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

五、“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

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发展历程中，无论是执政党、知识阶层与实业阶层，还是普通百姓，无不重视学习。可以说，不断学习不仅作为民族传统，而且作为时代精神，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民族现时代的一种精神品质或精神素质，而精神品质之所以为精神品质，就在于它往往是一种持续发挥作用的活的传统。

作为一种精神品质，“不断学习”在我们的民族性中有其深刻的渊源，即一种根深蒂固的灵活性或适应性。说根深蒂固，一方面是言其彻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灵活性早在数千年前的原始经典中已经有了清楚的表述。比如，《论语·子罕》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虚己以待、不自设牢笼的意思；又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把人与人之间一同达权通变看得比“共学”、“适道”和共同有所建树要更困难，境界也更高。《老子》强调虚己以应物、随顺而无执的地方则更多，比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第四十九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等。

这种民族性格中的灵活性，哪怕是在社会生活最边边角角的地方也有显露。比如，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民间流行的命运观念是极其“灵活”的，人们既相信有“命”因而可以心安理得地顺应现状，同时又认为“命运”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因而也可以对生活存一些幻想。当然，鲁迅先生可能更多的是从批判的角度来揭示我们国民性的弱点，即“灵活”意味着自欺欺人，无特操等。但是，倘若我们能够不再过于为近代以来产生的民族文化挫折感所支配，能够以更为宽容和成熟的心态来看待这种渗透在我们民族血液中的“灵活性”的话，将会发现，尽管从这种“灵活性”确实可能生长出最极端的“做戏的虚无党”来，却也同时孕育着打破一切僵化的束缚走向民族新生的可能性条件。

虽然30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所谓左与右、“西化”与本土化等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正如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和近代以来的中西之争从未阻断中华民族“重视学习”的优良传统一样，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本身的展开过程对这些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实际上，“摸着石头过河”以及“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提法，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看做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灵活性”在新时期的具体表现，而这种“灵活性”也正是作为一种精神品质的“不断学习”的初始内涵。

不过，如果我们把作为一种精神品质的“不断学习”，仅仅归结为在基本生活态度上的彻底的“灵活性”的话，那么，这种“灵活性”实际上也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正因为还只是抽象的可能性，不仅“不断学习”尚未获得充实的内容，并且这种“灵活性”本身也的确存在向消极的亦此亦彼、无所作为或者类似鲁迅先生所批判的那样转移的危险。

实际阻断这种危险，并使“不断学习”这一精神品质由抽象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行动的关键，是历史性因素的介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史官文化发达，“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由此培养起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但令人惊奇的是，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厚重的历史感并没有成为日益消极的负担，而是与基本生活态度上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合成一种试图将一切优秀的历史遗产背负起来同时又对时势、时机特别敏感的实践智慧。

这种实践智慧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易道”或处变之道，讲究的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道”的基本途径是“极深而研几”——“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²²⁾而所谓“极深研几”或者“通天下之志”与“成天下之务”，用现在的话说，实质就是“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是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²³⁾很显然，“与时俱进”中所谓的“时”与“进”，绝不是抽象的时间刻度和同样抽象的前进愿望，相反，它们恰恰是已经在内容上从“不再适用”的“做法和经验”和“新的实践要求”这样两个方向被具体地、历史地规定了的。

“极深研几”或“与时俱进”，同基本生活态度上的“灵活性”相比，根本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不仅仅包含一种抽象的“不断学习”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在原则上包含了对“不断学习”的具体历史性内涵的基本领会。由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作为一种精神品质，“不断学习”的核心与目标乃在于“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内在素质不仅意味着“重视学习”，而且意味着“热爱学习”；“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又意味着不仅要“热爱学习”，并且要“善于学习”。

最后，当我们在原则上把作为一种精神品质的“不断学习”最终归结为“与时俱进”，并且与中华民族传统的“极深研几”的实践智慧联系在一起时，同时也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古今相通的精神品质，实际上关联着很不相同的历史性课题。

前文提到，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明遭遇后被迫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道统）及其文以载道的“文章教化”方式和主要由“士”阶层承担国家治理的文官政治遭到严峻挑战。不久，民主与科学便成为新的历史时期“重视学习”的两面旗帜。今天看来，就对西方的把握而言，这两面“学习”旗帜是颇得要领的，但同时对自身民族的文化传统却逐渐失去同情的了解和基本的尊重。如果说自鸦片战争起到新中国成立，我们民族向西方文明的学习过程总体上仍然从属于一种被动性质的消极“应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门重新打开，所寻求的则不仅是民族独立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是以振兴民族文化传统和真正融入当代世界为前提的民族伟大复兴。

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²⁴⁾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准备了基本条件，反过来，这一历史任务又从根本上规定了“不断学习、与时俱进”的当代主题。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以及普通百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学习”品质，正是在对这一历史性主题的积极领会中实际推动着中国发展。

【注释】

(1)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页。

(2)参见姜义华：《超越“夷夏之防”思维模式》，《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

(3)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329页。

(4)参见刘崇敬：《向西方学习的探索与反思（1840—1919）》，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方平：《略论晚清“学战”思潮》，《史林》1994年第1期；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5)参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

(8)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年—2011年6月）》，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8282.htm。

(9)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71页。

(10)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100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12)《邓小平同志谈清华问题时关于派遣留学生问题的指示（1978年6月23日）》，参见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366页。

(13)参见张雷等：《现象100：目击改革年代》，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14)《教育部发布2011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http://edu.people.com.cn/h/2012/0210/c227696-3809439184.html。

(15)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17)郑杨：《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10年结硕果》，《经济日报》2008年7月9日。

(18)http://w1.mohrss.gov.cn/gb/zt/2007-01/23/content_161427.htm．

(19)参见赵静：《农民工回乡创业呈加速之势　如何引导应引起重视》，《光明日报》2008年1月17日。

(20)http://www1.www.gov.cn/wszb/zhibo163/content_778409.htm．

(21)作为下岗工人再就业政策落实的一项重要措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计划，即在1998—2000年三年内在全国培训1 000万下岗职工。其余由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以及民办机构提供的培训更是不计其数。

(22)《周易·系辞传上》。

(23)《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