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第三节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自从托克维尔研究于20世纪40年代复兴以来，托克维尔逐渐地被人们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与政治理论家。托克维尔研究甚至也延伸到了文学艺术领域。⁽⁵⁸⁾结果是，没有一门学科能够声称独一无二地拥有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天才也在这样一些标签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随着知识界流行思潮的变迁，托克维尔也被人们从各种理论视角进行阐释。如勒纳认为，托克维尔几乎是单独一个人塑造了“一种异化理论，一种大众文化理论”。⁽⁵⁹⁾李普赛特将托克维尔视为一位多元主义者。⁽⁶⁰⁾托克维尔又被称为“一致理论的历史先驱”。⁽⁶¹⁾但是，随着一致/多元理论的衰败和冲突理论的兴起，人们又将托克维尔作为当代冲突理论的一位重要先驱，并且意识到他和马克思一样“开始构建冲突原则和决定冲突的组织条件”。⁽⁶²⁾比较/历史研究特别是现代化研究的繁荣又使得托克维尔的思想有了新的相关性。例如，本狄克斯把托克维尔和韦伯的观点结合起来研究西欧的“大转折”。⁽⁶³⁾关于托克维尔思想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角度不胜枚举，研究文献浩如烟海。从政治理论研究的角度着眼，我们把引起人们持久关注的、较能揭示其政治思想本质性的一些研究分为几个问题，简要地加以介绍和评论，以便把我们随后对托克维尔的思想界定与表述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

一、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渊源

确定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来源问题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托克维尔曾说:“我每天都要同三个人:帕斯卡尔、孟德斯鸠与卢梭相处一会。”⁽⁶⁴⁾然而，托克维尔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细节表明这些人的作品如何塑造了他的政治思维与观察。⁽⁶⁵⁾况且，托克维尔也认为:“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⁶⁶⁾过去不能解释现在，未来处于黑暗之中。面对这样新颖的社会条件，他甚至想烧掉自己的“书”。但是，只有理解了“旧的政治科学”——托克维尔的智识前辈的思想，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以往的政治学的不足之处，以及托克维尔面对新的历史环境所建议的新的政治科学的特征。而且，对托克维尔的思想源头的不同理解常常会导致对托克维尔本人政治思想的不同定性。

对托克维尔的思想前辈的理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强调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的关系，比较他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詹姆斯·西瑟和让-克劳德·兰伯提等人仍然持有这种观点。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孟德斯鸠已不再被认为对托克维尔具有思想风格上的影响。第二个阶段的观点在学术圈中或许更普遍，把卢梭作为理解托克维尔的关键。约翰·克瑞坦斯基、威廉·亨尼斯和阿兰·布鲁姆都倡导卢梭与托克维尔之间的重要关联。第三个阶段的学术研究从帕斯卡尔或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理解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奥古斯丁·劳勒使帕斯卡尔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影响正式浮出水面，而史蒂芬·萨尔科文、罗伯特·伊登和詹姆斯·西瑟则把托克维尔置于“亚里士多德式”的或“古代自由主义”的传统之中。

托克维尔的当代人喜欢在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之间进行比较。根据《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一位英文翻译者亨利·里夫的观点，《论美国的民主》是“自孟德斯鸠以来出现的关于国家科学的最重要的论文”。⁽⁶⁷⁾约翰·密尔认为:“作者的头脑，除了有点阴郁之外，在人们看来，在法国作家中最像孟德斯鸠。”⁽⁶⁸⁾托克维尔的政治上的、某种程度上也是精神上的导师皮埃尔·保罗·鲁瓦埃-科拉尔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要我找到一部可以同它相比的作品，你得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⁶⁹⁾这些早期的评价无疑具有溢美的成分，但在那个时代至少表明了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在政治判断与方法理念上的相似:两者都被认为是代议制政府的偏爱者;两者都被认为属于一个准确、忠实地记录事实的学派。随着当代托克维尔研究的复兴，雷蒙·阿隆将托克维尔称为“孟德斯鸠的得意门生”。⁽⁷⁰⁾阿隆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孟德斯鸠来理解托克维尔的中心问题。托克维尔的中心问题是，进一步阐述孟德斯鸠提出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幅员辽阔、地位平等的国家中而不是在地位平等的小共和国或在地位不平等的现代大君主国中保障自由。因此，托克维尔的思想是对孟德斯鸠的英国君主政体理论的发展。托克维尔对自由概念的制度化理解，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对政体生存原因的分析也采取了孟德斯鸠的方法;他将孟德斯鸠关于现代民主的私利原则发展成为现代民主的道德原则: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原则。阿隆是在同马克思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托克维尔的:托克维尔反对用空洞的概括来预见历史;他反对历史规律的不可避免性。在这个意义方面，“托克维尔属于孟德斯鸠学派”⁽⁷¹⁾。稍后的让·克劳德·兰伯提认为:“托克维尔虽然对民主‘原则’的界定不同于孟德斯鸠，但他对孟德斯鸠的思想保留着深刻的信仰。”⁽⁷²⁾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都相信社会形式与政府形式之间存在着可以理解的相互联系，而没有接受社会组织自身就可以完全决定政府模式的观点;两个思想家都追求共同的目标，即界定自由的条件。托克维尔不但借用了孟德斯鸠的比较方法与自由精神，他还通过发展出“社会状态”(état social/social state)概念完善了比较方法。西瑟针对蔑视价值判断、片面追求科学方法的当代政治学，将托克维尔归入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的传统政治学之中，并主张用传统政治学来重建当代政治学，以发挥政治学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捍卫功能。相信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具有孟德斯鸠源头的人一般都认为，在孟德斯鸠的对“中间团体”寄予的厚望与托克维尔的对自愿性团体的强调之间存在着相似点;两个思想家都称赞个人自由与谴责专制主义;他们的分析模式是相似的，都采取了比较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方法。

强调托克维尔对卢梭思想的继承性是一种较晚近的主张，这种主张反映了知识界理论关注的一种转向。约翰·C.克瑞坦斯基认为，平等之爱是托克维尔著作中的中心问题，正是卢梭使托克维尔看到平等之爱根植于人性之中，并看到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性。因此，克瑞坦斯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托克维尔试图通过扩展卢梭对人性的阐释来重写孟德斯鸠的政治科学。”⁽⁷³⁾他对阿隆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阿隆试图把托克维尔置于孟德斯鸠这样的古典政治思想家传统中的努力，几乎没有触及托克维尔思想的实质内容，因为他不能解释为什么托克维尔是一位民主思想家，而古典哲学家却反对民主。他也对马林·泽特鲍姆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泽特鲍姆把托克维尔作为麦迪逊式的宪政哲学家，⁽⁷⁴⁾但他没有注意到美国独一无二的形势使得它的典范性对于欧洲民主显得大为可疑，而托克维尔则希望传授给现代政治家的新政治科学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根据克瑞坦斯基的观点，托克维尔的“天意”民主观表明了西方历史是进步的，上帝的愿望是公正的。托克维尔对平等具有比一般学者所认为的更为积极的评价。因此，在托克维尔的眼中，自由同民主秩序比同前民主秩序更相容。托克维尔很少承认古典政治哲学的存在，因为他们缺少一种包容所有人类个体并无视其特定地位的一般的人类思想。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托克维尔是一位处于由卢梭发动的现代传统中的一位思想家。在三个人(帕斯卡尔、孟德斯鸠与卢梭)中，卢梭对托克维尔的影响最大。当然，托克维尔并不是惟一发现卢梭是一般的人类理念的伟大预言家的人，康德也承认:“卢梭摆正了我的位置。这种盲目的偏见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⁷⁵⁾康德以此发展出了比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意”更激进的绝对律令，并且转向了没有为政治关注保留位置的伦理哲学。康德的绝对律令使得政治成为一件可疑的事情，而卢梭依旧赞同柏拉图“高贵的谎言”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托克维尔同康德相比，是卢梭更直接和接近的学生，由于他采取了一位政治思想家的姿态。”“在这方面托克维尔甚至是接近原初的卢梭传统的惟一思想家。”⁽⁷⁶⁾利奥·斯特劳斯的高足阿兰·布鲁姆发现了托克维尔对卢梭的一个重要原则的陈述:“没有一个自由社会没有它的民情……社会的民情是由女性创造的。因此，凡是影响妇女的地位、习惯和思想的一切东西，在我看来都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⁷⁷⁾托克维尔认为，性政治是重要的，在现代民主中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在缺乏贵族权威与习性的情况下，家庭是惟一可以超越自私的个人、男人可以有力依附的惟一单元。而相信女人是道德善与恶之因也是卢梭的主题。卢梭认为，看到一个社会的女人，你就能理解这个社会的男人;女人通过魅力的使用文明化男人。因此，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关于女人、婚姻和家庭的章节是对这些在《爱弥儿》中进行理论探讨的事物的一个评注”。“卢梭关于家庭的性教育的方向在现代民主实践的背景中被托克维尔令人赞赏地表达出来。”⁽⁷⁸⁾或许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卢梭维度最激进的探讨是由威廉·亨尼斯进行的。亨尼斯是从对托克维尔的孟德斯鸠式理解的批判开始的。虽然托克维尔想要完成孟德斯鸠已经取得的成就，但由于他们处于基本不同的社会中，所以导致了他们所要把握的知识对象的不同。孟德斯鸠希望中庸精神能够统治立法者，而托克维尔认为，要缓和民主不可避免的平庸，必须教育民主，在不可避免的平庸中创造出强烈的精神敏感性;孟德斯鸠认为，专制统治的原则是恐惧，而托克维尔认为人们需要“对未来保持可使人们提高警惕和进行战斗的有益的担心(Crainte Salutaire/Salutary Fear)，而不要抱有可以使人们丧失信心和毅力的畏缩无能的畏惧”。⁽⁷⁹⁾在民主时代需要“有益的恐惧”，以对抗导致灵魂堕落的平庸精神。因此，仅“就主题的分析顺序与形式而言，孟德斯鸠是托克维尔的导师，当涉及实质问题:人类自由时，托克维尔真正的老师是卢梭”。⁽⁸⁰⁾托克维尔与卢梭的一致性表现在他们观察的政治问题的一致性:平等条件下人的未来。卢梭在理论上预料到了平等人的社会，而托克维尔则遇到了完全发展的这种社会。因此，时代的个人面临着两种选择——公民或资产阶级;托克维尔与卢梭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如何给予人们兄弟般的纽带，或更新这种纽带。亨尼斯得出的结论是:托克维尔政治学的出发点是“孤独是不好的”⁽⁸¹⁾。“孟德斯鸠不能提供理解托克维尔的关键……托克维尔的实际老师……是卢梭。……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不是他的作品的中心问题。托克维尔的实际问题是自由与团结、个性与社会性的问题。”⁽⁸²⁾这些对托克维尔的卢梭式阐释源于晚近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批判、对于非政治的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对于西方政治生活“终结”的有意抵制。

