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中道自由主义：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导论

导　　论

阿列克西·夏里·亨利·莫里斯·克勒雷尔·德·托克维尔(Alexis Charles Henri Maurice Clerel de Tocqueville)，出生于一个可以追溯到16世纪征服者威廉时代的诺曼贵族世家。⁽¹⁾其母亲的祖父马尔泽布(Malesherbes)是旧制度时代颇有政绩的大臣，革命期间曾作为律师在国民公会中为路易十六辩护。而托克维尔成年后却拒绝继承本家族的贵族头衔(Comte)，并且娶了一位英国中产阶级女子玛丽·摩特莉(Mary Mottley)为妻。托克维尔的父亲埃尔韦·德·托克维尔(Hervé de Tocqueville)为忠诚的王党分子，在复辟期间做过几任地方省长。其母亲对路易家族有着真挚深厚的眷恋之情。托克维尔的五个直系家族成员在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其父母仅仅因为罗伯斯庇尔的倒台而幸免于难。革命给他们留下了永远的难以磨灭的伤痕:父亲一夜之间头发皆白，母亲再也没有完全从精神错乱与忧郁中恢复过来。但托克维尔一生都在宣称，他忠于启蒙运动与大革命原则，贵族政治被民主政治取代是历史的必然，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必经之路。托克维尔虽然认为民主是历史的必然，体现了上帝的旨意，符合人类正义，但他却并不全心全意地拥抱民主，而是主张以贵族政治的某些形式因素限制民主的极端趋势，以捍卫他珍爱的终极政治价值——自由。他声称，民主与自由两种政治价值相比，自由才是他的最爱。他无视贡斯当在名噪一时、影响深远的《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演说中提出的基本论点——个人独立是现代自由的真正内涵，认为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必须将盛行于古典时代、残留于贵族时代的参与式自由⁽²⁾纳入自由体系之中，才能使自由在现代社会安全无虞。托克维尔秉承贵族的政治义务与责任(Noblesse Oblige)传统，认为行动与反思、立功与立言相比，前者更为重要，写作只是为自己的政治事业服务。然而他在政坛上却举步维艰，无所建树，真正为人所称道、流传于世的是他的著作，而不是他的政绩。

托尔维克就是这样一个复杂性、多面性的政治人。由于受其身世、所处时代及时代的思想氛围的影响，在托克维尔的生活、个性、思想中，体现了多重矛盾:古典与现代、贵族政治与平民政治、自由与保守、理性与情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想与行动的对立统一;在其一生的政治思考与政治创作中，也体现了其政治理论与政治主张随时代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理智文化氛围而不断调整、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其总体思想体系体现出了开放性、灵活性的特征。托克维尔思想的深刻性和魅力就体现在其思想的复杂性、矛盾性与流动性之中。但其思想的这种总体特色也造成了对其进行全面的、公正的、整合的阐释的难度。

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属性，具体而言，就是根据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来判断其政治思想大致属于现代何种类型的政治思潮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中关注最多、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中其他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因此，本书尝试将此问题的解决作为研究目标。这实际上是一个类型学研究的问题。本书以他人对托克维尔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主要侧重于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的理论类型研究，即在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整个思想共性中，寻找他同各自由主义流派与思想家不同的思想个性。当然，在进行界定之时，我们不能脱离他的思想个性得以形成的历史环境与理智氛围。但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特异性、过渡性、流变性决定了对其进行历史定型的困难。鉴于此，本书以思想类型为研究重点，适当兼顾历史类型研究。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对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进行类型学研究，一方面表明托克维尔的确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另一方面表明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独特性、原创性，并同时揭示他在丰富与完善自由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及他在自由主义思想史、政治学说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本书的研究意义为，我们可以借助托克维尔式自由主义，认识到自由主义流派与主张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从而克服对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片面化、脸谱化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向被人们所忽视的托克维尔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思想史及政治学学科发展史中的过渡性地位;我们还可以根据托克维尔对西方政治变迁的回应来明确其理论在当代政治发展中的适用性，特别是能够针对当代中国民主化背景下而产生的对其理论属性的界定和对其理论中国化的尝试努力，作出客观公正的回应，以纠正人们对他的误读与滥用。

