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自治县有什么东西容易发展

第一节　商贸往来

一、近代羌族地区城镇商业

岷、涪江上游的羌族地区属于封建王朝边地，因而素有关内关外之别。其商业近于边贸，曾兴盛一时。例如在清末时，仅茂州城就有商贩数百户，其中以小商贩为主，也有部分坐商。甘南和松潘藏民生活必须的边茶，也有不少通过威州、茂州转运。当时，仅威州、茂州两地即有茶号8家，每年销售的边茶达1000余两，可见其商业之繁荣景象。

下面以茂州（今茂县凤仪镇）为例，简介近代羌族地区的商贸情况。

清末民初，茂州商业兴盛一时，每天都赶场。当时的主要出口物为药材。大宗的有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羌活、大黄等。麝香号有长兴号、杜盛兴号、协盛全号三家，均为河南大贾设立的分号。所收麝香最初远销河南吕州、齐州一带。民初开始行销于香港、上海等地。

据谢培筠《川西边事辑览》记载，药材之贩卖，各地产出之药，运往灌县销售者实属少数，大多由药商到适宜地方，如松潘、茂县、理番、杂谷脑、懋功、抚边、两河口各处，置办采购，转运灌县发售。药材因地区及种类而异，运费及价格，视行情而有高下。

又据《屯政纪要》中记载，在商业方面，自清康熙年间信兴公、德记两商号创建之后，贩茶、米、油、糖、绸缎、布匹、铜铁制品、陶器、哈达、栏杆叶烟入山易牛、羊、皮毛、麝、药品、野兽皮者渐多，但除日用零星交易之外，多为陕甘商人及川省内县人所经营。素有陕帮、川帮、河南帮之别。其中，药材的收购在清末曾兴盛一时，约在光绪年间，即已大量外运。当时，茂州是这一带最大的药材市场。在药材盛产季节，少数民族间每天有几百人背药材到茂州来卖，有几百背（每背约30公斤）的收销。花椒是当地的特产，有“茂州椒”之称，也在茂州由商帮收购。一般在收销的季节，这里就开始忙碌。

茂州是茶叶经销的转运站。茶从北川、灌县（今都江堰）运进，主要是销往松潘关外。陕西商人在此设有本立生、义和全、丰盛3个茶号。绵竹商人在此设有聚盛源茶号。新都商人在此设有裕国祥茶号。这些茶号在明代时即有，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衰落，因为湖北的砖茶在内地销售广泛。从明朝起，本地就有10多家打油房，主要是自产自销，只能供应本地二三个月，80%以上的食油都要靠外运。咸丰时曾因少数民族攻城衰落一时，至光绪初年再度兴盛起来。外地商人开的油行有赵、陈两家，从灌县、绵竹运来油，每天出售达千斤，供给官府照明及本地居民食用。米市则均为安县、绵竹、灌县等地商人贩米来卖，每天市场上要销售5～10石。市场设有斗捐，归书院开支，由本地商人包斗，利润10倍左右。布行也是外商开设，最大的是文布行，每年销售万匹以上，布是由崇庆和潼南运来的。在清末民初，这里行销的布匹都是土布，经营布匹的有几家，民初最盛，每年总销量达数万匹。本地不产盐，盐主要从绵竹运入，集中在陈博斋盐店出售。官府设有盐秤，收秤钱，由包秤主持。当地有烧碱出产，销往灌县、绵竹一带。从光绪年间开始，茂州有大量火硝外运。清政府设有官销局，专门收购火硝，每月运出四五批，每批约一百挑，每挑在百斤以上，私商不得插手经营火硝。上述各种交易皆以货币通行。除当地人民所需米、盐、油、布之外，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也从绵竹、安县、北川、绵阳一途及崇庆（今崇州市）、灌县一带运入。

此外，叠溪是茂县仅次于凤仪镇的商业市场，清末民初时，极为兴盛。每天有二三十担药材出售，以木香为大宗。本地产的白纸和草纸销往绵竹，木材销往安县、绵竹一带。大石坝、大坝出产的煤则销往绵竹、德阳、罗江各县。土门一带还有猪市，生猪交易极盛。

