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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大锅饭”激发出人民群众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时间:2023-09-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打破“大锅饭”激发出人民群众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打破“大锅饭”激发出人民群众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思想解放意味着为物质利益正名、为追求生活富裕正名,如邓小平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同时,思想解放也意味着为不同个人及其家庭追求其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为正名,解除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根据邓小平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实现共同富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物质利益原则入手,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制定了先富带动共富的方针,这个命题实际上包含着:第一,勤劳致富是正当的;第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他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14)“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5)

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新中国成立后,平均主义事实上成为分配原则,人们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就是平均是合理的道德的,不平均则是不合理不道德的。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16)

打破“大锅饭”激发出人民群众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携手迈出的。“包产到户”能够存在和发展下来,与邓小平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7)这推动了包产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步发展,而且为人们进一步探索勤劳致富的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包产到户保证了农民在生产、经营上可以有自主权,从而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80年代初、中叶,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户。一些有地缘优势并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农村率先富裕起来。

在这一时期的文化领域也出版了大量反映这一时期思想的文学作品,一大批表达社会变革的“改革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出来。作家们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己任,用文学作品来为新时代欢呼讴歌。“改革文学”从《乔厂长上任记》起始,80年代中后期到达顶峰,表现出了作家们强烈的政治生活积极性和参与性。其中,优秀的作品有《燕赵悲歌》、《花园街五号》、《新星》、《沉重的翅膀》、《人生》、《平凡的世界》等。

在这一批文学作品中,大多揭示了旧的经济体制、旧观念在新时期的不适应和对改革带来的阻碍,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敢作敢为、思想开放的改革者形象,深刻体现了新时期创业者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张洁《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等,都描绘出了当时时代背景下创业者的精神面貌,以及这种创业者个人精神之后的时代精神特征。

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乔厂长上任记》刻画出了“乔厂长”作为一个改革先行者的坚定、宽容、魄力和为“四化”忘我工作的精神面貌,真实刻画出了他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一个真实的改革者、创业者形象。他的出现,正好符合了人们渴望改革、渴望涌现出敢作敢为、勇往直前的英雄人物的愿望,使“乔厂长”成为新时期以来的改革者代名词。1981年,张贤亮的中篇《龙种》刻画了改革大潮中的另一种创业者形象。主人公龙种被派到国有重点农场担任领导之后,看到了令他吃惊和伤心的现象:农场的工人们面对被荒弃的土地无动于衷,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毫无热情,对生产的好坏漠不关心。面对这些,主人公深深体会到,在没有激励机制,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再好的机器在工人手中也是一堆废铁,再优秀的工人也会变得懒散和不负责任,正像主人公说的,“我们的农机已经不少了,可是生产还是上不去,年年赔钱,这问题显然不在机械化不足,而在于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他主张打破现有的体制,“走自己的路”,探索全民体制下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在分配制度上加以改革、协调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思路下,他把农场交给工人,充分调动工人的主人翁精神,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把生产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限度。《龙种》探索的是在现有体制下生产关系的改革、运行机制的改革,对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用艺术形象的形式进行了展示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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