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出现把社会主义与贫穷相等同的谬论,邓小平率先对社会主义重新进行了理性思考。
早在1978年9月,他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4)这里,邓小平实质上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标准问题,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标准”一词,但已明确地把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标志。在几个月后的讲话中,他更进一步指出:“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5)这一论述使生产力标准不仅内涵明晰具体(涵盖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福利两个层面),而且成为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具体尺度。
1984年6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道:“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6)1986年9月,他在答记者问时又进一步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7)
社会主义是人民相信、人民满意的。“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8)“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9)“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
正是因为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重新进行了理性思考,并取得了实质上的突破性认识,继而以此认识为基础,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产力有了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加强。
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服饰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服饰可以用朴素单调来形容,改革开放后转向丰富多彩和时尚个性,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年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就是当时场景的真实写照。《庐山恋》完美地呈现出了庐山的景色,是“文化大革命”后国内首部表现爱情主题的电影,其中女主角张瑜片中的服装,就换了43套,远远超过《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23套旗袍,这更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同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时尚,很多年轻人从服饰中找到了个性和自我感觉。1981年,中国大陆成立了第一支时装模特队,3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从服装的变化上,可以看出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也体现出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人们日益丰富的饮食也是生活质量逐步改善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前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50年代初我国粮食一度短缺。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才能凭票购买一些糕点糖果、干货果品,而且分量都极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但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深入人心。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一些象征短缺经济的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等,也相继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同样,居民住房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相比较于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居住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新型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政府也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为危改居民和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买得到、住得起”的选择。通过经济适用房,人们理解了什么叫“破旧立新”。一大批居民走出没有厨房、厕所,没有上下水道的老房子,搬进房屋质量有保障、小区环境优美、购物交通方便的新楼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风格多样的装修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体现了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
交通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铁路、公路和民航航线增长很快。城市的交通工具种类繁多,公交路线增多、设施改善,地铁、轻轨等新型交通工具出现,人们的交通观念也大为转变。同时,假日旅游增多,国内游、出国游开始由观光型走向休闲度假型,个性化旅游悄然升温,人们开始真正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
正是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使得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和中国政府的信任度极大提高,这尤其体现在人民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态度上,以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例。由于当时政府采取了及时处理对策并实话实说,给市民“吃了定心丸”,因此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信任和理解。正像当时哈报网讯采访报道的:原打算带领全家飞往海南躲避的小老板王亮退了一家三口的机票,说政府处理水污染事件的力度让他心里不慌了,有了主心骨。一位叫陈莫的老师退了儿子排了一整夜买来的火车票,很踏实地说:政府说了,停水只有四天,这些日子我哪儿也不去了。
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之所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制度特征,其最直接而现实的根据就在于,它们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种矛盾,然而,这些矛盾的最终解决受制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解决,后者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作为优越于其他旧制度的新型制度,决定了它在解决这一矛盾时不可能像旧制度那样通过削减或遏止人民的需要来实现,而只能去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需要。发展生产力正是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是真正关心民生的。
以1988年发生在全国的抢购风潮为例。这次抢购风潮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严峻的形势不仅引起了国际的普遍关注,也导致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极大地影响了民众对改革和政府的信心。中国政府时刻以每个老百姓的生活为根本点,选择了“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方式”。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能够保证多数社会成员分享到改革的成果,使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获得一定的补偿,从而逐步提高民众对改革的心理和经济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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