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中的托克维尔内容介绍

第五节转型时代中的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生活在一个社会、政治、思想大骚动、大转型的时代;托克维尔又出生在一个历经政治运动涤荡的古老贵族世家。其所处时代与独特出身造就了他动荡的身世、复杂的个性与调和的理智特征。托克维尔认识到:“最清楚的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的时代。”⁽⁷¹⁾“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与社会中，在其中，一个人必须使自己多变，以便为一切事情作好准备，因为对于这个时代与社会的命运没有一件事是确定的。”⁽⁷²⁾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理智的骚动与道德的不稳定”。⁽⁷³⁾动荡的时代给予了个人与家庭不可抗拒的颠沛流离的命运。“真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与国家，在其中，每15年就会来一次革命，就像农夫每年要犁一次地一样，把上面的翻下去，下面的翻上来。但是，这是共同的命运。”托克维尔并不愿使自己的命运完全听任时代潮流的支配，成为命运的弃儿与囚者。“在这项活动中，我们的许多当代人被掩埋了;我希望，它只会把我们覆盖起来，但通过时间与勇气，我们最终将会重新突出地面。”⁽⁷⁴⁾托克维尔的家系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诺曼贵族。他私下承认，对征服者威廉的回忆会“迎合我心灵中的骄傲的弱点”⁽⁷⁵⁾。托克维尔所处的动荡时代与独特的家庭氛围常常使他感到自己是一个时代的“陌生人”，给其带来了严重的疏离感和情感与理智的认同危机，同时也给予了他独特的观察与思考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视角，使他能够作出不同于前人与当代人的理智创新，有利于塑造其独特的中道自由主义思想。

一、童年

托克维尔出生于一个具有浓厚正统主义氛围的贵族家庭。大革命的恐怖夺去了其大批家族成员的生命。其父由于忧愁一夜之间须发皆白，母亲也由于惊吓患上了终生未愈的忧郁与情绪多变症。大革命与第一帝国也造成了这个家庭政治上尽管并非感情上的分裂:有人成为狂热的雅各宾分子，有人成为百日帝国的代议士，有人成为复辟的波旁王朝的效忠者，有人成为七月王朝的上层人物，还有人成为拿破仑的将军与朋友。

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即他母亲的祖父马尔泽布是旧制度的皇家要员，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曾批准《百科全书》的编纂。他一方面保护人民免受国王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又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马尔泽布代表着旧制度下具有独立意识的位于国王与人民之间的调停人的一种传统的贵族精英角色。他成为托克维尔终生仰慕与爱戴的人生典范。在1794年的罗伯斯庇尔统治下，他被作为王党分子送上断头台。托克维尔自豪地宣称:“正因为我是马尔泽布先生的曾孙……我才写下这些东西。”⁽⁷⁶⁾他曾想为曾外祖父写一部传记，可惜未能如愿。19世纪笃信天主教与正统主义的作家夏多布里昂由于马尔泽布的关系成为托克维尔的姻亲。

托克维尔的父亲埃尔韦·托克维尔同情初期的追求将法治同对国王的忠诚相结合的一种自由主义政体的大革命。在复辟时期，他担任了几任地方省长，最后成为贵族院的长老。他致力于复兴地方贵族的传统参政功能，重建农业协会，创立储蓄银行，发展初等教育，并不是为后人所耻笑的昏庸无能的复辟官员的代表。托克维尔的父亲是法国最后一代“真正的贵族”的典型——把为国家服务的角色看作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义务。他保持着旧制度中行政长官们的鲜活的独立精神。“在1820年前后，他们将要被具有现代风格的驯顺的公务员所取代。”⁽⁷⁷⁾托克维尔的父亲忠于公共事业的精神对儿子的影响是强烈的;公共服务被托克维尔作为一种遗传自贵族时代的公共美德而加以接受。对托克维尔而言，没有了公共美德，个人生活就会被道德衰朽所玷污。

