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研究与影响简史

第一节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研究与影响简史

现在，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已经成为法兰西与美利坚政治文化中被广泛接受的思想偶像，对他的观点进行招魂可以为一些很重要的政治场合增加分量和权威。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总统竞选、和从帕特·布坎南到试图复兴美国左派的进步党的政治光谱中，都可以听到托克维尔的语句回响其中。

尽管对托克维尔的著作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与运用，美国学者还是对他的思想一致给予了很高的推崇。学者们利用各种纪念会或学术研讨会来追念他。例如，仅在1985年就至少举行了四场庆祝《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150周年的重要学术会议。就在5年之后的1990年，在耶鲁大学又举行了庆祝《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出版150周年的学术会议。托克维尔纪念会议作为一种学术活动超出了纯粹纪念活动的范围，体现在了各种专著、论文、报纸甚至是可视媒体中。托克维尔的学术精神被制度化地体现在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托克维尔学会(The Tocqueville Society/La Societé Tocqueville)中。该学会建立于1976年，其宗旨是鼓励对其他社会的制度与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兴趣的欧洲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智识上的合作。该学会出版了双语年刊《托克维尔评论》(The Tocqueville Review/La Revue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在法国政治文化中的回响同样强烈。20世纪80年代，托克维尔的影响达到了一种神化的高度。已故的密特朗总统和法国政府探讨了托克维尔有关监狱改革的观点;诺曼底的托克维尔城堡成为欧洲政治家的朝圣之地;托克维尔被涉及关于分权、立法与行政权力的宪法限制等讨论中。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活动中，托克维尔的声名达到了新的高度。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法国历史文献学重新定位的一种出发点。《托克维尔全集》包括出版物、信件、笔记和谈话，获得了法国民族文化遗产的地位。他的全部作品的出版由国家资助的一个国家学术委员会进行指导。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整个法国已成为托克维尔的。”⁽⁴⁾在当代，尽管托克维尔在西方(包括东欧)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都享受到了无限的学术尊荣，但对其学术思想的评论与研究却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之”字形过程。由于托克维尔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思想家，他的学术生涯体现了一种古典传统——行动与反思的结合。也由于其学说被称为“行动中的理论”⁽⁵⁾，具有强烈的实践倾向，于是，其思想遭遇就成为一种衡量社会政治生活中思想与制度变迁与公共政策、个人行动之重新定位的指数。总体而言，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研究与影响经历了三个阶段:1.声名的确立与鼎盛期:从《论美国的民主》(一)的发表到其去世后的19世纪60年代;2.声望的衰落与湮没期: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3.声望与研究的复兴期:从20世纪40年代到当前。

一、托克维尔声名鹊起与鼎盛之期

托克维尔的学术声名开始于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的出版。⁽⁶⁾一夜之间，作家被宣布为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或许是自孟德斯鸠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尽管英国与美国的知识界、政界都对此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托克维尔的写作宗旨是，通过描述美国制度，以展示在何种程度上欧洲特别是法国可以正确地使用民主。该书即刻受到了法国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关注与评论。几乎毫无例外，这样的评论都充满着热情与赞赏，很少有批评的声音。圣伯夫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A.德·托克维尔的著作，如果完整地阅读，将为现代政治中所有伟大政治问题的研究提供材料。”“它是一本自孟德斯鸠所树立的无可比拟的丰碑以来，在这样一个很少有光彩的实质性贡献的领域中的最天才的作品之一。”⁽⁷⁾当时法国的各个政治派别，正统派、共和派、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从托克维尔的民主观念体系中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论点。可以这样说，早期的法国评论者对《论美国的民主》表现出的是热情，而不是理解。他们以托克维尔的思想为基础来表述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严肃、深入地评价托克维尔的观察与理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托克维尔为自己同胞所写下的正是当时深深激荡着整个法兰西民族的问题。