一、研究方法的确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确定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属性之前，首先要确定对该问题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两种片面倾向:类型化与非类型化。类型化方法将托克维尔置于某一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想传统之中，将其政治思想归类于某一思想类型，从而揭示出其思想的根本属性。比如，托克维尔分别被人们称为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社群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是，由于要努力地把握其思想中同某一思想类型相同或相通的因素，而忽视对其思想的全面的甚至是基本的把握，造成对其思想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比较新近的研究方法是非类型化。这种研究方法拒绝将托克维尔置于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将其思想视为一种个案，着眼于研究其政治思想的特殊性，及同所有意识形态类型相异的因素。比如将托克维尔视为一位奇怪的自由主义者，一位特别的自由主义者，一位难以捉摸的自由主义者，甚至直接沿用托克维尔的自我称谓:“一个新型的自由主义者”。即便研究者采用了“自由主义者”这一称谓，但他们都拒绝承认这一称谓意味着他和现代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实质的相关性。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利于全面、深刻地把握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原创性、特殊性，使托克维尔成为一位鲜活的、丰富的、独特的思想存在。但它的缺陷是，由于放弃类型化的努力，抓住了全面性而忽视了重点性，勾勒了其思想的“肌肉”却树不起其思想的“骨骼”，使托克维尔的思想整体成为一堆难以把握的混沌的碎片。本书采用两种方法的结合，一方面确定其政治思想属于何种类型的政治思潮(如果直接把他的政治思想称为某种“意识形态”类型不符合其本意也不符合其思想的特征的话)，另一方面把握其政治思想在这一思潮或传统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即其思想的原创性，努力对其思想研究做到个性研究与共性研究的相结合。

在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还存在着思想史解读与政治史解读两种角度。思想史解读着重探讨托克维尔对以往政治理论的继承、发展、改造和贡献，有利于揭示其政治思想的实体，即其政治思想的一贯性特征、总体性构成与基本实质，但不能解释其政治理论与政治主张的变动性甚至其具体政治结论中大量的自相矛盾之处。政治史解读从托克维尔所处的特定时代或特定政治情境甚至其特定人生经历中探讨其政治思想形成的线索，有利于辨明其思想发展的原因、过程与趋向，有助于化解内在于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中的变动性与矛盾性的成因，但难以对其勾勒出一幅完整一致的思想肖像。托克维尔的双重身份——思想家和政治家决定了其政治思想一方面是对以往的政治思想的继承与改进，另一方面是对其面临的具体社会政治问题的反应、对策。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是理论性与现实性、原则性与灵活性、整合性与开放性的显著结合。所以本书研究采取思想史解读与政治史解读和整合分析与形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在当代，由于托克维尔的一些非正式文本包括笔记、书信、残稿、删节稿的被发掘与出版，出现了一种试图通过对托克维尔的非正式文本研究而推翻以往根据对其正式文本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的倾向。本书研究则采用正式文本与非正式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做法是:首先把握两种文本中所共同揭示出的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的一致性因素;当根据两种文本得出相反结论时，关于基本的、原则性的政治结论以正式文本为首选;但由于其特殊身份有所隐讳不能公开声称的⁽³⁾政治主张以非正式文本为首选;而正式文本没有探讨过的、由于行文问题被略去的、⁽⁴⁾正式文本语焉不详的政治观点以非正式文本为依据。

在这里，我们着重点明的和本书研究有关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类型化与非类型化的折中，思想史解读与政治史解读(或整合分析与形成分析)相结合，正式文本研究与非正式文本研究并采。

