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综述

陈洪江^[1]　靳书君^[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大地继承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政党的关注。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结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令人吃惊的新概念”。^[3]这一概念囊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什么化、怎么化”等基本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象，中国现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根据，“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机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从学术上初步梳理了所“化”之义、与“化”之物和求“化”之途。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象研究

施拉姆（Stuart R.Schram）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哪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的什么因素应当被‘中国化’的问题。”^[4]关于“化什么”，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说进行了对象性的选择，那些被选定的理论观点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保存下来并成为基本内核，主要观点有三种。

1．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选择的不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等具体观点和主张，而是更深层次的立场和方法

怀利（Raymond F.Wylie）认为：“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被分成两个不同的观念性要素，革命科学（‘方法’）和欧洲以及俄国的民族形式（‘字母’）。在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最初的民族形式被放弃，抽象的革命科学通过一种中国的民族形式呈现出来。”^[5]奈特（Nick Knight）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只是构成了一个需要同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马克思的方法论区别开来的一个方面，那么可以认为毛既坚持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又没拘泥于马克思分析欧洲资本主义的具体内容。”奈特把这一继承发展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逻辑基础”。^[6]这一观点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基本相吻合，也接近大陆学界的主流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在西方研究者那里却是可以彼此分割的元素。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严密的革命政党组织原则，即列宁主义给马克思主义添加的能动性

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认为：“‘民意’的观念会导致一种更为雅各宾主义—列宁主义化的观点，即认为一般群众必须在一个代表普遍意志的自觉的先锋队的领导下，才能走向未来。”^[7]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说：“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是先锋队的理论，并使这一理论中国化。”^[8]宋荣培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继承它的邓小平思想）不断地号召要依靠‘人的意志’即‘不断的革命（或改革）实践’。笔者认为这里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是决定性的弱点。”^[9]

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接受过斯大林主义极权政治，斯大林模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持久的影响

伊塞瑞克（Joseph W.Esherick）认为：尽管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斯大林模式仍然对中国革命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10]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官僚制度化和精英上层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下，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的毛主义都与斯大林主义显著不同。但后毛时期邓小平的“非毛化”改革却带有“斯大林化”倾向。^[11]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斯大林化”的观点，带有西方学界“马/中两分法”的典型色彩，西方学者注意到了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巨大影响，但套用西方政治哲学框架因类比附，就很容易误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象。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根据研究

怀利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被中国（物质）所改变（限制），中国现实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根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什么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不同视角，代表性的观点分述如下。

1．母语化（vernacularization）,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特别是与中国的语言结构相结合，通过语言文字的翻译和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汉语化，在此过程中由于中西语言结构的根本差异发生词义转换

德里克（Arif Dirlik）说：“马克思主义母语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至关重要。”^[12]奈特指出：“德里克所指母语化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创造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传统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从中得到的启发却彰显了母语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大意义。”^[13]田辰山（Chenshan Tian）进一步说明，由于不同语言体系结构的根本差异，“实际上很大程度的最开始的变化就是在语言的翻译当中。我们把西方的语言翻译成中文，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就产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了。”“从德文到英文已经产生了这种变化，再从英文到日文，最后到中文，再加上我们有一个中国化的运动，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最后形成了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体系。”^[14]西方学者最先从语言学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母语化是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视角。受西方学者启发，近年国内有学者开始运用语源学、语用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科学实践观的指导下，把母语化研究提升为话语体系的转换研究，并寄其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2．通俗化（popularization），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与中国的文化形式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带上中国风格，并为群众所掌握