托克维尔的母亲既是一个热情的保皇分子，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相信两者的结合能够统治法国。许多年后，托克维尔会回忆起一次家庭聚会的情景。当时，母亲以她那甜美、洪亮的音调唱起了一首关于路易十四之死的歌曲:

“一位贝亚恩的行吟诗人，

他的眼眶充满泪水，

向着他的山地人民，

唱起了忧伤的叠歌:

路易，亨利之子，

成为了巴黎的俘虏。”

“当她的歌声停下时，每个人都在哭泣，不是为了许多曾经遭受苦难的个人，甚至不是为了许多在内战中和绞刑架上失去的亲属，而是为了15年前死去的那个人的命运。”⁽⁷⁸⁾这种情景在一个不到三岁的儿童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甚至到了1853年，他还认为:在那些日子，人们具有“慷慨和无私的政治激情，仅仅是以付出任何代价所要求的安宁之外的东西”⁽⁷⁹⁾。在第一次复辟时期，他共享着家庭的政治热情，和人们一起敲碎拿破仑的塑像，并高呼“国王万岁”。那时他还不到9岁。

二、皈依

在巴黎，托克维尔在一个具有詹森主义色彩的神父勒叙厄尔(Lesueur)的教导下成长。到了15岁，他陪伴做省长的父亲来到梅斯，进入中学学习，并开始拥有了一个包括资产阶级子女在内的更大的社交圈。如同约翰·密尔在1826年所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一样，他的正统思想在其间突然崩溃了，从此开始了一生漫长而痛苦的精神定位与探索之路。正是父亲在梅斯的图书馆的藏书为托克维尔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在思想的海洋中遨游，导致了他的全部世界的动摇。

直到35年后，他还对这种震撼保持着清醒而痛苦的记忆:“我匆忙地把各种更适合于一个成熟年纪的概念与思想塞入脑海中。直到那时，我的生活还在一种没有怀疑进入灵魂的信仰中度过。这时，怀疑进入了，也许说是以难以置信的力量投入了，不仅是对这种那种特别事物的怀疑，而是一种包含一切的怀疑。突然间，我经历了人们所说的地震的感受，这时地面在脚下，围墙在周围，天花板在头顶上，家具在手臂下，眼前的所有东西都抖动起来。”⁽⁸⁰⁾这种怀疑——“最黑暗的忧郁”在青年时代一次又一次地侵袭他，被他视为人生的不幸之一。

托克维尔父亲的图书馆包括17世纪的经典，古典作品的译本，当代作品较少。这里还藏有18世纪哲人(philosophes)伏尔泰、孟德斯鸠、布丰、卢梭、马布利、雷纳尔的作品。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正是他对伏尔泰与卢梭的阅读使怀疑进入了他的头脑。这种“包含一切的怀疑”首先是指被贵族世界所尊崇的等级价值观。他开始意识到这些价值观是时光倒错的，从而导致了他未来思想的核心:贵族世界将要被民主世界所取代。然而，此时他生活中最严重的危机是信仰的丧失。他开始对正统的天主教信条表现出怀疑:在他的眼中，耶稣，作为一个人或神，仅仅是一种毫无面目的象征，被剥离了任何神性;他仅仅承认上帝与来世是存在的，但神意仅仅在人类一致的同意中得到了揭示。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将基督伦理观作为他的道德指南与政治推理的前提，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他毕生思考与解答的难题之一。关于托克维尔思想中的这次重大危机与转机，托克维尔记得非常清楚:1821年7月他在梅斯第一次独处时的16岁。从此以后，他的思想主线经历了从对贵族等级价值观的信仰发展到对七月王朝空论派自由主义信条的接受，最后到自己的自由与民主相调和的中道自由主义的形成这样的一个思想进化过程。

