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劳动者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二、普通劳动者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多次嬗变。在这期间，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和制度体制的嬗变跃迁，日益改变着中国各个阶层民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催生着他们的现代文明意识。普通劳动者们通过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为中国走向富强和繁荣，为自身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谱写了一曲曲壮丽宏伟的创造之歌。他们中既有不愿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有不甘平庸无为的工人；既有向往出去闯荡、碰运气的城市青年，也有思想活跃、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浮浮沉沉，经历过“下岗”的阵痛与奋起，也感受到“下海”的艰辛与快乐，他们“痛并快乐”着，共同感受着命运的捉弄和嘲笑，经历着上天的眷顾和垂青，用自己的人生际遇，开拓出了一条属于中国普通劳动者的打工之路。

在这些社会各阶层的打工者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尤为引人注目。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内地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力，涌入城市谋生。这些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往往缺乏起码的职业技能。在谋求某一职业时，他们绝大多数根本拿不出相关的技能证书，但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出于挣钱谋生的热望，有时不得不接受一份报酬非常低廉的工作。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地位，也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见证人，也为“农民当家作主”这句话作了最生动的现实诠释。

1991年播放的电视剧《外来妹》，就是最早反映广东地区外来打工者生活和创业的电视剧。它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初，6个从穷山沟来到广东打工的女性的不同命运。如今，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可能已经被人淡忘，“打工”的形式和内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不同文化的冲突、人生遭遇的变化仍然困扰着每一个外来农民工。如何找寻自己的位置，怎样获得真正的幸福，人们似乎没有停止过追问。因此，剧中外来妹的悲欢离合，成功与失意，今天看来仍会觉得似曾相识，尽管现实生活没有电视剧那样传奇，但时代的变革和外来妹命运的转折是具体而可信的，也曾经激励了许多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敢的心。《外来妹》让我们有机会重温漂泊的甘苦，体味生活的绵长意义，更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群体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实现自身价值，直面艰辛生活的奋斗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也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成员，他们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曾经受到过不公的待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重新确立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心有余悸，一方面欢欣鼓舞，重新在自己的知识领域中小心翼翼地焕发青春。在他们中间有一定经营意识的人，领会国家政策，抢得了致富先机，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成为国家鼓励和倡导的“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而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依靠制度安排，谨慎度日。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来，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对现代化进程的展望的乐观主义情绪感染了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成为自由职业者，利用自身的知识去创造财富，成为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他们越来越主动地投入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

袁隆平，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代神农”、“米神”等。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奖。从袁隆平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

改革开放至今，普通老百姓不同程度分享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但财富的二次分配与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不完全对应的情况，很多人感到自身所获依然与自己工作所创造的财富不相匹配。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呈扩大趋势。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使劳资关系变得比较紧张，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为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较强的竞争优势，但是，对普通劳动者个人来说，他们更加关心工资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长期处于贫穷和健康缺损状态，心态就容易失衡，甚至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状态。他们中有进城的农民工，有国企的工人，也有民营企业中的劳动者。不良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对普通劳动者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一些企业，由于竞争激烈，为了按时赶工赶时间，经常要求员工在正常8小时工作之外加班。根据一项专业调查，国内IT行业75%的员工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有的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不加班就是不热爱工作”；也有的公司甚至为员工准备了方便面、床铺等，就是为了方便员工加班。2006年5月28日，25岁的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全身多个器官在一个月中不断衰竭而不幸去世。4月底住进医院以前，胡新宇从事封闭式的研发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³⁾“胡新宇事件”一出，顿时在各大媒体和网络上带来指责声一片，并引起了对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热烈讨论。

作为全球五百强企业的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进入中国大陆以后，不断传出公司内部在员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自2010年1月23日员工“第一跳”起至2012年1月1日止，其在中国大陆各地的分公司已发生十余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有专家分析认为，富士康的跳楼自杀事件是整个社会自杀问题的集中反映，也与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缺失有关。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流水线上的工人重复着简单的劳动，会带来心理压力，再加上他们在恋爱、考核、奖惩及人际关系处理中遇到困惑而带来的情绪波动、思想郁闷、精神痛苦，这种情况下他们更需要关怀。富士康跳楼事件是一个普遍问题的集中反映。

