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

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

自强不息，出自中国古代典籍《易经》。其中“乾”卦“象传”里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说，茫茫宇宙（天）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本身不知疲倦地运行着；“君子”应效法天道，永不懈怠，自强不息。这里，我们的祖先找到了“天”之所以“行健”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自强不息，并且以之作为人师法自然的强劲动力。

《易经》强调的这种精神，在中国学术史中有着充分体现。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杀身成仁”，注重的是为了理想勉力而行；孟子的“养浩然之气”，“舍生取义”，要培养的是“大丈夫”人格；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众人”，“天道酬勤”，强调的是自立自强，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奋斗；还有法家的“不法古不循今”，“应时变事变而法变”，主张的是积极有为、通过变革创新达到长治久安；而道家的“以道观之”，“无为而无不为”，则是从另一侧面反映积极有为的精神；还有佛教，虽然是外来学说，其以中国化的面貌展现了“自度度人”、“普度众生”的特别内涵，追求以个人小我成就众人大我的奉献精神，以及历史上那些“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等铿锵有力的名句，都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最好的注脚。

自强不息的事件和故事也屡屡在历史上演绎。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诉说着先人的顽强和奋发；岳飞报国、木兰从军等爱国题材，表现着中华儿女的正义和献身；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展示了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与自强不息精神；在积贫积弱、挨打受辱的历史时期，也还是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人民进行着“恢复中华”的不懈奋斗；同时，我们还有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红军长征路的艰辛，延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红岩的不怕牺牲、对敌斗争，西柏坡的“两个务必”、“赶考”态度等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精神，以及在当代和平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世博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在每个特定年代书写的新内容。

“多难兴邦”，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几乎总是伴随着与天灾的抗争，无论是古代女娲补天的传说还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无论是1966年的邢台地震还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以至于1998年的抗击洪水到2008年的战胜雨雪冰冻，都是对中华民族抗击自然灾害、自强不息的生动记忆。尤其是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中华民族充分展现了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英雄气概，在灾难中凝聚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抗震救灾精神，筑起了中华民族新的精神长城。人们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中国人以在灾难面前的敢于抗争、勇夺胜利的气概再一次印证了“多难兴邦”这个道理。

民族精神，是推动我们继续前进的内在动力；民族精神，也是生产力。生产力有三要素，即“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简言之就是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这是从经济学范畴或者说从生产力的外延方面来定义生产力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注重从内涵方面定义生产力，这就是“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以及“所谓生产力就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它表示的是生产中人对自然界的关系”等。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强调其外延因素而忽视了内涵，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制度、精神、思想等因素在生产力构成方面的作用。

实际上，最新的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已经将“精神资源”的分析纳入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之中。他们强调企业文化、建立诚信制度、提倡经济伦理、要求回报社会等，都是试图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加入软性因素。马克斯·韦伯关于“清教伦理”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带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的阐述，表达的也是这样的观点。

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受到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的影响，也根据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实际体认，中国的企业提出了建设“企业文化”的口号，并视之为企业获得发展的关键。企业文化离不开企业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所以，中国的企业要建立企业文化，一定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细化与深化。从一些企业训言中可以窥见民族精神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如“同仁修德，济世养生”（同仁堂），体现了内修道德、外济民生的理念；“严格苛求的精神，学习创新的道路，争创一流的目标，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宝钢集团），则从传统价值、时代气息、方法途径上表现企业追求；还有“诚信、和谐、进取、务实”，“诚信务实、团结向上，以人为本，和谐发展”，“行善积德，实事求是”，等等，这些企业文化理念，已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企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推动力。又如，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大型国际化企业海尔集团，其提出“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真诚到永远”的企业精神，体现了职业态度和社会责任以及追求高标准的文化理念。海尔集团创立于1984年，当时职工不到800人，年销售收入300多万元，亏损147万元。目前已从起初的冰箱这一单一品种发展到拥有白色家电、黑色家电、米色家电在内的96大门类15 100多个规格的产品群，并出口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有2万多名职工，加配套厂家有30万之众。2003年，海尔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第一名。2004年，成为唯一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的中国企业。

相反，如果一个企业不注重建设以民族精神为支撑的企业文化，其生产力就一定不能得到发展，至少是不能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大量的“皮包公司”在短暂的疯狂后迅速销声匿迹，就是明证。长期担任联想集团董事长的柳传志曾说，他是1984年创业的，后来与他同台领过奖的著名企业家绝大多数都销声匿迹，翻身落马了。他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把自己企业在改革之中或者是某种变动之中赚钱的方式当做一种铁律。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已经沉寂不再。

需要指出的是，极大推动了改革开放进程的那种民族精神，与狭隘民族主义不是同一回事。1979年进入中国的可口可乐，曾经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代表。“洋快餐”肯德基在1987年登陆中国之前，也经历了多年的争论。在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标志性事件是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加入世贸组织，奥运会和世博会成功申办等）的背景下，如何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同时，避免把中西关系简单地理解为零和博弈甚至敌我斗争，避免把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争取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博大胸怀简单对立起来，是对中国人民和代表中国人民利益治国理政的人们的智慧和能力的严峻考验。值得庆幸的是，在处理1993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1998年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1999年的钓鱼岛事件、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2005年的民间抗议日本反华势力活动、2008年的民间抗议西方支持“藏独”、阻挠奥运圣火传递等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采取了睿智的策略，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主流媒体与普遍网民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支持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人民群众表达正义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实现对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的理性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