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王国的宪政问题探讨

第四节　意大利王国的宪政

〔王国的政治组织〕意大利半岛之统一，以萨地尼亚为中心，亦如德意志之统一以普鲁士为中心然。在普鲁士势力之下，德意志仍采行联邦组织，而在萨地尼亚统治之下，意大利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国家。但是手造意大利王国的加富洱，始终是自由主义者，他不但在萨地尼亚维持宪政，而且将立宪制度推行于王国全体。于是随萨地尼亚势力的发展，意大利王国领土的扩张，而1848年根本法的适用范围亦推广。从1870年以来，上项根本法实继续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宪法。依此宪法及后来发达的惯例，国权属于以两院组成的议会:(一)元老院(Senate)，由少数皇族及国王任命的无定数的终身议员组成(被任命者当为曾任高级官职，或著名学术家，或多额纳税者;)(二)众议院(Chamber cf Deputies)，由具有财产或教育资格之选民选举。国王为行政部首长，而实际主持政权的内阁，则对议会负责任，所以就制度上说，意大利王国的宪政，类于英国式的议会政治。不过因为意大利政治生活的特殊情状，它的宪政的实际运用，与其说类似英国，母宁说近于法兰西。

〔意大利的政治生活〕意大利原是农业的国家，但土地多集中于大地主之手，一般农民经济状态困苦而无知识，不热心公务，因之不能构成民主势力的基础。意大利工业落后，工人数量少而无力量。加以王国的起源亦有以造出一种特殊政治状态。促成王国的发展者是共和党人的革命运动，但共和党人动于民族统一的思想，而并不爱戴王室。罗马教皇的反对王国，禁止教徒参加选举，又隔绝国民中一部分重要分子，即贵族、中产阶级、农民，于政治生活之外，而此等人则皆是在旧教国家内构成保守党分子者。于是拥护王室者乃缩到自由派的旧教徒，他们为爱国而抵抗教皇的命令，但因为旧教的选民不投票，终亦是无力量的少数党。

意大利的君政既因为与教皇冲突而失去其天然的与党，乃不得不从旧来的敌党而现组成为急进党者之中择取政治人才;后者的势力亦只依靠民族的感情，因为对于政治不闻不问的一般民众并不赞助他们。

依照宪政惯例，政府对议会两院负责任，但因元老院出自政府任命，开会期短，而不为主动行为，实际一切权力集中于众议院。然而议员不受俸给一事，已足以灭杀议院的活动。大部分议员出自中流阶级，但依自由职业以生活而无恒产，因为在议院无俸给，不得不继续从事职业，而致其不能离开所在地赴罗马执行议院职务。于是议院到会人数常极少，而其结果是增长罗马及其附近地方的优势，同时而致抱极端意见之少数派，比较出席勤敏者居于有利的地位。而少数阻害议事进行的力量自然更大。隔罗马较远而较忙之北部，渐在政治上失势，而权力落于较近的南部地方人士之手。然而南部地方则向来为革命的中心，对于宪法及王室均无感情。因之南部的得势，便是急进党人物的得势。

意大利选举权运用的情形，在政治上亦有恶影响。依1848年的宪法，有选举权者限于纳税40法郎之人，选民人数几只60万，在1882年第一次扩张选举权，选民不过增至200万(及至1912年再为选举改革，选民始增至600多万)。即在此极有限的选民团体中，大多数仍对于政治不感痛痒;投票实数常不达选民名册上人数之半，而投票的大部分常为政府党候补者所得。尤其在南部，选举机关舞弊之事殊多。

意大利是一中央集权的国家，主持行政的国务员的选择，于政治生活的转移有极大的关系，亦如其他集权的国家然。依宪政惯例，国王应由议院政治领袖中择任国务员，而如值后者在议院降为少数派，则任其辞职或解散议院。然而在此场合，亦几绝无反对党占得多数之例;内阁因为选民之不问政治或顺从，几乎常能使他们举出政府与党的多数，而且可以依种种利益，收买其他议员以增加政府与党的势力。国王如要实行自己的政策，则选择内阁总理，即是一项极有效力的行为;他可以择一愿意执行他的政策之人而任为总理。因之意大利纵然在形式上为议会政治的国家，但与其他议会政治的君主国不同，政治的支配，实际受国王自己的意思及其左右亲信的势力的影响。

〔政教的冲突〕1870年9月意大利占领罗马为首都以后，王国政府与罗马教皇继续立于冲突的地位。意大利政府依1871年的《保障法》(Law of Guarantees)，赋予教皇以君主的地位，而承认其对外及处理教会事务的自由，而且给予年金(3，225，000 Lire);但教皇辟斯九世(Pius IX)不承认此项保障法，不肯领受年金;他自认如同囚禁在宫殿(Vatican)，而不与意大利政府发生关系;他檄令世界旧教国君主合力恢复教皇政权;他并且积极禁止意大利国内旧教徒参加选举或充任王国政府官职(即所谓Non expedit是)。

