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状况
价值观是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观念系统。价值观与需要、欲求、兴趣、态度、理想、信仰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很难对它们作严格的区分,或许可以把这些心理现象看做是价值观的不同表现形式。在此可以从性与男女两性关系、婚姻与家庭、金钱与道德、信仰与宗教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在性与男女两性关系问题上,男女平等历来被作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男女平等的基本点就是要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尊严、价值、权利、机会和责任上的平等。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的精神活动与精神诉求决定着更高层次的社会平等、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男女平等这一价值理念存在于社会成员的意识层面并体现在社会行为中,相比较于实践层面,认知层面的性别平等更为稳定和持久,在当今社会价值重构和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个体对性别平等的态度有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精神生活调查”中,我们发现对男女平等表示同意的人数高达93.3%,其中,相比男性,女性对男女平等价值观的认同度更高。从性别与“男女平等”价值理念的交互关联性分析上可以看出,虽然总体上男性和女性对男女平等理念都有较高的认同,但是男性对男女平等持否定态度的比例高于女性。同时,也发现对“相爱是结婚的前提,不在乎性经验”的认同也非常高,但是性别与这一认知有显著性差异。在对待婚姻与性经历问题上,女性相对保守一些。女性群体更注重性经历对婚姻的意义,传统的贞操与忠诚对女性的影响可能大于男性。当代中国女性广泛地参与社会生产与管理,平等的国民教育与社会的同工同酬给予女性以思想和经济的独立,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我价值认同得到空前的提升。与此问题相关,2010年10月28日在广州召开的“世界华人性学家高峰论坛暨广东省性学会第14次学术年会”上,潘绥铭教授介绍了由他主持的“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调查的2010年数据,这次调查最引人注意的内容,当属“中国人的多性伴情况”调查结果。所谓多性伴,是指一个人至调查时为止,与一个以上的异性发生过性关系,但离婚情况除外。2000年,其发生率仅为1/8;到2006年,发生率已达1/4;而到2010年,发生率高达1/3。可见,中国人对待性的问题态度正在逐渐走向开放状态。
在婚姻与家庭方面,“结婚不幸福就要离婚”这个问题的总体分布上,七成以上的人都持赞成态度,说明中国人比较传统的“从一而终”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对于“结婚决定权在自己而不在父母”的认同也非常高。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个案都赞同“结婚决定权在自己而不在父母”,只有9.2%的男性和12.1%的女性反对“结婚决定权在自己而不在父母”。另外,调查中,96.9%的人对“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说法表示赞同。与前几组数据的对比来看,我们发现中国人在婚姻决定权等具体事情上虽然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他们对于父母的孝敬还是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些都说明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传统的“孝道”观念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过程中以社会保障为特色的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而减弱。与此相关,我们还发现,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光宗耀祖”思想还有很大的存在空间(占回答总数的52%)。而且,从各种文化程度、收入等人群与这一思想的交叉状况来看,没有显著性的不同。由此看来,我们发现中国人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交往等方面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但是维系家庭关系的核心价值观——“孝”(“光宗耀祖”也是一种“孝”的体现)——却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从金钱与道德方面看,我们给出了两个问题,试图了解当代中国人对与金钱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总体上看,人们对“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持普遍的反对态度,一半以上的个案不同意“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通过对学历与“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交互关系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高学历的群体对这种说法的反对态度明显强烈于低学历群体。另外,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不必提倡节俭”这一问题的回答来看,八成受访者都持反对态度。这说明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传统的勤俭节约思想还占有主导地位。从此问题来看,我们发现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还存在着对金钱崇拜的否定倾向。这说明虽然市场经济推行了多年,但社会普遍认为的人们思想已经逐渐“铜臭化”的说法有失偏颇。这抑或也能说明“物欲主义”更多的是一种人文学者的解读,或者是国人对“物质主义”比较矛盾的心态。
