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

第二节　族际互动

一、古羌部落及其源流

羌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距今3万年左右，在青藏高原地区已经生活着羌族先民。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壮大的古羌部落开始四处迁徙。在我国西南、西北及黄河流域广大的区域内，羌族先民披荆斩棘、开拓进取，于原始蛮荒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古文明，成为我国早期卓越的开拓者和“华夏文明”重要的缔造者。

沿黄河而下进入中原地区的以“共工氏”“神农氏”“烈山氏”以及“四岳”等为代表的姜羌炎帝族群，因首先发展了我国早期的农业生产，为华夏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炎帝“神农氏”也因此被后世子孙尊为中华农业文明的始祖。此外，进入黄河流域的古羌著名族群还有“夏后氏”，后来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世居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羌族，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依然保持其经济文化传统，曾先后建立后秦、西夏等著名地方政权。宋、元以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和藏缅语族诸民族中。

羌族是组成中华民族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一员。不仅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与古羌人有密切的关系，当代历史学者徐中舒先生也断然肯定：进入编年史的“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甲骨文留下了商王朝的确切记录，其中关于“羌”的记载比比皆是，有与羌人的战争，有不同地域的羌人情况，有羌人俘虏和奴隶，甚至还有用羌人作人殉的记录。而接下来的周王朝更和羌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诗经·大雅·生民》中，详细地叙述了周人的起源和发展：“厥初生民，时维姜源”，说周人的先祖名姜源，是姜部落之女，因在野外“践巨人迹”，遂生一子，以为不祥，曾欲丢弃，因而名之为“弃”。弃“好耕农，相地之宜谷者，稼穑焉”，后为尧帝农师，天下得其利，号后稷，姓姬氏，是周人先祖。说明周人自后稷之后，逐步转向农业，于是物质丰富，人口增加，“周道兴由此始”。

从这些关于羌人的大量记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羌”并非连续一贯的某一具体的民族的称呼，更多是指发源和生存于黄河中上游的西部牧羊人的称呼。游牧民族向东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原已经从事农耕的华夏民族接触，这种接触有时表现为惨烈的战争，最后的结果是融化到农业文明中，如同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¹⁾

两汉以后羌人基本退出了中原地区，往往被称呼为西羌，成为专指黄河中上游甘青草原的游牧民族。以后，羌人开始了更大范围的民族迁徙，从我国的西北地区向西南地区扩展。《后汉书·西羌传》说其：“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

费孝通先生对羌族有这样的论述：“从历史上看，作为一个保持着民族特点的集团来说，羌人和中原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关系，是甘陕一带夷夏之间的强大集团。其中党项羌在1038～1227年曾建立过西夏国，最盛时包括今宁夏、陕北和甘肃、青海、内蒙古的一部分，与辽、金先后成为与宋代鼎峙的地方政权。自从西夏政权被蒙古人击溃后，羌人的下落在汉文的史料中就不常出现了，可能大多数已和当地人及其他民族融合。

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他们不断融入汉族和中国其他各少数民族，正如费孝通曾经指出汉人以“接纳”（他族）为主而日益壮大，而羌人却以“供应”为主而壮大别的民族，因而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血液⁽²⁾。许多汉族及少数民族学者皆认为，羌族与汉族、藏族、彝族，乃至于纳西族、哈尼族、景颇族、普米族、独龙族、怒族、门巴族、珞巴族、傈僳族、拉祜族、白族、基诺族、阿昌族等西南民族，都有密切的族源关系。

生活在今羌族聚居区的岷江、涪江上游地区的羌族先民，初以夏、禹闻名。传说禹为黄帝后裔。《史记·夏本纪》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鲧，鲧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又说“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周代竹简文献——《竹书纪年》载：“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史记·五帝本纪》关于禹的祖父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的记载表明“禹兴西羌”之地望在川西地区，因古若水即今四川西部的雅砻江。西汉史家杨雄进一步指出：“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汉之广柔县辖境盖有今羌区北川、汶川、理县及茂县、都江堰市的部分地区。而这一地区正是源于古羌之“夏族”“蜀族”的发祥地，也是羌族由古至今的原始居住区。秦献公时，兵临渭首。迫于秦国的军事压力，西北羌人部分南迁，这成为西南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今天的羌族即部分来源于此。秦灭巴蜀后，于今羌族地区置“湔氐道”。此后，历朝中央政府在羌区均有建置。

二、羌族的历史演变与族际互动

在史前时期，居住在古羌人中有一支姓姜的部落，以及共工氏、炎帝等部落率先进入中原，并相继并入以黄帝为代表的部落，经过长期迁徒和族际交往，逐渐融为一体。可见古羌是汉族前身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未进入中原的古羌部落，散布于甘肃、青海河湟及陕西的部分地区，继续从事游牧生活，发展缓慢，其后裔便成为毗邻于殷商的北方羌人。甲骨文记载了他们的活动与殷商长期交战的史实，自此以后羌人的历史进入了文字记载时期。

周代羌人有了很大的发展，种姓繁衍，遍布西北，其中一部分进入中原。西周建国之初，面临国内诸多困难，周王为了巩固统治，继续加强与姜姓的联盟，封姜姓之国申、吕、齐、许。姜姓戎（四岳之后）与齐、吕、申、许同为姜姓。齐、吕、申、许做了诸侯、贵族，均自称是华夏（族），遵循周礼。除羌人中的姜姓部落在西周时已经融入华夏外，还有部分羌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建立了“义渠国”。随后秦国灭义渠国，以羌人为主的西方诸戎大多融于秦，所以《后汉书·西羌传》评价说：“自是中国无戎寇”。