三、政治生涯

托克维尔出生于拿破仑帝国统治之下，经历了两个君主政体和一个共和国，死于拿破仑侄儿的帝国之中。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近代动荡多难的法国政治命运的象征。他做过复辟时期的助理法官;担任了近十年七月王朝众议院议员;支持与参加了议会的各种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他被选入第二共和国的立宪议会，并参加了制宪委员会的制宪工作;随后进入立法议会，并担任副议长;六月起义中首次同“多数”站在一起，亲自走上街头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诉求;他在波拿巴总统领导的巴罗内阁中担任了5个月的外交部长;最终在1851年的雾月政变中被逮捕，随后完全退出公共生活，成为“国内流亡者”;在随后的岁月中多次拒绝波拿巴邀其入阁的请求，完全潜心于精神世界中，直至1859年病逝于戛纳。

从20年代起，托克维尔就相信，他的天职不仅是政治研究，还应该像他的贵族祖先一样是公共服务。早在1829年他就向自己的挚友博蒙倾诉:“我们必须把自己培养成为政治人。”⁽⁸¹⁾托克维尔决心投身政治生活，这是他的个人责任感与贵族传统道德的混合物。但是，他缺乏作为一名政客所必需的政治技巧与手腕，并且专注于政治原则与政治独立性。他承认:“我发现要习惯于在公开场合发言非常困难;我搜索词句并对我的思想给予太多的注意。在我周围，我看到推理很差的人却发言很好;这不时地把我投入到绝望之中。”⁽⁸²⁾他认为:“政治世界是一个肮脏的场地。”⁽⁸³⁾他承认，他总是被政治生活中的真实与虚假问题所困扰，而“大部分的党派政客不会让他们的精神或神经遭受这样的怀疑”⁽⁸⁴⁾。当时的《世纪报》这样评价他:“托克维尔决不是一个党人。”⁽⁸⁵⁾他在议会中保持独立性，行使自由判断，不依附任何党派，拒绝反对派的密谋，却保持着一个孤独的反对派的偏好。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他的议会活动能力。在政治生活中，托克维尔将自己比作一个车轮，它“飞快地旋转着，却错过了它的齿轮，无所事事，一无是用”⁽⁸⁶⁾。政治生活带给他的是无能感、挫折感，而并不总是自我实现的满足。在政治世界，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最终，孤独、宁静的精神生活使他着迷。

四、个人肖像

托克维尔的气质、性情、政治色彩、思想的过渡性与原创性在人们对其个人肖像的勾画中曲折地反映出来。一位经常光顾托克维尔所去沙龙的德国女士这样描述他:“另一边是一位具有苍白与病态面容的年轻人。他被给予温和的敬重和大量的关注。他谈论英国与美国，像一个致力于研究它们的人。在他的举止中有一种优雅与礼貌，这是当代的法国人比前一代人更少依恋的价值。”⁽⁸⁷⁾这不是19世纪肖像画家笔下野心勃勃的、傲慢的资产阶级新人形象，而是一个没落的“最后的贵族”的形象，一个“流放中的国王的面孔”。

在当时的漫画家笔下，托克维尔不是他们的最爱，他没有可以被极端化的讽刺特征。蒲鲁东使他们满意;议会中的重量级人物基佐与梯也尔也吸引他们的眼球。托克维尔的身体外貌“看起来完全毫无特色。毫无特色的是他的冷漠的、平淡的容貌;毫无特色的是他的善感的苍白面孔。他的眼睛由于忧郁而半闭，他的忧愁的嘴巴扭曲着，薄薄的嘴唇迸发不出一丝笑容。他具有一种相当过时的、严峻而笨拙的神色”⁽⁸⁸⁾。托克维尔在血统上是一个正统派，在七月王朝期间成为左派反对派，在1848年成为未来的共和派，入阁时期由于恢复了教皇地位又被视为秩序的党徒。尽管托克维尔对自己的自由信念至死不渝，但他的现实政治色彩却难以描画;由于其政治形象的模糊性与中庸性而很难成为被漫画家嘲弄的对象。一幅傲慢、苍白、病态的形象，他是属于精神种族一类的最纯粹的代表，高高飘浮于党派与现状之上;孤独的性情，行动的笨拙，思想的刚直，他被撕扯于民主倾向与贵族习惯之间。