从17世纪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帕斯卡尔的角度分析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是一种试图在人性论哲学的高度上理解托克维尔，并给予其学说以更普遍意义的努力。安德烈·雅尔丹认为，《论美国的民主》(二)出现了一些新特征:范围更广，结论更普遍，充满更深刻的激情分析，对人类状况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原因之一就是他阅读了帕斯卡尔与卢梭的著作。通过对他们两人的阅读，“托克维尔更深刻地反思了人和人类社会的性质。”⁽⁸³⁾但是雅尔丹并没有指出两人对托克维尔政治分析的影响。弗朗索瓦斯·梅洛尼奥也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二)中找到了帕斯卡尔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同古代的寻求各民族人性一致性的古典道德哲学家联系起来，托克维尔的论述才能得到理解。托克维尔保留了17世纪道德哲学家对人类脆弱性的失望感和对人类未来的一种幻灭感。像帕斯卡尔一样，托克维尔的论述充满了修辞形象。旧约对帕斯卡尔而言预示着新约，而美国对托克维尔而言预示了法兰西的未来;就像上帝对于帕斯卡尔而言是隐蔽的，对托克维尔而言，民主的天意扩张是模糊不清的。但是托克维尔不去寻求上帝之城或谈论拯救，他仅仅寻求改善人类之城。因此，“托克维尔是(帕斯卡尔的)一个没有信仰的和世俗的信徒。”⁽⁸⁴⁾总之，在帕斯卡尔与托克维尔之间信条不同，但态度和詹森主义式的思维方式相同。帕斯卡尔对托克维尔的政治影响在劳勒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劳勒通过使用帕斯卡尔，把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同古代的和现代哲学家的自由主义区别开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代自由主义者立足于理论生活的优先性，由于托克维尔共享了帕斯卡尔对理论人的批判，所以他的自由主义不同于古代自由主义;由于托克维尔从帕斯卡尔那里了解到了人的存在的复杂性、偶然性，而认为现代哲学家们的自由主义是厌恶人类的，因为他们简化了、必然化了人类的存在。劳勒的目的是揭示托克维尔对人类基本问题的理解并不比孟德斯鸠、卢梭低下，托克维尔的主要的无可否认的精神遗产来自帕斯卡尔，而卢梭的思想对托克维尔而言是帕斯卡尔的派生物。劳勒认为，对于托克维尔和帕斯卡尔而言，人的真正伟大在于思想或地道的自我反思;帕斯卡尔认为人的真正的状态位于绝对的有知与无知之间，即一种总是存在缺陷与不足的中项，托克维尔从帕斯卡尔那里观察到由于人性的缺陷所导致的我们的自然状态是悲伤;托克维尔从帕斯卡尔关于人的定义: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而是两者的混合，得出人的伟大就产生于这种状态的结论;托克维尔以帕斯卡尔的心理分析为基础，认为人类既不疯狂也不狂热，他们是自然与历史、伟大与渺小、真理与错误的混合物;托克维尔从帕斯卡尔的观点:人是一种偶然的和不幸的存在，得出类似于卢梭的观点——进步伴随着对人对自身状态的自我意识，所以，悲伤伴随着启蒙而增长。因此，“对于托克维尔而言，人类自由必然是真理与错误的混合物，它是人类生活的理性、激情与本能的混合物”⁽⁸⁵⁾。所以，托克维尔认为，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一劳永逸地消除人的偶然与不幸的存在来获得自由的努力，只会带来新的不幸。但是托克维尔不同于帕斯卡尔的关键之处在于，帕斯卡尔寻找解决人类不幸的办法是投身于上帝，而托克维尔推荐的方法是投身于政治生活，在骄傲的信仰中暂时忘却或转移人类的悲伤和不幸。劳勒的研究可以说是开辟了研究托克维尔的一种新视角，但他在论述过程中片面地引用或肢解托克维尔的语句，断章取义，以印证帕斯卡尔对托克维尔的影响，其观点并不十分令人信服。

从古典政治学的角度理解托克维尔的学者，除了上文提到的西瑟，还有罗伯特·伊登和史蒂芬·萨尔科文等人。伊登主张，托克维尔所谓的“新政治科学”根基于他把古典政治哲学家——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古代自由主义应用到现代环境之中。伊登是从利奥·斯特劳斯的一个注解开始其论证的。斯特劳斯在论述古典政治哲学家的自我定位时认为“政治哲学家是优秀的仲裁人……参见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我和任何党派的观点不是不同，只是努力比他们看得更长远些。”(J’ai entrepris de voir，non pas autrement，mais plus loin que les parties/I have tried to see，not differently but further than any party.)⁽⁸⁶⁾因此，对于斯特劳斯而言，《论美国的民主》是理解古代问题与方法的入口。同样，古代政治哲学研究必然会有助于理解托克维尔的问题与方法。在伊登的眼中，托克维尔不仅仅是一位中立者，他还是善与正义的提供者，他不怕招致辱骂与制造敌人，他否认享有超越党派的中立位置，他的观点是公开的，有党派的。托克维尔曾说过:“我肯定不会嘲弄政治信仰;我不会认为它们自身是无关紧要的，仅仅是人们手中的工具……我不会试图分开不可分之物。”⁽⁸⁷⁾因此，伊登认为，托克维尔为自己所定的位置是:“托克维尔采取超越党派自身的党派观点，以超越当代的争吵而进行观察。”“当托克维尔说他自己是‘一个新型的自由主义者’或认为一个新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时，无论他的政治科学或自由主义都不是现代的。”⁽⁸⁸⁾伊登对托克维尔作为一位古代自由主义者的理解只是提供了一种尝试性的开端，而萨尔科文则提供了对托克维尔作为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一贯和清晰的理解。他把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称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或古典的，因为它不是“根基于对古代哲学或政治哲学的目的论的方法论颇有信心的排斥”⁽⁸⁹⁾。根据古典的或目的论的观点，政治生活是人类善必不可少的但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自身不是目的。古代的与现代的自由主义都意识到了政治生活的从属性，但现代自由主义却忽视了政治生活是人类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位于非政治的、反目的论的现代自由主义与政治上激进化的古典共和主义之间;托克维尔的“古代自由主义”是对作为人类善的“研究或理论生活的投入”，这种理论投入不废除而仅仅中和和控制政治献身。⁽⁹⁰⁾从萨尔科文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托克维尔的政治生活观位于现代自由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之间，对两者采取了一种折衷、调和的态度。但萨尔科文也责备由于托克维尔把美德认同于与众不同的公共活动而扭曲了他的自由主义。

除了前文提到的对于托克维尔的孟德斯鸠式解读的批评外，片面地强调以卢梭、帕斯卡尔或亚里士多德来诠释托克维尔都是不充分的。亨尼斯认为，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没有一处和卢梭的教导相矛盾。这种主张显然降低了托克维尔对政治科学的原创性贡献，并且暗示了托克维尔是卢梭的不折不扣的信徒。如果过分地将托克维尔认同于卢梭，会忽视托克维尔对“公意”概念的明确谴责。⁽⁹¹⁾还应该注意的是，卢梭将个人牺牲于公民，私人生活从属于公共生活，而托克维尔则关注在保存公民时如何尊重个体，力图在个人生活与公民生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梦想的理想社会倒像是托克维尔的一种恶梦。而且托克维尔的共和主义也不同于卢梭的共和主义。卢梭把政治共和体作为一个未分化的整体，并且坚持公民应遵守公意，反对可能会损害公意表达的中间性团体;托克维尔则强调位于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团体为共和政体带来的利益。关于对托克维尔的帕斯卡尔或亚里士多德倾向的理解，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托克维尔显然不同意帕斯卡尔为了避免哲学家的傲慢和无神论的绝望所作的回答。所有事情并不像帕斯卡尔所认为的都归于上帝，托克维尔转向政治生活而不是宗教启示以传达人类条件的复杂性。关于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亚里士多德源头，也很少有直接证据表明确实存在着这种影响。

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来源进行的探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托克维尔复杂的政治思想的梳理，但也反映了特定时期政治生活与政治思潮风向的变迁，同时也折射出了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理论流派自己的独特视角。这个问题涉及了如何对托克维尔的政治身份(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进行定位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了托克维尔政治学的性质(现代的或古典的、科学的或非科学的)问题，和我们下面所要概括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二、托克维尔在意识形态谱系中的位置

托克维尔在意识形态谱系中的位置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根据他对个性的珍视和对政府暴政的厌恶，把他称为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有人声称:他毕生的政治生活与理论研究目标是调和自由与平等的冲突，而将其称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主义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有人根据他对理性主义政治、革命的厌恶，和对传统、经验、道德、民族的依恋，而把他称为保守主义者;有人根据他对个人主义的反对，对公共美德优于私人美德的强调，而认为他是一种非自由主义者，起码是一位不纯洁的自由主义者;有人根据他对公民政治参与之独特价值的强调和对爱国主义、公共精神的鼓吹，而将其称为共和主义者;⁽⁹²⁾有人根据他对政治共同体的关注和对公共利益的提倡，而将其称为社群主义者;⁽⁹³⁾还有人认为他的观点庞杂、零散，不具备系统性与整合性，因此很难归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索性拒绝将其类型化，或至多也是缩小对其类型化的范围。现在我们选取几种学术界流行的或曾经流行过的对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进行定位的几种观点，加以评述。