施拉姆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最简单的层次上包括使用普通中国人易于接受的语言，用通俗化的谚语和有声色的成语使之生动活泼，间或引经据典予以强调。”^[15]田辰山说：“不要小看通俗化运动和中国化运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才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的东西。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字眼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言语来表达。”^[16]刘康（Kang Liu）说：“在德里克洞察到的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母语化的基础上，我进一步观察到处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心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形式的审美观念：毛的方法是用基本上是审美和艺术特征的民族形式装饰城市的、世界的、外国的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17]怀利认为，中国化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内容上是现代的而形式上是中国的，中国的民族形式中表现出科学的革命性内容，“中国的历史遗产已经被成功地吸收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新的概念。”^[18]卜松山举例说：“毛泽东诗词极为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作者本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简而言之，他的诗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例证。”^[19]西方学者所用“popularization”一词，也可译为“大众化”，但这里说的“popularization”，显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称“通俗化”、“大众化”并不相同，反而贴近毛泽东所说的“民族化”，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讲“通俗化”、“大众化”不局限于文化形式，更注重在民众中传播和实践。

3．民族化（nationalization），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民族主义的情感、运动和目标反映和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

这里认识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文化上对民族主义诉求的回应，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理解得过于狭隘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时意味着中国人不能当别人的狗尾巴。”^[20]魏斐德指出：“就一种普遍真理本身的要求来说，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民族化的形式，从而使得它能通过承认许多其他‘语言’并不接受的分析方式，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在一起。”^[21]德里克也说：“毛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换言之就是，其民族主义思想带上马克思主义风格，民族主义的目标被看成是阶级和阶级意识的革命要求。”^[22]奈特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文化虽然面临“西方化”的现实危险，但中国领导人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并不认为中国参与全球化必然导致中国的西方化或美国化，“对民族精神的诉求，不仅是中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寻求合法性的需要，而且是抵制全球化带来的腐蚀中国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各种消极文化和思想的需要。”^[23]

4．具体化（reification），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特别是对中国问题的解答，逐步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定战略、策略和政策工具，从而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水平和运用水平

奈特指出：“马克思主义若能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并有助于制定一种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既充分利用革命可能性，又顾及革命局限性的战略，方能对中国革命者有现实意义，并成为‘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指出，为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作用，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4]沃马克（Brantly Womack）称：“随着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具体化，他们每个人的著作都成功地充当了其他革命者的一般框架。”^[25]沃克尔（Rachel Walker）从反面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化，实际上一度被苏共变成了“马克思”、“列宁”的具体化，从而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田辰山提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讲的是辩证法的科学，不是自由主义讲的工具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指导首先是世界观、方法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辩证法，是通变！它在今天的具体化是‘科学发展观’。”^[26]

5．马克思主义化（marxification），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来探索中国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以此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推动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造

德里克洞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作为理论建设工程而实现的，中国化“并非只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而是将中国的历史经验‘读进’马克思主义里去了。”^[27]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不是指在中国的文化空间里掌握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在面对并改变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同时改变中国的文化空间。”^[28]因此，“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内涵，也可以看作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化。”^[29]格雷海姆·杨（Graham Young）明确指出：“中国化不仅仅是给马列主义的内容穿上中国的新袍子，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会被采纳、改变或拒绝，并创造新的理论来处理中国革命的新情况。”^[30]田辰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中的东西，就是我们把社会生活、生产经验中的感受归纳总结出来的东西，比如归纳出来的阴和阳，在总结出来的基础上既进行了进一步的抽象化，又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和阐述，这就达到了更深层次的概括和抽象，就使它产生一种哲学化的东西。也就是通过推断把我们的经验变成哲学化的东西。”^[31]“大陆学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三个层面比照，台湾学者分析到了前两个层面，但不认可后者。”^[32]难能可贵的是，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比台湾学者要深，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机理研究

田辰山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和怎么样在中国变成现在的这种形式的问题”，^[33]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机理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么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在日常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形式，邹谠（Tang Tsou）和奈特的研究最为典型。