过去，茂县羌族有“下坝”的文化习俗，指的便是羌族儿女在青少年时，需到灌县一带游历和采购商品以增长见识的传统，颇有成年礼的意味，这也是当时商贸往来的一个见证。当时，茂州、叠溪、威州、薛城每天都有集市，俗称“百日场”。他们不仅仅是羌族地区与外界物资交流的集散地，而且还成为了联系内地的绵阳、绵竹、安县、北川和藏羌地区的松潘、平武、黑水、大小金川乃至甘南一带的重要物资中转站。羌族地区的其他集镇，如理县的杂谷脑、茂州的土门等地，也成为次一等的贸易市场。在这些集镇中，除了手工作坊、商业店铺外，为满足过往客商需要的客栈以及搬运、饮食和服务行业也相应的兴起，形成了一时车水马龙的兴旺场景。总之，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与内地汉区频繁的物资交流，大大促进了羌族地区的商业繁荣。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商贸情况

在新中国成立前，羌族地区生产落后、交通闭塞，人民购买力低。因此，除在各县城和交通要道的乡镇有一些小商小贩开设的“夫妻店”或走乡串户进行民间贸易外，商品交换并不发达。初级的商业也全被官府和兼营商业的封建地主所控制，而且当时的市场鸦片充斥，“工业品贵如金，土特产贱似土”，商业畸形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关心羌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大力发展民族贸易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羌族人民的生活，羌族地区各县在县城建立了国营民族贸易公司，并派出流动贸易小组深入村寨进行交易。

1950年以后，在农村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供销合作社。至1954年，有的县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在整个商业中的比重已由1950年的31.5%上升到56.6%。同时，国家在商品分配、企业自由流动资金及利润、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业产品的销售价格补贴等方面，还对羌族地区各县的商业、供销企业实行了特殊的照顾。在此期间，民族贸易部门始终坚持“通过贸易购销活动，指导各族人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大力组织土特产品的收购运销，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的贸易原则，积极组织货源，在逐步提高农副土特产品收购价格时，实行赔本买卖，并加强了市场管理，取缔黑市交易，打击投机倒把，等等，这就保证了群众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同时稳定了物价，促进了民族贸易，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此外，还通过救济、减税、贷款等措施，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仅凤仪镇1953年私营商业营业额就比1951年增加1.5倍，从而活跃了市场，补充了国营商业的不足。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自治县对私营工商业也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经销、代销以及公私合营等形式，于1958年胜利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小商小贩也在国营商业的指导下，按照自愿原则，组成合作小组和合作商店。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各县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国营商业加强了对市场的领导，供销社占领了农村市场，在各县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商业网。其中茂汶县商业、供销、粮食、外贸等民族贸易部门职工已由1958年的78人增加到540多人（这些职工中少数民族职工260余人）。

羌族地区各县的民族贸易部门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广开门路，扩大货源，勤进快销，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时保障了羌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羌族地区各县民族贸易部门在大力发展民族生产的同时，积极地收购农副土特产品，收购的品种逐年增加，仅1986年收购的外销土特产品就数以百计。1980年茂汶羌族自治县商业、外贸、供销部门农副产品购进总额即达到297万元，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相比，增长16.8倍，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贸易部门还积极为地方工业产品扩大销路，加速商品流通。羌区各县的贸易也在不断发展。1962～1980年，茂汶所产的“四川红苹果”出口外销已达329吨。1979年皮革、皮件出口总值达到227万元以上。

社会主义商业的发展，改变了历史上“工业品贵如金，土特产贱似土”的极不合理状况，增加了羌族地区各县各族人民的收入。如新中国成立前1斤贝母只能换6斤盐，1斤花椒只能换7两盐；现在羌族居民交换1斤贝母能买盐100多斤，交售1斤花椒就能买盐16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20多倍。此外，商品的供给也基本满足了羌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羌族地区的各县销售食盐人均10千克以上。1980年酒的销售比1953年增加了4倍。过去，羌族群众缺衣少被，而今已是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