二、托克维尔政治思想基本属性的界定

在确定其政治思想的基本属性时，我们采取四种途径:托克维尔的自我声称，其理论的阶级分析，其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方法，主流学者的认定。全书通过四种途径的考察，将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属性界定为“中道自由主义”(Liberal Moderatism)。该界定承认了其政治思想所处的思想传统——自由主义。这里的自由主义传统指的是起源于对君主专制主义的反抗而又成为维护资本主义民主的工具的自由主义。这里所称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宽泛的界定，它不考虑由于时代、国别、思想传统不同而产生的自由主义的具体流派，而将其视为一些基本原则的构成。该界定又努力把握其政治思想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特殊性。它不是一种早期的激进的原教旨自由主义，也不属于后来沦为特定阶级、党派工具的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它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特殊表现为平衡的、调和的和灵活的、开放的两大基本特征。据此，我们把托克维尔式的自由主义称为中道自由主义。这里的中道(moderatist)意味着双重含义:1.在自由主义思想阵营中，托克维尔能够对政治世界中各种对立的政治现象与政治问题进行全面平衡的把握⁽⁵⁾，能够避免各种具体的自由主义流派在社会政治分析中的片面化与偏执性思考，体现了自由主义在现实政治研究与理论主张中的平衡的、中庸的、调和的倾向;2.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政治思考不以某个单一的、特定的理论原点为前提，不以构建封闭的、严密的理论大厦为目标，而是根据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转型与思想文化氛围的变迁而对自己的理论与政策进行不断的反思、调整与修正，体现了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灵活的、开放的特征。总之，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是平衡性与开放性的结合。平衡性与开放性是其中道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这种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界定认为，托克维尔具有一种基本整合的、大致可以把握的自由政治观念，其一生的理论与实践生活以这种基本的自由政治观念为中轴，根据时代与思潮的变迁，或不停地做出或多或少的调整，或有时或多或少地偏离这条中轴;但其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的这些调整与偏离却保持在一定幅度内，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自由政治理念对它们的支配与影响。见图1。

图1中道自由主义的含义

我们对其政治思想的“中道”特征的界定，不完全等同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庸”一词的含义，中庸即“不偏不倚谓之中，无过与不及谓之庸”。中庸是中国传统学者在思维方法与人生实践中的理想趋同准则。托克维尔的中道自由观却并无绝对的调和与致中之意，更无教条主义与亦步亦趋的含义，而是兼具灵活与开放的思维特征。从其思想类型的界定的角度而言，“中道的”一词和其他反类型化研究者对其思想界定所采用的“特别的”、“奇怪的”、“不可捉摸的”这些词相比，它是限定的、确定性的，有着明确的含义，而后者则是修饰的、形容的，没有可以把握的实在内容。现在我们根据上述的四条途径，先简要地谈一下对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作为一种中道自由主义的界定依据。

托克维尔是如何界定自己的理智形象与政治身份呢?托克维尔反复声称，自由为众善之首，人类自由是他最珍爱的事物;他又声称他只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别的什么都不是。考虑到自由主义在他所处时代已形成较一致的思想传统，“自由主义”一词已具有非常明确的含义，他不可能漠视自由主义这一已形成的思想传统的特定内涵。他又说，他将会被别人认为是一位新型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所谓的“新型”的含义是什么呢?他认为自己能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很好地保持平衡。他把《论美国的民主》的写作目的界定为:一方面是缓和民主的激进拥护者的热情与幻想，另一方面是缓和民主的顽固反抗者的悲观与顽抗。他的角色属于调停者。在谈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时，他认为自己对要涉及的人或制度、法律、运动没有爱也没有恨;他没有传统，也没有党派，他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政治与理论角色。可见，他试图使自己的自由主义摆脱党派偏见，成为一种作为普遍道德原则的自由主义。在政治生活中，他极力保持以其自由理念为基础的身份的独立;在理论生活中，他反对当时已堕落的、封闭的和僵化的自由主义思潮。但在政治生活中，他从来没有放弃建立一个地道的自由政党的希望;为了实现他独有的自由理念，他时而默许世袭君主制，时而拥抱立宪君主制，时而赞成共和制。在理论生活中，他时而主张民主是一种人力不可抗拒的天意运动，时而号召人们发挥人类特有的自由意志;他时而强调个人独立是一种正当的自由，时而强调共同的联合是自由的要件;他时而认为革命是自由的敌人，时而认为自由需要骚动(包括革命)的激情。可见，托克维尔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是，是一位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调停性与独立性、中立性与价值性的中道自由主义者。

我们可以从阶级与意识形态之关系的角度界定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基本属性。按照拉斯基的观点，自由主义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那么，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能不能被认定为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呢?托克维尔虽然从来不反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而且从理性上接受了它，其学说的客观效果也有助于维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但他从来不认为资产阶级是合格的统治者，而且还认为资产阶级的本质属性与内在志向会导致专制主义。因此，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而言，他的政治思想主观上与客观上都维护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主观上反对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客观上巩固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他虽然反对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垄断，但同样也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他虽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但也真切地同情工人的处境，谴责工人的异化状态，欣赏社会主义骚动所产生的人类伟大行动(虽然他也意识到这种伟大行动的实现也同时意味着人类伟大与自由的终结)。他既反对资产阶级对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垄断，又试图在现存秩序中改造社会与政治生活。他不同意他所处时代及以前的自由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民主秩序和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的无保留的接受与赞美，也不赞成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对现存社会与政治法则的彻底否定及建设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的愿望;他既有保留地接受了现存秩序，又从不放弃力图改造现存秩序的愿望;他既不认同于更不跻身于当时的任一阶级群体，也不致力与投身于当时的任何一种政治与社会运动。他以一个各个阶级、各种运动的调停者的面目出现，但又不是一个当代学术人眼中的价值中立者，而是扮演着具有古典政治风格的“立法者”的角色，在政治调停中引导人民走向自由的生活。因此，他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兼具调和性与立场性的中道自由主义，但不是所谓价值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

