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俄国的改革与反动

第四节　俄罗斯的革命

〔19世纪后半期俄国的改革与反动〕在19世纪自由运动的潮流中，欧洲国家(除土耳其外)其能不为此政治潮流所推动，而久维持其旧式的君主独裁主义，独立于立宪议会政治之外者，惟有一俄帝国。俄帝国为世界上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包含有多数被征服的异族(及异教徒)而加以压迫;政治专制而腐败，人民无自由;经济上则土地集中于大地主之手，农民生息于奴隶状态。然而在19世纪中，国内虽亦发生革命或反抗，而皆容易为此专制的政府所打平;俄帝有时且能使用其武力援助外国政府镇压革命。似乎罗曼诺夫(Romanoff)皇室，将在欧洲社会中长为君主专制政治的柱石。但至19世纪后半期，独裁专制的俄政府亦渐感受西欧自由运动的影响。自由思想的知识阶级及中上流阶级开始要求进步的改革。首先实行让步者，为俄皇亚力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亚力山大二世施行的最大的改革，为农奴的解放。俄罗斯为农业国，而全国可耕的土地十分之九分属于皇室及十万大地主。中世纪农奴制度(Serfdom)在17、18世纪以后绝迹于西欧者，在19世纪中依然存在于俄国。俄国的农民附于一定的土地，隶属于地主，而不能自由移动;他们不但对地主纳地租，且须服种种的劳役，有时待遇如同奴隶。除俄罗斯北部为有土地的农民所居住，极南部为经济独立的哥萨克人(Cossacks)社会，以及波兰与波罗的诸省(Baltic provinces)之已经废止农奴之地方外，所有俄罗斯地方皆生息于农奴制度之下。及至1861年亚力山大二世始不顾贵族地主阶级的反对，决然下令解放全国的农奴(他于1859年已先解放皇室所有土地上之农奴);此在俄国实为破天荒的快举，然而农民经济问题究竟尚未根本解决。1861年俄皇之敕令固不但给予农民以自由，而且给以原来所耕之土地，但大部分土地之所有权，并不寄于农民个人，而依俄国通行的共有思想，寄于集合体之农村(Mir)，因之农民须受农村规则的支配。而且农民从地主占有的土地，尚须由国家垫付赔偿金，而后由农民分年偿还国家。于是向之纳租金于地主者，今则须对国家付还垫款，而常不免受政府税吏与警察之虐待与诛求。所以农奴虽然解放，俄国农民仍然在不安状态。

亚力山大二世次一步的改革在司法。俄国向来行政与司法不分，裁判之事由行政官以秘密的专断的方法行之。1862年，俄帝下令使司法离开行政而独立，采西欧式的司法制度，设立各级法院，采用律师，陪审及法官永久在职保障诸制度。

亚力山大二世拒绝设立国民代议机关的要求，但亦承认在政治上有施行渐进的改革之必要。于是在1864年，他开始树立地方自治制度，容纳人民参与地方行政。在全俄三十余省(Governments)及省中之各区(Districts)均设立一种地方议会(Zemstvos);区议会由区内地主商人及农民选出，而省议会则由区议会选出。地方议会有权处理关涉地方利益的事务，如道路、教会、学校、救贫、卫生、监狱及警察等。此种地方议会，虽然不能与闻中央政治，但多少能给人民以参与公务的机会，不失为一种政治的教育。

但是俄国政治社会根本不安的原因，与专制官僚政治之害恶依然存在;而亚力山大二世又鉴于1863年波兰的叛乱，听信旧派政治家的劝告，复走回旧日压制的途径。于是从1865年以后，不惟政治上未有进一步改革，而且反动的压制手段反而增加。地方议会禁止发表政治的意见，其决议且可由中央政府所派之长官否决。严厉的出版检查制度回复，秘密的侦探警察机关设立。自由思想的知识阶级的人士对于改革失望，急进者乃转而趋向革命的运动。

〔革命的运动〕在19世纪后半期，俄国渐睹所谓虚无党(Nihillsts)之活动。虚无党的宗旨，反对既存的制度，——独裁君主，正统教会及社会制度等——而主张推翻一切，重新改造社会。此派人士原属于知识阶级中的急进分子，出自大学及自由职业方面，最初不过是言论上思想上的势力，后以受出版检查之压迫，转而从事于秘密组织与宣传。西欧的社会主义亦渐对于俄国思想界发生影响。不过最初俄国流行的社会主义在巴枯宁(Mikhail Bakunin)一派无政府党领导之下，出以“无政府的社会主义”(anarchistic socialism)之形式，而偏重暴力主义。此派革命思想家，不但反抗专制政府，而且主张根本的破坏国家、教会及传统的家族组织。他们因为不能依平和方法宣传其主义，乃倾向于诉诸暴力。

