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联系

第一节政治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在托克维尔的思想视野中，理性主义由三个密切联系的观念构成:1.对个人理性的崇拜，即“每个人在运用他们的头脑时，大部分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⁶⁾。2.对普遍抽象观念的爱好。“在他们看来，凡是可以用于本身的真理，都可以同样地或以同样方式用于其每个同胞或同类”;他们“找出所有事务的共同准则，把大量事物总括在同一的形式之下，只用一个原因来解释无数事实”。⁽⁷⁾3.对于无限进步的希望，即“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为人的智力所不逮”;⁽⁸⁾“人是有能力无限完善自己的。”⁽⁹⁾这三个理性主义观念是相互联系的:对个人理性的崇拜导致人们产生对理性推动之下无限进步的希望，而对理性的偏爱、对进步的信仰往往会使人们认为能够构思出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抽象理论。

托克维尔认为，虽然理性主义的一些观念并非都是民主时代的产物，但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流行的、主导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却产生于民主时代。民主时代社会纽带的断裂、理智权威的消失使人们只相信自己的理性;民主时代等级制度的消失、社会地位的平等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使他们倾向于从一般的、普遍的角度寻找自己的观点;民主时代社会流动的加剧、身份的平等使得人们相信人的能力是平等的，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达到无限的完善。理性主义作为民主时代普遍的理智特征，在具体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美国，一种相信人类精神进步的流行而普遍的信仰占统治地位”，⁽¹⁰⁾“规模巨大的多数人相信人类智慧与良知，相信人类完善的信条。”⁽¹¹⁾但是，美国人对宗教的虔诚信仰缓和了对理性的无限信仰，美国人的丰富的政治实践缓和了对抽象观念的爱好。英国正处于一个由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期，又由于其悠久的地方分权传统，所以“英国人看来很难获得普遍而确定的理念。他们善于判断当前的事实，不善于判断事件的趋向和它们遥远的后果”，但在英国激进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可以发现对理性的爱好。而在法国，由于缺乏政治参与的传统，由于其热情、骚动而多变的国民性，理性主义思潮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托克维尔承认理性主义作为“生活在新社会的人”的思维特征这一客观事实，但反对对理性的崇拜与滥用，⁽¹²⁾即反对沦为理性至上主义或唯理主义的一种理性主义。在他看来，对个人理性的信仰在民主时代由于个人能力的弱化会发生变异，演化为对群众的崇拜，“人民对舆论的信赖将会成为一种以多数为先知的宗教”。⁽¹³⁾使人类理性沦入新的奴役状态;民主人对一般而抽象的观念的爱好使他们不能深入探究事物的具体成因，产生思维的懒惰，创新精神的枯竭;而民主人对进步的无限信仰会使他们染上构建政治乌托邦的癖好。

托克维尔描述了理性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蜕变过程。⁽¹⁴⁾在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开始用个人的理性去论证古老的信仰的某些教义”。改革者在使宗教信条服从于个人理性的同时，依然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到了17世纪，培根和笛卡尔在自然科学与哲学领域中运用了这一理性思维方式，并将其正式作为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核心是将个人理性而非偏见、传统和启示作为评价真理的标准。而到了18世纪，这一方法论“突然走出学术界，渗入到社会，成为智力活动的共同准则”;哲人们把它扩展到了社会与政治领域，成为在欧洲大陆流行的理性主义政治思潮。这一思潮的基本原则是，以自然规律和人类理性所产生的简单而基本的原则来代替传统与习惯，以彻底改造社会与政治生活。到了18世纪末，这一思潮由于文人们的推波助澜，赋予了大革命宗教的、普世的特征，并借助大革命精神在法兰西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或政治文化——文学政治。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最初是一种从具体到一般的实证的或归纳的方法。但是到了18世纪，哲人们却把它演变成为一种抽象的演绎思维模式，用它来构建一般的、抽象的、系统的理论工程，用于改造社会与政治现实，从而造成了理性精神的堕落，而大革命中的文学政治现象则成为理性主义思潮异化的极端展示。