托克维尔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怎样彰显出其政治思想的基本属性呢?托克维尔的基本政治理论也体现了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平衡的、开放的特征。在认识论上，他既没有否认理性的功能，也认识到了非理性(激情)的效果;他既承认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但又认为这种能力是有限的;但在过度理性化的脱魅(disenchanting)世界中，他更欣赏非理性改造世界的能量。在历史观方面，他既反对历史决定论，又接受了历史的有限规律性;但又认为在一个民情弱化的时代，作为一个理论人必须唤醒人类的自由意志，在必然性的框架中缔造自由、创造历史。他既没有完全否定个人独立为自由之一面，又认为它必须以政治的公共参与来完善;他既倡导个人创新精神，也欣赏公共精神、团结意识;但在一个社会原子化、个人疏离化的现代社会中，他更强调自由的公共与集体维度。他既接受了平等正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思想平庸，也渴望对精神生活的贵族式的无私追求;但在平庸的民主时代，他希望立法者能够拔高人类的精神生活。他既重视传统的制度分析，也更强调制度背后的文化认同;但在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社会氛围中，他更关注政治文化的灌输与培育。他既关注了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又探讨了道德的软约束;但在一个传统道德崩溃、政治无神论蔓延的时代，他更热衷于从事公共道德建设。他既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又倡导政教精神互补的原则;他又认为宗教必须顺应民主原则才能幸存，民主需要宗教才能保持自由，宗教必须为民主时代的自由事业服务。他既描述了硬专制主义，也预言了软专制主义;他既担心个人专制，也害怕多数专制;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中，不同形态的暴政占据了他的思想视野的中心:时而是个人(或军事)专制，时而是制度与文化两个方面的多数暴政，时而是人民主权与行政集权相结合的理性化专制。

从上述一系列托克维尔的基本政治理论的两面性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拥护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接受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关注，但又力图矫正传统自由主义政治原则与关注的偏颇之处;他既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全面、平衡地把握住了政治世界的对立之物，又根据时代的社会政治形势，提出了自由主义在当时要着重把握的理论关注对象和理论研究任务，凸显出一位中道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在政治研究方法论上，他既接受了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与国家之界限的原则，又在研究中突破了两者的界限，认为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采用了综合的大政治研究法;在其一生的理论探索中，随着具体政治形势的变迁和他对政治现象认识的深化，他从对接受市民社会优先性到承认政治社会的独立性，最终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互作用、相互统一的观点。对于自由主义颂扬的原则与体制，如不干涉原则、个人主义原则、结社原则、新闻自由原则、权力制衡原则、联邦体制、政党体制等，他还认识到了它们的内在限度;并且和传统自由主义的“革命型”单相政治思维不同的是，他认为旧的政治形式与精神含有可以完善新的政治形式与精神的因素，新的政治形式与精神也有其内在缺陷与毁灭倾向。因此，他采用了一种辩证的政治思维法，尽管这种方法是朴素的、不自觉的。传统自由主义者一般都拥有一种固定的理论预设或前提，将自己的理论大厦建立于纯粹的演绎推理之上。托克维尔既采用了演绎法(如对人性的假设，对上帝理性的认同)，也采用了建立于历史分析与国别比较之上的归纳方法，是演绎与归纳的结合。他采用了多元的政治研究前提与路径，但它们只是作为他的现实政治分析工具而非一种终极性信仰;他在娴熟地、非教条般地运用它们的同时也明确地意识到了它们的限度。因此，根据托克维尔的政治研究方法论来判断，他也是一位中道自由主义者。