托克维尔，贵族情调的缅怀者，启蒙思想的信仰者，空论派的继承者，又是敏锐地感受到时代方向的时代之子。再也没有哪一个当代人比屈斯蒂纳更形象、更深刻地描绘出了托克维尔的模糊性、中庸性与过渡性:“他是一个羸弱、单薄、瘦小的人，依然年轻。关于他，有一些老年人的东西，也有一些孩子的东西，他是一个非常天真的有野心的人。他的凝视是迷人的，但缺乏坦诚;他的嘴唇是成熟的，但形状不佳;他的肤色显得胆汁过多;他的神情如果不会那样令我不安的话，会使我更着迷。一个人可以看得出来，他给予自己的话语不止一种意义，他的观点是达到他的目标的武器。在我看来，这是一颗在我们的政治地平线上的新星。”⁽⁸⁹⁾托克维尔的外在形象表明了他在时代文化氛围中的位置。19世纪的这位“年幼-年迈”的作家是一个飞奔向前的时代的化身。在这个时代中，父辈时代的废墟过早地老化了那些依然依附于它的人。“年幼-年迈”的托克维尔象征着被过去的崩溃所困扰的年轻人。一些人赞美他的仓促的早熟，另一些人视他为过时人物。这些异议的确揭示了位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托克维尔的思想的原创性、中道性。

五、个性与信念

1.忧郁、怀疑与孤独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私生活中托克维尔沉默的、忧郁的、孤独的形象，托克维尔是一个不停地怀疑生活、怀疑一切现存价值观，甚至怀疑自我的，不懈地进行思想探索的精神贵族。

在美国，在英格兰与爱尔兰，在众议院，或在1848年的街垒后面，托克维尔看起来是沉着的、自信的。但实际上，人们往往低估了托克维尔的生活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忧虑与苦闷。尽管他具有贵族式的矜持，但一种精神的内在痛苦还是常常浮出水面。他被一种反复发作的胃病所折磨的同时，还遭受着被其友博蒙称之为“一种精神痛苦”(a mal de nerfs)的折磨。⁽⁹⁰⁾他向朋友倾诉:“有时候我是那样痛苦，几乎不能控制自己”，并且“我需要你的鼓舞同我黑暗的思想作战。因为我确实拥有这些思想，而且数目巨大”⁽⁹¹⁾。他向自己的哥哥诉说:“这种头脑的忧虑……常常毫无缘故地折磨、无用地扰乱和引起那些拥有它的人极大的痛苦。我很容易地认出，这正常常是我的情况。我清楚地把不快乐的原因归于那些我周围的人。”⁽⁹²⁾

托克维尔不但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忧虑，他还向自己的友人坦白了自己的孤独感:我是这样“一个人，他就像荒岛上的居民一样在精神上隔离于大众中间”⁽⁹³⁾。这是一种“道德的隔离”，“感到自己外在于我的国家与时代的知识共同体之外。在沙漠中的孤独也没有这种在人们中间的孤独更严酷。……孤独常常使我害怕……这句深刻的格言特别适合我:孤独是不好的”(It is not good to be alone)。⁽⁹⁴⁾托克维尔的孤独不是一种来自人际关系的孤独，而是一种在精神、思想上超越当代人的孤独。

在托克维尔感到忧虑与孤独的同时，怀疑也在蚕食着他的灵魂。托克维尔在自己的笔记中不止一次地表达:“如果我要把人类悲伤分类的话，我应把它们这样排序:第一，疾病;第二，死亡;第三，怀疑。”⁽⁹⁵⁾他承认，在他人生之初开始思考问题时，觉得一切都是明确的真理。但随着时光流逝，他获得的只是不能解释的怀疑。这种发现使他进入一种恐惧状态。“这是我生活中最不快乐的时刻”;“我认为这种怀疑是我们本性中最大的不幸之一”。⁽⁹⁶⁾托克维尔的怀疑是一位孤独的思想者、一位思想的先行者的怀疑。