对于此等革命的运动，俄帝政府继续施以高压手段。然至政府的压制愈甚，革命党的思想与行动愈趋于极端。许多提倡改革之人士不能达到目的而受虐待，改革运动乃落于激烈派之手。在少数的极端的激进分子之中间，渐发生一种信念，以为惟有使用恐怖手段对待皇帝及其他统治阶级，乃可以使他们屈服，而引起国民对于政治社会生活上弊恶的注意。于是在俄国革命运动者之中，乃发生一种恐怖主义者(Terrorists)，他们专以暗杀及其他暴烈手段，报复俄国的官僚及其他统治阶级，而且屡次谋杀俄帝。亚力山大二世恐慌，而有意再为行政上的改革，然已太迟。在1881年3月亚力山大二世正签署一道改革令之一日，他为恐怖主义投掷之一炸弹炸死。革命党此举更以激起俄政府的反感与惊恐，而增长其压制与反动的气势。

亚力山大二世死后，其子亚力山大三世继位;他对于西欧的自由立宪政治无同情，不赞成其父的改革，而倾向于维持俄罗斯旧式的独裁主义。在短时期中，亚力山大二世之改革大部分推翻。农民置于地方的地主阶级之支配下;而在1886年宣布，凡工人违背契约当视为犯罪。同时厉行反动政策，对于言论及出版，益加压制;大学置于严厉的监督之下;甚至西方的知识亦阻其输入。在极端的压迫的政策及惨酷的惩罚手段之下，虚无党无政府党失其反对政府的力量。从亚力山大二世暗杀以后，激进党失势。在亚力山大三世之下，俄政府能维持其地位，以抵抗一切进步的运动。

亚力山大三世一方面压迫革命运动，同时亦奖励一种民族的运动，即所谓“大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的运动。大斯拉夫主义的宗旨，在以俄罗斯本部(Great Russia)为中心，增进国内国外(如奥匈帝国内及巴尔干半岛)的一切斯拉夫种人的统一与结合;而其政策是对内推行俄罗斯本部之言语宗教等制度于帝国内各种不同的人民，即所谓“俄化”(Russification)政策是;对外则促进俄国势力的发展，东向亚细亚，西向奥匈帝国，南向巴尔干半岛;而鼓动奥匈领内斯拉夫人反抗，扶助土耳其治下的耶教人民独立及强大，即为其主要的活动。为谋全帝国言语及宗教等制度之统一，换句话说，即实现“俄化”政策，则赖有独裁的权力。因之大斯拉夫主义者，同时即为拥护俄国旧式的君主独裁政治者。于是大斯拉夫主义之运动，原来起自政客，学者，新闻记者方面者，容易得亚力山大三世的赞助，而助长其专制的倾向。尤其“俄化”政策的实行，对于国内异民族，施行不少的文化上，宗教上，甚至经济上压迫的手段;而受害最烈者，即为波兰人，犹太人及波罗的诸省之人民。

亚力山大三世之压制及反动政策，为后任皇帝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1894年继位，至1917年革命后被杀)所继承。在尼古拉斯二世之治下，帝国内的异民族及异教徒继续受政府的虐待;而官僚的专横与腐化，更为一般人民所苦。在国外则大斯拉夫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俄国既扶殖其势力于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社会，又转而侵略辽东，伸张其势力于高丽及中国的满洲，其结果引起日俄战争。而为满足大斯拉夫主义的政策，俄政府继续维持俄法同盟，以抵制德奥。

〔工业革命的影响〕然而在19世纪末期，一方面俄国的专制政治与帝国主义相依维以发展，同时在俄国经济社会内亦起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工业革命是。工业革命，为农奴解放以后19世纪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此实为社会大变化的先驱。俄罗斯工业革命的程序，始于亚力山大三世时代，而于尼古拉斯二世治下，更为大规模的发展。尤其威特(Witte，财政大臣)提倡及保护政策之结果，工商业的大发达开始。俄法刚缔结同盟，大部资本从法国输入俄国。而新被解放的农民以耕地不足，群向都市谋生活。外资的输入及低廉劳工的供给大有助于新事业的发展。于是都市工场剧增，铁路线迅速扩张，有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即于1891年开始，至1905年完成;其结果不但增加军事的便利，而且对于工商业发展及人口移动有大影响。然而工业发展的效果，亦随即见于社会运动。

在19世纪中期，俄国人口十分之九散处乡村。对于此无知而守旧的乡村人口，以前的改革家及急进党不能有所感动;而虚无党运动之终止，大部分亦因其为一有领袖而无徒众之运动，俄国一般人民固视若漠不相关而罕有附和之者。今则俄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渐有一大群都市人口成长，有一个工业的无产阶级出现，彼谋变更现行政府制度及社会组织之人士，乃容易推行其革命的组织与宣传。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及波兰之都市，麇集的无产工人，易于接受改革思想。俄国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乃在此情势之下产生;他们希望既存的政府制度不久可推翻，而后实行社会主义的理想。政治运动的新首领较之旧首领，比较容易吸收党徒。不过俄国的都市人口，在19世纪末年，仍只占全人口百分之十四，其势力尚不大耳。然而新思想今已不只激动都市的劳工阶级，而实渐影响于向来不动的农民。社会民主党组织都市的工人，谋依“罢工”行动，以改善他们的状态，获得改革。而在那些无土地或无充分的土地之农人中，则又有“社会主义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之组织;他们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化成小产业，分给农民，而倾向于暴力政策。

至于新兴的工商业资本阶级，固不反对既存的君政及社会制度，然从其经济利益着想，亦主张限制政府的专制权力，设立代议机关，保障人民自由。此项自由主义同时为一部分开明的上流阶级及知识阶级所信仰。他们对于俄帝政府立于反对地位。