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在他的精神上的“第二故乡”英国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早在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在看到《论美国的民主》抄本时就认为:“在我看来，它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作品之一。”⁽⁸⁾或许最著名的评论者是英国的自由主义领袖约翰·S.密尔。他认为:“在我们眼中，托克维尔的观点正确地表达了人类现在所处的位置。”⁽⁹⁾他还认为，由于没有党派偏见，《论美国的民主》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都提供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出现一丝倾向于贵族制或民主制的偏见。对于普遍不被人看好的《论美国的民主》(二)，他是这样评价的:“它将会给予我们时代的政治推理以一种崭新的面目。”⁽¹⁰⁾他也认为，托克维尔的思想在法国作家中最像孟德斯鸠。作为对密尔评论的回应，托克维尔认为:“在所有评论者中，你或许是惟一最透彻地了解我的人。”⁽¹¹⁾《论美国的民主》(二)在英国受到了如同在法国一样的冷遇与不利的评论，是密尔给予了《论美国的民主》(二)高度的赞扬:“像它自身所表明的，它是曾经所写过的现代社会中的民主的第一本哲学著作;它的基本信条在将来的推理中不可能被推翻，虽然某种程度上会被修正;而它的精神，它处理主题的一般模式，使它构成政治科学(science of politics)中一个新时代的开端。”⁽¹²⁾这是那个时代对托克维尔的政治学说最高的评价。并且密尔也承认:“我从研究托克维尔著作中也得到了巨大好处，这就是中央集权的根本问题。”⁽¹³⁾托克维尔的观点是:人民管理社会集体事业可以保护民主政治不堕落为专制政治。托克维尔的观点使他对貌似中古时代遗留物的反中央集权的地方主义观点的不利评价作出了修正。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托克维尔对密尔政治思想的影响远比密尔所承认的重要得多。

正如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在法国所受到的遭遇一样，他的学说成为当时英国政治斗争中各党派加以利用的旗帜。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从《论美国的民主》的语句中寻找对自己的经济、社会、政治观点与改革的支持。托克维尔对多数暴政的恐惧，他对这种现象在美国运作的观察，被保守主义者用来作为反对对现行英国社会结构进行修正的武器。而他对民主可以改善所有人生活条件的可能性所持的乐观态度，给予了自由主义者推动变革的事实与道义方面的理由。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在他的“第二祖国”比在他的祖国更深深地影响了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

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在美国引起热烈的反响是理所当然的。美国知识界认为，《论美国的民主》的公正性、准确度使它成为在外国人关于美国问题的写作中的一件无与伦比的事件。西奥多夫·福斯特认为:“它的特点被认为是富于哲理性，完全免于政党、民族或政府形式的偏见。”⁽¹⁴⁾爱德华·艾威特把托克维尔称为“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一位雄辩的作家”，并且认为《论美国的民主》是迄今为止人们所写的关于美国民主最好的哲学著作。⁽¹⁵⁾对于《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版，美国的知识界没有给予太多的类似于欧洲知识界的责难。针对一般欧洲人在其旅行日志中对美国人及其制度刻薄的挖苦与嘲弄，美国人对托克维尔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通过我们的谨慎判断，它是已经发表的关于我们共和国的最富有原创性、全面性与深刻性的论文。”⁽¹⁶⁾

《论美国的民主》发表后，托克维尔又出版了他称之为“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相结合”⁽¹⁷⁾的《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论美国的民主》的英文译者亨利·里夫认为，在这本书中，他“又看见到希腊雕塑的痕迹与真面目”⁽¹⁸⁾，并将《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论法的精神》置于同等地位。人们认为，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为大革命的起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阐释，他为历史研究本身开创了新的方向。但批评者也认为，托克维尔仅为法国指出了她的症状，而没有提供疗法。圣伯夫的抨击较为深刻:“他在了解事物之前就已开始思考，这意味着有时他的思想是空洞的。”⁽¹⁹⁾意指托克维尔在未经详尽考察之前，就已轻率地得出研究结论。这也是常常见到的对托克维尔政治学方法论的一种诟病。