托克维尔的忧郁、孤独与怀疑首先来自一个让他失望的时代社会与精神状态。社会与精神生活的单调、乏味、一致，使他厌倦，以至于他宁愿选择“混乱的野蛮状态”。他把七月王朝描绘为“堕落的”，而把第二帝国称作“粪堆”。在这个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关心的只是自我利益，时代缺乏的是公正与真诚。时代的精神状态也使他厌恶、窒息。“这些1828年自由主义的领舞人，这些1830年的制造者，轻快地砍掉我们其他人、老保皇主义者以任何代价都不会放弃的市民自由的首要原则。”⁽⁹⁷⁾七月革命的老自由主义者曾经承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等级特权的终结，但到了1832年，他们压制了新闻自由、政治结社，建立了由最富有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构成的新特权统治。

托克维尔的忧郁、孤独与怀疑不仅来自对时代的社会与精神状态的厌恶与反对，也是他心灵深处的浪漫主义情怀对冷酷而庸俗的现实的激射。

2.浪漫主义情怀

浪漫主义运动起源于卢梭。浪漫主义追求热情而富有朝气的个人生活，厌恶工业文明与经济生活，以审美的价值观代替功利的标准，从宏伟、渺远的事物中获取灵感，赞美强烈、炽热的情感。“当1815年政治界回归平静的时候，这又是那么死气沉沉、僵硬刻板。与一切蓬勃生活那么敌对的一种平静，只有灵魂落魄的保守派耐得住。”⁽⁹⁸⁾在托克维尔的正式出版物中，我们看到的是深刻地洞悉到了现代社会的过去、现代与未来的一位冷静的、公正的分析者形象，但托克维尔同样共享着他的浪漫一代对工业文明的厌恶，对古代英雄的爱慕，对伟大行动与冒险的渴望和对资产阶级平庸生活的鄙视。

在少年时代，托克维尔热爱大海的奇观，幻想在余生中漫游世界。⁽⁹⁹⁾在凡尔赛担任助理法官时，他担心成为“一部法律机器”，“不能判断伟大的运动和指导伟大的行动。”甚至到“我宁愿烧掉所有的书而不愿达到这种程度”⁽¹⁰⁰⁾。托克维尔喜爱漫游古迹，缅怀先人。当他在月明之夜静坐于沃里克古堡之时，“我头脑中所有世纪的骑士精神和青春之火在我的血管中流淌”，“我的灵魂被不可名状的力量带回了过去”。而当他回到现实时，他觉得:“诗意在这种生活中只能偶尔遭遇;而存在的本质仅仅是讨厌的散文。”⁽¹⁰¹⁾当他处于文明边缘的北美荒野之中时，他感到的是“一种安静的赞赏，一种温柔的忧郁感，一种对文明生活的模糊的厌恶”⁽¹⁰²⁾。他像卢梭一样，赞赏野蛮人(印第安人)骄傲的生而自由的美德，认为“文明的利益的滥用带来了印第安人的深深的堕落”。⁽¹⁰³⁾他像卢梭一样，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找到了迷人的魅力。“这种阅读捕捉了我的想像力，以至有时我会害怕像堂·吉诃德那样发疯。”⁽¹⁰⁴⁾他将歌德视为渺小、自私、麻木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辩护人。他甚至幻想作为一名士兵，出征到中国从事伟大的殖民事业。⁽¹⁰⁵⁾托克维尔发出这样的感叹:“噢!我多么希望造物主能够给我一个可用之机，以完成优秀与伟大的事业。”⁽¹⁰⁶⁾托克维尔的浪漫主义情愫来自他对“体面人”的“土豆般生活”，⁽¹⁰⁷⁾对“民主的和资产阶级的小汤锅”⁽¹⁰⁸⁾的厌恶。托克维尔的浪漫主义性格与贵族背景使他不可能喜欢一种宁静的追求商业成功的生活，也不可能专注于物质财富的积聚。

