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质生活、个人利益和主体意识的重新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对于物质生活和个人利益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物质利益成了人们追逐的重要对象，物质价值观空前地凸显为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观。从而，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主体意识得到极大的觉醒与高扬，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会议，全会公报指出，全会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党的工作重点从原先的“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现代化建设上。
社会的发展需要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动力。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动力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有正确而强大的精神支柱。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精神动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信念、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这三者构成一个统一的、缺一不可的精神动力系统。
首先，一般而言，信仰是一种精神活动，是主体参与实践的一种动力。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邓小平同样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3)
其次，邓小平认为，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牢固树立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信念，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的强大精神动力。他指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4)由此，邓小平告诫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领头人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做自己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定要牢固树立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信念。
最后，邓小平认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以爱国主义来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民族振兴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有独特作用的强大精神动力。从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经常强调爱国主义。为了使改革开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大力倡导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邓小平曾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5)在他看来，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在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非常重要，对于进一步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能起到十分独特的巨大作用，爱国主义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强大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在邓小平看来，社会的发展既需要物质层面的推动力，也需要精神层面的推动力。邓小平在提倡尊重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合理的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他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6)在邓小平看来，只讲精神鼓励，不讲物质利益，必然严重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际上，通过肯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激发起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恰恰是改革开放的强大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物质利益得到肯定，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同时，对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也顺应了人提升自我主体意识的需要，使主体意识转化成投入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主体意识或主体观念是价值观念的核心；社会主义的主体观念，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7)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主体甚至被消解掉，人完全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首先，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大解放，逐渐消除了与“左”的思潮相结合的价值观，并对过去一切陈旧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重审。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和价值观念障碍。其次，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人们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再次，主体意识既包括群体主体意识也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因此，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就意味着既是群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也是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价值主体既对理想目标和精神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又对世俗生活和物质利益表现出最大的热情。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丰富着主体的价值内涵。
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经济逐步放权政策相对应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一场新启蒙运动，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解放力量。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中对于主体性概念的讨论，一方面吁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另一方面则试图建立相应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主体性概念在他们的语境中主要指个人主体性和人类主体性。主体性问题首先源自李泽厚对康德哲学的解说，而后他先后发表了几篇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论纲。1981年李泽厚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哲学是主体性哲学。什么是主体性哲学？他说：“人性便是主体性。”(8)人性“也是今天哲学的中心课题”(9)。这种哲学出来以后，得到不少人的肯定和赞扬，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并非他的天才创造，只不过是康德及其后继者主体性哲学在中国的翻版，其性质是唯心主义的。”(10)但不论反对和赞同，这都说明了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很大。而将李泽厚有关主体性的讨论推向整个思想界的是深受其影响的刘再复及其《论文学的主体性》等文章。刘再复的《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和《论文学的主体性》先后在《文汇报》和《文学评论》发表后，文艺界就文章提出的“文学主体性”问题展开了讨论。《文汇报》1985年9月30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八位教师有关《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的讨论摘要，后又于11月18日、25日发表了董子竹、何西来的讨论文章，1986年2月18日和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就文学主体性问题组织座谈，并将会上十位同志的发言摘要在《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红旗》杂志1986年第8期发表的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文汇报》1986年5月11日、6月21日发表的汤学智、敏泽的文章也就主体性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一时间，讨论热潮空前高涨。作为著名哲学家，冯契对毛泽东的主体能动性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他赞同毛泽东对于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看法，即“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1)。冯契提出了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两次飞跃来理解主体的能动性，对毛泽东的认识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1957年出版的冯契所著的《怎样认识世界》一书曾被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推荐；而集中了他“文化大革命”后哲学探索成果的《人的自由与真善美》等三卷哲学理论著作（即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智慧说三篇》），则在反思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实质性贡献。高清海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文章，并从人的主体性入手，进行了哲学教科书的改革，在当时反响很是强烈。
在观念上对于物质生活、个人利益和主体意识的重新认识，一方面为改革更深入的推进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澄清了物质生活、个人利益和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必将预示着在社会的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要发生一场风起云涌的伟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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