自从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以来，托克维尔的思想受到了多样性的阐释。这种阐释的多样性或源自于时代的变迁，或源自于阐释者本人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甚至也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在法国，托克维尔的同胞从来没有完全采纳过他的最富于原创性的思想之一——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说，他一直都被人们所认可，但很少被人们作为行动所遵循的向导。19世纪中叶的英国处于选举法改革的激烈争议时期，当时领先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成为他们的导师和预言家。同时，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托克维尔揭示了英国制度的恶兆。但是随着改革的顺利进展，甚至保守主义者也将托克维尔作为民主所面临的可能危险的公正阐释者。当时的美国作为一个新兴民族，对来自外国的批评非常敏感。所以同其他外国评论者相比，由于托克维尔的准确公正的观察、友好温和的性情，使得《论美国的民主》成为在美国最受人喜爱的流行文学作品，甚至被采纳为公立学校的教科书。所以，美国人将托克维尔称之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²⁰⁾

托克维尔死于1859年4月，年仅53岁。在其一生中，他扮演着一个孤独的反对派的角色。19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原则在法国的胜利消弭了托克维尔与空论派之间表面上的分歧。他死后，其个人声望的沉浮追随着自由主义党派发展的轨迹。由于19世纪60年代自由政党的组成，他的声望开始开花结果。他被尊奉为自由主义已故的领袖，被置于自由主义的先贤祠中。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被视为法国近代苦难命运的化身。托克维尔的第一位重要研究者拉布莱对托克维尔作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悼词:

“当一位天才的人，一位爱国作家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作品具有了死亡所带来的宁静与神圣。时代的睿智不再把他的思想作为倔强的幻想而置之不理:他成为我们祈求的权威，我们需要他的支持。活着，我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死了，安静围绕着他——整个民族，年轻的一代想要听到他从坟墓中传出的声音……他的思想属于我们，他的光荣是我们的遗产。”⁽²¹⁾

二、托克维尔被遗忘乃至湮没时期

19世纪70年代以后，托克维尔在大洋两岸开始被人们漠视、遗忘。在法国，托克维尔的一代人通过缓慢的政治变革逐渐实现了政体的巩固。对于年轻的法国一代而言，托克维尔的政治理想已变得不合时宜，不再富有魅力。而且托克维尔的作品似乎看起来立足于特定时代，不像是一种探讨普遍政治原理的超越时空的政治哲学。80年代后，法国舆论开始关注美国政治的消极方面，如院外游说集团、帝国主义与托管制度，而不再对美国自治政府的价值感兴趣。由于现代大学的重组，托克维尔的政治学的科学性也似乎显得过时了。学科间的严格划分比对学科间共同意义的寻求变得更为重要;学科专家开始取代像托克维尔这样的公共评论人。19世纪末，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变迁，人们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议会与社会问题，通过自觉地远离道德哲学来定位政治学的学科性质，而将自由问题仅仅作为哲学与信仰问题。所以，对于那些对细节具有浓厚兴趣的自然主义者而言，托克维尔成为了一个陌路人。托克维尔被人们批评为:“只观察他鼻子下面的社会，就像荷马的诸神从奥林匹斯的山顶上追踪凡人的骚动与斗争。简而言之，作为一位哲学家——几乎不关注改善或改变社会。”他的作品是一种“值得欣赏的艺术品。”⁽²²⁾人们认为，他作为一位作家的天才胜过了他的作品的科学性。

甚至在70年代，托克维尔的作品仅仅成了偶尔被研究和引用的文本。在英国，宪法学家戴西悲叹，他不能让学生们对一部作为他那一代人重要的教育源泉的著作发生兴趣。在世纪之交的法国，《论美国的民主》已经脱销，也退出了人们的头脑。只是在1925年，安东莞·雷德莱出版了第一本详尽透彻的托克维尔传记，但它的标题却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A.德·托克维尔如是说》(Comme Disait M.de Tocqueville)。

