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现在生活的感受和评价

一、人们对现在生活的感受和评价

精神活动作为一种意向性活动总是指向特定对象的。在这些对象中，人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具有特殊的地位。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有自我反思能力，正是这种反思，使人类生活具有意义、价值和精神内涵。人总是生活于当下现实之中，但这种现实生活不仅作为一种客观事件来自过去、走向未来，而且往往更作为一种生活状态，从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和理解、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中，获得感受和评价。在此，我们通过数据展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如何影响人们对目前现实生活的感受和评价的。

改革的首要目的就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1983年3月2日，刚刚视察回京的邓小平跟中央负责同志谈到：“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¹⁾这是邓小平在改革之初的直观基本判断。

30多年后的今天，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2005年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以下称“精神生活调查”）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94．7%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处于中等水平，而认为自己生活处于上等和最底层的，都低于1%。通过对个人收入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第一，无论收入高，还是低，都有近50%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处于中等水平（如果加上“中上等”和“中下等”，数据则达到了90%以上）。而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2005年公布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性收入水平（分别为9 422元、2 936元，中间值为6 179元）来看，显然能够称得上中等的人群远没有如此庞大。第二，月收入低于3 000元的人群中，认为自己生活档次处于下等的比例，远低于月收入10万—20万元收入人群组的比例。第三，月收入最高的20万元以上的人群中，认为自己生活处于中等水平的比例最高，而且高于其他人群组近30个百分点。第四，月收入在10万—20万元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处于中下等的比例是所有认为“中下等”中最高的。通过这一组数据我们认为：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比较传统的“中庸”思想的痕迹还非常重，人们似乎很乐意认为自己是处于“中间”状态，而这种判断本身正是一种较乐观地展示自身生活的形式，如在调查中经常听到居民讲“我们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根据以上这些数据我们也可判断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知足常乐”的心态，但是，这种判断正随着近年来通货膨胀和财富向少数人和人群集聚的加剧而发生倾斜，并对人们的价值判断造成了影响。2010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分好“蛋糕”促和谐　怎么看分配不公》的文章。文章援引新华网开展的“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数据，认为“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群众普遍认为生活压力大并且处于弱势地位，并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另据世行测算，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攀升到0．465，这意味着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据统计，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收入差距达到20多倍。由此可见，从开展“精神生活调查”到今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和向“资方”高度集中的现实，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判断已经打破“中等观”，开始向“弱势观”倾斜。从居民对现实生活判断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人对生活变化判断的最主要原因正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条件——如经济条件和居住生活，而那些对生活判断产生直接影响的带有“中庸”色彩的精神因素却正在退入一种“不公平”状态之中，人民群众的“不平等焦虑”正在日益加深。

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和精神诉求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于“财富增长”追求与精神“伊甸园”如何保护的矛盾之中。面对这种状况，民众总体上的生活满意度如何，这种满意度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精神生活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者中回答“非常满意”的占6．5%，“比较满意”的最多，占有效样本的38．4%，即有44．9%的人对目前的生活表示满意；有55．1%的人表示一般和不满意。可以发现，中国人虽然承认生活的变化，但是却对目前的生活状态不是非常满意。

为了搞清各种不同群体生活满意度的状况和影响满意度的具体原因，我们从生活满意度与个案类型、地域、学历、收入四个变量之间的交叉状况来观察一下不同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状况。数据显示，个案类型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性差异，即城市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人口。显然，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并没有因为城市人生活水平高于农村而显示正相关关系。相反农村虽然与城市相比生活水平低，但是人们对目前的生活更满意。从地域分布来看，认为“生活非常满意”的呈现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的递减趋势。这与认为“很不满意”的趋势正好相反。从极值的分布看，西南地区生活满意度最高，东北地区最低。从学历分布来看，学历越高的人生活的满意度越低，满意度呈现一种由低学历向高学历递减的趋势。这说明学历越高对生活的要求可能就越高，由于对生活的高要求可能导致他们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最后从收入来看，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性差异。调查中，我们发现这种满意度与一些比较宏观的因素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与人民群众的具体生活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高度相关——如人们的休闲、社保、职业等没有成为影响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但是，这种状况到了2010年开始发生一些变化。2010年12月15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金融危机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在2010年逐步显现，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其中城镇居民的职业满意度、社保满意度、业余娱乐生活满意度等指标下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则保持稳定。⁽²⁾可以发现，随着物价的上涨及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已经日益感受到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满意程度开始下降并日益指向个体生活的变化。