1.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

在《论美国的民主》刚刚发表时，当时的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托克维尔只是为自由主义者关注的老问题——密尔称之为“政府中的重大问题”:如何“阻止最强者成为惟一的权力”，提供了一种新的优先的理论地位。同情托克维尔思想的评论者密尔在托克维尔身上发现了和自己相同的精神:“统治阶级具有扫除所有能够抵制自己的障碍的本能与激情，政治科学的目的就是压制这种本能与激情的倾向。”⁽⁹⁴⁾由多数至上主义所产生的问题只不过是和以前相同的持久的政治问题(即政府专制)中的一个变种。这个政治问题就是:如果权力“变得安全，它必须被配以矫正物和抵消品”⁽⁹⁵⁾。在密尔对《论美国的民主》(一)所作的评价中，密尔把托克维尔的宪政主义理解为对权力制约的首要关注。似乎有许多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观点。托克维尔主张:“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⁹⁶⁾他对麦迪逊式政治机制的表扬显得非常慷慨。他对美国宪制机器运作的反思非常深刻，同自由主义对权力划分的传统关注相一致。根据密尔的观点，《论美国的民主》(一)基本上是一种对美国机构及其实际运作的描述。密尔基本上是以制度术语来理解托克维尔的，因此，根据密尔的评述，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面临着新形势的老自由主义，以当代的意识形态标签判断，是和联邦党人一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密尔的归类产生的主要问题是，将托克维尔理解为一个老式自由主义者，降低了托克维尔声称的自己的政治科学的新颖性;将托克维尔对制度的关注仅仅理解为对权力的限制，忽视了托克维尔的独特观点，即制度的政治教育功能;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现代专制仅仅理解为政府专制，漠视了托克维尔对现代专制的新趋势——社会与精神专制的深刻独特的揭示。

20世纪的哈耶克在别人问到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时，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奴役”，并且补充道:“正是托克维尔采用的这个说法，在我为自己的一本新书确定书名(即《通往奴役之路》——本书作者注)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⁹⁷⁾由此看来，哈耶克是在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的。他认为，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表现出了对导致极权主义的建构主义的谴责;托克维尔和柏克一样，都捍卫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团体。他把17、18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如洛克、苏格兰道德哲学家、老辉格党人和他们的后人麦考利、柏克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者，仅仅给予法国的孟德斯鸠、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同上述英国人一样的尊敬。哈耶克煞费苦心地为托克维尔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个人主义的批评进行正名。他认为，托克维尔批判的个人主义同斯密主张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托克维尔反对的个人主义是对那种“认为个人乃是一种以孤立的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预设的观点”;而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认为:“我们惟有通过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人行动，才能达到对社会现象的理解。”⁽⁹⁸⁾其实，托克维尔批判的个人主义既包括有道德伦理也包括有认识论的含义。哈耶克通过赋予个人主义以认识论、方法论的含义，剥夺了托克维尔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进行批判的权力，把托克维尔拉入英美自由主义的传统之中。哈耶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将自己认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而他认为自由仅具有消极的含义，这显然歪曲了托克维尔的自由观(我们将在下文中展示对托克维尔自由观的详细论证，以展示其同哈耶克的自由观是大相径庭的)。梅洛尼奥对学术界的这种归类的批评是很深刻的:“那些追随托克维尔的人声称，自由开始于政治自由终结的地方，和他们相反，托克维尔并不相信私人领域的保存是自由社会的惟一标准。”⁽⁹⁹⁾哈耶克把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新的“奴役”形式——一种监护性专制主义理解为对极权主义或福利国家的批判。但托克维尔的预言主要是一种政治推理或演绎形式，而不是一种已经呈现的政治现实。而且我们最好将托克维尔所讲的新专制主义理解为一种心灵状态，它能够侵蚀作为体面的民主的核心:自由精神。因此，灵魂不是哈耶克政治经济学的“主张”，而是托克维尔政治科学的核心。随着对托克维尔研究的深化，将托克维尔认同于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已不再为人信服。

2.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托克维尔

将托克维尔归结为一位保守主义者更是对其复杂丰富的政治观念的一种简单化、甚至是一种歪曲的处理。德卢径直将托克维尔称为保守主义者，并且把他同柏克、奥克肖特归于同一类思想家。因为他们三人都认为，社会是一种积累经验的智慧容器;都尊重面对反复发生的挑战与问题而经受时间考验的价值、传统与制度;都认为个人只有共享了共同的传统与价值，才能获得清晰的自我认同，没有共同价值，我们的生活就会缺乏意义。⁽¹⁰⁰⁾

布鲁斯·弗罗内将托克维尔定位于同柏克一样的保守主义者，用来对抗现代性的两种倾向:政治作为追求世俗天堂的工具;卓越的标准与目标的丧失。因此，当代保守主义者应在一个因追求物质享受而丧失美德的社会中寻找和保卫美德，恢复优良生活。何谓保守主义者的优良生活?就是:“人通过对他所知所爱的人们的深情服务而完成自己的本性。保守主义者以一个朋友的态度，关注促进与珍视善之物而不是清除他所认为的不悦之物，而接受他的生活与社会。”⁽¹⁰¹⁾弗罗内认为，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是连贯一致的，保守主义的优良生活观可以用一种整合的形式加以阐释。托克维尔和柏克关于上帝主权论、人性、理性的范围与限度及有德生活的要求等观点就体现了这种一致;他们的观点可以在一个腐败的时代恢复人们对美德的理解与渴望。弗罗内把两个人思想的共同点概括为:(1)两人都努力在自己所处的既定环境限度内促进保守主义的优秀生活;(2)两人都寻找在一个特定社会内保存、促进优良生活的制度、实践与信仰，而不是鼓吹任何特殊的乌托邦蓝图;(3)两人都认为，一个充满爱的有德的共同体要求我们，只要有可能，就接受并和平地改造造物主赋予我们的制度;(4)两人都相信，只有公民们服务于他们所热爱并相信其善的现存秩序，保守主义的优良生活才能保持，人性才能实现。⁽¹⁰²⁾弗罗内认为，保守主义运动中的不同思想家如麦克·奥克肖特、欧文·克里斯托尔和拉塞尔·柯克都支持由柏克首先完整地阐述并由托克维尔完整地适用于民主社会的目标。这些思想家都共享对保守主义人性观和优良生活的依恋。弗罗内认为，要当代人接受保守主义很困难，由于作为一个社会，我们选择了平等主义的唯物主义而不是美德。柏克作为议会与帝国腐败的反对派，托克维尔作为独裁者路易·拿破仑的敌对者，既发现某些可以反对现存实践的因素，又同时能够支持现存社会。弗罗内为当代保守主义者提出的任务是:“重新获得保卫现存事物的能力而又同时不失去对美德的忠诚。”⁽¹⁰³⁾弗罗内显然认为，托克维尔位于一种完整一致的保守主义的传统中，并且和柏克一起，是这个传统的先驱与领军人物之一，为这种整合性的保守主义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

拉塞尔·柯克对托克维尔作为一位保守主义者界定得更为具体一些，将其和麦考利(Macaulay)、库珀(Cooper)一起称为自由保守主义者(Liberal Conservatives)。柯克认为他们都浸透着柏克的精神，他们在19世纪中期的独特目标是保守自由。他们在精神平庸的时代预见了全权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严峻危害——的倾向;他们都努力将那些经柏克有力证明的幸存的古代价值同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向相调和;他们都接受了柏克的原则:个人与地方自由，政府范围的限度和睿智的改革。⁽¹⁰⁴⁾柯克认为，托克维尔是柏克的学生，由于托克维尔的高超概括能力，“在某些方面，学生托克维尔优于他的教师柏克。”⁽¹⁰⁵⁾柯克注意到的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特征是:在一个大众民主崛起、唯物主义流行和福利国家萌生的年代，托克维尔表现出了对财产制度的捍卫，对多样性和个性的珍爱，对贵族价值的留恋，对道德教育的强调，和对抽象的“人民”崇拜的不信任。柯克只是片面强调了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对立极中的一极，并将其特定时刻的观点视为其基本主张。

莱考夫的观点同柯克相近，也许更为温和，他把托克维尔界定为自由保守主义者。他认为，托克维尔很难被界定为一位自由主义者或一位保守主义者。在这方面，他像柏克，两个人都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自由保守主义者”，跨越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个阵营。在一系列特殊问题上，他们非常相像，包括:支持殖民地自由和殖民主义;反对平等但并不必然赞成贵族制度;拥护财产权但不是教条般地支持不干涉主义;反对对理性主义的过度依赖;提倡宗教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尊重作为有益纽带的传统意见;要求保卫自由的多元主义;担心平庸;恐惧多数暴政;承认历史之为神的策略或无言的上帝意志。因此，“托克维尔比其他任何人更像柏克。”⁽¹⁰⁶⁾“柏克和托克维尔作为现代自由保守主义的先驱，”⁽¹⁰⁷⁾他们的思考预示着20世纪前半叶晚期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和解。这种和解表现在中—右政党的突出地位以及如阿隆和奥克肖特这样的思想家中。看来，莱考夫对托克维尔的理解比柯克更为全面、持中，注意到了托克维尔政治思维中的对立极现象，恰好把握住了托克维尔政治理念的调和性与平衡性。

由于当代保守主义者所维护的主张已不再是德·梅斯特、夏多布里昂和托利党人所钟爱的价值，而是将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作为自己的思想源泉。⁽¹⁰⁸⁾所以将托克维尔认同于保守主义其实和第一种观点: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无甚差别，甚至可以说是同一套大致相同的政治主张的不同变种，同样犯了简单化、类型化的错误。他们无视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根本基础不同于保守主义(特别是柏克的保守主义)甚至同保守主义原则针锋相对。⁽¹⁰⁹⁾他们只是在托克维尔的零碎思想中拾收了某些保守主义形式或因素。他们对托克维尔的定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3.作为自由民主主义者的托克维尔

正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历史与思想形态已不再进化，世界将终结于自由民主。虽然自由民主主义不被认为是一种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之类的传统的界限分明的意识形态，但它已被多数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地接受，成为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辩护的强大的、一般化的主流和正统意识形态。将托克维尔定位于一位自由民主主义者，或自由民主主义的一位先驱，使托克维尔成为西方政治的象征，是一种温和、宽泛而又得到各派学者较大认可的主张。