当然，在该时期也偶尔出现了一些赞美的声音。19世纪末的政治学家布赖斯勋爵作为又一位美洲旅行者，以托克维尔的著作为指导，避免了许多早期旅行者的过失与疏忽。布赖斯把《论美国的民主》称作是“已经上升到经典地位的政治哲学论文之一”。他继续称赞道:“一个人越读托克维尔，就会越欣赏他的敏锐，他的分析的精美，推理的优雅与精确，风格的明澈;首先是他对真理的热爱，他的观点的崇高。”但他也指出了托克维尔作品中的方法论缺陷:“他的观察能力，即使是敏捷与活跃的，但并没有引导而是跟随了他的推理过程。”⁽²³⁾他把《论美国的民主》界定为“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研究，不如说是一部教育之作”⁽²⁴⁾。显然，布赖斯处在世纪之交的政治学的科学主义化氛围中，否定了托克维尔政治学说的科学性。稍后的一位美国政治学家伍德罗·威尔逊将托克维尔与布赖斯进行对比，认为两者在不同时代对美国民主的展示方式都是无与伦比的。但他发现，在哲学洞察力方面，托克维尔比布赖斯更高明，因为同托克维尔相比，“布赖斯的任务是说明，而非判断”⁽²⁵⁾。在该时期，托克维尔的影响在研究大革命的法国历史学家中幸免于难。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1876)中认为，法国的中央集权制不是直接来自大革命，而是来自君主制。他承认:“这个重要真理由德·托克维尔先生以过人的洞察力所确立。”⁽²⁶⁾在保尔·雅纳的《法国大革命的哲学》(1875)中，他认为，托克维尔首先意识到革命为新形式的专政铺平了道路，向现代各民族预示了“恺撒专制”的危险。雅纳正确地把握了托克维尔的平衡的革命观:“托克维尔在某种意义上为革命辩护，在另一种意义上批判革命。”在世纪之交，托克维尔被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²⁷⁾

总体而言，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科学界，很少有专门研究托克维尔的传记与论文出现，人们只是将他置于19世纪早期法国的普通作家的行列中。他的作品仅仅被作为一种古典作品，而他本人也被定性为像塔尔德与勒庞一样的业余社会学家。

三、托克维尔的复兴与神化时期

20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在大洋两岸举行了《论美国的民主》发行100周年纪念会议，建立了法兰西—美利坚委员会(the France-Amerique Committee)和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委员会(the Alexis de Tocqueville Committee)。托克维尔的一尊胸像被以法兰西的名义送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另两尊胸像在1936年8月揭幕。一尊放置于托克维尔城堡;另一尊置于谢尔布里的海港入口，宛如矗立于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一样，以一副令人熟悉的面容欢迎远道而来的美国旅行者。但是，在此段时间，人们更看重的是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思想。他的著作被认为是产生于不稳定的民主时代，以夸张的政治修辞写作的、几乎没有可读性的遗物。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重新发现:“世界需要托克维尔，特别是民主需要他。”⁽²⁸⁾某种特别意义的平等在法西斯的统治下得到了实现，而这正是托克维尔预先警告过的专制主义下的一种平等。大众社会、福利国家、官僚政治、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幻灭等一系列政治现象使托克维尔的思想有了新的相关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拉斯基就认为:“不知道托克维尔就不理解自由主义……它意味着对自由的激情。”⁽²⁹⁾毫不奇怪，托克维尔在欧洲的复兴首先发生在饱受极权主义蹂躏的国家，如意大利。在法国，由一位德国马克思主义专家J.P.马耶尔发起了编纂《托克维尔全集》的事业，并且得到了法国政府的鼓励与资助。《论美国的民主》被称为“一本新的民主圣经”，托克维尔被尊称为“自由的侠客”。⁽³⁰⁾