3.对物质福利的鄙视

毫不奇怪，出生于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对财富表现出一种贵族式的轻视。对古代的法国贵族而言，生活的舒适不是生活的目的，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财富仅仅是提供悠闲生活的一种工具，以便能够过上一种开拓头脑的优良生活，而这是惟一适合体面人的生活方式。相比而言，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攫取欲同样萦绕于富人与穷人的心头，财富自身被作为一种目的，而不再是优良生活的一种实现方式。

一个简短的故事表明了托克维尔的财富观。当好友博蒙的收入明显下降时，托克维尔迟疑和痛苦地建议:他应该进入商界几年，以获得维持他当前生活必需的资源。托克维尔同时也意识到博蒙会厌恶商业世界，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确实，即使是从为了你的孩子的利益的良好意图的观点出发，我也不想看到你把自己的生活投身于增加你的财富，就像可怜的路易看起来所专心致力的。但问题是，是否几年内致力于这种方式会为你带来独立活动的自如，而这是我希望看到你获得的惟一目标。”⁽¹⁰⁹⁾在托克维尔看来，财富积聚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个人获取行动独立、自由的一种手段。

托克维尔警觉地看到了，对金钱的渴望是中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最终会带来他所惧怕的政治奴役。托克维尔预示到，一旦人们将财富积累视为生活的首要目标，他们就会沉醉于私人事务中，而失去政治参与的爱好，放弃公共职责。政治秩序的维持者就会趁机使人们变得被动而屈从，夺取他们已厌倦的自由，顺利地建立起自己的专制统治。托克维尔对财富积聚的鄙视赋予了19世纪庸俗的自由观以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反唯物主义的色彩，也使得他能够超越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人生理想，获得了一种以义务而不是以权利或索取为基础的人生观。

4.作为一种义务的生存观

托克维尔不是一个谴责今世快乐的苦行者。他指出，人们必须使肉体与灵魂都得到满足，由于“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¹¹⁰⁾“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项”。⁽¹¹¹⁾人既不像神一样，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也不能像动物一样，仅仅满足于肉体的欲望;人是灵与肉的综合体，必须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但他明确地把快乐的追求视为低下之物。博蒙说道，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帕斯卡尔一样，(托克维尔)给予了持久的与更有兴致的研究。这两个头脑是为彼此而准备的”⁽¹¹²⁾。帕斯卡尔宣扬欲望是所有罪恶的基础，主张以信仰医治傲慢与贪婪，对抗自利与贪欲。同样，托克维尔也表现出了对所谓仅仅快乐之事的温和的轻视和对创造快乐之事的英国功利主义的轻视。托克维尔在给一位不快乐的朋友的信中写道:“像你，像所有的人一样，我感到在我的心中有一种热烈的激情，它把我带向无止境的快乐，使我认为这种快乐的缺乏是最大的不幸……但是，你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必须对抗的愚蠢的激情。这种感情没有男子气，根本不能产生任何东西。”⁽¹¹³⁾在托克维尔的眼中，快乐常常是仆人的拥有之物;他承认，生活中的某些事物比快乐更有价值，这就是义务。

在托克维尔的青年时期，他就认为，在这个“不公正与欺诈”的世界中，不要“放弃”，不要“绝望”，一个人必须学会忍受这个严酷的世界。⁽¹¹⁴⁾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期待太多的快乐，他就不能更容易地忍受生活和完成伟大的成就。“生活既不是一种快乐，也不是一种悲伤;它是一种赋予我们的严肃的事物，我们的责任就是使我们尽可能好地完成它。”⁽¹¹⁵⁾正是从这种生活观中，托克维尔获得了巨大的行动力量，对未来的平静态度，面对痛苦的勇气，和对可欲之事的温和愿望。正是这种生活观使得他从纯智力的僧侣般有规律的生活中找到了快乐与满足。他在青春的热情中就已获得的信仰是:生活“作为一件具有平庸价值的事，只有当一个人使用它尽自己的义务，服务于人们，并在人们中承担自己的立场，这才是有价值的。”⁽¹¹⁶⁾可以说，义务观与责任感是托克维尔人生观中的核心价值。托克维尔的格言是:“为了生存的缘故而生存对我没有兴趣。”⁽¹¹⁷⁾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同造物主创造的条件平等的工作相配合，在新的民主文化的心脏中保持自由意志——人类伟大的象征。