文学政治是托克维尔一生致力于阐明并试图改造的一种法国政治传统。文学政治是由领导大革命的法国文人(或作家)所缔造出的。由于缺乏政治自由与政治经验，他们以抽象的著作来指导革命，把文学习惯移植于政治生活。“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¹⁵⁾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学政治文化或精神。托克维尔把大革命中的文学政治精神的特征概括为:“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机构，而不是在枝节上修修补补。”托克维尔惊呼:“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¹⁶⁾在1848年托克维尔亲历的革命中，他又一次感触到了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的“文学与剧院遗物同我们最庄重的展示的结合”。⁽¹⁷⁾在这次革命中，他把“政治中的文学精神”再次概括为:“寻找精巧、新颖而不是真实的东西，更喜爱绘制一幅有趣的图画而不是服务于一种目的，非常欣赏优秀的行为与精美的演说而不考察演出的后果，并且，最终靠印象而不是理性来判断。”托克维尔发现，这种文学精神不局限于学者，它已渗入整个民族，“法国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常常采取一种文学人的政治观点”⁽¹⁸⁾。而托克维尔构建的政治科学的重要意图之一就是克服文学政治习惯，改造法国政治文化。

托克维尔厌恶理性主义政治，并且批判其极端的展示——文学政治，但并不意味着他对理性的盲目排斥，对非理性的完全投入，也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启蒙运动，排斥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他只是想矫正作为一种教条的、被意识形态化的理性至上主义政治思潮。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托克维尔也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一位意识到理性之滥用应被矫正的中庸的理性主义者。所以，拉塞尔·柯克认为:“法国人的抽象能力，曾经颠倒了世界，在托克维尔身上达到了顶点。他使用哲人(斜体为原书所加——作者按)和百科全书派的方法与风格，在半个多世纪后，缓和他们的著作的后果。”⁽¹⁹⁾某种程度而言，托克维尔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他对18世纪哲学家，尤其是伏尔泰与卢梭著作的阅读给予他一种理性的怀疑主义，使他远离同正统派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形式;他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坚信人的向善性”;⁽²⁰⁾他希望通过启蒙与教育改善普通人民的生活处境与政治命运。对于启蒙思想家，他承认自己是他们思想的有选择的继承者。“我不想批判18世纪的思想，或至少是这些思想中正确的、合理的、可运用的部分，这些部分毕竟也是我本人的。我只想展示被一种政治所产生的独特效果，这种政治尽管包含这种思想，但它是被对于运用它们毫无所知的人所从事的。”⁽²¹⁾可见，托克维尔将自己视为启蒙运动的合理遗产的继承人，并谴责那些滥用启蒙思想的人。他承认自己的大部分思想来自18世纪，并且我们偶尔也会在他身上看到杜尔哥或孔多塞式的对理性的信仰。“理性，像美德一样，根本不会屈从于不同的气候，不会随地点、气氛与自然而变化。它只有一个，它是不可扭曲的。”⁽²²⁾有时候，他甚至也会承认自己也受到了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熏染。“我爱一般的人类，但我不停地遇到那么多其灵魂的低下使我厌恶的个人。……我有时发现我会出于优良的原则而做出恶事。”⁽²³⁾

托克维尔虽然接受了理性原则，将其作为自己政治思维与行动的基础，但他的实际参政经验与多重政治认同使他对理性至上主义者所追求的所谓抽象理性与绝对真理有着一种本能的厌恶。他认识到:“在人类事务中没有绝对的真理或善”。⁽²⁴⁾在为《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所承认的惟一绝对的真理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在发现这种情况后，不要让自己疲于寻找另一个真理，因为它不存在。”⁽²⁵⁾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自己思想的一种痛苦的转变过程。在他的生命之初，他相信:“世界充满了已证实的真理，惟一的事情是仔细地寻找以便发现它们。”⁽²⁶⁾但生活经历使他获得的只是不可解脱的怀疑。最终，他相信:“对绝对的、已证实的真理的寻求就像对完善的幸福的追寻一样，是一种指向不可能之事的努力。……我们仅仅只有可能、几乎，对这种情况绝望就是对作为一个人绝望，由于这是我们天性中最难以改变的法则之一。”他承认存在着数目非常少的值得人们信仰的真理，但他“总是认为形而上学与所有纯理论科学不能服务于生活现实，是人类自愿同意施加给自己的一种折磨”⁽²⁷⁾。所以，他才不愿构建绝对而完善的宏大理论体系，⁽²⁸⁾他的写作方式是让思想随自己的想像力而流动，没有确定的、最终的真理，只有永恒的思想探索。总之，托克维尔承认真理的存在，但不认可绝对的真理体系，更轻视那种脱离政治实践、流于幻想的、渗透着文学政治精神的乌托邦计划。