新浪网援引《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7日的一则报道：“近日，就国内一些地区出现民工短缺的情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的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结果显示：民营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尤为严重。”⁽⁴⁾用工荒预示大调整的到来，很显然，这一现象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重大转折关口。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不再能保持原来那么高的速度，这必然导致产业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进而波及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在面对用工荒的同时，我们发现还存在着几乎相反的另一现象：大学生就业难。2011年大学毕业生高达660余万人，较2010年增加30余万人，而2012年这一数字将再增加20万，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未有改观。

在中国当代社会群体中，有所谓的“北漂”一族，他们是特指来自非北京地区的、非北京户口的、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们。这些人几乎都是青年人，多数人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中有画家、作家、音乐人、演员、IT工作者，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没有一个稳定的家，漂在北京，他们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去发展。他们在北京没有亲人，今天在这里工作，明天在那里工作；他们也没有多少存款，但唯有一样东西对他们非常重要，那就是对梦想的执著。《新闻晨报》曾对“北漂族”之一的歌手杨坤进行过采访。在采访中，杨坤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状态进行了真实的解剖：“1990年开始唱歌……我一直都在酒吧唱歌，北京大大小小的PUB几乎都唱过，就这样唱了近8年才有机会做唱片。从1994年到2002年，我始终没觉得北京是我的家，站在那个城市，我没有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直到2002年，我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后，才渐渐觉得北京是自己的一个家。不过，一直到现在，我在北京的住处仍然是租的，没有买房，似乎漂泊惯了，觉得有个固定的家会让人太安逸，先前我搬过50多次家，就是不想让自己太安逸，否则创作的冲动就没了。”⁽⁵⁾

……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当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中国的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更是千千万万打工者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结果。也许他们有不同的个人境遇和生活方式，但是，那种为了改变命运，摆脱贫困，实现理想的愿望是最真实而热切的。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使中国人民跨入了与世界同步的新时代，其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会忘记那些默默承受工作和生活压力的普通劳动者的身影，也要在发展中解决他们的问题，抚慰他们的心灵，肯定他们的工作精神。

随着相关法律和政策的逐步完善，我国政府先后免除了农业税、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增加了职工工资，使越来越多的群众有渠道维护自身权益。同时，高科技——电脑和网络也在瞬间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党和政府正带领着全国人民迈步小康之路。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要努力实现普通劳动者从“人口问题”到“人口优势”的转变。中国的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但是，现在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方面，已从人口数量问题转变为人口质量问题。在人口质量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素质高的人群生育率下降，素质低的人群超生情况相对突出，这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而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动力问题，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现状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问题”，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始终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作为人口负担过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逐步将“人口问题”转变为“人口优势”。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我们坚持从劳动力丰富而且廉价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走上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制造业立国的发展道路，从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才使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制造基地”。正如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一书中统计认为的：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所以，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劳动力丰富而且廉价的比较优势不仅在过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现在仍是中国成功的“法宝”，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将是制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出发点。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投资环境的变化、劳动力工资成本的持续上升以及人民币不断升值，一些地区持续出现“用工荒”等多种因素所引发的某些制造企业的倒闭、外移等，引起了不少人对中国“人口竞争优势”的讨论和质疑。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依然十分充足，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导致的就业形势严峻问题挥之不去。人口学家们普遍预测，中国的人口峰值将出现在2050年，这就说明至少在未来的四五十年内，我国劳动力丰富的基本国情不会有根本改变。

因此，把劳动力比较优势作为我国的一个竞争因素，仍然是未来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一是我国劳动力数量庞大、就业形势严峻的现象将长期存在。二是我国劳动力素质较低的现象将长期存在。虽然我国的教育和培训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劳动力素质不高却是不可回避的一个国情。三是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较低的现象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吃苦在前、节俭当先，把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继续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