〔1905年的革命运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促成俄国改革运动的机运。俄政府之所以急于停战讲和而接受玻兹玛斯和约(Peace of Portsmouth)，一方面固然由于战败，而另一主要原因，则为国内的革命运动发生，一时似乎帝政府全部构造几于倾覆。罗曼诺夫皇室依武力，依侦探制度，依专横的拿捕，秘密的审讯及向西伯利亚方面的追放，等等恐怖手段以拥护之制度，惟在俄国平和无事之时始能维持。今则政府深陷于远地的战事，既因其师出无名，不能引起一般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以战事消耗人民的金钱生命，增加民众的不安;而战时行政暴露官僚的腐化而无能，更引起人民轻视政府之心及推翻现状之念。如果俄军能获一大战胜，容或可以维持政府的威权，镇压内部的不平。然而一旦海陆之败报频来，民情剧变，都市工人中之急进分子与乡村之急进的农民乃至上流中流阶级之自由主义派，以及一切受压制的异族或异教人民，——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等——皆起而攻击统治者，政府虽谋抵抗而势有不能。

在1904年7月，俄皇的重臣而以善于压制著名的普芮夫(Plehve)惨死于革命党炸弹之下，而其次年2月，俄皇的叔父，有名的反动首领沙吉大公(Grand Duke Serge)在莫斯科被暗杀;其后重要官吏之遭暗杀，亦成为惯常之事。在各大都市中，工人总罢工，而在此战事关头，总罢工更以消靡政府的锐气。在乡村中，则狂怒而无知识的农民起而驱逐贵族地主，焚其屋宇，而取其土地，正如一世纪以前法兰西的农人然。国内有些地方，铁路难于运转;在波兰及高加索地方，则武装的叛乱发生，依军队的出动方能打平。在1905年1月22日圣彼得堡一群罢工的工人于一教士领导之下，游行向俄皇提出请愿书，途中遭军队射击，发生流血的惨事，最引起全国的激昂，而发生惨案之此日，取得“红星期日”(Red Sunday)之名称，在俄罗斯历史上留一悲惨的纪念。

〔立宪政治的开始〕在此全国骚动之危机中，上流阶级的自由主义派人士，亦起而要求改革;实则在1904年11月，地方议会之重要人物已经依非公式的集会，向俄皇请愿改革政治制度，而提议保障个人自由，扩张地方自治，树立国民代表议会。俄皇最初于1904年12月只应允为少数不关重要的改革，及见革命运动气势增长，乃渐表示让步。然他始犹谋以施行小的改革了事。他下令容许异教，允许使用波兰语言，宽待犹太人;芬兰的宪法恢复，俄罗斯农人的欠租取消。但对于召集国民议会之要求，俄皇亦卒不能漠视。他于1905年8月，颁布一宪法，规定设立一帝国国会(Imperial Duma)以协赞立法。随后他免黜反动派的诸大臣，而召威特为俄帝国新制度下的第一任首相;而于同年10月30日发布其有名的改革宣言。所谓“十月宣言”(the October Manifesto)，包含言论，信教，结社自由之保障;设立民选的国会;确定国会对立法之协赞权。最后于1905年12月之敕令，实际赋予普通选举，而依1906年3月之敕令，规定两院制的国民立法机关，将“国会”(Duma)视为下院;而将旧日的“参政院”(Council of State)变成上院，而新冠以“帝国参议会”(Council of the Empire)之名称，其议员半数由皇帝任命，半数由特定的特权阶级依间接的方法选举之。

1905年的改革，使俄国入于19世纪立宪国家之列。然而此等改革，实在政府危难时期产生出来，官僚及多数上流阶级自始即反对。而急进党人则尚觉他们的目的并未达到，而将图谋更重要的根本改革。自由党人则分为两派。保守的一派，称为“十月党”(the Octoberists)者，主代表地方议会势力，接受所谓“十月宣言”的纲领，认为满足;他们赞成以国会限制独裁权力，而不赞成以国会完全代替独裁政治。而其进步的一派，称为“立宪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s)者，则不承认俄皇的所下的敕令为最终的，而要求第一次国会制定一宪法，给予俄国以完全民主的议会，此项议会应具有最高立法权而能完全支配君主及国务大臣;质言之，即要求一个立宪的议会政治，类似英法式之政制者。

及至1906年，政治形势又呈逆转之象。革命潮流似乎已消耗其主力，而渐次低落。改革运动的各派内部已渐分化，而缺乏行动的一致。且1905年9月15日日俄和约成立之后，长期的战争结束，俄政府既除去对外的困难，在内又可移其兵力以镇压反对党。反对改革的贵族，大地主及其他反动派人士，随即联合起来(他们组成“全俄人民同盟”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公然拥护旧制;他们依武装的徒党，所谓“黑杀队”(Black Band or Black Hundres)者，开始攻击急进党人，而谋推翻以前的改革。在此种情势之下，俄皇亦乐得从1905年采定之立宪轨道渐开倒车。俄皇开始削除赋予国会之权力，在1906年3月之敕令中，他声明帝国的根本法不在国会权限内;宣布陆军，海军及外交政策完全属于皇帝的大权;承认国务大臣在国会闭会中有发布临时法规之权;保留借债之权于财政大臣;而且规定如值国会不通过预算案，政府得适用上年度的预算。(最后，俄皇于1906年4月罢免开明的威特，而任命一守旧的戈芮米金Goremykin继任首相。)依上项敕令削除之结果，国会的权力已经很小，然而并此权力很小之国会，亦不能终其职。第一次国会于1906年5月集会;它不能监督政府，而于两月间苦斗之后，在7月中被解散。俄国的宪政，自始即受统治阶级的摧残。