将托克维尔作为自由民主主义者或正统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主要依据是，他的主要关注是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他的成就是将自由观念整合于民主社会之中。阿隆认为，托克维尔虽然是孟德斯鸠的信徒，但他将孟德斯鸠的关注发展为:“既然自由不能以不平等为基础，那么它就应当以地位平等的民主现实为基础。”⁽¹¹⁰⁾托克维尔维护孟德斯鸠式的权力受到制约的法治原则;他承认现代民主社会的道德原则是“自利”;他既厌恶激进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谴责保守主义者。因此，“托克维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政治抱负，即社会民主化和自由的政治机构的强化这两者的有机结合。”⁽¹¹¹⁾在这里，阿隆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托克维尔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将托克维尔置于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实际上托克维尔在他的眼中就是一位自由民主主义者。

兰伯提也是以阿隆的观点理解托克维尔的。他认为，托克维尔想把自己界定为一位“新型自由主义者”，但这只是意味着:他的原则是旧的，他面对的形势是新的。他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把自由主义建立在一种新基础之上的努力，而避开过时的贵族形式和新兴的民主对自由的歪曲。“他把孟德斯鸠的观点转入民主背景之中，同时回到了孟德斯鸠的方法与政治原则。”⁽¹¹²⁾按照兰伯提的观点，托克维尔只不过是一位遭遇了民主的老自由主义者，他的贡献是把自由主义原则引入民主时代。兰伯提认为，托克维尔意识到了世界的前景将会是“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暴政”⁽¹¹³⁾。因此，民主有两种对立的类型:一种是自由民主，美国风格的;一种是遗传自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谬论、雅各宾的神话和共和思想腐败的民主，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旧制度的君主制。兰伯提是在同卢梭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托克维尔的:托克维尔对卢梭式的人民主权观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公道就为每个国家的权利划定了界限。”兰伯提把托克维尔的下列句子作为对卢梭的批判:“人民……不必害怕授予代表他们的多数以全权。然而，这是奴隶的语言。”⁽¹¹⁴⁾托克维尔在对瑞士民主的批判中表明他反对纯粹民主制和民主德行论，提倡现代代议民主制。“他努力不去相信诞生于让-雅克·卢梭的理论关于民主美德和山地民族精神的神话。”⁽¹¹⁵⁾兰伯提认为:托克维尔意识到，在未来，自由只有同民主结盟才能幸存;而托克维尔经常反思的问题是:“可以做出什么事情以使社会民主状态走向自由民主而不是民主专政。”⁽¹¹⁶⁾在兰伯提的行文中，人们看到的是与提倡专制民主的卢梭相对立的提倡自由民主的托克维尔。但他忽视了托克维尔所探讨的主题是同卢梭一致的——平等，要解答的问题是和卢梭相重合的——个性与公共性的协调，解决措施是和卢梭有共同之处的——参与式政治、公共道德、宗教教化。

詹姆斯·西瑟明确提出:托克维尔是“自由民主政体的第一个哲学家”。⁽¹¹⁷⁾西瑟指出，宪政即限政，意味着没有专断权力的存在;共和意味着权威来自人民，因而导致对民众及其领袖权力缺乏制约。因此，在18世纪以前，宪政与共和两个原则不但不同，还经常发生冲突;自由民主的两个组成部分互不相干，截然分明。西瑟认为，如何修正共和政体以适应立宪政体这个问题是由联邦党人解答的;在这一点上:为什么和如何对自由主义加以调节，以使它适应共和政体，托克维尔超越了联邦党人。虽然托克维尔与建国之父们一起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发现”了自由民主政体，但他是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政体并深入地研究了其社会、法律、道德与文化的思想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他偏爱的摩登时代的政体。”所以他是关于自由民主政体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由于他对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贡献，“托克维尔是我们时代、政体、甚至是我们国家的一位政治思想家。”⁽¹¹⁸⁾

但是，将托克维尔认同于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主义的辩护士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人们在这里只需指出，托克维尔对自由民主政体的认识与态度并不完全等同于当代自由民主思想家。对自由民主政体的主体阶级——中产阶级，托克维尔认为它是一个视野狭隘、趣味低下、沉溺于物质享乐的阶级，为了物质福利可以放弃人格独立与精神探索，甚至会向专制统治者匍匐下拜;同样对于自由民主政体的流行道德风尚，托克维尔也认为它是庸俗、利己的，降低了人的道德素质，同样内含有专制主义的因素。而这些判断和态度主要是托克维尔对当代人自诩的自由民主政体样板——美国进行观察后得出的。

4.作为非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

将托克维尔定位为一位非自由主义者，或认为其思想中含有非自由主义的因素(甚或毒素)，这是一种试图从新的角度理解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独特性的一种努力。我们曾经介绍过亨尼斯的观点:托克维尔关注的问题不是自由与平等的协调，因而孟德斯鸠不能提供理解托克维尔的关键;托克维尔关注的问题同卢梭相同，即自由与团结、个性与社会性。亨尼斯也认为，托克维尔反对私人与公共之间的断裂;他的关注是努力阻止个人与公民的分离;托克维尔和卢梭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关于政府程序的观点(即如何保障个人自由)都不感兴趣，他们共享关于政治问题的彻底的教育与塑造的观点;托克维尔认为，政治学的真正目标不是利益达成，而是促进人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只能以激情、情感，而不是以利益为基础;托克维尔的自由观同卢梭一致，自由是一种独立之事，是人在小事情上的自力更生，同免于悲伤、负担或环境毫无关系。“很难发现，托克维尔在何处具有典型的自由主义目的。”他的惟一目标是挑战人类心灵的虚弱，而这种虚弱是由平等时代灵魂的堕落导致的。“精确地说，托克维尔是位于柏拉图与卢梭传统中的一位政治科学家——一位道德历史学家，或如果你乐意，是一位民主时代人类灵魂有序或无序状态的分析家。”⁽¹¹⁹⁾因此，“托克维尔与卢梭一样都不是自由主义者。就他们的程度而言，只是一种特别类型的自由主义者。”⁽¹²⁰⁾亨尼斯把托克维尔置于柏拉图与卢梭的传统之中，从而发现托克维尔所关注的政治问题是公共事物而不是个人独立，是精神拔高而不是利益追求，是政治教育而不是制度设计，而把托克维尔称为是一位非自由主义者，或至少不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班菲尔德从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中发现了一些非自由主义因素，但并没有全盘否定他的自由主义者身份。在班菲尔德的推理中，我们发现托克维尔的观点是:平等的社会条件会产生个人主义;个人主义首先会攻击公共生活的美德，最终会毁掉所有其他的美德;公共美德不同于私人美德，前者重于后者;商业活动令人厌恶，因为它带来渺小愿望与粗俗享受，使人们远离男子气美德、伟大行动、英雄行为与利他主义牺牲;为了把个人转变为公民，为了获得一位公民的技能与习惯，必须对其进行思想与情感灌输。反对个人主义，强调公共美德，重视思想灌输，贬低商业活动，这都是正统自由主义者所不愿为的。班菲尔德发现，托克维尔对自由概念也有着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自由就是支配自我，免于专制，具有消极的个人自由的味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自由“是一个领域，在其中我们不得不手挽手”。⁽¹²¹⁾表现出了积极的集体自由的意味。为了对抗多数主权，维护自由，班菲尔德认为托克维尔相信两种对抗性力量:宗教与爱国主义。统治者的行为必须表现出他们相信宗教;民族骄傲虽然是荒唐的，但却是法国人民最伟大的情感，而教士应致力于灌输爱国主义;战争可以激起爱国主义与男子气美德。托克维尔认为，如果缺乏激发优良事业与英雄行为的男子气美德，一个民族就不得不堕落入奴役状态。班菲尔德认为:“这使人想起罗伯斯庇尔，他的政治生活观……被一种在低下的个人利益与崇高的美德之间的两分法所支配。对此，公民资格预示了对公共利益优于所有私人利益的选择，政治家的第一责任是塑造与保存公共道德。”⁽¹²²⁾班菲尔德对他所认为的托克维尔的非自由主义倾向给予了近乎毁灭性的批判:“正是他(指托克维尔本人)的圣洁的祖母而不是令人厌恶的赚钱者的价值观支持了纳粹政权，被苏维埃政权所利用，并且点燃了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地方性狂热。”⁽¹²³⁾班菲尔德对他所认为的托克维尔的非自由主义倾向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正是在商业社会，自由得到了持续的扩展并和秩序与正义结合起来;今天的社会发展证明了个人主义与唯物主义不会毁坏个人与社会美德，快乐的追求与自由的维护相互包容;托克维尔要求某一权威教育和引导人们达到真正的公共美德，而联邦党人通过制度设计就可自动使人们远离危及社会的行为。

对托克维尔的非自由主义定位同对他的保守主义定位一样，都是只抓住和夸张了他的政治思想中的非本质成分，或者其政治思想中相互平衡的对立极中的其中一极。这种定位往往以当代的社会政治发展来印证、批驳托克维尔在一个特定时代、针对特定政治问题的观点。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的非体系化形式、现实性、流变性甚至是对策性特征使得这种定位似乎显得有几分可信度。

5.作为一种特别的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

这种定位也是一种试图把握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特殊性的努力，但它极力避免上述定位的片面性，力图彰显托克维尔政治思想复杂的、难以捉摸的性质。和上述几种定位不同，这种定位是一种避免将托克维尔类型化的努力。

试图界定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独特性的较早努力是由拉斯基作出的。拉斯基首先概括了托克维尔思想中貌似冲突的因素，托克维尔对对立观念的把握:他既看到了缺乏理想与慷慨行为的资产阶级的危险性，也提到了大众政治的危险性;他反对个人主义，但对社会主义也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平等是“天意所为”，但又认为没有自由的平等难以忍受;他反对独裁专制政府，但又对人民参加政府管理的制度表示不安;他摈弃无政府主义与政治革命，但更讨厌不关心政治的人。拉斯基对托克维尔的政治立场也作出了相互矛盾的界定，这显然来自他对托克维尔思想复杂性的认识:“托克维尔决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很难把他看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的信念并不是贵族的信念……他不是社会主义者。”⁽¹²⁴⁾那么托克维尔的政治立场到底是什么呢?“热爱自由的信念是贯穿在他的一生活动中的一条红线。”⁽¹²⁵⁾托克维尔所热爱的自由，显然不同于一般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从拉斯基的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自由是一种精神、人格自由，是一种能够形成丰富的精神生活、又能鼓励知识文化创新的社会氛围。这是拉斯基对托克维尔式自由主义的独特性所进行的一种不完全的概括。