教皇此项反抗态度，同时影响于意大利的内政及对外关系。世界的旧教徒，对于教皇之被囚禁提起抗议，而希望恢复他的政权;而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初期，旧教的王党得势，一时似有侵逼意大利王国安全之危险，而致意大利增加军备。在内政上，则爱国主义者与旧教信徒之间发生间隔，于国家及教会两俱不利。而以许多正直的善良的人士从良心上拒绝参加政治，致意大利政府最后全落于急进党分子之手，而减弱了国家的力量。以辟斯九世及雷俄十三世(LeoⅩⅢ，1878～1903年)之许可旧教徒参加地方的选举，事状乃稍改善。(旧教徒开始使用其投票权于市会选举;烈普耳地方于1872年已破例。旧教团体的大会于1874年议决在全国参加市会选举，以期选出赞成教会学校的市会。)及至1905年辟斯十世(PinsⅩ)实际废止对于议会选举之禁令(Non expedit)，真正的妥协乃可能。

〔政党的形势〕意大利统一事业成于加富洱及其他萨地尼亚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之手;他们是继续于1870年至1876年期间主持意大利政权者，他们属于议院中右派，其地盘在辟得蒙，伦巴多，及塔斯加尼，质言之，即构成统一势力的中心之北部地方。此派决定意大利的政治组织，制定《教皇保障法》，建立中央集权主义的地方制度，改组军制，取法法兰西的国民兵役制，及制定铁道国有政策;然而他们对于民主主义无同情，而带保守倾向。及至1876年以后，代表北方势力的旧保守派渐失势，而政权落于左派之手。左派的地盘主在南部地方，但亦无统一的组织，而分隶于多数领袖之下，成为政团(主要的领袖为Depretis，Crispi，Cairoli及Nicotera，Zanardelli)。左派领袖既不能协同组织内阁，乃互争政权，于是组阁的领袖所统率之政团则为政府党，而被排在政府外的领袖所属之政团则为反对党。右派则有时与反对党联合推翻内阁，有时则拥护政府以抵制左派多数。政府既须倚赖多数偶然结合的与党以维持地位，于是寿命常短，常因意外的对人问题而被推翻。

此项领袖的竞争，实授国王以选择内阁之多量的自由，而使之有为自己的政策而择人之机会。左派在内政上代表民主主义，主张扩张选举权，而敌视教会。而在对外关系上，右派原主亲法，而左派则因为法国赞助教皇，招其敌视，乃持而倾向于亲德。因为法国旧教徒主张恢复教皇政权，致右派亲法政策失去信任，国王转而接近南部地方的急进分子。

从1876年至1887年之十年间，左派领袖迭丕芮逖(Depretis)实主持意大利政权，虽则中间有短期的间断。在他执政时期第一次扩张选举权(1882年)，扩充了海陆军备，订成了三国同盟，而依占领非洲之玛沙洼(Massawa)，开始殖民政策。右派将意大利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代表左派的迭丕芮逖则要将此新国家造成一强国。为达此目的，他大增加租税的负担，损伤财政的基础，而使贫穷的人民愈加困苦。同时他实行政治腐化手段，在意大利宪政上留下了恶习。迭丕芮逖于1887年死后，他的政策，为同一左派的领袖克利斯毕(Crispi)所继承;克利斯毕在长时期中支配意大利政权，在内政及对外关系上持积极政策。他维持强大的军备，继续三国同盟，而在非洲(Eritrea，Somaliland)发挥帝国主义的政策。在内政上，他以强制方法维持财政上收入支出之均衡，而以严厉手段打破教会僧侣、社会党及共和党之一切的反对。在19世纪末期，克利斯毕是意大利政治上最有势力的人物，而其政策亦对于欧洲国际政治上发生很大的影响。然而以1896年阿比西尼亚(Abyssinia)远征军之惨败，他卒不得不放弃意大利政权。

在意大利政治上，尚有四个政派，常为政府的反对党，而互相敌视，根本的妨害王国宪政的运用。第一是教会僧侣派;他们原是拥护教皇，反对王国政府者，而从1905年撤除参政禁令(Non expedit)后，大增其势力。他们一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侵犯教会及教皇的权利自由，而在他方面则亦主张社会立法。在1913年的总选举，公开的教会派在众议院获得35议席，而且有二百余温和的王党依教会助力争得议席，允诺对于“排教会的立法”表示反对。第二是共和派。共和主义为玛志尼及加里巴尔的(Garibalbi)一派人所倡导，虽在统一的王国之下仍然未消灭，而有许多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信仰之;他们反对教会，而且继续妨害王政的运用，谋乘机建立共和。在1913年的选举，虽然失去6个议席，但仍保有17议席。第三是社会党。社会党在意大利出现较迟，但发展甚速。在1886年之总选举，始有社会党在北部工业地方出现。虽以政府(尤其在克利斯毕内阁之下)之极端压迫，及党内之分裂为马克思主义派及改革派，然在19世纪末期社会党势力在意大利仍特别有急速的发展。1913年的总选举，选出78个社会党员。最后尚有“革命的工团主义派”，在工业的无产阶级中急速发展其势力;他们提倡暴力，煽动总罢工，反对政府权力。