托克维尔对绝对体系的厌恶来自他对政治生活中理性至上主义的反对，而他对理性限度的认可、对理性并非人类惟一行动动力的认知则来自其独特的思想经历与法国后革命时代的民情。由于启蒙思想对托克维尔原有信仰的冲击，由于托克维尔不断地处于个人身份的认同危机之中，他长期遭受着一种怀疑的痛苦，导致了对理性之限度的接受。所以，他主张信仰与幻想的必要性:信仰与希望是两个“人性中最持久的、最难改变的本能”，“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培养某些幻想”⁽²⁹⁾。而纯粹的理性只会带来行动的麻痹，“理性对我而言总是像一只牢笼一样，使我不能行动，但不能阻止我在栅栏后面咬牙”⁽³⁰⁾。托克维尔感受到，在他人生出现怀疑的时刻，他需要非理性的力量给予生命以动力。所以，他说:“当我越远离青年时代，我会说，我几乎越尊重激情。当它们好的时候我喜欢它们，而当它们坏的时候，我甚至不能肯定会厌恶它们。”⁽³¹⁾托克维尔对激情的赞美不仅来自自己的心路历程，还来自对时代的独特的感受。他觉得，当代法国的民情正在弱化，他看到的只是懦夫;资产阶级的商业伦理驱散了高贵的感情，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政治生活中到处都是冷冰冰的算计。他向密尔诉说道:“威胁一个像我们这样组织起来的民族的最大疾病是民情的逐渐弱化、思想的堕落、感觉的平庸，这是未来存在的最大危险。”⁽³²⁾同年他又一次向自己的友人安培提到:“在我们时代最少见到的是激情，整合与引导生活的真实的、坚定的激情。我们不再知道如何去想、或如何去爱、或如何去恨。”⁽³³⁾在他临终的八个月前，他还在感慨:“当前，人们不再强烈地信仰任何事情，他们不爱任何事情，不恨任何事情，不希望任何事情，除非是在证券交易中获利。”针对民情的软化、文化的衰败、理智生活的停滞，托克维尔要求:“需要强烈的恨、热烈的爱、伟大的希望和热情的信仰使人类智慧行动起来。”⁽³⁴⁾激情，或许是被理性所引导的激情，可以使人们跨越历史的障碍;“总是需要某种高尚的激情以激活人类灵魂。”⁽³⁵⁾要维持他所珍爱的自由，在后革命时代更需要的不是理性的算计，而是给予人们行动力量的非理性因素。所以他才会认为:“(对自由)一种本能的倾向，不可抗拒的和几乎毫无意识的，诞生于所有伟大的人类激情的神秘源泉。”⁽³⁶⁾在一个平庸的时代，人们被引向自由，不能依靠逻辑的证明，而是依靠心灵的力量。

由托克维尔对理性与非理性之关系的表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自由主义者中的中道性不是体现在他对各种政治现象与政治理论的无原则的调和，而是体现在他根据时代政治形势的洞察而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他的中道性不只体现为平衡性、中庸性，还体现为开放性、灵活性，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对于他而言，在一个愚昧、信仰的年代，理性是人类行动的动力，自由的源泉;而在一个机械的、过度文明化与商业化的世俗时代，人类行动特别需要非理性作为动力，自由需要非理性来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