邹谠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四个环节：1．调查研究；2．具体情况具体分析；3．制定总体规划和具体政策，采取大胆行动；4．把行动、政策、规划的方针及具体情况的分析给予提升概括。^[34]奈特在《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和《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两篇文章中，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形式，包括四个步骤：1．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本身并未提供什么现成的方案，可以自动地和必然正确地解决革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理论的作用，只是有助于尽可能正确地认识历史条件，提供制定政策策略所需要的信息。2．采取行动。认清了历史条件，革命者就可以在理论所阐述的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度内采取相宜的行动。这种行动只能说是相宜而未必正确，因为弄清历史条件，并不等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据以决定“正确”行动的公式。3．评价矫正。要判断看来适当的行动是否正确，唯一的办法是在实践中考察其结果。若达到预期的结果，则证明该项行动和赖以采取行动的对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反之，若事与愿违，则证明要么是对形势的分析有误，要么是作出了似乎适当而错误的决策。只有这样依靠实践，才能够获得经验，改进行动，以便在决策上最大限度地缩小似乎正确和真正正确之间的距离。4．理论提升，行动及其结果成为马克思主义特殊规律的组成部分，创造出一种真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又不背离作为历史和社会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35]

邹谠分析的四个环节基本上涵盖了我国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骤，美中不足的是一种单向线性的分析。奈特分析的四个理论环节较之于邹谠的更具有动态性，然而其起始点定位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于社会实践，起步于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化不是拿本本框实践，而是用实践发展本本。如果把邹谠的公式嫁接到奈特的图式，增加一个调查研究作为起点，那么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机理的概括当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方面。

【注释】

[1]陈洪江，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靳书君，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3]（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J]，林育川译，《现代哲学》，2006（6）。

[4]（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2。

[5]（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J]，林育川译，《现代哲学》，2006（6）。

[6]（澳）尼克·奈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J]，侯德邻编译，《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4）。

[7]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C]，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34。

[8]（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M]，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46、83。

[9]赵存生、王东：《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和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3。

[10]Joseph W.Esherick.“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Modern China,Vol.21 No.1.（Jan., 1995），pp.50.

[11]Arif Dirlik,Paul Healy,Nick Knight.“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1997，P.199.

[12]Arif Dirlik.“Review:[untitled]”.Modern Asian Studies,Vol.23,No.4.（1989），pp.831.

[13]Nick Knight.“The Role of philosopher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Ai Siqi,Mao Zedong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Asian Studies review,Vol.26,No.4.（2002）,pp.439．

[14]田辰山：《中国人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5]Stuart R.Schram.“Chinese and Leninist Components in the Personality of Mao Tse-Tung”，Asian Survey,Vol.3,No.6.（Jun.,1963）,pp.260.

[16]田辰山：《中国人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7]Liu Kang,“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Masses in Contemporary China”,Postmodernism and China.boundary 2,Vol.24,No.3,（Autumn,1997）,pp.111.

[18]（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J]，林育川译，《现代哲学》，2006（6）。

[19]（德）卜松山：《与中国做跨文化对话》，刘慧儒、张国刚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203。

[20]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34。

[21]（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M]，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46、83。

[22]Arif Dirlik.“The Predicament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Mao Zedong,Antonio Gramsci, and the Reformation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Modern China,Vol.9,No.2.（Apr.,1983）,pp.188、199．

[23]尼克·奈特：《对全球化悖论的反思：中国寻求新的文化认同》，刘西安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1）。

[24]尼克·奈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王应一译，《中共党史研究》，1988（4）。

[25]（美）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M]，霍伟岸、刘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51。

[26]田辰山：《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4）。

[27]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10。

[28]阿里夫·德里克：《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化”》，曾艳兵译，《东方论坛》，2001（4）。

[29]Arif Dirlik.“The Predicament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Mao Zedong,Antonio Gramsci,and the Reformation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Modern China,Vol.9,No.2.（Apr.,1983）,pp.188、199．

[30]Graham Young,Review:“Ideology,Authority and Mao's Legac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9.（Jan.,1983）,pp.156.

[31]田辰山：《中国人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2]陈洪江、靳书君：《台湾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情况》，《科学社会主义》，2011（2）。

[33]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10。

[34]Tang Tsou.“Mao Tse-tung Thought,the Last Struggle for Succession,and the Post-Mao Era”，The China Quarterly,No.71.（Sep.,1977）,pp.501.

[35]Nick Knight.“The Form of Mao Zedong,s‘Sinification of Marxism’”.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9.（Jan.,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