自豪感也能衡量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就做起了自己的“强国梦”。1981年中国男排在战胜韩国队之后，北京大学的学生发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³⁾如果说贫弱状态下的“强国梦”所隐含的是一种民族与国家的自尊感，那么，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如何影响民众的自豪感就尤其值得关注。

在“精神生活调查”中，我们发现，被调查者中认为“作为中国人非常自豪”的为52．3%，“比较自豪”的为30．5%，“一般”的为12．2%，“不太自豪”的为1．8%，“一点也不自豪”的为0．8%，“说不清楚”的为2．5%。从累积有效百分比中看出，回答“自豪”的（“非常自豪”与“比较自豪”）占82．8%。总体上来看，中国人的自豪感指数非常高。关于中国人自豪感的相倚性“原因”分析显示，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原因往往是超越具体事务的宏观认知，而很少有就事论事式的回答。第一，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文化辉煌，每一个国民都对“中国”有清晰的认同。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深处存在比较明确的民族归属认同感。第二，在这种极高程度的国家认同的背景下，对具体微观状况的“轻视”可能蕴含着对目前某些社会状况的某种不满意，或者说中国人的国家自豪感有虚化的倾向。另外，我们从“非常自豪”的角度，分别从地区分布、学历、年龄、收入四个方面做了一系列的交叉分析，结果发现如下几个问题：在地区分布上，自豪感的指数没有显著性的不同，但是南北方有微弱的差异，南方地区的指数略高于北方。在文化程度上，自豪感指数虽无显著性差异，但是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态势。在年龄上，各年龄段自豪感指数亦无显著性不同，但是结果与文化程度相反，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30岁这个年龄段人的自豪感指数最低。特别是21—24岁年龄组，这个年龄组正是在大学或者进入社会的关键阶段，他们中一些人表现出对国家的“无意识”状态。而总体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豪感的指数也随着增长。在收入上，我们发现，个人年收入低的被访者回答“非常自豪”和“比较自豪”的比例高于个人年收入高的被访者。从总体趋势上看，年收入越高自豪感的指数越低。这某种程度上与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经济发展，国家意识可能淡漠”的说法相一致。

在“精神生活调查”之后，我国经历了一系列诸如汶川地震、奥运会、世博会等具有历史性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对中国人的自豪感有否影响值得关注。一个普遍的观点是这些重大的事件对国人的自豪感以及国家认同的提高一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类重大历史事件影响的相关调查也相继开始。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7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感到兴奋，其中主要城市的受访者对奥运会的热情尤为明显。同时还显示了中国居民作为主办者对于奥运会充满了自豪感，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为中国感到自豪，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为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感到自豪。⁽⁴⁾与此相对应，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发布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市民认知与关注度”舆情调查结果显示：九成以上上海公众对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充满自豪感和信心。⁽⁵⁾2011年，中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成功发射升空在中国民众间也激发了极大的民族自豪感。根据环球网的一项在线调查，有69%的受访网友认为“天宫一号”增进了其对国家的自豪感。⁽⁶⁾

可以发现，2005年以后的几项调查数据回应了“精神生活调查”中“具体事务不是影响民众自豪感”的关键因素的结论。由此也可以回应前述满意度的调查，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人们已经开始日益关注个体的微观生活，生活改善与否可能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人们国家认同和价值判断的重要因素。这可以从另外一项调查数据中得到佐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共识是‘发展、富强、和谐、仁爱’。发展是基本途径和手段，是首要价值观，是指社会的发展，更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富强是发展的经济目标，和谐是发展的社会目标，仁爱是发展的人际或群际的目标。”⁽⁷⁾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个体化进程。第一次个体化发生在社会生产大量剩余之后。这一次分化进程的机制和原因是社会剩余，整合机制是家庭和封建关系；这一时期社会的特点是差异和尊卑。第二次个体化进程发生在启蒙运动之后。这一分化进程的机制和原因是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社会的整合机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制度机构；这一时期社会的特点是平等和个性。鲍曼认为，我们的世界现在正在经历第三次个体化的进程。这一时期社会的分化机制是社会流动性，而整合机制暂时缺失；这个时期社会的特点是碎片化，个体独自面对困难。与此相关，我们似乎可以通过中国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获得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传统中国人的“知足常乐”思想某种程度上正在因为“无法知足”而向“不乐”倾斜，这其中商业贸易发展及分配机制不公可能是主要原因；第二，中国人的个体主义时代正在到来，但是这种到来似乎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成熟后的个体与集体的博弈过程，而是一种碎片化的过程，一些人不再关心公共事务，而是更加关注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