汉代，羌族部落在今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地区分布比较广。由于羌汉人民的友好交往，以及汉朝某些政策的客观效果，促进了羌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羌、汉民族间的融合。汉代赵充开始在甘青屯田，而后继续加以推广。由于屯田的扩大，汉族人民源源而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如铁犁、牛耕和有名的“代田法”传入河湟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加，湟河流域最初的城镇慢慢形成了，遂新置允吾、浩门等县。历史文献上也有了“以广田畜”“羌人获麦”等记载。羌人对外交换也逐渐增多，在汉羌接壤的交通要道都设有关市，羌人产品可与汉商交换布、茶、粮食及铜质的手工艺品。

在汉代，羌人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和融合也逐渐增强。如大约生活在今天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南部的白狼部落，传说有白狼歌三章：《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这些虽然不一定是白狼王所作，但反映了这支羌人对汉文化的向往和友好情谊，也意味着被汉文化所同化程度的加深。有的羌人融合于其他民族中，如河西走廊居延海附近的羌人融合到匈奴之中。也有其他族同化于羌人之中，如退居南山的月氏人，通过与羌人通婚等方式而羌化。在我国各统治者民族的历史上，各族通过相互密切的交往，加强了自然的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公元3世纪初，东汉王朝崩溃，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长期战争，生产破坏。为了增加兵源和劳动力，三国的统治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周边的少数民族，羌人也成为争夺的主要对象。例如，北方魏晋的统治者招引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内迁，魏蜀战争中双方也都尽全力争夺羌人。结果使羌族等少数民族不断的向内地迁徙，与汉人杂居。到了西晋时期（265～317年），羌人几乎遍布关中一带。此时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十六国”时期，战争频繁，兵连祸结，使得该地区的羌族和其他民族都过着动乱不安的痛苦生活。随后鲜卑族拓跋氏结束了“十六国”的纷争局面，建立了北魏，统一了北方，民生得到了修养，经济得以发展，但是北魏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残酷的法律以镇压人民。此时各民族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莫折氏父子领导的汉羌大起义。这场持续了5年多的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北魏王朝的统治，羌、匈奴、汉在共同的斗争中消除了民族隔阂，促进了民族的统一。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使得中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共同的灾难和痛苦却增加了羌民族和各民族之间的理解和交往。这一时期为羌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提供了条件，使民族大融合成为可能。首先，自东汉以来，羌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陆续迁入内地，一部分羌族草原牧人变为从事农耕的农民，生活方式发生改变，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其次，频繁的割据战争和共同的反抗把羌族和其他民族紧密地联合起来，使他们有了共同的利益，从而增加了民族之间的了解。最后，封建王朝在羌族地区不断地增设政权，并任命羌人酋豪做官，不同程度打破了部落组织的分割状态，促使羌族上层主动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点。不仅如此，战争和民族迁徒造成羌族和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杂居局面，使各族人民逐渐过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当然，羌人建立的后秦政权为推行“汉化”提倡儒学也为民族融合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动乱的南北朝也是羌族、汉族等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南北朝。

考察宋元以来中央王朝对羌族政策的转变，不难发现，宋朝时期实行的是“恃文教而略武备”，元代到清初，在羌族地区确立和推行了土司制度。至清康熙、雍正时期起，中央政府对四川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设府立县。其中，元朝是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元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喇嘛教，羌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深受影响，一部分人开始放弃本民族的信仰，改信喇嘛教。

明朝时期，羌族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更加频繁。明初四川统一，原有的羌族首领纷纷归顺明朝，土司制度得以施行。例如，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带当时也由土司管理境内的羌民。这一时期羌区的土司修筑了大量的关、堡、墩台、护城河等，保证了一方安宁，推动了生产发展。

明代中叶，藏、汉间的“茶马互市”中心由黎州（今汉源县）移至碉门（今天全县）。此时，川藏驿道已经开通，贡使往来不绝于道。明王朝允许入贡者持长河西万户府证明，携带物品于都肿开市贸易，沿途免费住宿、乘马。明末，打箭炉（今康定）市兴，开辟了碉门—岩州（今泸定县岚安乡）—烹坝—打箭炉的“茶马互市”商路，甘孜地区各族与祖国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也加强了羌藏少数民族与中原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

清朝时，废除了世袭土司制度，改行“流官”统治。由朝廷任命流官，在土司地区丈量土地，编订户籍，由朝廷统一征税，实行与汉区相同的政治制度，此项改革首先在云南实行，后在贵州、广西、四川等地推广并获得成功。四川羌族地区的“改土归流”虽然在明朝已经开始，但是大力实行还是在清高宗十七年（1752年）以后。羌族改土归流加强了清王朝对边远地区的统治，使得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为巩固，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同时随着汉族移民迁入羌族地区，加之清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保护政策，羌族地区经济有所发展，而市场逐步兴旺就是标志之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同年12月成都解放。1950年1月汶川、茂县、理县等羌区城乡相继解放。民族关系进入了崭新的历史篇章。1958年7月，茂汶羌族自治县成立。2003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北川羌族自治县，辖原北川县。

在岷涪江上游流域的羌族地区，羌、汉、回、藏等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在共同开发羌寨山乡和争取各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从总体上看，羌族与各族人民在共同反抗封建统治和抵御外国侵略过程中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以及缔结血缘纽带等方面长期保留着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关系。但历代封建王朝长期“以夷治夷”又严重束缚了各族间的文化交往。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使自治县内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的崭新民族关系。

历史进入21世纪，各民族之间交往日益密切，促使各民族杂居的范围不断扩大，羌族与各民族之间相互团结、相互帮助、共同发展。今天，跨入新世纪的羌族人民正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努力开创民族繁荣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