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一、重视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提出，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主要文明都经历了它们的“轴心时代”，即在文化精神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对后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时代。以中国文化而论，所谓“轴心时代”的发生时间实际更早一些，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中国思想史家徐复观称之为“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跃动”⁽¹⁾。周代“人文精神”的要点是，从单纯尊崇外在的“天命”到“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理性自觉。

经过孔子“删订六经”的文化整理工作，周初的人文精神内化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经典的“传习”过程。此外，孔子“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私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其重大而深远，最突出的表现是作为“隆礼”和“崇学”等人文精神传统载体的“士”阶层的形成。虽然由于秦代“焚书坑儒”，上述“人文精神”传统和“士”阶层遭受过沉重打击，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献整理和经典传习的活动不仅具有单纯文化传承的意义，还具体化为支配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官政治传统：作为“人文精神”主要承担者的“士”阶层成为社会生活的实际管理者。

人文精神落实为文官政治传统，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特别注重人文教化的民族。“文以载道”成为国民教育最核心的原则和最突出的形式，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至唐代用科举制度取代汉以来的荐举、察举制度而主要“以诗文取士”之后，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章大国、诗歌大国。

如果说，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以及“文官政治”的传统还仅仅是从注重“文章”、“教化”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重视学习”的一贯品质的话，那么，与此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的，是中华民族注重民族文化间“交流”和“融合”的另一面：“夷夏之辨”下的文化融合和制度更新。

“夷夏之辨”由来已久，其重点是所谓“夷夏之防”，即“要以夏变夷，严防以夷变夏”。所谓“夷夏”，当然不仅是一个种族概念，更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核心观念是华夏文化远远高于夷狄文化”⁽²⁾。不过，倘若因为有“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就得出中国古代不注重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和忽视向其他民族文化学习的结论，那便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夷”和“夏”之间的边界本身就是历史地变化的。并且，作为一种征候，越是强调“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的时期，往往越是民族间文化交流频繁、原初文化观念遭到巨大冲击的时刻。

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看，所谓“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非但没有造成民族文化间的分离隔绝，相反，倒是在下面的意义上使文化间的交流和学习变得更有成效：一切通过学习得到的东西都被视为从自身的文化根源中生长出来的，因而恰恰是在“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的名号下改造和重塑了民族文化的机体。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自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佛教东传引发的儒道释“三教融合”和“五胡乱华”之后的社会制度更新。

相比之下，近世中国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西洋强势与域外新知相互支持”，并随着“坚船利炮与商贸往来双管齐下”，中国真正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³⁾这种文化震撼的双重效应是：一方面出于对自身文明信心的维护引发了所谓中西文化的“体用之争”，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生存压力而被迫积极地投身于向西方文明的全面学习。

大体说来，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短短80年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向西方文明学习的主题经历了从“兵战”到“商战”、再到“学战”的几次重大转折：⁽⁴⁾随着国门洞开，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西洋船坚炮利的威猛，以为中国之所以会遭受惨痛的失败，在于兵械方面落后于西方，于是疾呼“兵战”；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对西方“致强本原”考察视野的拓宽和对“寓强于富”认识的长进，人们将视野逐渐由军事扩展到经济，由练兵制器扩展到“商务”、“工艺”，萌生了以“工商立国”的“商战”、“商本”思想，并致力于民族工商业的振兴；随后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动摇了以“兵”、“商”强国的思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有识之士痛切体悟到“泰西”乃至“日本”之所以“胜我”，关键在于“究理劝学”，由此萌生通过变法维新向西方学习政教体制和学术文化以与之抗衡的“学战”思想。逐渐认识到中西之争的根本乃是一场“学战”，这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最突出的一环。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但由此开启的“新学”启蒙运动却日益蓬勃发展，并且，“学战”思潮本身直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导。

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后，国外各种文化思潮相继涌入中国。在同一个历史舞台上，围绕着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古典的和现代的、西方的和东方的，各式各样的观点和主张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文化碰撞中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灵魂和脊梁。

不过，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并不能通过简单接受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或普遍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实现和保持。相反，这意味着一种艰难的文化创造，即必须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的有机结合。这一有机结合的任务决定了“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最内在的精神品质和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是这一有机结合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优良“学习”传统的成功奠立，并且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理论、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成就和进一步学习与实践的思想指南。

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⁵⁾这两大历史任务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的两大“学习”主题。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出色地完成了第一个重大历史任务，并对第二个历史主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但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才真正从根本上破解了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学习”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