卡伦·S.卡亨将19世纪的托克维尔、密尔与布克哈特的自由主义概括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自由主义——贵族自由主义。这种对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的定位显然也带有类型化的嫌疑，但这是一种更具体、范围更小的类型化，抓住了托克维尔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个独特侧面。卡亨认为，把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概括为贵族自由主义，有助于界定19世纪比较朦胧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有助于对一般自由主义的理解。卡亨阐述了将三者归结在一起的理由:虽然他们是三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代表，都受到了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是他们都共享对19世纪欧洲形势的基本理解与基础理念;尽管他们具有多样化的文化背景，但他们都拥有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现代人文主义的语言。什么是贵族自由主义呢?“它是来自于单词aristos(最好者、精华)的希腊与人文主义词源学中的贵族制(aristocracy)在这里的应用。他们对大众与中产阶级的共同厌恶，他们对平庸的恐惧与蔑视，在他们价值观中个性与多样性的优先地位说服我，这是合适的标签。”⁽¹²⁶⁾贵族自由主义来自现代人文主义的政治议程，它有两种根源:古典作品通过文艺复兴传播到18世纪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发展出的以教育代替美德，以历史主义代替历史循环论的理念。正是常常对立的市民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两种传统，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理念的混合为贵族自由主义者对现代生活的批判提供了基础和语言。贵族自由主义者面临的时代是:19世纪处于统治地位的商业精神与中产阶级已经出现，在资产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未来大搏斗也出现了最初的不祥预兆;集权化国家继续扩张，成为一个阶级或一种思想施加统治的工具，并且危及了布克哈特、密尔和托克维尔的主要价值——自由、个性和多样化。因此，贵族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当代世界和一个更有敌意的未来中怎样使他们的价值永久化。“尽管他们的悲伤程度和保守自己理想的方法不同，但都对作为完成自己任务的工具的不同形式的教育抱有共同的信念。”⁽¹²⁷⁾卡亨的研究把握住了托克维尔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其思想中的一些特殊性、个性化的观念:对贵族意识的追怀，对崇高精神与伟大气质的向往。

布鲁斯·詹姆斯·史密斯将托克维尔同联邦党人、密尔等所谓老自由主义者进行了对比，以彰显托克维尔对自己的定位——“一位新型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一位遭遇了新环境的老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在自由的形式与实质，利益，理性和情感三种范畴在自由政治中的不同地位，个人与权威，商业与自由，宗教与自由等方面和老自由主义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在托克维尔看来，乡镇来自上帝，是自然的产物，而更复杂的政治制度是理性的产物;乡镇制度不仅教会公民如何使用自由，还教会公民如何享用自由;老自由主义者不能欣赏乡镇在自由政治中的地位，不能理解乡镇制度是自由国家的力量，反而敌对乡镇特权，认为在市镇中，多数暴政的分量最大。托克维尔对陪审制度的赞美，不是因为它对官员权力的限制，而是因为它有能力灌输对法律的热爱，并防止了公共精神的衰朽。⁽¹²⁸⁾因此，同托克维尔相比，老自由主义者错把“自由的形式”——宪法所规定的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设计，当作“自由的精神”。在老自由主义者看来，市民社会是具有私心与理性的个人的互动，于是他们发现了用“利益”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他们都把情感视为扩大自由范围的限度，起码认为情感由于太虚弱和不确定而不能成为人类活动可以信赖的刺激。托克维尔认为:“我们的头脑不会服从机械的法则。”⁽¹²⁹⁾市民社会是意见、情感、习惯与理性互动、调停的母体。托克维尔认识到了利益政治原则的困难:它倾向于把人类理性的应用限制到狭隘的人类活动领域;政治生活中的忠诚被利益的不连贯性与易变性削弱。针对老自由主义者对利益与简单化的偏爱，史密斯认为，托克维尔“恢复了情感在人类自由中的适当地位”。⁽¹³⁰⁾老自由主义者认为，保持自由是人们的真正利益。但是，对利益的追求会模糊自由的真正价值，给予人类自由以一种工具性的外表。相反，托克维尔认为，自由本身就具有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¹³¹⁾他的注意力集中于自由之爱，他常常以情感的语言将自由作为一种品味与爱好而谈到自由。他认为，自由之爱在某种程度上是本能的，天真的，甚至带有某种创造性与急躁，也带有某种慷慨与自我投入。托克维尔的“自由之爱”与老自由主义者的利益政治与理性政治相对立。老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的实现首先要排除外部的障碍与权威特别是宗教;托克维尔认为，自由与宗教具有很大的亲和性，两者都以人类理想的完善为目标，自由之爱与天堂之爱都属于灵魂的超物质利益的爱好。因此，两者相互支持。老自由主义者对自我的整合性抱有信心，认为每一个自我都有一种独立行动的能力;托克维尔认为，老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强化了平等时代个人的孤独感:在独立判断的骄傲背后，是一个孤独的个体的虚弱。老自由主义者所赞扬的并且作为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目标是社会的流动性与中产阶级的扩张;托克维尔认为，正是这两种相互关联的现象导致了作为新的专制主义之萌芽的个人主义。老自由主义者在私人利益与公共繁荣之间看到了一种密切联系，并盛赞商业精神导致了公共安宁;托克维尔虽然认为商业活动与政治自由在某些方面是天然的联盟，但法国中产阶级政治使他相信，商业精神也许会窒息公共精神，最终扼杀个人的利益追求。老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自由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学。比如对密尔来说，地方制度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教育后果只是知识的传播;而托克维尔感兴趣的是它们可以改变理性与情感的特点，以创造出对待自由的明智的、反思的与持久的品味。老自由主义者将政治参与视为知识的传授，而托克维尔将其视为情感的培养。总之，“托克维尔的确是一位新型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不仅是对平等所产生的新颖的政治形势的回应，也是对老自由主义(它以自由的名义使预示着集权与专制的民主灵魂中的危险倾向合法化)的一种深刻批判。”⁽¹³²⁾但我们在欣赏史密斯对托克维尔同老自由主义者的精辟而深刻的对比时，也不要忘记托克维尔所继承的老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观念与政治偏好。

史密斯从一个角度将托克维尔同古典自由主义者进行对比，以凸显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独特性与新颖性;而罗杰·博彻则全方位探讨了托克维尔政治思想各个侧面的独特性，把托克维尔称为一位“奇怪的自由主义者”。博彻认为，很难对托克维尔加以类型化以确定他在意识形态谱系中的位置。首先，“托克维尔跨越了政治类型，因此拥有着在所有类型中都可以发现的思想。”⁽¹³³⁾其次，由于托克维尔把他的政治理论与观点编织进了其信件、私人笔记和历史分析著作中，我们很难指出哪一种作品包含着他的确定的政治主张;最后，托克维尔在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类型形成之前写作，通过我们时代的棱镜折射他的作品必然会歪曲他的思想。对托克维尔难以类型化的重要的原因是:“托克维尔提供了矛盾与不确定性，而这正是政治世界一直提供的东西。”⁽¹³⁴⁾博彻认为，如果有必要，他愿把托克维尔分类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尽管这样的标签对于理解他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倾向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如他担心政治权力的集中;他根据自由主义传统有力地捍卫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权利;他支持财产权;他对孟德斯鸠所赞赏的捍卫个体的立法与司法体系具有共鸣感;他提倡有限与立宪政府;他主张如言论自由、陪审制度和结社权等传统的自由主义权利。然而，托克维尔又是这样一种自由主义者:出生与品味是一位贵族，政治信仰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并且对自由主义时代有着深深的幻灭感。正因为如此，很难把他界定为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对人们之间传统的甚至是父权的纽带的崩溃感到担忧;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不像洛克反而更像卢梭，支持个人通过参与甚至合作从政治共同体内部获得个性;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像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之类的保守分子一样，对中产阶级工商业有着深深的厌恶;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像将近十年后的马克思一样，反对新的工业世界所产生的悲伤，特别是劳动分工的摧残性后果;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厌恶自利基础之上的政治，偏爱罗马式的公民美德和军事荣耀;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把对财富的专注看作是一种卑微的活动，并且偶尔渴望能够带来政治伟大的骚动，表明了他对古代法国贵族、法国大革命甚至是拿破仑的欣赏;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像保守主义思想家一样，主张宗教能够产生自律与自控的功能;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不像自由主义的麦迪逊而更像保守主义的柏克，对法律的有效性不太有信心，而更相信习惯、传统与民情;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担心，或许正是自由主义伦理会构成一种新的、危险的专制的基础。上述这些特征构成了一位奇怪的自由主义者。博彻的结论是:“现实中我们可以随意地把托克维尔称为一位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们必须看见他的思想中的一种奇怪的混合，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夏多布里昂的‘保守主义’和卢梭的激进的、民主的思想。”⁽¹³⁵⁾

博彻的研究在把握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复杂性、独特性与矛盾性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由于对托克维尔研究的深化，也由于其所留下的书信、笔记、写作片段日益被人们发掘出来，拒绝对托克维尔的思想进行意识形态定位已成为当代专门研究托克维尔的学者的一种流行观点。但是研究某一位政治思想家的两种角度——定型化与非定型化之间存在着永远的对立。定型化有助于我们把握某位思想家的本质特征，但往往会对其思想得出简单化、脸谱化的结论;非定型化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位思想家的独特性与深刻性，但又会分解思想家的完整统一形象，使他的思想处于零散混沌的状态之中，不利于后人对其思想全面、正确、清晰地把握。

三、托克维尔政治科学的性质与特征

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介绍学者对托克维尔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评价:它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学者对托克维尔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的界定: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现代的还是反现代的。这两方面:托克维尔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性质，应该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托克维尔对特定研究规范与方法的应用，影响了其政治思想在现当代政治学学科传统中的定位问题。

对于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学者一般都没有给予太大的认可。即使承认其方法的规范性、科学性的人也不认为其方法在当代政治学研究中具有可效法的典范地位。研究者对其研究方法的争论表现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其一，托克维尔的作品由于预设了一个前提，因而是非科学的，实证基础不足，或立足于不充分的研究方法;其二，托克维尔的著作是科学的、归纳的，以充足的材料为基础，立足于认真的研究。

