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过程中普通百姓的“学习”品质

四、改革开放过程中普通百姓的“学习”品质

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民动员的时代，也是我们党真正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时代。尽管与西方知识经济时代提出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以及学习型社会的标准可能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确实可以把30多年来的中国发展看做是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过程。正如执政党振兴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是其“重视学习”这一优良品质的重要体现一样，改革开放过程中普通百姓对待“教育”的基本态度也是反映他们“学习”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初期，高考恢复和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在全社会促成了一股尊重知识的清新风气：“知识就是力量”作为一种信仰，渗透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陈景润、蒋筑英等科学家代表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千军万马都拥挤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上，大学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受全社会呵护的“天之骄子”。

当年人们对知识的渴求，至今还在许多人心中留有深刻印迹。由于高考刚刚恢复，“天之骄子”中的大多数都属于“被耽误的一代”，想要把流逝的光阴弥补回来，刻苦攻读自然不在话下。在全日制高校教育之外，夜校和自学考试教育也随之兴盛起来，高校和各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常常人满为患，许多工厂企事业单位也自发地组织起许多读书小组。在上海，这种自发的读书小组后来甚至发展为全市范围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并一直持续至今。农村的交通和信息传播相对落后，但人们同样知道读书考学是决定人一生命运的大事，虽然很可能一个自然村连高中生也稀缺。考上大学的小孩被看做是全村人的荣耀，农村人往往通过集体欢庆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

随着农村经济的复苏和城市改革的深入，无论城乡，依靠个体商业活动勤劳致富的人越来越多。社会分配“脑体倒挂”现象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不是流向科研单位或者留校读研，而是投身商海或者出国留学。老百姓对待知识与教育的心态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拿手术刀的比不上拿杀猪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说法风行一时。

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对科研和教育部门的冲击，以及随市场经济大潮而来的高等教育费用的急速攀升和就业方式的市场化改革，再加上低学历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往往是高学历的科研人员平均收入的倍数甚至更多，这些因素至少一度在心态上制约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投入的积极性。不过，随着中央“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等发展战略的积极实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都有较大提高，整个社会又逐渐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普通百姓对待“教育”或知识的心态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和波折，但从实际的教育“需求”来看则始终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动摇，无论是就群体还是个体的“需求”绝对量来说都在持续增强。道理很简单，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除非的确是由于生活困难到难以为继，否则父母总是愿意让小孩去尝试接受尽可能高的教育，因为即便是一个好的教育背景已经不完全等同于一个好前途，但仍然是彻底改变命运的契机所在。甚至当教育水平不高的父辈由于种种机缘发家致富之后，也往往并不因此轻视教育，相反，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给子女提供他们认为的尽可能好的教育机会。可以说，正是由于绝大多数人对教育、知识与命运紧密关联的高度认同，为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持续发展和国民素质的逐步提高提供了最根本的支撑和最强大的动力。

对知识和教育的尊重是30多年来中国普通百姓“学习”品质的重要方面，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怀有“尊重教育”意愿的人未必就是实际去努力追求知识的行为主体，其结果，父母师长往往比受教育者本人更加重视学习。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正如执政党的“学习”品质既表现为对科教工作的促进，也表现在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中，普通百姓的“学习”品质也同时体现在与直接的教育活动不同的其他生活实践中。换句话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学习”品质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对教育与知识的尊重上，还体现在他们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付出的一切艰辛努力中。

撇开种种细节不谈，农民工进城和下岗工人再就业可以说是30多年来最能体现中国普通百姓“学习”品质的两件大事。20世纪80年代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农村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城市扩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镇建设步伐与规模不断扩大，制造业、建筑、环境卫生、餐饮和家政等方面的劳动力需求也急剧增加，于是出现了首批“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全国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蓬勃发展，大批内地农民开始背井离乡，踏上走南闯北打工谋求生计的道路，形成日益磅礴的“民工潮”。国务院《2006年全国农民工工作综述》指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全国13亿人口中农民工就有2亿多，其中异地转移进城务工的约有1．2亿人。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亦工亦农、流动就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¹⁸⁾

农民成为农民工，是为了到工厂和城市谋生存，而从这种生存需要中激发出来的却是一种内在的学习品质和创业冲动。这一点已经为蔚为大观的返乡创业潮所证明。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公布的数据，在1．2亿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已有近500万农民工带着打工学来的技术、赚来的资金回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企业，兴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五分之一。⁽¹⁹⁾

与农民工一样为生存而学习、为生存而创业的还有城市下岗工人。在长期处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从国有传统产业分流了一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这些下岗职工普遍存在所谓“两高三低”现象，即年龄高、女职工比例高，文化低、技能低、竞争就业能力低。为此，党和政府提出了一整套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政策：大力开发就业岗位，搞好再就业服务，增加再就业资金投入，强化再就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下岗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等。

2007年10月，国家劳动保障部负责人透露，1998年以来，全国累计有2 400多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享受了基本生活保障待遇，有近2 00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其中包括数百万“40（女）50（男）”以上的困难人员。这意味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任务基本完成”⁽²⁰⁾。

尽管在劳动就业培训的水平上差别极大⁽²¹⁾，但应当说，无论是农民工进城还是下岗工人再就业，都以优秀的“学习”品质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