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动力:革命的具体内容介绍

第三节现代政治的动力:革命

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开篇，托克维尔就指出:“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它改变了基督教世界的社会形态、民情、道德与法律，造就了身份的日益平等;自己的理智努力就是:“辨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再探讨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⁶⁵⁾人们认为:“从1789年起，政治思想就被革命(斜体为原文所加——作者按)一词所支配。开始于柏克与潘恩，人们不仅根据对第一次法国大革命及其继承者，或到了一定时期对俄国革命，而且对革命概念本身的态度而把自己认同于右派或左派。”⁽⁶⁶⁾从大革命开始的延绵不断的现代革命造成了一百多年来激进与保守两大阵营的对抗，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自由主义思想内部的分裂。但是，这种简单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的政治思想二分法是否适合深受大革命余波的影响、并且一生都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革命现象的托克维尔的身份界定呢?

一、大革命、革命家与大革命精神

托克维尔用其一生的许多时光以理解特殊的法国大革命和一般的革命进程。但是，他对“革命”一词的运用正像对待“民主”和“平等”的运用一样，是非常不精确的。有时，他使用“革命”一词描述我们通常称作的政变，有时又只是用来表示深远的变革。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言，托克维尔似乎认可了三种不同的革命:(1)政治革命;(2)不仅致力于新的政治革命而且致力于一场完全的社会转变的突然而暴烈的革命;(3)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产生的一个社会的缓慢而又广泛的变革。托克维尔对于以改变政治制度与治理方式为目标的政治革命不太感兴趣。他似乎不正确地把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视为这样的革命。真正的革命属于后两种，因为它们涉及了基本的变革和深远的社会转型。如16世纪的宗教革命、当代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缓慢而无情地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与国家格局;1789～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致力于新政府与新社会的突然而暴烈的革命。后两种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因为它们完成了两件事情:(1)试图改变不平等的程度并使新的阶级掌权;(2)致力于社会的生成原则的完全的改变。但是暴烈与突然的革命从来不能成功，因为它不可能迅速地带来社会发生原则的深远改变;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不成功的革命。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1)旧制度下法国等级制度的解体所造成的各阶级的分离和社会的原子化，导致了阶级之间的嫉妒与仇恨;(2)一种平等的社会状态提高了人们对物质福利的渴望;(3)政府的财政混乱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渴望，另一方面又干扰、阻挠了这种渴望。这些相反方向的运动唤起了人民，使他们的能量导向了对政府的反抗。

托克维尔将发生在民主时代、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由毫无政治经验的文人领导的这次革命概括为以下特征:(1)大革命是一场总体革命。它不仅要摧毁旧的政治结构，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结构，甚至要改变旧的宗教信仰;它不仅要更新法兰西的面貌，而且要改造整个世界，甚至要塑造一种新人类;它不仅要变革法律，而且要移风易俗，甚至要创造新的语系。(2)大革命是一场宗教样式的革命。像宗教的普世信条与传教方式一样，大革命是由抽象原则和普遍理论所引导的跨国界的革命;它通过热忱的布道和宗教式的预言传播革命信仰，致力于人类一般的政治权利与义务的实现。(3)大革命是一场平等革命。大革命基于对自然法的信仰，追求平等甚于自由，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和暴民专政，最终导致了新的奴役——世界霸主拿破仑的上台。总之，法国大革命有别于以往任何一次政治、经济革命，是一场新型的意识形态革命。托克维尔准确地预言:法国大革命所预示的崭新特点，拉开了现代革命的序幕。