布赖斯承认，《论美国的民主》是一篇已上升到经典地位的政治哲学论文，但他批判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不符合科学的研究程序:他的智慧“被一个预设的前提或演绎路径所推动，他的观察能力尽管活跃和敏捷，却没有引导而是跟随了他的推理过程”。在资料运用方面，“他引用的事实只是他的结果的证据而不是来源”。在材料选择方面，托克维尔“被和他的预设前提一致的那些事实所感动，而容易忽视那些和他的前提不一致的东西”。总之，布赖斯对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的批判可以概括为:不是根据材料得出结论，而是根据结论选择材料。这当然不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程序。但是，即使是布赖斯也承认，托克维尔“是真诚的，从来不会隐藏或有意逃避他感到和他的理论相对立的事实”。⁽¹³⁶⁾从布赖斯对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布赖斯承认托克维尔的严肃公正的态度，却不大恭维他的研究方法与步骤。皮尔逊是终生研究托克维尔的领先学者。他认为托克维尔的方法是哲学的、非科学的，“自身是脆弱的”。托克维尔太依赖于概括与抽象，很少依赖必要的系统的实证基础。“从推理到推理的过程”有时“走得太远，以至事实和现实的所有联系”被丢到后面，以理性过程开端的事物“终止于最纯粹的荒谬”。简言之，“托克维尔的方法的缺点……正是它的非科学品质”⁽¹³⁷⁾。在资料选择方面，“由于受到已获得的思想的支配”(美国是一块普遍平等的土地)，托克维尔和博蒙“用他们在美国观察到的事实证明他们从法国带来的关于美国的信仰”。一旦托克维尔作出一个解释，“他往往收集仅仅适合他的理论的事实”⁽¹³⁸⁾。拉斯基也附和了皮尔逊的观点，认为“托克维尔从观察到得出结论所走过的道路，只有一小段是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的”⁽¹³⁹⁾。蔡特林主张:“托克维尔主要是作为历史哲学家，很少作为一位方法论上严格的或实证的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而写作。”“对于和他的主导概念(一个已经平等的美国会变得更平等)不一致的现象或者忽视或者作为例外”，“这样托克维尔欺骗了他自己。”⁽¹⁴⁰⁾人们普遍认为托克维尔是社会研究方法——调查法的先驱。但梅洛尼奥认为，托克维尔的调查法不是没有先例，社会调查开始于18世纪，在19世纪前半叶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其首要目标集中于社会疾病。他与博蒙合作的关于监狱改革的报告处于这种潮流之中，但是为了获得公众认可和学术奖励，“《民主》几乎没有保留这种调查法的方法论风格。托克维尔总是偏爱叙述与描述的阐释性风格，并强调推理的清晰和概括方法”。“它的作者几乎是独一无二地宣布了可普遍应用的道德判断”，避免得罪时代的偏好。⁽¹⁴¹⁾关于托克维尔应用得得心应手的比较方法，学者的评价也不是很高。斯梅尔塞认为，托克维尔虽然采用了比较研究，但他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比较理论;他的思想组织是严密的，但他的著作是不规范的。他所运用的大量档案资料相对于他的广博课题还是有限的;他的许多比较是以旅游者的印象为基础，可靠性有限。他的比较方法具有“印象主义本质”。⁽¹⁴²⁾因此，在接受他的资料时，必须采取适当的保留态度。批评者大都承认托克维尔著作的性质是哲学的而非科学的，他的推理过程不符合从事实到结论的研究规范，他对资料的选择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他的方法论没有创新性。

相反，在对《论美国的民主》(二)所作的评论中，约翰·密尔(其本人是一部关于科学方法的著作《逻辑学体系》的作者)把托克维尔的方法称作是“应用到社会与政府的真正的培根和牛顿的方法”。托克维尔的方法论表现为演绎与归纳的结合，和对比较方法的老练使用。他盛赞《论美国的民主》为“政治的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时代的开端”⁽¹⁴³⁾。埃伯茨和威顿表扬了托克维尔的“通过严格的对美国与欧洲社会的观察、概括和抽象而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对一种深刻的、以理论为基础和以实证为支持的分析模式”的发展。⁽¹⁴⁴⁾特别是里克特作出了和上述批评者针锋相对的评价:“托克维尔往往使自己沉入到特别的事实中进行概括。”⁽¹⁴⁵⁾托克维尔的解释“不依赖来自普遍法则的推理”⁽¹⁴⁶⁾，而且托克维尔是一个“19世纪很少受到欺骗的政治思想家”⁽¹⁴⁷⁾。菲里普·布兰德里认为:“托克维尔的智力标准和研究方法比他的大部分当代人都要严格。”这表现在:完整地出现在脚注中的索引和引用表明了他对原始资料的广泛研究;他使用了广泛多样的出版资源;他的旅行范围(曾深入到当时荒无人迹的美国西部荒原)表明了他不满足于二手信息;在和有名望的人会见后，他会写下摘要以备将来参考;他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文献之外的关于制度的更详细的情况，他深入到曼彻斯特的贫民窟、爱尔兰偏远的乡间和美国各监狱内部进行观察;他还参加了英国的科学进步协会的统计学分支于1835年在都柏林召开的年会。总之，“托克维尔坚持了比他的许多后来者还要远为学术性的标准，更不用说那些一个世纪前正在写作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人。”⁽¹⁴⁸⁾史蒂芬·弗朗茨认为，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的计划虽然不够完美，因为他的大部分会见都是同拥有官职的人进行的，但他也没有避开普通公民;他对美国资料的收集比以前的任何作家都要深入。托克维尔以当代社会科学的流行术语解释他的论证方法:“决没有硬要事实迁就观点，而是让观点以事实为证据。”⁽¹⁴⁹⁾托克维尔使自己沉入到出版文献、正式会见、非正式观察中收集资料;只要有可能，他就收集原始文献。和许多同时代的政治作家相比，他避免了“形而上学的抽象”，而采取了实证方法。像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一样，他把自己的会谈和印象做了详细的笔记。总之，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是“对于一个生活在至少在现代社会科学出现前的一个世纪的年轻人而言，一桩不太坏的遗产”。托克维尔的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是:“他提醒研究者要保持客观性，寻求大范围的多种证据，选择现存的实证证据而不是其他形式，仔细记下笔记，运用允许重复的方法，尊重资料的一致性，核对相互对立的不同资料的证据。”⁽¹⁵⁰⁾弗朗茨不但认为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符合当代方法论原则，而且还具有可效法性。最近，学者们还关注了托克维尔关于他的时代的一些主要社会问题的著作，这些问题有监狱改革、贫困、遗弃儿童、殖民政策等，他使用并完善了社会调查者在19世纪20年代刚刚形成的研究方法。比如:他和博蒙在撰写关于美国的监狱体系的考察报告时，第一次在监狱研究中使用了在30年代早期刚刚形成的访问技术，使用了无数的统计手段，其中包括:关于贫困与犯罪行为，一般教育状态与犯罪数字，监狱死亡率，犯罪水平，监狱饮食，监狱劳动收入等方面的数据。他们的监狱研究成为当时欧洲各国学者开展此类研究的典范。⁽¹⁵¹⁾

正如托克维尔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科学、历史、哲学的混合一样，⁽¹⁵²⁾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与表达风格的混合。在当代学者看来，由于这些学科在当代的分化与分割，导致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托克维尔处于一个由古典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向学院式的研究方法的过渡时期，而且他的读者群是社会精英和知名人士而非学科专业人士，方法论的严格要求并不是他的首要关注。在他的著作中既有当代学术研究规范的萌芽，同时，也出现一些违反当代学术规范的方法论错误。而托克维尔也正是不拘一格地采用了各种研究方法:规范的与实证的，推理的与归纳的，描述的与评价的，才使得他的学术研究体现了其追求行动与反思相统一的人生价值。他的研究一方面避免了科学原教旨主义的偏激;另一方面摆脱了以前科学研究方法的谬误与空玄，体现了一种平衡的、灵活的研究方式与风格。

由于对托克维尔的政治学的科学性评价各异，导致了托克维尔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地位的不稳定性。就消极的评价而言，有人否认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原始的或业余的社会科学家;还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位极富天才的关于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政论家。最近的学术界一般把他定位为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前现代化的、反对当代学术分工与科学主义倾向的政治学家。由于政治学界对自身学术发展偏差的反思，和20世纪前后的评价相反，学者对他的政治学日益给予积极的评价。现在我们介绍对托克维尔政治学的性质认识的几种观点。

1.一种古典的或传统的政治学。托克维尔的政治学常常被看作是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经典的组成部分。当代许多怀有科学沙文主义的政治学家对这种传统的政治学往往抱有成见。他们的所谓创新就是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甚至对行为主义狭隘性进行批判的后行为主义者也认为，他们必须变得“非科学”才能表达人类基本问题。这样，“托克维尔的政治著作在‘传统’政治学的复兴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他有时被称为是这种传统的最后一个伟大典范”⁽¹⁵³⁾。政治学学科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传统政治学时期，起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一直到20世纪初;现代政治学即“当代政治分析”或“行为科学”时期，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梅利亚姆和拉斯维尔，并在60年代占据了统治地位。关于托克维尔的传统政治学特征，当代学者们给出了各种界定。西瑟认为:“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的著作最好地体现了一种传统的方法。”⁽¹⁵⁴⁾他们都认为，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应是政治上最重要的政府形式;政治学应是全面的社会调查形式，它把社会学、狭义的政治制度研究、宗教和其他社会科学构成一个整体。同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不同的是，托克维尔保留了一个作为自由民主政体的立法者的顾问角色，他的分析更具有直言不讳的党派性。温斯罗普认为，托克维尔的传统政治学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它是现实主义的(这一点满足了以追求实证为目的的当代政治学家的骄傲)，因为它承认普遍的人类条件和特定形态下人类所完成的活动的限度。但它也是理想主义的，因为它向往人类的优秀与伟大，不惧怕作出价值判断和提供改进措施。⁽¹⁵⁵⁾亨尼斯认为托克维尔的古典政治学具有以下特征:(1)托克维尔的政治学不仅是描述的、阐释的，还是评价的。传统政治学是对人类生活的各种形式或“制度”(regime)的全面调查与比较，它判断制度毁灭或保存的原因。但制度比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持它的稳定性，还是为了判断它的品质。(2)托克维尔的政治学是理论与实践的混合物。托克维尔是为了帮助法国，为了正确行动而不是为了知识自身的缘故而寻求科学知识。因此，“托克维尔的政治学正处在政治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传统之中”⁽¹⁵⁶⁾。(3)托克维尔的政治学的阅读对象不像当代科学研究一样指向学术共同体，他为负责法国命运的人而写作。托克维尔的政治学的听众是“立法者”，包括:政府官员、宗教领袖、作家、记者、律师、教授和其他舆论领袖。总之，他采用了自柏拉图的《法律篇》以来的一种政治学研究的古典学术方法。上述学者把托克维尔的政治学认定为一种古典的或传统的政治学，以对抗当代科学主义思潮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肆虐。持这种观点的人和那些执着于托克维尔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非科学性的人不属于同一种理论路向。第一种人反对政治学对学科戒律、方法论、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的过分强调;第二种人则无论认为托克维尔的方法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都致力于维护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纯洁性、专业性与学院化。