〔第一届国会〕依1905年之宪法，俄国立法部以国会(下院)及帝国参议会组成;国会出自普通选举，帝国参议会分子则半由钦命，半出自选举。一切立法，须经过两院通过，而俄皇对之有绝对的否决权。但有些事项如关于根本法的变更，皇室经费及财产，陆海军，芬兰事务等则提出于国会立法权限之外，而由皇帝自己主持。内阁出自钦命，而对皇帝负责;而所有中央及地方行政机关则受政府官僚的支配。质言之，则在1905年的立宪制度之下，俄国的政治，仍直是君主保有大权，官僚秉政而已。不过假设俄皇及其他统治阶级，有诚意维持既存的改革，徐图改善，俄国的立宪政治，容或可以渐次演进。无知俄皇并此假立宪局面而亦无诚意实行，继续维持反动政策，其结果演成国会与政府的冲突，而温和的立宪失败。

第一届国会于1906年5月10日集会。此届国会的组成分子，从教派上说，则属于希腊教者居约80%，属于罗马旧教者居14%，而属于新教及回教者只占三分，属于犹太教者占二分余。而从社会阶级上说，农民居全数48%，贵族居36%，中流阶级居少数。农民阶级在国会中人数之多，为一极可注意之事。政府官僚原以为文盲而好迷信的农人，可恃为人民中保守的拥护君主独裁政治的分子，而事实与他们的预期相反。以多年受贫苦的压迫及税吏与警察的诛求，农人已渐对于政府抱怨，而在国会中并不尊重皇帝权力。而从党派色彩上说，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议员数153)及主张土地改革之社会党(议员数107)占多数，而拥护政府之保守党居少数。第一届国会在立宪民主党领导之下，对于政府开始反对;他们要求责任内阁，而主张征收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国会方议决征收土地之案，政府突然宣布解散国会以对待之(1906年7月21日)。立宪民主党大部分不肯承认政府解散国会，而移往芬兰开会，对国民发表宣言，檄令人民拒绝纳税及服兵役。但此项举动在国内不发生大反响，而参加者受严重处罚，而被剥夺选举权。

第二届国会的选举，依第一届选举方法，于1907年举行;虽以政府的干涉选举，反对党仍能在国会中制多数。不过立宪民主党因为在第一届国会解散后受政府的打击，在新国会中议员数大减(不满百人);而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曾拒绝参加，而此次则参加选举。其结果则两个社会党争得多数议席，而第二届国会较之第一届国会更为急进的，但亦新加入有更坚决的反动分子。第二届国会于1907年3月5日开会，而国会的多数与政府仍是相持不下。国会要求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及保障责任政府，而不以新首相斯脱芮宾(Stolypine，于1906年7月继任首相者)之提议改革农村(mir)为足，尤其社会民主党，攻击政府最猛烈。政府为消除反对分子起见，要求国会对于有谋叛嫌疑之社会党议员55人撤销议员特权，许政府拘捕。国会拒绝此项要求，于是俄皇又下令解散第二届国会(1907年6月16日);而此届国会的寿命尚不满百日。

〔1907年的选举法改正〕然而此次之事变，其效果尚不止于议会之改选，而且根本涉及制度的变更。俄皇虽然预备召集第三届国会，但为在下届国会造出政府党多数计，乃依一道命令，更改选举法;此则违反1905年之根本法，侵犯国会立法权，质言之，即为违宪的行为。所以有一俄国的著作家说:1905年10月日本给俄人一宪法，而在1907年6月，此宪法被俄皇撤销。6月16日发布的新选举法，目的在选出一顺从政府，甘为官僚的工具之国会。此选举法包含两个大原则:(一)务减少非俄罗斯的及非希腊教的分子至于最少限度;(二)增加大地主之代表，而减少都市住民，工人农人的代表。为实现第一个原则，中央亚细亚诸省的代表完全撤销;波兰，高加索及西伯利亚诸地域之代表员额则大减削(由89员减至39员);而第二个原则，则依一极复杂而不平等的阶级代表之方法以实现之。

〔第三届国会〕新选举法运用之效果，适如俄皇及其大臣所期望的。第三届国会于1907年10月选出，其结果特权阶级制胜，新国会分子，包含220个贵族，46个僧侣，42个商人，94个农人或工人。多数属于政府党(十月党及保守党);而反对党降为少数，立宪民主党减至54员。国会的多数安于现状，自认国会为一种咨议机关，不积极反抗政府，因之得安然终其五年的法定任期(1912年6月)。在此时期中，政府提出许多法案，容易通过，(1906年的农村改革令亦被追认，)而军备扩张的经费，亦于此时大增加;大斯拉夫主义运动，亦依国会之赞助而增长声势。在反对方面，立宪民主党人数已大减，虽然仍受有名的密里可夫(Milyukov)教授的领导，而已改采温和的态度。惟有少数的社会民主党尚继续公然反对帝政府，但力量甚微。所以俄国名虽立宪，而皇帝及官僚可以自由行其反动政策。