如果说托克维尔接受了古代斯多噶主义的教诲:一个人应忍受生活中的失望之事，“对所有发生的事情，对为他而纺的命运之线感到满意与愉悦”，⁽¹¹⁸⁾那么，他并不提倡斯多噶主义对世界限度的屈从、从公共生活中的撤退和对私德的惟一修养。托克维尔对政治义务的执着、对政治行动的偏好使他不能接受传统自由主义的消极内敛、专注自我的自由概念，而赋予他的自由概念以一种积极外向的色彩。托克维尔的愿望是像古典时代的思想家一样，成为一位反思生活与行动生活相统一的人。

5.行动与反思的反差

古典政治学家的人生理想是:不应该只躲在学术的象牙之塔中沉思冥想，探索政治与人生之理，而且还应该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政治生活中去，以自己的所知教育和引导众生走向幸福之路。西塞罗的观点在古典政治学家中最具有代表性:“事实上，有什么能比把参与和从事伟大的事业同对这些科学的研究和认识结合起来更美好呢?”⁽¹¹⁹⁾反思与行动的结合是大部分古典政治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人生理想。

托克维尔对古典作品的喜爱，他对英雄主义的向往，曾祖父与父亲留下的精神遗产，及他的人生理想使他希望使人生理想的双重追求——行动与反思得到完美的结合。《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就是他为从政所做的一项理智准备。他反对18世纪哲人脱离政治现实的抽象的文学政治风格，希望通过政治参与以自己的精神产品引导国家的命运之舟，希望以自身为范例实现政治科学与政治艺术的结合。

年轻的托克维尔对政治生活怀着高昂的热情:“我喜爱鲜活的情感，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在社会中，在旅行中，在事物中，首先是在政治事务中寻求它们。没有什么快乐可以和政治成就相比。”⁽¹²⁰⁾即使是短暂的外交部长职位也使他收获颇丰:“我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利益，或许是这个世界给予的最大的利益，即对自我的信心。”⁽¹²¹⁾但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尔虞我诈、腐败公行，和他对政治道德的执着，对政治独立的强调，使得他很快意识到:“作为一个作家的技能有碍于而不是有助于一个演说者，反过来也是这样。由于一篇好的章节应尽可能地不同于一篇好的发言。我很快注意到和发现，我被归类于那些演说家中:他们正确、正直，有时深刻，但总是冷淡并常常无能为力。”⁽¹²²⁾人过中年他便已认识到:“看起来我的真正价值首先是在思想的作品中;我的价值更多地是在思想中而不是在行动中;如果我有什么要留在世上的话，它将会是我所写之物的痕迹，而不是对我所要做之事的回忆。”⁽¹²³⁾纵观其一生，托克维尔不能说是一位成功的，甚至不能说是一位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他具有和古典政治学家共同的政治命运。但他对古典生活风尚的追求，毅然投身于“肮脏的政治世界”以祛除病态的唯理主义政治的决心，不能不使后世以价值中立名义远遁政治现实的学院派政治学家们汗颜。托克维尔生活在一个裂变的时代与世界，过着裂变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可以发现多种因素的混杂、排斥、冲突与渗透。