从信仰与宗教方面看,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信仰的私人化趋向明显。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今各宗教的信众之间都有某种程度的信仰交叉,各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俗神、祖先保佑的信仰之间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叉。在中国民间,信仰问题并不完全具有排他性,对于宗教的具体形式,信众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而可能采取亦此亦彼的态度。不执着于某一特定的宗教,在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里是很普遍的现象。有人说中国民间的宗教意识不专于一教,而是“逢庙烧香,见菩萨磕头”。对此,可能的解读就是:一部分信众的皈依与信仰产生了分离,信仰某种宗教时,不一定在组织上皈依于它,而皈依了某种宗教后,却又容纳了对其他宗教的信仰。这种分离,表明了对这些人来说,宗教越来越私人化,不仅与政治和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关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教会组织的约束力也减弱了。
这种现象,与现代社会有没有必然联系,很值得探讨。而更值得讨论的是,它与中国宗教的特点有什么联系。本来,中国民众的宗教意识与西方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宗教信仰的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学者将中国人信仰的多元性和不专注于一教称之为扩散性;也有的学者将中国人不定于一个宗教、可以出入于几个宗教甚至同时信仰几个宗教,称为“游宗”。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指谓着中国人信仰的多元与多重。这说明,对于当代中国人,与古代一样,很难以某一种宗教来统一其精神世界。
第二,信众的年轻化趋向显著。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就是,现在中国宗教信众已逐步趋于年轻化。从年龄与宗教信仰的交互分析中可以看出,16—39岁的信众占全部信教人数的62%,而55岁以上的则只有9.6%。如果我们依照习惯将女性退休年龄55岁以上的算作老年人,那么40岁以下的青年和中年人在信众中的比例大大高于老年人;如果按照60岁以上才算老人,则只有5.7%,差距便更大。这种情形,与我们以前估计信教群众中老年人多,结论颇有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项调查表明,39岁以下的信众只占到13.9%,与现在的62%相比,差距极为悬殊。从社会层面看,说明中国的宗教正有一批年轻人为之输送信徒,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从个人层面看,则现今的一些年轻人对于宗教的兴趣正在增强,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宗教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点,《当代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一文也提供了依据:“本次获得的调查样本中信教人员占13.58%,与2003年相比上升了4个百分点。”(9)大学生的信教情形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目前信众年轻化、年轻人中宗教徒增加的趋势。
第三,宗教选择趋向传统化。根据课题所做的抽样调查,信仰宗教的人群中,佛教占的比例最高,达33.1%;道教占6.4%;民间俗神占11.5%;“祖宗保佑”占15.1%;基督教占12%;天主教则为6.1%。这一调查结果非常值得关注。之前有说法认为“近20年来发展最快的宗教是基督教”,但从此项调查来看,其信众比例远远低于传统宗教。这种情形,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大陆宗教的发展正向传统宗教倾斜。
当代中国人向传统回归的心态,不仅表现在风俗中,还有对于被破坏得太多的传统道德向往、怀念的倾向。因为目前仍然存在的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中,积淀了大量的传统伦理因子,如孝、慈、爱、众生平等、公正、诚信,等等,成为一种象征,也成为一种资源库,使得一部分人希望从中找到失落多时或者目前社会上稀缺的传统道德。这些也是宗教在当今社会里还能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同时,对中国人信仰宗教的动机的调查显示,其中由于“告知做人道理,与人为善”而信教的人数是最多的,分别占全部回答次数和全部个案数的24.1%和45.1%。除了“其他”外,被访者选择最少的原因是“治病”,分别占全部回答次数和全部个案数的4.4%和8.3%。从这些回答来看,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非常现实,除了第二点的“慰藉心灵”被认为是比较符合信仰宗教的基本原因之外,我们发现,其他的每个选择都是来源于比较世俗的原因。而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中,由于“没兴趣”不信教的人最多,占31.4%。
从总的数据结果来看,对于不信教的内容与前面信教的内容呈反向对应状态,人们不信教的原因也表现了非常世俗的一面,例如,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回答,就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个认识。另外,数据也显示了人们对信教的人与不信教的人的心态差异的评价。在整个回答中,认为“心态没什么差别”的最多,占43.2%;其次是“好一些”,占27.5%;认为“好多了”的则最少,仅占7.5%。根据这组数据,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到被访者对是否信仰宗教的看法。在大多数人看来,信仰宗教对个体人的心境并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看来信仰宗教可能并不是基于寄托心灵这一根本原因,而是如前述的一些比较现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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