〔第四届国会〕第四届国会于1912年平和的空气中选出，其政治色彩与第三届国会无大差异，不过自由党分子稍有增加耳。中央之“十月党”在国会中有举足轻重之势;他们与左方各党联合，选出“十月党”之领袖那全珂(Radzianko)为议长，而此新议长公然演说，主张依1905年10月之宣言，实行代议的立宪政治，实为大可注意之事。虽则俄国自第三届国会以来，国会成为帝政府的工具，立宪徒有其名，然有此民选的议会的存在，究竟供给了人民代表一个论坛，使他们可以安然发表意见，唤起国民对于政治弊恶的注意。

如果俄帝国对外继续立于平和状态，此反动的政府能否长久维持权力，究是问题;或者立宪政治能依缓进程序发达，亦未可料。在1907年至1914年，第三、第四两届国会在职期中，俄国内部似归安靖。1911年9月首相斯脱芮宾遭革命党暗杀，然亦未酿成大事。在此期中，政府的压制手段，似亦缓和。日俄战后的疮痍渐复，军备增强。

〔欧战的影响〕1914年8月欧战发生，俄国政治形势一时似利于政治的改革。在战争发生之初，全国各阶级人民，除社会党中少数的过激派外，一致赞助战争。保守党欢迎此战争，视为实现大斯拉夫主义的手段。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及社会民主党一般赞助战争，因其使专制的俄国与民主的英法连结，足以诱致俄皇同意于政治的改革。被征服的民族，如波兰人，芬兰人，波罗的诸省人民赞助战争，则以其可希望解除“俄化”而取得民族自决权的承认;实则战争开始之时，俄政府亦即对波兰有让步的宣言。假设俄皇及统治阶级知所以满足一般人民的愿望，此未始非平和改进政治，巩固国民的统一之一好机会。然而尼古拉斯二世不是一有为之明君，他受左右反动派(贵族、僧侣、官僚等)之包围，全不容纳民意以实行自由主义的改革。希望改革之各派人士，已渐大失所望。而加以战时行政之缺乏效能，官僚之腐化，结果致战事失利，更以增加人民的困苦与不平。实则许多旧派官僚及反动党已不愿继续战事，他们毋宁对德表同情，暗中谋单独讲和;他们深恐战事延长，破坏他们的地位与特权。然而国会中的自由党则极力拥护战争，以为战胜之后，尚可以希望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改革;而地方议会于供给军需，救济困苦，亦极有力。在1916年中，俄军在战场上一时曾大努力而见成功，然其牺牲亦甚大，此后再不能有为。但专制的俄帝政府，全未从战败获得教训，而继续维持其反动无能的官僚政治;而宫廷暧昧势力的暴白(有名的怪僧Rasputin被暗杀，一时大快人意)，亦有以损伤帝室的权威。在1916年至1917年之冬期，民众的不平，广见于全国。爱国的军官亦开始诋及政府从事战争之不努力与无诚意。实则此时国民元气似已完全丧失，无能的政府似几于不能支持，而惟求早日讲和，以为自全之道;人民则久经战事，苦痛似已至于不堪再忍受。而结果是令全世界吃惊之大事变，卒于1917年3月发生。

〔1917年3月的革命〕在1917年3月中，圣彼得堡的贫民因饥荒开始面包掠夺的暴动，渐至于全市充满着争斗与纷扰之状。其时军队不服政府命令，而同情于群众。政府于3月11日犹谋压伏革命的运动，而命令国会停会，罢工工人复工。然而次日一方面铁路工人设计使俄皇的专车出轨，致他及其随从不能回到首都，而工人则诱致首都警备军队一部分加入民众运动，而组成“兵士工人苏维埃(委员会)”(Soviet of Soldiers and Workingmen);同时国会拒绝散会，而要求俄皇另组自由主义的政府。然而此时俄皇即愿让步，时已太迟。革命运动完全在圣彼得堡制胜，而蔓延到各地方及军队。国会大多数虽抱君主主义，然已无力维持尼古拉斯的地位，因为政治的重心，现已不在国会而在民众。尼古拉斯卒于3月15日宣布退位，而传位于其弟密开耳大公(Grand Duke Michael);但是密开耳不敢接受，实则在当时革命潮流之下，罗曼诺夫皇室，似已再无维持之可能。(尼古拉斯于三月革命后在国内被监视，而在1918年7月16日与其家族一同在Ekaterinburg地方为地方苏维埃处死刑。)