法国大革命不但成为现代革命的起源，在大革命中还出现了一个“陌生的人种”——革命家。⁽⁶⁷⁾这些革命家以崇拜人类理性的启蒙思想继承者自居，但实际上只崇拜自己的理性。革命家具有双重的性格:一方面蔑视普通民众，另一方面傲视上帝。⁽⁶⁸⁾他们以人类为实验品，以理性王国代言人的名义毫不犹豫地执行自己的乌托邦计划。如果说托克维尔对恐怖时期的革命家的慷慨与无私还有几分敬意的话，那么到了1848年革命⁽⁶⁹⁾时，他甚至认为:“在革命，特别是在民主革命中，疯子(不是所谓比喻意义上的，而是真正的疯子)扮演着相当大的角色。”⁽⁷⁰⁾大革命还产生了所谓大革命精神，即对过去的蔑视态度;不是基于实用理性，而是抽象、普遍的哲学精神的思维方式;对中间性社团的仇恨倾向等。⁽⁷¹⁾大革命精神“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⁷²⁾它与个性、权利、秩序等自由精神相对立。

托克维尔预测到，大革命所产生的革命家与大革命精神将不会昙花一现，它们的谬种将会流传于世。革命家“从此已形成一个新的种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世代代延续不绝”。⁽⁷³⁾大革命虽已结束，但大革命精神“将必然会保留下来”，将会造成“某种不安与缓慢的不稳定”，“一种永远地陷入大革命病的倾向”⁽⁷⁴⁾。托克维尔对大革命中产生的革命家与大革命精神的预测在后来一百多年的世界政治史中得到了证实，它们激荡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现代政治史上的重要特色。

二、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之比较

在这里，托克维尔将法国革命同英国革命进行了比较。两者同属于现代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但却具有不同的模式。两者都具有相同的信仰，但却表现出了不同的面貌。英国革命采取了一种特殊化而非普世化的形式，而法国革命却采取了一种宗教的普世的形式，形成了一套整合的理论、政治的福音。⁽⁷⁵⁾托克维尔又进一步将这种比较具体化。两者都完成于人民主权的原则与实践。但是在英国，每个公民根据旧的国家制度与民族传统而获得参与政府的权利。自由不是“人”的权利，而是英格兰人的一种特权。人民主权原则隐藏和封闭于英国宪法中，而不给予英国的爱尔兰人。在法国，每个公民都要求平等的权利，不是作为被法国人拥有的一种特权，而是作为属于整个人类的一种普遍权利，一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样，人民主权的信条就立刻离开法国而传遍了全世界。⁽⁷⁶⁾

托克维尔不但对两种革命模式进行了比较，他对在英、法不同革命氛围中形成的革命分子(或激进分子)进行了比较。(1)英国激进分子对于他们的行动原则有着真诚的尊重;他们甚至不会出于良好的意愿把不是自己民族自愿选择的政治条件强加给它;他们认为全部问题是通过法律途径赢得多数。法国激进分子希望使用权力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善;他最重要的手段是物质力量和对法律的蔑视。(2)英国激进分子表现出对于财产权真正的尊重，认为这种尊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础;法国激进分子对于财产权有着最大程度的不信任，在实践中侵犯它，在理论上攻击它。(3)英国激进分子相信宗教对于政治是必需的，并且真正地尊重它;法国激进分子不仅炫耀自己的反基督观念，而且夸示他的反社会的哲学思想。(4)英国激进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被称为绅士，拥有某些政治经济学常识，并且不惧怕对自己的观念进行公开讨论;法国的激进分子总是贫困、粗野、傲慢，无知于政治科学，只懂得使用暴力，通过空洞的词汇与肤浅的普遍理论而行动。⁽⁷⁷⁾

通过对英国与法国的革命模式与革命分子的比较，托克维尔认为法国革命就是那种激进而暴烈的社会政治革命;而英国革命就是那种缓慢而深远的社会政治革命。托克维尔所谓的英国革命模式就是后人所谓的费边式的渐进主义革命，它可以成功地修正社会与政治制度，而不会带来社会震荡与国内战争。而法国的革命模式则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使我们注定长期在专制与自由之间摇摆”。⁽⁷⁸⁾