2.一种政治教育学。在西方的特定学术语境中，教育意味着灌输、诱导。对于学者而言，学术研究致力于教育自然会损坏它的科学性。学者们的习惯性观念是:“从一种科学降格为一种公民教育”，“只会导致政治学科的堕落”。⁽¹⁵⁷⁾布赖斯尽管认可了《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反思与告诫的广泛适用性，但他还是认为，托克维尔首先是为自己的同胞而写作。因此，“对法国的持续关注比这本书的政治哲学还要走得更远。这就限制了它的目标与范围。《论美国的民主》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研究，不如说是一部教育之作。它警告法国需要调整她的政治制度，以适应她的社会条件，首先是改善她的政治风气，以便为她的民族生活创造出一种宗教与道德基础。”⁽¹⁵⁸⁾正是由于奥托·沃斯勒，我们才拥有了证明托克维尔政治学的非科学性的彻底尝试。他认为，不管是谁，如果要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找寻学术目的与内容，都会走上错误的道路。托克维尔是“一个为法国、为政治教育、因而为了他的同胞更好的未来而写作的法国人。他的目标是一种政治效果，而不是为了知识的缘故而追求知识。他不对科学只对实际政治效用与成功感兴趣……作为一位充满激情的法国人，他既不是作为历史学家也不是作为社会学家，而是作为政治教育家或忠告者而写作”。⁽¹⁵⁹⁾将托克维尔的政治学称为政治教育之作，其意图就是从由马克斯·韦伯所开创的现代学术规范之一——学术与政治、学者与政治家、课堂与论坛、政治科学与政治教育、政治训导相分离的角度来否认托克维尔政治科学的科学性。

3.一件政治艺术品。布赖斯针对《论美国的民主》说:“它仅仅被记住的是，尽管由于它的科学形式事实上被作为一种科学品，它真正是一件艺术品……”⁽¹⁶⁰⁾布赖斯这番话的意图当然是为了贬低托克维尔政治学的科学性。拉里·西登托普认为，托克维尔作为一位政治学家，既不属于近代，也不属于当代。托克维尔呼吁自由的神圣价值，欣赏贵族的优雅，蔑视商业主义的平庸。所以，就他的思想实质方面而言，他是前专业、前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现代政治思想传统中的位置也是独特的。首先，同更早的现代伟大哲学家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相比，他没有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关于人性的明确的假设之上，并根据该假设进行演绎。其次，同19世纪较晚的理论家如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相比，他没有将一种关于社会的新科学树立为自己的目标，也没有把科学方法论的论述引入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是鲜活的、坦白的，充满了高度的情感和丰富的形象，并以塑造读者的意图作为自己的关注。“的确，当和自成‘风格的’思想家放在一起时，托克维尔看起来更像一位艺术家。”⁽¹⁶¹⁾西登托普将托克维尔称为一位艺术家，并不是贬低托克维尔的政治学的科学性，而是用他来对抗近代乃至当代强调体系化、规范化、中立化与学术化的庸俗的学术传统。谢尔登·沃林对托克维尔的政治学的非现当代特征表述得更为激进。他认识到，托克维尔为自己设定的知识角色部分是教育者部分是调停者，他的目的是寻找“民主本身的形象”⁽¹⁶²⁾(the image of democray itself)，以便于人们对他的理论产生认同并接受它，这影响了托克维尔政治学的表达风格。沃林把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表述方式称为“视觉政治”(visuol politics)。⁽¹⁶³⁾现代人对理论的理解受到了霍布斯理想的影响:一种理论应该是相互连接和逻辑一致的整体，在其中概念的清晰是基本的。概念相互联系构成理论的建筑材料，理论的建造依靠概念的严格性。因此，概念的清晰是现代理论的建构特征的伴随物。但是，托克维尔一反从近代开始的这种理论传统。他常常认为自己是在“描绘”(paint)一种“普遍条件”;不去论证或阐明自己的思想，他常常在一块广阔的画布上将思想作为形象，以视觉的、美学的而不是逻辑的、强制性的效果展现它们。因此，“托克维尔的理论，相比而言，是全景样式的，而不是建筑样式的”⁽¹⁶⁴⁾。沃林指出的托克维尔有意选择的反现代传统的概念使用或思想表达方式，冲淡了许多学者所纠缠于托克维尔著作的诸多指责，如概念混乱、逻辑链条不清晰、忽视学术研究的科学形式、主观判断多于严密论证等。

4.一种公共哲学。贝拉等人在托克维尔的社会科学观的影响下考察了托克维尔称之为“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heart)在当代美国的表现——个人主义问题。“托克维尔的作品早已被专业社会科学的技术成就宣布为过时货，他本人也不过是一个出色的‘人本主义业余爱好者’而已。”⁽¹⁶⁵⁾贝拉却把托克维尔的社会科学称为一种公共哲学，祭起托克维尔的精神以反对当代追求自然科学化的、缺乏公共精神的、狭隘的专业社会科学。他认为，托克维尔的政治学作为一种公共哲学，体现了以下特征:(1)它超越了当代存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人为分界;(2)它提出了关于好的人、好的社会的假设，有意识地为特定的哲学立场负起责任;(3)它把社会的传统理想与抱负和当前的社会政治现实协调起来;(4)它不是价值无涉的，反对在事实分析与道德判断之间作出区别;(5)最后，它作为一种公共哲学，既力图使精英层——科学家与专家、也力图使公众参与到它的对话中。以托克维尔的政治学为范例，贝拉得出的教谕是: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和公民的角色并不冲突;学科之间不是需要排斥，而是需要综合;社会科学家必须关心宏观社会。总之“一个真正的‘专业社会科学家’决不能仅仅是一个专家，他也会部分地将社会科学视为公共哲学”⁽¹⁶⁶⁾。

综合以上对托克维尔政治学性质与特征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学术界学术规范的变迁，由于研究者以自己的理论偏好为前提，对托克维尔的政治学作出了有选择性的或积极或消极的评价。在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有人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挖掘出一些非现当代学术规范的因素，极力贬低托克维尔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有人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寻找一些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萌芽来认可其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先驱的地位。在学术界专业化呼求与反专业化激烈纷争时期，有人将托克维尔作为一个漠视学科分工、实现学科综合的社会政治研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以反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极端分工与分割;有人把托克维尔树立为一块靶子，以批驳前现代学术研究的谬误及其对学术研究的误导。

四、托克维尔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

密尔认为，托克维尔是研究现代民主的第一位政治哲学家。由于其敏锐的洞察力，也由于其采用了自柏拉图以来的古典主义研究方法——大政治研究法(把政治、经济、文化诸社会现象视为一种不分轩轾、相互作用的混合体)，在他的著作中讨论了在现当代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已经或将要出现的几乎一切现象的萌芽。他的理论在当时及后世许多思想家那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被有意无意地加以复述、强调、发展。自从托克维尔研究复兴以来，托克维尔与其他政治思想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成为一个硕果累累的热门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在托克维尔和同他的思想主张、政治关注、个性情趣截然不同的思想家之间发现了一些有趣的、重要的关联性。现在，我们选取几个比较思想研究的例子，以窥学者们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成果之一斑，作为我们开展此类研究的一种有益借鉴。

1.托克维尔与马基雅弗利

粗看起来，两个思想家之间没有什么相关性。马基雅弗利成为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的政治原则的代名词，托克维尔则认为政治领域与道德领域密不可分。托克维尔也对马基雅弗利充满了鄙视，认为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是一部“肤浅”之作。⁽¹⁶⁷⁾约瑟夫·阿留利斯则在两者之间发现了一些相似的观点。两人都称赞自由政体，因为在自由政体中，没有人比别人更有权力;权力是政治的真正目标，所以政体建立者的正确任务是教会他的成员如何行使自由。马基雅弗利关于君主国与贵族国的比较和托克维尔关于行政集权与分权的评价使他们都相信:“是权力的分散而不是集中使一个政体更强大。”⁽¹⁶⁸⁾马基雅弗利认为每个城邦都存在着两个性格不同的群体，一个具有统治愿望，另一个具有不被统治的愿望;自由的艺术就是保持两种性格的团体之间的力量平衡。托克维尔认为，在所有自由国家都有两大党派，一个想限制人民权力，一个想无限地扩张它;区别一个自由社会的标志就是，能够承认两大党派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并找到这样做的措施。阿留利斯也发现了两者关于自由本体论的不同观点。马基雅弗利的自由观是:“人的自由在于拥有不被统治的主权意志;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即残暴的手段拥有这种主权。”⁽¹⁶⁹⁾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观点包含着专制萌芽，他的自由观是:人类的主权高于国家或民族的主权，“自由就是服从人类所采纳的法律”，“对神的法则的服从”。⁽¹⁷⁰⁾因此，托克维尔与马基雅弗利关于自由观的本质区别在于:目的因(上帝)的有无。