在三月革命之际，俄国一时有两个不同的政治势力并存:一个是代表各阶级的旧国会，他一个是新成立的圣彼得堡的兵士工人苏维埃。依此两个机关的临时协定，设立一临时政府，以一立宪民主党员黎福夫(Prince George Lvov)为总理，新总理属于地主阶级，但抱自由思想，向为地方议会联合会之会长，在俄国政界有人望。临时政府除总理黎福夫外，尚包含有立宪民主党员八人(有名的密勒可夫教授为外交部长)，及“十月党”员三人，社会革命党员一人;后者为有名的克伦斯基(Kerensky)，代表圣彼得堡苏维埃。就其组成分子上说，临时政府仅代表中流阶级，它所可恃为后援者，为自由职业阶级、商人及中小地主。

临时政府谋施行自由的改革，恢复秩序，而继续战争，它即时宣布言论结社及信教自由，释放政治犯，而预备在最短期间召集国民会议(依普通选举选出)，以决定俄罗斯永久的民主政体。同时亦对于芬兰回复其自决权，而对于波兰则允给以同样的权利;而对于一般人民，则鼓励其爱国精神，继续努力战事。于是在1917年3月中，俄罗斯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完成，而且几乎是未流血而完成的。而其临时政府之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政策，亦大为西欧的民主社会所欢迎。

〔临时政府的失败〕但代表中流阶级的自由党人所主持的临时政府，究不能支配革命。临时政府原只能代表已经失去民众信任之国会，无民主的基础，而其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自始即不得农工阶级的同情。加以政府继续战事的政策与其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尤其密勒可夫在5月中对协商国之通牒，表示继承帝政府时代的对外政策)，更引起彼久感战争痛苦的俄国人民的反对。

革命进行中，在全国各地成立有“兵士工人农人苏维埃”，皆以圣彼得堡的苏维埃为模范。此等苏维埃，成为革命的宣传活动的中心，对于政府，形成一对抗势力。第一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已于4月在莫斯科开会，而要求关于土地，工业及军队之急进的改革，并主张“无割地，无赔款”之讲和政策。革命运动蔓延到前线的军队，而兵士组织苏维埃，接收军队的支配权，而军队纪律弛废，益失其战斗力。加以德人劝诱之力，前线俄兵实际已与德军开始交欢，而停止战斗。

同时社会革命党之急进的农人与代表都市工人的急进的社会党，敌视临时政府，而要求更彻底的革命。为达此目的，他们主张即时结束战事。此等急进分子渐支配各地的苏维埃，而有民众势力的根据。在1917年革命发生之前，俄国久已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与社会革命党及立宪民主党，同立于帝政府的反对党地位。但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从1902年大会(在瑞士开会)以来，因为关于中产阶级之关系，土地之社会化，及党之组织，内部意见不同，分裂为两派。少数派即所谓“曼雪维格派”(Mensheviki或Menshevists)者，持温和政策:他们愿意等待社会组织的自然演进，劳工阶级的渐次强大而促成社会主义的胜利;暂时则一方面对于劳工社会，施以训练与组织，一方面则亦不妨与社会革命党及立宪民主党合作，以谋政治的民主化。反之，多数派即所谓“鲍雪维格派”(Bolsheviki或Bolshevists)者，为俄国社会党中的过激派;他们在李宁Lenin(原名Oulianof)领导之下，谋激动人民，依暴力促成社会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绝对反对与资产阶级的政党合作。

在欧战发生之初，“鲍雪维格派”反对俄国加入战争。而从1914年以来，此派的领袖受政府压迫，多亡命于外国，其在国内之党员人数不多;故在三月革命之初，临时政府得依温和的“曼雪维格派”之赞助，以行使权力，而“曼雪维格派”则最初是支配各地的苏维埃者。至于1917年5月临时政府改组之时，乡村的苏维埃为社会革命党所支配;都市的苏维埃则为“曼雪维格派”所支配。但是革命后，亡命的革命党相继回国，“鲍雪维格派”的首领得大肆其迅速讲和，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之宣传，而在备尝战事痛苦而无政治经验之俄国人民中，此种宣传急速的发生效果。都市苏维埃的势力渐由“曼雪维格派”落于“鲍雪维格派”之手;而在乡村的苏维埃中，许多社会革命党亦抛弃本党首领克伦斯基，转而拥戴“鲍雪维格派”的领袖。

1907年5月，临时政府因为外交政策受苏维埃方面的攻击，不得不牺牲政府部内有力的密勒可夫，及其他数个保守分子，而将“曼雪维格派”及社会革命党员数人加入政府。临时政府的如此改组，似乎增加了民主基础，然而仍不足以挽回时局。此时政府中最有力的人物为克伦斯基，他力谋早结束战事，而使俄国人民取得民主政治及社会改革;然而他的努力无结果。一方面在国内有保守党掣肘，有“鲍雪维格派”反抗，在国外则协商国不肯同意于“无割地”，“无赔偿”之讲和原则;同时而以德人之劝诱及“鲍雪维格派”之宣传，前线的军队亦不用命。在1917年7月，克伦斯基谋亲身督战，驱退境内的德军，反而败退，大受损失。8月中，黎福夫及其他立宪民主党员全数退出政府，克伦斯基主持临时政府，成一种独裁政治，但亦无补于危局;他的权威与信用日益低落，而受保守党及过激派两极端之攻击。俄军总司令科里洛夫(Kornilov)公然反叛政府，表现反革命的运动。而“鲍雪维格派”则已公然开始组织武装的“赤军”(red guards)，以备推翻临时政府。在7月初，圣彼得堡的过激派工人谋以武力夺取政权，而被克伦斯基政府压伏，但他此时仍不敢解除工人的武装及处罚“鲍雪维格派”领袖。三个月之后，“鲍雪维格派”的势力更加强大;他们今已支配圣彼得堡的苏维埃，而第一次在“全俄苏维埃大会”占有多数。