但是，正如处于第一个阶段中的托克维尔一样，托克维尔在这个阶段中又一次成为政治势力与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种符号。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知识界对苏联弥赛亚式意识形态的幻灭使人们重新拾起了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预言⁽³¹⁾使冷战中两大集团的对立具有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在一场公共哲学的冷战中，托克维尔成为与马克思齐名的各自阵营中的英雄。

在西方，人们在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中发现了一种强调多元主义并与极权主义相对立的政治哲学。在对导致极权主义的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对英国风格的经验主义的赞美中，托克维尔被哈耶克进行了重新诠释。在1947年举行的以复兴自由主义为目标、导致成立了朝圣山学社的一次会议中，哈耶克曾建议将该学社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Acton-Tocqueville Society)，但最终没有被接受。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的书名据说就借自托克维尔在1848年发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演说。哈耶克从寄生于笛卡尔主义与卢梭主义的大陆理智传统中，仅仅把康德、贡斯当、首先是托克维尔拯救出来。哈耶克从托克维尔身上发现了两种价值。首先，托克维尔谴责可能会通过社会主义导致极权主义的建构主义与社会规律理念;其次，托克维尔同柏克一样，捍卫家庭、市镇、群体等形成社会整合的中间团体。但是，对哈耶克而言，自由仅仅意味着消极的、个体的自由，不能混同于政治参与或民族独立。而托克维尔则明显地受到了民族激情、政治责任感、共同体意识的束缚。由于哈耶克对自由的现代理念的认同，使他更像是贡斯当，而不是托克维尔的继承人。

雷蒙·阿隆对托克维尔在法国的复兴功不可没。从1979年到1983年，阿隆负责托克维尔作品的出版，在托克维尔学会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直到去世一直担任这个组织的法国分支的会长。由于阿隆在战后法国为复兴托克维尔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也由于他灵活地运用了托克维尔的概念证实了某些自由政治理念，1979年他被托克维尔基金会授予第一个托克维尔奖金。到1983年他去世时，已经被尊称为“二十世纪的托克维尔”。阿隆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符合马克思的观点，而60年代的社会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观点。托克维尔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对现代社会进行理解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支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主义相对立的自由主义价值，而且他还树立了一个原则: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穷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阿隆强调，托克维尔敏锐地预示到了现代社会将会被物质福利与财富追求所统治。他也肯定，托克维尔正确地认识到这种现象会导致更大的经济活动，从而会扩大致力于维护现状的中间社会群体，而不会导致两极化与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夸大了阶级冲突的强度;而托克维尔则理解到，现代攫取欲与商业精神会削弱传统的阶级对立。总之，“托克维尔的未来观会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不稳定与革命的预言产生怀疑”⁽³²⁾。阿隆将托克维尔作为一位具有孟德斯鸠传统的社会理论家，认为他确立了政治原因的独立性，避免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因素的夸张所导致的简约论危险。此外，阿隆还认为，他的前辈很早就指出了现代社会中自由主义者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自由民主和专制民主之间的选择。⁽³³⁾

在托克维尔研究复兴中，人们不再把研究重点置于托克维尔思想中的个别片段，如天主教的影响，地方制度的重要性，或英国传统的意义。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不再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字里行间寻找支持自己的观点。相反，研究重点被置于将托克维尔作为一位道德与政治哲学家，一位社会学家，一位民主未来倾向与可能性的预言家。