2.托克维尔与密尔

托克维尔与约翰·密尔属于知识上的盟友，两人的思想之间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¹⁷¹⁾上文我们提到了卡亨在《贵族自由主义》一书中对布克哈特、密尔、托克维尔三人在时代问题、政治解决措施等方面的相同点的概括。丹尼思·史密斯归纳了托克维尔与密尔在生活经历、政治观念等方面的异同。两人的相同之处在于:两人都对现实政治有着浓厚的参与兴趣;他们属于同一政治代(Political Generation)，都深深地关注着民主政治中的个人角色和民主维护文明生活的潜力;两人都不是自己阶级的代表，都因某种观念而同哺育自己的社会群体相决裂;⁽¹⁷²⁾两人使用或探讨了归纳与推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密尔共享了托克维尔对地方公共精神的关注。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密尔不同意托克维尔的观点:平等的激情、政府的短视与骚动是美国特有的，它们也曾在18世纪非民主的法国与英国盛行;密尔认为托克维尔混淆了“民主的后果”与“文明的后果”，美国生活的动力是商业活动而不是平等的产物;密尔认为多数的至上性不是社会平等的产物，而是人口规模的产物，这种现象也在资产阶级的、阶级分立的英国存在。总之，两人的不同点表现在:托克维尔把商业资本主义、多数暴政和个体的疏离作为民主平等的表现，多数意见能被律师职业所制衡，个人疏离能被大众地方政府参与所缓和;密尔把中产阶级观念的专制、个性的压抑看作是商业精神而不是平等倾向的表现，中产阶级观念可以被有知有闲阶级和农村人口所制衡。⁽¹⁷³⁾

3.托克维尔与黑格尔

托克维尔对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因为他们通过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而限制了人类自由选择的可能性。黑格尔也应该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凯瑟琳·H.朱克特比较了两人之间的异同。黑格尔与托克维尔不仅都认为，历史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基督教代表着这种发展的一个关键步骤，而且也都认为君主立宪是现代国家的可欲形式;两个人都强调现代自由主义国家中多元主义的重要性。但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似只是表面的。黑格尔把官僚制作为合理性的体现，托克维尔则认为行政集权会窒息相伴自由的创新精神;但是，两人的根本不同在于对理性在政治中的角色的评价。⁽¹⁷⁴⁾黑格尔认为，历史过程是可以理解的;托克维尔认为，西方世界的平等化是“天意”所为，决定历史进程超出了人类智慧的限度，黑格尔的“历史中的理性”是一种有害的教诲。⁽¹⁷⁵⁾托克维尔担忧对历史普遍法则的追求会削弱个人对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的信仰，从而削弱政治自由的条件。

4.托克维尔与马克思

通常，托克维尔被称为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辩护人，而马克思被称作是共产主义的预言家。两人的生活经历、理论基础与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在上文中我们涉及了雷蒙·阿隆从对现代社会根本政治问题的不同理解的角度对两人进行的比较。惠特尼·波普比较了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在社会政治理论与政治主张上的一系列不同之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导致了历史发展，托克维尔却没有把经济因素看作是社会与历史发展的首要原因;马克思认为经济是社会权力的最终来源，托克维尔区分了四种权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必须根据变动的环境分析它们的相对重要性;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构成阶级的一个基本因素，同一阶级的个人拥有相同的生产关系，托克维尔把阶级看作是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个人将自己看作或被别人看作是属于一起的，为同一心理认同群体，不同的阶级会拥有相似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阶级冲突将会导致旧制度的颠覆与新社会的诞生，托克维尔承认了阶级冲突的存在但认为它具有温和的性质;马克思预言了无产阶级的统治、阶级冲突的消失及共产主义的到来，托克维尔则害怕任何一种权力的集中，相信冲突内在于社会生活，国家不可能被超越;马克思支持有利于工人与穷人的激进改革，托克维尔则要求把不平等保持在合理范围内。⁽¹⁷⁶⁾因此，“从现代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的出发点来看，托克维尔应为他不能成为被剥削者和穷人的有力斗士和不能对自己的一些价值更真诚而受到批评。”⁽¹⁷⁷⁾最后，波普认为，托克维尔毕竟还是在一个不完善的世界中受责任伦理引导而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观的讲原则的一位政治家。李普赛特比较了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在冲突——一致理论方面的观点。马克思把冲突作为政治学的主要旨趣;托克维尔则第一次阐明了民主政治中冲突与共识的平衡。两人的表面一致性表现在都强调社会单元的相关性与社会单元之间冲突的必要性。马克思将冲突与共识视为非此即彼，在剥削社会中不可能达成共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共识。托克维尔强调社会生活中那些同时维护政治分歧与共识的群体，一方面他担心社会冲突的消失会导致权力的集中，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共识的损害会导致专制。他并不急于分开社会冲突与共识的根源，也没有设想未来的和谐社会。⁽¹⁷⁸⁾在对马克思与托克维尔的比较中，强调两人的相似之处的研究不多。其实，马克思与托克维尔的政治活动期相差不远，都面临西方工业社会的一些共同的问题与危机。在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政治关注。比如，两者都对资产阶级充满了鄙夷之情，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两者都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主义伦理;两者都对工业发展、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工人的异化深表同情与不安。也许两者的不同之处还表现在:对于现代社会政治问题，托克维尔表现出更多的无奈、悲观甚至容许，而马克思则毕生致力于解决这些社会政治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了一种现实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托克维尔以古希腊神话中的贾桑德拉的面目出现，而马克思则以普罗米修斯自许。

5.托克维尔与尼采

尼采与托克维尔看起来似乎是两个个性、思想截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托克维尔采纳了立足于基督教原则的道德伦理，尼采则挑战欧洲包括托克维尔个人所珍视的几乎所有的政治与伦理原则;托克维尔既是宗教人也是政治人，而尼采则两者都不是;托克维尔被称视为19世纪自由主义社会最伟大的捍卫者之一，而尼采则被视为那个世纪怒气冲冲的思想偶像(包括自由主义)的破除者;托克维尔的论证方法主要是历史的和社会学式的，而尼采的路径则是心理学的和哲学的。但罗杰·博彻却在两者身上发现了共同的对于欧洲未来的恐惧。(1)两个思想家都预料欧洲会在未来的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中停滞。(2)托克维尔认为对物质享受的执着之爱会产生焦虑与怀疑;尼采则认为怀疑自身会推动人们走向琐屑的物质享受。⁽¹⁷⁹⁾(3)托克维尔与尼采对于新的令人窒息的中产阶级商业世界共享了一种贵族式的轻蔑与精神的幻灭。⁽¹⁸⁰⁾(4)尼采为推迟欧洲停滞的骚动、斗争、激情而欢呼;托克维尔也称赞战争会唤醒一个沉睡的社会。(5)尼采预言的新奴隶制，即:所有人都是奴隶，不存在主人，同托克维尔预言的新专制主义:温柔的专制非常相似。(6)尼采与托克维尔都害怕人们的无能感会产生新式奴役;但尼采认为这种无能感来自试图驯服人们的基督教、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奴隶道德，托克维尔则认为它来自疏离、财富迷恋和政治无能。⁽¹⁸¹⁾因此，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尼采是民主政治的毫不含糊的敌视者，而托克维尔则是民主政治的冷静拥护者。

6.托克维尔与阿伦特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一般都把焦点集中于两人对现代专制主义的论述上。玛吉·劳埃德比较了两人的共同之处。两人都认为现代性产生的问题是:疏离与孤立的个人由于暴露给毫无约束的物质满足之乐而摆脱了政治责任;两人都认为，这种现象的结果是软的或硬的专制主义，因此，现代性政治的中心议题是自由-暴政;两人都认为捍卫自由的基础是“结社的艺术”。⁽¹⁸²⁾劳埃德认为:“阿伦特，像托克维尔一样，是‘一种新型自由主义者’，反对个人唯物主义、进步的不可避免性和无约束的多数权力等自由主义原则，赞同隐私权、言论与结社自由，和致力于法治及通过结社的政治参与的一种政治分权体系。”⁽¹⁸³⁾如果说劳埃德强调了托克维尔与阿伦特的相同之处，博彻则分别强调了两人的异同。博彻的论证前提是:阿伦特版的现代专制主义是以极权主义面目出现的，托克维尔版的现代专制主义具有温柔的(软)专制主义之特征。两人的不同之处表现在:(1)阿伦特认为领导原则是极权主义的必要条件;而在托克维尔的软专制主义中，专制者的面目是模糊的。(2)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领袖的依托之物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所武装的政党;而托克维尔则认为小党(仅仅追逐物质利益的、党派利益的党)强化了新专制主义的停滞特征，大党(追求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的党)则是希望所在。(3)阿伦特把恐惧看作是极权主义的本质，托克维尔则认为新专制主义的特征是温柔与愉悦。⁽¹⁸⁴⁾两人的相同之处表现在:(1)两人都诊断专制主义的前提条件是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疏离与无力;(2)两人都责备由于贵族团体和阶级的崩溃而被资产阶级带入世界的私人攫取性伦理导致了疏离与无力的发展;(3)两个人都坚称，疏离与无力的个人很容易被官僚制所组织、控制和管理，从而变成毫无思想的轻信的个体;⁽¹⁸⁵⁾(4)也许两个人的最大相似之处是，都把自己的渺小希望寄托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团体——真正的民主群体，它们通过对官僚统治的制约和提供公共讨论的论坛而结束个人的疏离与无力。⁽¹⁸⁶⁾对托克维尔与阿伦特的相关性进行探讨的学者主要集中于两人思想中的三个因素:问题——现代专制主义;原因——个人主义;解决——结社。

人们一致认为，托克维尔是现代民主的预言家。我们也可以认为，托克维尔是现代民主诸理论的预言家。他既是现代民主生活的预言家，也是现代民主理论的预言家。在他的思想中可以找到现代甚至后现代几乎所有社会政治理论的萌芽。他的思想是当代人可以加以挖掘、提炼、运用的斑斓多彩的思想矿藏。尽管纯度不高，但这种低纯度却提高了对托克维尔进行学术探索的挑战性。奥尔特加喜欢的一句话是，所有新的哲学都是借助以往已经坍塌的哲学结构中的砖块与板材而产生的。在当代，据说由于哲学建构能力的衰败，哲学家都需要成为思想的“窃贼”。托克维尔自然成为一种可贵的“偷窃”目标。阐明学者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窃取”，也许更有助于彰显托克维尔的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