〔1917年11月的革命〕在危难的情状中，克伦斯基继续苦斗，然他卒不得不宣布俄国再不能继续战争;而关于内政，则已决定召集国民会议。但国民会议未及召集，而第二次革命爆发。在1917年11月6日夜(在“全俄苏维埃大会”集会前数小时)，“鲍雪维格”党人在圣彼得堡举事。赤军占领政府机关;而政府军队一部分加入革命，一部分则坐视不动;临时政府乃无以自卫。次日晨临时政府的国务员被拘禁，惟有克伦斯基逃脱。克伦斯基谋领兵返攻首都，恢复权力，而亦失败，卒不得不亡命于国外。“鲍雪维格派”的革命行为，在11月10日经“全俄苏维埃大会”批准。前线的军官虽谋抵抗而军队不用命;而莫斯科及吉夫(Kiev)诸大都市以及全国大部分地方，皆服从“鲍雪维格派”的权力。

“鲍雪维格派”的革命政府，以李宁为首领，他是长时间亡命于国外，而在三月革命后依德国政府之暗助得返俄国，指挥“鲍雪维格派”革命活动者。革命政府的军事部长，为杜洛茨基(Trotsky)，此亦为“鲍雪维格派”领袖之一，而于1917年返国，组织赤军有力者。在李宁及杜洛茨基之下，“鲍雪维格派”谋依马克思主义，实现彻底的社会革命。第一次革命之后，中产阶级当权，此次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上流阶级的政治领袖，非逃则囚禁，革命政府中再无他们的地位。所有传习的个人自由，政治的民主主义，不复为政治的信条;而继续战争更不能成问题。自“鲍雪维格派”视之，战争原系资本家及帝国主义者所挑发，他们的主要利益在剥削民众。各国的无产阶级应当起来迫政府讲和，而后人民推翻上流阶级及自利的中产阶级资本家的势力，实行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革;如此乃可以给世界民众以自由。“鲍雪维格派”既以此种宣传激动俄国民众，革命成功之后政府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即在结束世界战争。协商国既不肯放弃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俄政府惟有单独讲和之一法;协商国与俄帝政府之间，一切秘密条约，首先被“鲍雪维格”政府宣布;俄政府于12月与德奥成立停战协定，而于1918年3月，订成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约(Peace of Brest-Litovsk)。对德和约成立以后，“鲍雪维格”政府乃可移其全力整理内政，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设。俄国的首都于3月中由圣彼得堡移于莫斯科。

十一月革命之后，以前临时政府所预备召集的国民会议，仍旧依普通选举制举行，而于1918年1月在圣彼得堡集会。但在代表全国的议会中。温和的社会党即“曼雪维格派”及社会革命党占多数，而“鲍雪维格派”降为少数。“鲍雪维格”政府以不能支配此民主的议会，乃于第一次开会后第二日，即决然认为反动的团体而强制解散之。李宁及杜落茨基一派人盖已认定他们要维持政权，执行社会经济的革命计划，不能不舍全民政治而行阶级专政。“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是他们政治的口号。“全俄苏维埃大会”现已完全受“鲍雪维格派”的支配，乃代替国民会议而为国家的最高机关。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约订立之后，于3月中提出于“全俄苏维埃大会”而得其批准。而在7月中，“全俄苏维埃大会”通过俄国的新宪法，“鲍雪维格派”的革命政府，始具有永久的法定的组织。

〔苏俄1918年7月的宪法〕1918年7月10日俄国的宪法(后于1925年5月及1929年5月两次修正)，将俄国定为“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ed Soviet Republic);它的宗旨，在依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产阶级，消灭“人对人的榨取”，实现共产主义。在宪法的首篇冠以，“被榨取的工人权利宣言”，与法兰西大革命时代的“人权宣言”相当，不过主义不同:后者基于个人主义的思想，而前者则纯然以社会主义为出发点。宪法所规定的政治组织，与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制根本不同，而自成一种新制度，即所谓苏维埃制。在此制度之下，一切权力，皆以苏维埃为根据。苏维埃(即委员会或代表会之意)在三月革命之初即已在各地发生，原有多种:在都市有“兵士工人代表苏维埃”(Soviet of Workers'and Soldiers'Delegates);在乡村有“农人代表苏维埃”(Soviet of Peasants'Delegates)。农人代表组成之乡村苏维埃举出代表组成上级地方苏维埃;而后由此等地方苏维埃与都市苏维埃举出代表组成“省苏维埃”(Provincial Soviets)。最后由“省苏维埃”及都市苏维埃的代表组成“全俄苏维埃大会”(All Russian Congress of Soviets)，为苏维埃的最高机关。地方行政由各地方苏维埃主持;全国政治最后权力，则寄于“全俄苏维埃大会”。在“全俄苏维埃大会”闭会期中，则由其所选出之“中央执行委员会”(All 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行使权力，而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则由后者推出之“常务委员会”(Praesidium)行使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依宪法握有立法、行政、司法之三项权力。而实际处理国政之机关，则为“人民委员会”(Council ofPeoples'Commissiars)，此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而对该会负责任者。“中央执行委员会”自身则对“全俄苏维埃大会”负责。“人民委员会”为常设的机关，分掌行政各部(Commissariat)事务，实为俄国一切政治的中心动力;它的权力，不仅在行政，且涉及立法。