〔国家主义的发展〕促成意大利半岛的统一者为民族的爱国心，同样的势力，以另一种形式，支配统一以后的意大利政治，此即是国家主义。意大利政治家谋使新建立的王国成为欧洲的强国，他们实行军国主义，不惜使人民负担重税，维持强大的准备，而对外与德奥订成同盟，在非洲侵略殖民地;而其与法国竞争突尼斯失败(1881年)，即为结成三国同盟的直接原因。中间虽有1896年阿比西尼亚方面之挫折，意大利在20世纪初头已经确然立足于东非洲，而入于殖民帝国之列;而1912年托里坡里(Tripoli)主权之取得，更满足意大利人海外发展的要求。同时在保护关税政策之下，意大利的工商业亦有长足的发展。从1871年至1911年之40年间，输入增加四倍;输出增加两倍;航业亦大发达。而人口则由2600万增至3400万(尚有移民500余万在外国)。国势之如此发展，有以增加意大利人的自信力，而助长国家主义的活动。

意大利的国家主义特别表现在所谓“恢复旧土”运动(Irredentism)上。此项运动原起自共和党方面。共和党虽在议院人数甚少，但在大都市(尤其米兰及罗马)极其活动，他们诉诸民族感情，开始为完成意大利统一之运动。意大利王国自占领罗马后，半岛虽告统一，而国外尚有意大利语言之地方受治于外国:在奥大利治下有逖洛耳(Tyrol)及托里斯特(Trieste);在法兰西治下有里司(Nice)及科耳西加岛(Corsica);在英国治下有马耳他岛(Malta)。为恢复此等土地，组织有一协会，以恢复尚未解放的意大利土地(L’Italia irredenta)为宗旨。但从事此运动之人，即所谓“Irredentist”者，既不敢同时牵动列强，乃集中力量向他们所视为世仇之奥大利一国进攻，而派人赴逖洛耳及托里斯特各地煽动革命。在1881年以前，意大利政府对于此项运动采放任态度，而致奥大利感觉侵逼之危险，不得不在国境为防御的准备，因之意奥感情疏隔。及至1881年法国合并突尼斯，意大利转而采仇法亲德政策之后，政府(尤其在克利斯毕时代)渐干涉此项运动，以维持意奥同盟的关系。然而恢复旧土之运动，始终在半岛政治上是一有力的因素。及至20世纪开始，意法关系改善以来，意大利政府不再绝对重视对奥同盟，乃能举国家的力量，企图实现此项运动的目的。

〔社会立法〕从19世纪末期以来，意大利政府亦致力于社会立法，以谋新兴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的改善。此项事业，亦为教会派所提倡。1886年的工场法，原只规律童工工作者，后亦扩充而适用于女工，于是女子及13岁以下之儿童均不许作夜工或作地下工作。1898年的法律规定由雇主出资为工人伤害保险;同年另一法律规定疾病保险及养老年金制度。1908年的法律，规定工人每周一日的休息。1912年的法律，将生命保险业收归国有。至于劳工组合则已认为合法团体，而其资金及活动受法律保护。对于信用及消费合作社，尤其在乡村地方，亦特予以鼓励。1912年选举改革以后，民治倾向增加，预示将有更一进步的社会立法的试验。

〔新政治的倾向〕在19世纪末期多年主持政权的克利斯毕于1896年退职，嗣国王罕柏特(Humbert)又于1900年被无政府党暗杀，从此意大利政治上有一新时代开始。新王耶玛溜三世(Victor EmanuelⅢ)为一开明之君主，具有民主精神，而在外交上脱离亲德之传习。主持政权之领袖，亦渐属新人物，如裘利逖(Giolitti)宋尼洛(Sonnino)等;他们在内政外交上亦开始施行新的政策。多年要求的选举改革于1912年实行。1882年之改革原是不彻底的，当时只将纳税条件减低(减至19法郎有奇)而承认初等教育之选举资格。1912年的法律，则于承认原有的资格外，更赋予凡年满30岁之男子以选举权;于是意大利实际成为普通选举制的国家。对于议员亦给予一定的年俸(6000意币)。在1913年新选举中，左方之反对党猛烈的攻击政府，竞争选举，而教会派第一次公然参加选举，结果是两极端的政派胜利;但代表温和宪政派的政府尚能维持在议院中与党的多数。在对外关系上，意大利政府从19世纪末年以来，渐谋与法国妥协，而在20世纪初头，则意法之间成立关于非洲殖民地之政治的协定，摇动三国同盟的基础，变动欧洲政治的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