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们对人生和命运的看法
与前述价值观念相关，中国人一直以来被认为对人生和命运具有非常理性的评价，人们常常能够从极其发达的古代哲学中寻找对人生及命运的浪漫主义评价，并从中获得更加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及精神诉求。在“精神生活调查”中也选取了若干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
在中国人对生活意义的思考上，数据显示，只有27．5%的人回答“经常思考生活的意义”。这说明当代中国人很少思考这类非常抽象的问题而毋宁趋向于更加实际地活着。调查先给定出10种职业，即科学家、教师、艺术家、慈善家、医生、运动员、厨师、侦探、市长、银行家，然后让被访者选择“如果他们都很有钱，哪些人生活得有意义”。结果显示，认为“科学家”生活有意义的，在所有回答次数和个案数中的比重最大，选择“银行家”的在所有回答和个案数中的比重最小。从排在前五位（即科学家、教师、艺术家、慈善家、医生）的职业性质来看，我们发现，这几类人基本都是从事具有精神价值并且会对人类生涯产生深远影响的职业。而后几类职业（即运动员、厨师、侦探、市长、银行家）相对来说，则比较现实化，他们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可能比较局限于生活层面。这显示了人们对精神产品的关注度要远远高过物质产品。从最后一位都是银行家这个判断来看，我们更能发现中国人特有的价值判断取向。当人们物质处于满足状态时，显然追求的目标就会更趋向于精神。另外，从这个问题我们也能够看到当代中国人对不同职业声望的评价以及对其所代表的价值倾向所具有的期待。与此问题相关，为了观察中国人对不同阶层群体的价值的判断，我们设置了“几户人家的公用空间上放了一些垃圾，不知哪家邻居悄悄把垃圾清除掉了。您觉得最可能做这件好事的会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数据显示，有3 544位被访者认为“垃圾是普通市民清理掉的”，在所有选择中频次最大；其余依次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信教的人”；认为是“做生意的人”最少。与前述关于各种不同群体生活意义的评价相似，这个问题更加具体地给出了中国人对不同阶层群体“助人为乐”精神的评价。从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对不同信仰群体的价值判断可能与普遍认为的状况有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人对“来世”的认识上，我们也设置了对“这辈子做好事，下辈子就会得好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问题，以考察中国人对待“来世”的态度问题。数据显示，有27．1%的人表示“不相信有下辈子的说法”。另外，对此被访者还提出了其他的理解方式，但是出乎预料的是回答完全一致，即被访问者都回答为“虽然不相信，但还是应该做好事”。这个问题与宗教的信仰状况和对命运的看法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即，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发现，中国人在宗教和命运这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上虽然比较现实，但是在对于“来世”这种相对模糊的问题上却表现了一种独特的“浪漫性格”。与此问题相关，我们还设计了另外一个情境性问题以考察中国人对待“自我（包括孩子、父母）”与“来世”的态度。在这个情境测试中，我们假设一个人开车撞倒一位老大妈后逃跑。他找到算命先生算命，让被访者选择这个人最怕算命先生说哪句话。其中，选择“自己大祸临头”的最多，其次为“孩子”、“自己内疚”、“父母”，选择“下辈子有恶报”的则最少。从这个问题中，我们发现，中国人对待“来世”的心态比较矛盾，在涉及具体问题时他们对自身的关注度明显提高并变得比较现实。而在这种状况中，也显示了他们的个体主义倾向非常明显。
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传统历来是比较世俗化的。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大多数人口都不属于某个有组织的宗教，中国人的主要文化传统是不谈论“怪、力、乱、神”的儒家。罗素在比较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时指出：“中国实际上是缺少宗教的，不仅在上层阶级当中，而且在全体人口中。中国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伦理规范，但这个规范并不是严厉的、惩戒性的，而且并不包含‘原罪’的观念。”(10)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赞成罗素的观点，认为虽然像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精神文化也是以宗教开端的，但后来，中国文化的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这里的“周”指周公，表示归在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名下的礼乐制；这里的“孔”当然指孔子，代表孔子所阐发的教人的道理。相比之下，孔子阐发的道理是更为根本的贡献，而孔子学说的特点与宗教的区别正在于，他不谈对于宗教来说不可缺少的生死鬼神问题，而大谈宗教所贬抑的人的理性，主张依靠人所固有的理性来稳定人生，而无需像宗教那样向外寻求希望。这种理性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也就是人的自我省察、自主辨别、自求约束的能力。儒、道、释是中国传统的精英精神。与精英精神相比，中国传统的民间精神一方面似乎更“超越”——充满着大量“怪、力、乱、神”成分，另一方面又似乎更“内在”——在民间精神体系中，更多地追求福禄寿等世俗价值。用牟钟鉴的话来说：“在中国原始信仰发达和多种宗教并存的环境里，中国民间精神便形成了多神崇拜和实用功利的特点，见庙就烧香，见佛就叩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求临时抱佛脚。”(11)而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为基础，现代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和经济收入的群体差异，势必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2)参见http://www.21ccom.net/artiles/zgyj/ggzhc/article_2010121626478.html。
(3)邵道生：《现代化的精神陷阱——嬗变中的国民心态》，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4)http://biz.cn.yahoo.com/080310/6/pmmi.html．
(5)http://travel.people.com.cn/GB/175552/175558/10810842.html．
(6)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10/2053227_2.html．
(7)《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认同调查》，《光明日报》2011年5月16日。
(8)“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课题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25期。
(9)李志英、刘木春、颜晓华、王军为、姜涛：《当代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社会科学报》2006年10月26日。
(10)Bertrand Russell，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Routledge，London，1992，p．551．
(11)牟钟鉴：《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卷三：宗教、文艺、民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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