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比较现代一般民主政治，实有数种特点。(一)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而在苏维埃的选举，则只有依生产的劳力而生活的年满18岁之男女及革命的兵士有选举权，而一切使用他人劳力以获利者，不劳动而有收入者，僧侣，贵族等均不得参加选举;质言之，即凡中产阶级以上之人均剥夺其参政权。此与现代民主主义所要求之普通选举原则相反对，而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二)苏维埃的组织，由下而上，权力次第集中。有人谓整个苏维埃制度，如同一座尖塔，乡村及都市苏维埃为其底基，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则为其尖顶。(三)在近代立宪国家，立法行政两权，原则上大都分立，而苏维埃制度则根本否认分权之原则。在中央及地方不分立法行政，所有权力由同一机关行使。(四)苏维埃的选举，不以地域为基础，而以社会的经济的团体为基础，似乎是采行职业代表主义;但此亦不是真的完全的职业代表主义，因为有选举权者只是无产阶级生产者，而有产阶级的职业，消费者的利益，则不得代表于苏维埃。

〔“鲍雪维格”政府的事业〕1918年的宪法所承认的制度，根本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与其谓苏俄为无产阶级专政，毋宁谓为“鲍雪维格派”或共产党(“鲍雪维格派”于1918年3月始用共产党的名称)专政。因为一切政治权力集于苏维埃，而苏维埃则完全受“鲍雪维格派”或共产党的操纵;虽则形式上苏维埃的组成分子，亦有非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俄国的共产党员至1924年止，人数尚不过60万，但其组织严密，到处能以少数宰制大多数;“鲍雪维格”政府之强点亦即在此。十一月革命成功之后，尤其1918年3月对德和约成立以后，协商国几乎一致敌视苏俄，起而为直接间接的干涉。实则“鲍雪维格”政府之否认外债，宣布密约，单独讲和，以及其提倡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反帝国主义等，均有以引起协商各国政府的反感与恐怖。外国之干涉大有以鼓励国内的反革命运动。在西伯利亚之Omsk，有Kolchack将军主持的反革命政府;在南部地方有Denikin将军及Wrangel将军的反革命军;在北方则有Yudehich将军的反动势力。在1918年至1919年中，“鲍雪维格”政府受内乱外患的交逼，一时似几有不能支持之势。然而外国的干涉卒自认失败而自动的撤除;国内反革命运动，亦于1920年中次第打平。及至1921年，李宁、杜洛茨基辈对待敌党的高压手段，可说完全制胜，而“鲍雪维格”政府始充分安固，可以自由施行其社会的经济的革命建设。

在“鲍雪维格”政府之下，一切特权废除。人民皆有劳动的义务。私人的土地无赔偿的没收，而宣布为国有财产;农民许继续使用其所耕之地，但无所有权。矿产，森林及铁路概收归国有。私人工场无赔偿的没收，而交给工人管理。所有以前俄帝政府或中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所借的外债，概行否认。私人银行一律没收;对外贸易统归国营。此等手段，构成“鲍雪维格派”所谓社会革命事业。然而在最初数年中，在战后及内乱之困难情状之下，施行此项革命计划，感受许多阻难，结果是农村及工场之生产减少，对外贸易衰落，食物缺乏，工人失业，饥荒及疾病流行。及至外国干涉停止，国内反革命动乱打平，经济状态乃渐改善。而“鲍雪维格”政府，亦鉴于过去数年共产主义试验失败的经验，觉得有妥协让步之必要。于是有1921年开始采行的所谓“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从此苏俄部分的容纳资本主义，承认土地的私有及工场的私营。而外资的输入，外人企业的特许亦渐开始。

在1923年，苏俄联合其他五个“苏维埃共和国”，即(一)Ukrain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二)The White Russian Soviets Socialist Republic，(三)The Transcaucasian Socialist Federative Soviet Republic，(四)The Uzbeck Soviet Republic，(五)Turkmen Soviet Republic，而建为联邦，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简称苏联(Soviet Union)。苏联政治组织之原则，除其特有的联邦构造及职权分配外，大致与苏俄的制度相同。在新组织成的苏联中，自然仍以苏俄为中心势力。

苏俄的内部状态改善，政府臻于安定之后，对外关系亦渐次改善。以前敌视苏俄而怀疑“鲍雪维格”政府的安定性之西欧国家，久之亦次第与苏俄政府发生通商及外交的关系。1924年2月英国在新成立的工党内阁之下，首先给予苏俄政府以正式的承认;随后意大利、瑙、瑞典、丹麦及法兰西诸国，亦皆步英国后尘，正式承认苏俄政府，与之发生外交关系。“鲍雪维格”政府的地位因之更加强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