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保护措施,反对专制主义的新战场

第一节反对专制主义的新战场

在如何维持自由与避免专制问题上，托克维尔并没有完全忽视传统自由主义者在法律与制度研究领域中所精研的一些理论成果。托克维尔认为:“代议体系，现代的伟大发现，看起来注定要对人类命运施加这样大的影响。”⁽⁸⁾他持续地、坚定地主张，现代社会必须保证陪审团的审判权利，免费的法律顾问，保释权，免于专断的逮捕，秘密投票，没有警察监视的集会，崇拜自由，公开的审判和私人财产权(英国人在印度的掠夺行为使他感到愤怒)。⁽⁹⁾他从来没有提倡过妇女投票权，但却主张法国应缓慢、有意地向男性普选权迈进。他热烈地信仰孟德斯鸠的格言:司法过程中的“麻烦、浪费、延迟”实际上促进了自由，因为和每一次延迟、每一次随后的上诉相伴，诉讼就会又产生一种理性与正义的来源。⁽¹⁰⁾所以，英国法律体系尽管迟缓、昂贵和复杂，但它至少保证了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权利。同样，独立于政治权力与政治压力的司法机关有助于保证个人的自由权利，如果和独立的司法审查相伴，还能够反对任何可能的政治集会的暴政。⁽¹¹⁾托克维尔也利用了萌生于波利比阿又流传给麦迪逊的孟德斯鸠的箴言:“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政府的各个机关与分支之间应相互平衡以制约权力的滥用。⁽¹²⁾托克维尔写道，“甚至在美国”，人们也意识到，一个“完全的民主政府是这样危险”，以至于他们使一些措施制度化以延迟、复查和清除所有的非理性、激情和错误，例如，“两院制的建立，州长的否决权，首先是法官制度……”如果一个民族不能选举拥有某种独立判断的议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民族寻求直接干预国家政治，它就会“跌回到古代共和国的混乱之中”。⁽¹³⁾尽管托克维尔对反对专制的制度设计的信仰并非全心全意，但他并没有忽视去寻求建立传统自由主义者所珍爱的保护个人自由、反对个人与集体专制的法律与制度措施。

但是另一方面，托克维尔“不相信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议会的特权和人民主权的宣言”等体现在宪法与法律中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措施“能够保证民主国家人民的人身自由”。⁽¹⁴⁾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宪法与法律保障在现代世界是必要的，但托克维尔并不认为它们是充分的。在保障权利与自由方面，托克维尔使自己更关注于一种政治文化的来源问题而不是政府制度的运作问题。他认为，美国政府的温和，与其到“其法律中去”寻找，不如到它的“民情中去寻找”。⁽¹⁵⁾

从洛克到麦迪逊，自由主义思想家与政治活动中的领袖们的主要战场是如何把个人自由同多数统治原则结合起来，如何防止以个人名义或以集体名义出现的暴政。多数原则与个人自由的协调问题也是支配美国宪法的缔造者的主要思路。然而，传统自由主义对个人与多数暴政的恐惧主要集中于政府与政治，因此，阻止暴政的疗方也是政治和制度的，如两院制、制约与平衡、权力分离、司法独立、权利法案、联邦主义。所有这些制度性的保护措施都是用来保护个人免受潜在的个人专制与多数暴政的侵蚀;对暴政起因的理解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对一种内在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或政治党派利益冲突的现实理解。如麦迪逊就尖刻而坦白地表达，引起暴政的“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当党争中执政的一方是少数人时，就可能形成一人或寡头专制;当党争中的多数一方获得政权时，就形成了多数暴政的基础，因此，“道德和宗教”无法消除因客观利益之争所引起的暴政的根源。暴政只有通过共和国的幅员所导致的利益多元化、代议制和联邦制来控制。⁽¹⁶⁾

托克维尔完全意识到了政治与制度方面的潜在暴政，并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详尽地、彻底地讨论了这些方面，当然他所遵循的主要还是联邦党人的理路与措施。然而，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中的民主专制而不是政府中的民主专制，即使在讨论政府专制之时，也认为它主要起源于社会。在他的广阔视野中，现代专制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的、单纯的政治现象，它是一种社会、文化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根源在于一种病态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这种专制来自于社会中关于基本道德的问题具有太多一致性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传统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太多的社会与政治利益冲突的结果，因此，现代专制主义的疗方比在政治暴政的情况下更难寻找。制度设置难以奏效，是由于现代专制主义主要具有社会根源而不只是政治现象，主要是心理暴政而不只是制度暴政，主要是通过微妙的社会压力而不是通过公开的政府行动实施的。而且在处理多数暴政时的一个主要困难是，现代奴役是人们自愿地、甚至是热烈地投入的暴政，是一种自我专制，由于人们(特别是社会中的多数)真诚地相信，这种暴政是一种正义的、自由的统治秩序。于是，托克维尔的反专制思路背离了联邦党人设计的政治轨道，开始转向其他途径。

对民情，特别是对作用于政治的民情——政治文化的强调或许是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中惟一重要的理论选择。它的结果是惊人的，因为它使得托克维尔扭转了已经形成的关于民主的正统理论观点，使得他同几个世纪之久的政治观念——政治社会要作为被宪法所创造和构建的实体来理解——产生了决裂。民主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民治政府形式，它是一种非物质的文化统治。因此，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托克维尔完全放弃了传统意义上对暴政的理解，把它转化为一种文化结构。这样，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个反对现代专制主义、捍卫自由的新战场，使得传统上反对专制主义的措施发生了转换:从麦迪逊式的宪法设计到文化形塑，从阻止多数联合的策略到塑造或抵消它的信仰与价值观。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民情的塑造成为托克维尔维持自由、反对暴政的主要措施。而自由政治文化的塑造是通过公共道德的养成、政治教育的灌输、政治体制的参与和公民宗教的陶冶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