—反思—寻根—探求中表达着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时也激励和引导着人们精神的提升。

思想解放不仅表现在揭露与控诉，还表现在解构与多元。1979年“星星画展”的发起人和命名者黄锐在回答为何取名“星星”时说：“‘文革’时候，你可以说星星，可是你不能用在公共场合上。因为只有一个唯一的发光体是太阳，太阳就是毛主席。那时候我们想得非常自然，每一个星星都是独立发光的，它能自己存在，为了自己存在”，表达了当时青年伸张个性的意向。还有朦胧派诗歌群体以反抗主流意识为艺术手段，其作品带有一种叛逆性、先锋性风格，“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至于流行歌曲，则以多样化的格调取代单调的革命歌曲，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徐小凤的低吟浅唱，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罗大佑的“乡韵四愁”，崔健的“一无所有”……歌坛打破了“文化大革命”压制下的文化禁忌，抒发着青年一代的心灵解放，也抒发着他们在变化面前的茫然和沮丧，还抒发着他们对精神归宿的寻求和渴望。这时候的通俗文学以多种体裁多种样式满足着人们不同的精神需求，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作品，三毛的游记，都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读物和谈资。

与此同时，反映和讴歌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如何士光在198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乡场上》，描写了一个极其普通的乡下农民冯幺爸，他“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在面对一场普通的乡间纠纷，即两个小孩打架要他做证明人时，他难以抉择。因为说出事实就会“得罪了姓罗的一家，也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不说事实又觉得对不起受到欺负的任老大的老婆和孩子。为此，在他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想到自己多年所受的屈辱和近年生活的变化，开始意识到应当恢复做人的尊严，终于说了实话。小说通过一个农村的小人物在乡场上站立起来的故事，描绘了在承包责任制以后不仅逐步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同时还使他们摆脱历史因袭的重负，获得人的尊严和社会权利，在精神面貌上产生可喜的变化。

而张贤亮的《河的子孙》则是以对比的手法描写农村20多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命运。在小说中，担任支部书记的魏天贵历经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变幻和风雨，看到了极左对中国农村带来的破坏。为了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和求得温饱，他利用农民本有的小聪明和计谋，在各个时期以“违规”和“昧心”的办法给乡亲们带来好处，为此他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改革开放以后，结束了“大锅饭”带来的弊端，也带给农村一系列变化，“一些社队干部的瞎指挥、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甚至压迫农民的情况也能杜绝了”。于是，他认识到以前那种委曲求全、偷偷摸摸求温饱的做法不再需要了。

1978年重新启动的现代化，不仅注重“四个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内涵（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而且提出了“精神文明”概念。这一概念是在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精神文明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也有多种形式和多种内容，总的趋向是由简到繁，由浅入深，步步推进，层层普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以“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抓手，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形式。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认为，“五讲四美”，是道德突破政治，也是解放思想。在当时，“左”的思想还比较严重，对于原本包括的“仪表美”由于争议太大而取消，包括对保留的“心灵美”也有诸多疑议。但高占祥认为：“提出了美就是一种成功。”⁽²²⁾“五讲四美”活动的开展，切实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各地上报的资料里不断讲述着：从前是扒手，现在是突击手；从前是打架大王，现在是突击大王；从前是害群之马，现在是“四化”建设的千里马等。

之后，精神文明建设以新的载体不断向深入发展，如“七不”规范，文明社区、文明班组、文明单位的创建，文明标兵的树立，直到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驾齐驱，推动着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同时，作为精神因素重要方面的宗教活动也得到了恢复，并引导宗教精神生活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补充，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注释】

(1)高雄飞主编：《当代中国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2)20世纪50年代，为了改善战后国家生产力缺乏的状况，政府号召妇女多生孩子，争当“光荣妈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4)南兆旭主编：《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5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6)《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7日。

(7)参见张湛彬：《石破天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8)参见程中原等：《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5卷，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5页。

(10)《徐俐：“孙敏燕”从“信箱”中走出来》，《长沙晚报》2008年6月20日。

(11)《“真理标准讨论”改变我的命运》，《楚天金报》2008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