托克维尔注意到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后果是它产生了一种“现代革命病”，⁽⁷⁹⁾我们可以看到它成为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革命中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特征。托克维尔把革命病或革命精神概括为:对暴力、不稳定、冒险和政治投机的趣味;对变革自身的热爱和对正义与既得权利的轻视;对于暴政的热爱和同时对于法律与权威的厌恶和憎恨。而“现代革命病不仅是一种习惯，一种心灵与头脑的倾向;它还是一种理论，一种哲学”。托克维尔指出，现代革命精神作为一种流行信仰，来自于大革命:(1)大革命的民主特色。大革命剥夺了传统、道德规则和对个人与个人权利的本能尊重，创造了一种毫无顾忌的社会权力。(2)大革命的成功经验。大革命给予革命者的启示是:革命的永远而普遍的成功方法是能量、大胆、暴力与鲁莽。(3)大革命的理论与哲学特征。这种倾向给予了人们将其暴力行为加以哲学化的习惯与需要。⁽⁸⁰⁾托克维尔还预言，产生于大革命的现代革命精神必将流传下来，从而在未来深刻地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三、革命发生率

托克维尔在对大革命与现代革命的研究中还探讨了革命发生的一些规律。马克思认为，革命发生于人们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阶级矛盾不能调和、统治机器不能正常运转之时。托克维尔则从心理感知的角度解释了革命发生的时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⁸¹⁾

正是路易十五统治下的繁荣与进步，这样一个似乎使革命的爆发无法理解的原因，成为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因为此时无论是在自由、平等还是在金钱方面，尽管人们的苦难比以前降低了，但“他们的感受比他们的解脱增长得更快”，这是“统治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的一个通道”。⁽⁸²⁾正是由于繁荣与进步提高了人们的期望，但由于人们的期望往往比他们实际境况的改善增长得更快，当这种增长的期望落后于增长的现实，得不到满足之时，革命爆发的时机就到来了。这就是经托克维尔阐释的人们所谓的“革命爆发的心理期望律”。

当然，革命的爆发也不是偶然的，“革命产生于人们头脑中的某一普遍疾病同时被突然导向某一不可预料的偶然事件所产生的危机”⁽⁸³⁾。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过渡，而它的偶然因素是1788年的经济危机。因此，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发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一般原因……总是通过特定的事故达到主宰”⁽⁸⁴⁾。在这里，托克维尔也展示出了他的政治哲学信条之一，即政治生活、政治事件是由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统治的，片面强调任何一端都会导致对政治现实的误读。这也是他的平衡的政治思维的表现之一。

托克维尔还提出了革命成功的条件。“只有人民不能造就一场革命;只要革命的这个必要因素是孤立的，它就无能为力。只有当启蒙阶级的一部分和它团结在一起，在他们不再害怕它的时刻给予它以道义支持和物质合作之时，它才能变得不可抗拒。”⁽⁸⁵⁾因此，启蒙阶级同人民意愿的结合，是革命成功的必需条件。大革命的领导者正是文人。文学政治决定了大革命的普世性、激进性、浪漫化与哲学化倾向。“在所有文明国家，作家是革命的始作俑者。……正是在知识分子中，所有实际发生的革命都被准备好了。但一般而言，作家的思想在被政治家投入实践之前就消失了。”⁽⁸⁶⁾因此，正是由于法国缺乏政治自由，文人没有实际政治经验，才给大革命带来了炫目而又可怕的面貌。

四、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

托克维尔终生对于大革命具有一种矛盾与向往的态度。例如，尽管托克维尔的几位亲属在恐怖时期被送上断头台，但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人们所期望的他对大革命甚至恐怖时期的某种谴责。相反，他欣赏1789年:“它是无可比拟的伟大的(一年)，它将不会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所有的外国目击了它，为它喝彩，被它感动。”⁽⁸⁷⁾即使他不赞成恐怖时期，但他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骄傲于他的国家能够从事伟大的恶。⁽⁸⁸⁾尽管他把大革命比作一场不断感染法国的永远发作的疾病，他还是偶尔希望一场新的革命能够推翻第二帝国的专制主义，并克服法国人的自私心与政治冷漠。