我们从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也可归纳出其作为一位中道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从下文所要介绍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往往对其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及其从属流派有着截然不同的阐释，如自由主义VS非自由主义，保守主义VS自由主义，个人主义VS公共精神，启蒙之子VS启蒙反对者，贵族分子VS民主分子，等等。如果我们承认其政治思想的平衡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属性的话，这些对立的观点其实只是夸大了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互补的两极中的一极，或者是拾慧了他在特定情景中的具体政治观点甚至政策主张，对托克维尔的一系列截然不同的认识也就不攻自破了。在学者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基本属性的认定中，可以说主流学者都把他称为一位自由主义者。即使将其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也认为其属于自由保守主义;将其称为共和主义者的，也认为其属于自由共和主义。⁽⁶⁾可以说，大部分学者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类型认定的交集就是自由主义。如果再对不属于自由主义者的非交集部分或衍生部分加以综合、全面考察的话，托克维尔就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位中道自由主义者。见图2。

综上所述，本书的基本立意或研究主题就是，把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属性界定为一种中道自由主义，并对这种中道自由主义在哲学基础、基本理论观点、方法论及现实政治主张上的体现及其限度进行分析，以尝试从一种新的视角开拓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研究。

三、以往研究的不足与本书的创新

现在谈一下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偏差之处和本书试图达成的创新之处。在下文对托克维尔研究文献的介绍与评论中，我们将会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与偏差之处，现在对这些不足与偏差加以简要概括。(1)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前提拣取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的为我所用之处，将托克维尔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与符号;(2)在特定的学术思潮与氛围中解读托克维尔，将托克维尔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特定学术偏好与标准的传声筒;(3)即使在对托克维尔的专门研究中，学者们也走向了类型化与反类型化两种极端。总之，这些研究的总体缺陷是:或者将托克维尔的思想简单化、片面化、定型化，或者将其复杂化、模糊化、离散化，不能全面、公正地把握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的基本因素、总体特色及其政治思想的开放性、灵活性并由此而导致的他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

图2主流学者研究成果的综合

针对以上研究的不足之处，本书在写作中力图做到以下尝试性的创新。(1)在古典与现代相结合，近代与当代相结合，贵族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政治与阶级政治相结合的学术倾向与政治氛围中试图全面、公正地描绘出一位立体化的、统一性的并具有几分矛盾性的托克维尔的思想肖像，将托克维尔从政治家的意识形态泥淖中与学者的学术折射透镜中解救出来。(2)通过探讨托克维尔的中道自由主义在自由本体论、政治哲学原理、基本政治理论、政治学方法论及社会政策上的表现，在不回避其学说由于刻意强调平衡性而必然导致的其学说的矛盾性、由于其学说的开放性而导致其政治观点的流变性的前提下，尽量消弭人们关于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种种对立观点。(3)本书不但要阐明托克维尔政治思想本身，还要从托克维尔的政治理论与方法论、他所处的特定时代与思想氛围、时代与学术变迁等角度探讨人们对托克维尔进行误读的原因。总之，本书既试图从新的角度提出对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类型的一种界定，又力图消除作者所认为的简单化和复杂化的两种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的倾向，做到有破有立。

【注释】

(1)André Jardin，Tocqueville.A Biograph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Lydia Davis with Robert Hemenway.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1988，p.3.

(2)这种自由往往被我们当代人称为集体自由或政治自由，甚至某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否认其为真正的自由观念。

(3)托克维尔作为一名国会议员，他的选民以资产阶级成员为主体，出于赢得选票的策略考虑，他不可能始终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政治好恶，这是近代西方实行选举政治以来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懂得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常识。

(4)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不同于当代已经经历过学科分化时代的学者的期待，托克维尔的读者不是学术共同体，而是公众知名人士，所以他特别注重作品的修辞表达技巧。

(5)我们称之为对立极式的政治思维法，表现在托克维尔身上，就是他明确地意识到了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观念，政治决断不但意味着对每对对立观念中的一极做出抉择，毅然地舍弃另一极，还意味着对这些对立观念进行调和与平衡，这确实是一种宛如走钢丝绳般的政治思维方式，很容易在理论与实践政治中陷入左右为难、首鼠两端、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这些对立极表现为:自由与平等、个性与公共性、贵族制与民主制、革命与停滞、自由与专制、制度与道德、利益与荣誉等，或明或暗地充斥于托克维尔的作品中。

(6)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中的“托克维尔在意识形态谱系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