最近，在托克维尔学术研究中又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倾向。由于可以获得的越来越多的托克维尔文本的出现，也由于西方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可以归之于“后现代”术语之下的新问题，托克维尔研究开始从历史与传统研究转向理论与哲学研究。这种转向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最终放弃将托克维尔的预言观作为一种研究方向。过去，人们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第六感官或本能的产物而没有健全的哲学或理论基础，而最阻碍托克维尔研究的现象莫过于试图在托克维尔身上寻找一位政治预言家而不是政治哲学家。最近，这种研究变迁和托克维尔未出版的信件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动摇了人们已经接受的对托克维尔的标准阐释。当代学者越来越少地强调孟德斯鸠和密尔对托克维尔的影响以试图把他置于自由主义经典传统之中的努力，越来越多的论文把托克维尔作为一位帕斯卡尔式或卢梭式的思想家。当代作者把《论美国的民主》作为一种新的《反思录》而不是一种《论合众国法的精神》来阅读，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也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罗杰·博彻)或难以捉摸的(彼德·A.劳勒)的自由主义，非常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当在政治与哲学理论中开始出现一种后现代忧思时，托克维尔研究者发现，托克维尔具有一种和当前研究热点特别相关的原创性的“哲学”。在一些学者如让·博德里亚、罗伯特·尼斯比特或吉利思·里波夫特斯基等人的眼中，托克维尔甚至是最早反对“大叙事”的作家之一。

最近几年，西方对市民社会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及历史终结论等领域的研究兴趣又为托克维尔的学术形象增添了新的色彩。被称为新托克维尔主义者的政治社会学家西摩尔·马丁·李普赛特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是:自愿性社团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使民主成为可能。威廉·A.高尔特认为，相信公民从政治协会的积极参与中撤退仍能保持市民社会的强大是错误的;而托克维尔是正确的，因为托克维尔注意到，公共领域的衰败很可能会产生出高度私人化的个人主义，从而削弱民间领域。从托克维尔这里，高尔特得出的结论是:政治集权与行政侵权会削弱市民社会，而参与制民主政治收缩的同时，市民社会会得以扩张的观念也是误导的。⁽³⁴⁾保罗·F.怀特利与罗伯特·D.帕特南把从托克维尔那里获得的灵感用于社会资本研究。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被人们誉为“二十世纪的《论美国的民主》”。有些历史终结论者认为，早在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就宣布了历史将终结于民主，并对这种终结给人类理智与灵魂带来的毁灭进行了反思。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对托克维尔的误读。相反，托克维尔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反对一切决定论特别是戈宾诺的种族决定论，宣传人类的政治命运系于自我责任感，是和马克思相对立的反历史终结论者。⁽³⁵⁾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政治局势的变迁，在东欧也掀起了托克维尔热潮。例如，在东欧许多国家(南斯拉夫于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于1992年)举行了大量关于托克维尔的学术会议。⁽³⁶⁾像在西欧一样，东欧学者在托克维尔身上发现了一位民主的批判者与捍卫者的形象，认为他的优点是没有使用精神分析的、语义学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是，同样是在东欧，托克维尔又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在当代东欧，他是以一部反马克思主义圣经的作者的面目出现的，人们以曾经阅读马克思的习惯一样阅读他。人们在他的作品中寻找答案、方法甚至诀窍，全然忘记了托克维尔的深邃见解之一就是:书应该被写或读而不应该被服从或追随，应该从中寻找的是启发而不是教条，是灵感而不是方案。

纵观托克维尔一百多年来在西方的遭遇，其声望的兴衰成为观察西方社会与政治变迁的晴雨表，他很大程度上被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在当代则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竞争者或替代者)，为各种政治派别服务。只是随着冷战的终结，使得对托克维尔的公正研究有了可能，虽然仍然避免不了被特定的意识形态透镜所过滤的危险。虽然托克维尔被一直认为是“自由”的捍卫者，但正如自由本身是政治观念体系中最难界定的词汇一样，托克维尔式“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今仍莫衷一是，更毋庸说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其他方面的含义。人们在阅读托克维尔文本时，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政治思想中的模糊、断裂、矛盾之处。但当人们接触到一百多年来的托克维尔研究文献时，他们更会深陷于这些浩渺的文献中而难以自拔。他们会发现，在这里到处是对立的阐释、相互的诘难，托克维尔被慷慨地赐予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学术与政治头衔。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成了一团橡皮泥，被思想的玩客们任意捏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