在19世纪30年代初，托克维尔提出:“我们必须同过去决裂，到了我们的大革命的血腥的书该合起来的时候了。”⁽⁸⁹⁾在1836年致斯托费尔的信中，托克维尔还认为:“我认为在法国不会有一个人比我更不革命的了，也不会有人比我对所谓的革命精神(附带说明，一种非常容易同对绝对政府之爱结合在一起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仇恨。”⁽⁹⁰⁾但是到了1844年，他向友人表白道:“我相信并依然相信这是真实的:法国大革命的伟大精神……我曾同我的家庭的一部分、同心爱的认同和珍贵的记忆决裂而拥护89年的事业与理念。”⁽⁹¹⁾在1846年的议会斗争中，他甚至想组建一个新左党派，它将以1789年传统中的自由与平等理念为基础。在1847年他又一次向友人强调:“不是个人动机而是使我们的原则完好无损的愿望使我们行动，这种原则最终只能是1789年大革命的原则。”⁽⁹²⁾他虽然不赞成二月革命，但在革命发生后，他却感到:“在我看来，我们又要开始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或许是一场暴烈和短暂的生活，但不同于之前的几乎不能使我快乐的那种政治生活。”⁽⁹³⁾到了1850年革命风暴平息、法国政治生活又陷入沉闷之时，他认为:“革命时代有这种好处，它们不会允许政治中的冷漠与自私。”⁽⁹⁴⁾他甚至希望发生一场由开明阶级领导的反对专制主义、恢复公共精神的革命。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对革命态度的微妙的转换:当法国刚刚从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时，托克维尔希望的不是革命，而是稳定;当七月王朝沦为腐败的资产阶级的排他性政治工具之时，托克维尔希望能够恢复大革命的自由与平等原则;而当波拿巴推行专制统治、人们沉溺于物质福利之时，他又希望发生一场恢复自由与公共精神的革命。但是，难道托克维尔对革命的态度随时代而游移，而没有一种一致的、不变的原则吗?

托克维尔为什么反对革命呢?按他的话来说:“革命是大的罪恶，很少服务于一个民族的教育，一种长期的骚动的确是遗憾的，对法律的尊重仅仅来自法律的稳定……这是我深深相信的所有事情。”⁽⁹⁵⁾可见，托克维尔真正反对革命的，是一种革命病，一种革命精神，即对权利的侵犯，对法治的蔑视和对秩序的破坏。他之所以捍卫大革命，是因为大革命体现了“自由、平等、仁爱”原则。⁽⁹⁶⁾他之所以自称是大革命热情而真诚的朋友，是因为大革命体现了以下理念:“政治自由，和所有个人自由所表达的东西，所有等级特权的废除，法律面前的平等，完全的宗教自由，简化的立法。”⁽⁹⁷⁾可见托克维尔之所以反对革命，是因为革命精神危及了他所珍爱的自由，而他之所以捍卫革命理念，是因为在革命理念中体现了他所追求的自由理念。托克维尔对于革命的这种辩证的、两面性的态度在他的一段话中得到了体现:“我的意思不是责备那些想要毁灭它(旧制度)的人，而是他们着手毁灭它的方式和他们的生活风格及无知在这种必需的毁灭中向他们展示的精神。”⁽⁹⁸⁾

那么，如何克服现代革命病，如何使这场不可抗拒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及其各个场景有利于人类自由呢?大革命造成的弊害在于法国人民特别是文人缺乏政治自由，而英国革命中的法治与秩序来自英国人民传统的政治参与与地方自治习惯。只有自由才能维持自由，这似乎是一个循环论证。但对于托克维尔而言，为了使现代革命有利于自由，必须使人民中的多数参与到自己的事务中，在政治生活中扮演活跃的角色。托克维尔知道，一个人不可能阻止这场民主革命，但他希望自己的同胞能够正确地、有意识地引导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