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信心

二、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信心

与前述生活判断相关，生活期待及生活信心是评价一个社会精神的另一个基本维度，在很大程度上民众的信心指数高低会影响他们公共参与、创造文明以及服务社会的积极性，所以信心与期待虽然是一种未来指向指标，但是却能够较好地评价民众的精神诉求。

在“精神生活调查”中，提供了一个如何认识“理想社会”的问题以观察中国人对不同时代社会生活的看法。在问及“最想生活的时代”时，更多的人期待生活的社会是：“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28．2%）、“竞争激烈，社会公平”（26．8%）、“社会不富裕，人人道德高尚”（18．4%）。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在判断什么样的社会更适合自己生存时，并没有表现出对“财富”占有的太高要求，而更多地表现了对“社会公平、道德高尚”的期待。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从职业、学历、地域、收入对“理想社会”的判断作了一系列的交互分析，我们发现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更期待没有贫富差距，生活在社会中层的人群更期待社会公平，生活在社会顶层的人群对道德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收入与理想社会的相关性方面，调查表明，认为“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和“竞争激烈，社会公平”的人群在收入高低上明显呈现相反的倾向。以月收入在5 000元—10 000元这个档次为“界点”，两类人群判断逐渐走向分化，呈反向分布。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人群，对“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的期待，高达31．7%，而月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人群则仅有10%。相反，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人群，对“竞争激烈，社会公平”的期待只有25．6%，而月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人群则高达55．6%。有竞争能力的人希望社会能够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而竞争能力低的人群则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向弱势群体提供生存保护的合理机制。在学历层次与理想社会的交互性方面，认为“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和“竞争激烈，社会公平”的人群也明显呈现出相反的倾向。学历越低的人群更希望“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相反，学历越高的人群对“竞争激烈，社会公平”的期望越高。

以上的数据可以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有所不同，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群都会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生活或条件作出自己的需求判断，这种判断较好地印证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话题，民众都强烈希望“社会分化”、“社会不公平”、“道德水准低下”的情况得到改变。2009年，国家发改委“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⁸⁾课题组的调查显示，有七成以上的民众对目前的贫富分化过大和分配欠公平不满意。目前来看，分配领域的不公平正在日益影响居民的整个社会价值判断与评价。美国行为科学家斯塔西·亚当斯认为：“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这种社会比较，同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历史比较。当职工对自己的报酬作社会比较或历史比较的结果表明收支比率相等时，便会感到受到了公平待遇，因而心理平衡，心情舒畅，工作努力。如果认为收支比率不相等时，便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产生怨恨情绪，影响工作积极性。当认为自己的收支比率过低时，会产生报酬不足的不公平感，比率差距越大，这种感觉越强烈。这时职工就会产生挫折感、义愤感、仇恨心理，甚至产生破坏心理。少数时候，也会因认为自己的收支比率过高，产生不安的感觉或感激心理。”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民众除了呼吁解决不公平，会逐渐把这种不公平上升到社会道德层面。而这种基于不公平感的道德诉求，近几年正在不同的社会事件中被发酵、扩大，甚至演变为全社会的大讨论。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就是这类事件点燃民众道德反思的一个例证。2011年10月21日，中新网题为“广东‘小悦悦事件’引发全国性舆论大反思”的文章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国人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而相关的文化道德建设却被远远地抛在了时代后面，尽快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惩恶扬善已经刻不容缓。并要求严惩肇事司机，严厉谴责18名冷漠路人。”有人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参与道德讨论最为广泛的一次大讨论。有媒体评论认为，从目前对于“小悦悦事件”的反思力度来看，整个舆论已经完成了一次道德启蒙。我们不断告诉自己，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责无旁贷，理应担负起我们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