6.理智与本能、理性与情感的张力

托克维尔出生于历史悠久的贵族家庭，成长于贵族文化之中。在一些人把他描绘为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过程中，常常低估其贵族品性。虽然他偶尔将自己称为一个民主分子，但可以想象一下这幅情景:当他想要离开一次聚会时，却不得不留下来，因为他找不到一个门房为他开门。⁽¹²⁴⁾不管他的政治情感怎样进化，他始终依附于一个贵族的爱好与举止。在托克维尔写于1839～1841年间的一篇发言草稿的背面有一段文本，它的标题是“我的本能，我的观点”。⁽¹²⁵⁾在其中，托克维尔私下承认:“在理智上我倾向于民主制度，然而本能上我却是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与惧怕大众。我满怀感情地热爱自由、法制，对权利的尊重，然而却不是民主。这就是内心的实质。”⁽¹²⁶⁾在其他时候，他也吐露，和贵族在一起处理事务常常使他感到自在，尽管他们的利益与观点完全不同于自己;而同资产阶级在一起共事时却不是这样，尽管他共享着他们的理念，并且和自己的利益接近。“在第一种情况中，我处于意见分歧中，但至少我知道说什么样的语言，并本能地感觉到一个人能说什么，什么最好留下不说。”⁽¹²⁷⁾

在托克维尔的精神世界中不但存在着理智与本能的对立，还存在着理性与感情的冲突。正如菲雷这样概括道:“理智上的民主分子，心灵中的贵族。”事实上，他与之发生决裂的不是正统主义者而是正统主义。托克维尔和许多从保守阵营中反正的人在谴责自己原来的阵营时一般都保持着情感与理性的和谐。而对于托克维尔而言，他的理性越使他远离他的人民，他对他们的感情就越敬重。当他和那些忠于波旁事业的老人们呆在空荡荡的沙龙中时，他感到“那真正是多么地悲伤”⁽¹²⁸⁾。托克维尔拒绝以世袭的贵族头衔“伯爵”(comte)装饰自己，却以最内在的情感终生保持着西部贵族的生活方式，以悲凉的语气哀叹一个正在逝去的世界。“如同我常常悲哀地对自己所言，我们将会被代替……我们是……一个正在逝去的世界的组成部分。一个旧家庭，在一座老屋中……这些是一个正在碾落成泥和很快化为乌有的社会的遗物。那些能够在思想中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的人是多么地快乐!我们时代的法国人不再有这种快乐，甚至也很少有人懂得这样的快乐。”⁽¹²⁹⁾

然而，托克维尔的贵族情调并未阻碍其最终的独特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而是给予了它一个独特的跨时代、跨文化的反思视角;托克维尔精神世界的内在冲突并非不可妥协的，也并未妨碍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念与事业——自由。“自由是我的最重要的激情。这就是真理。”⁽¹³⁰⁾毋宁说，正是其思想的内在冲突与渗透导致他超越了当时盛行的庸俗的自由主义观念，形成其独特的横跨过去、现在与未来，糅合了理性、情感与本能的中道自由观。正是托克维尔所处的特定时代与环境给予了他广阔的、多角度的与跨时代的、跨文化的观察与思考政治问题的视角，使得他能够“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保持彻底的平衡”，⁽¹³¹⁾使得他对贵族与民主都不抱有特别的爱与恨，而他个性中的所有矛盾、分裂、张力最后都统一到一种他惟一的观点与激情上，即“对自由与人类尊严的热爱”。⁽¹³²⁾时人是这样描述托克维尔的复杂、矛盾的政治立场与个性的:“托克维尔伟大的价值是独自塑造了他的观点。哺育于保皇主义的反革命环境中，他仅仅通过观察自己的时代而抖落了它的束缚。因此，他不仅成为自由主义者而且成为民主分子，我的意思是相信世界将要属于民主。这是对马尔泽布的曾孙的力量与独立精神的伟大展示。然而，当他轻视正统主义而不是仇恨正统主义者时，当他被免除于对波旁分子和他们的党派的憎恨时，他的自由主义，一件纯粹的推理作品，却是无可指责的，然而是冷淡的，不太令人信服的。”⁽¹³³⁾雷米萨的这段话表明了托克维尔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与交融性，也间接地表明了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的中庸、平衡的性质。

处于社会、政治与文化转型期的托克维尔，通过对传统自由主义偏差的独特的反思，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深邃考察，对资产阶级伦理观的辛辣批判，和对自身个性的痛苦调和，从而跨越了包括当时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光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道自由主义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