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科学与人文走向融合的新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科学与人文走向融合的新文明形态

陈　飞^[1]

生态文明或称绿色文明，是依赖人类自身智力和信息资源，在生态自然平衡的基础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球化协调发展的文明。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这种文明是人类走出生态困境、摆脱生态危机，自觉调试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新时代、一种新境界。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视角来考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发展，可以说，生态文明是针对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提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型与升华，生态文明以人和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但从根本上说，是科学与人文走向融合的文明。

一、以往的文明形态：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与对立

自从地球上诞生人类以来，历经了几种文明形态：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在这三种文明形态下，都产生了环境问题，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因此，人与自然是不和谐统一的，科学与人文是分裂与对立的。

（一）原始文明时期：人屈服于自然的面前

人类对现实的自然界还不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只能以一种原始的感性能力感知周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一方面自然界是一个资源库，人们可以直接或依靠简单的工具从自然界获取所需要的一切，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到自然界并不是人类的家园。人类主要靠采集和渔猎维持生存，他们的工具主要是石块和木棒，后来还有了火。人类这一现状一直延续几百万年，几乎没有实质性变化。原始人的精神生产能力与其物质生产能力同样低下，他们没有文字和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其主要的精神活动是原始宗教活动，其表现形式是巫术、图腾崇拜等，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自然神的崇拜。恩格斯说：“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2]原始人在自然界之外构想了一个超自然世界，当时的生产能力决定了人对自然的态度；自然不是人类平静和谐的伙伴，而是庞大的对立面；它不是人类的朋友，而是狂暴的敌人，是严厉的、危险的对手。在人类发展的初期，常常由于过度的采集和狩猎，消灭了一个地区的许多动物，破坏了自己的食物来源，被迫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达也是人类历史最早遇到的环境问题和采取的解决办法。可见，环境问题是人类诞生的伴生物。不过，严重的程度和解决的办法不同于现代罢了。所以在原始文明时期，人与自然是不和谐统一的。

（二）农业文明的时期：人对自然的初步开发

农业文明是从工具的进步开始，工具的进步使人真正无敌，使人具有了改变生态系统的能力．毫无疑问，人类毫无保留地利用了这种能力，使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凌驾于所有生物之上，也是人类成为具有反自然能力并实施了这种能力的生物。在农业文明时期，一方面，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仍然有限，所以仍然肯定自然对人的主宰作用，主张尊天敬神。另一方面，随着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信心的增强，人们已经把自己提升到高于其他万物的地位，中国的儒家认为，“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及至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并且“可以与天地参矣”。道家认为“域中有凹大，而人居其一焉”。但农业的自发发展，特别是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使一些哺育了人类光辉灿烂历史文化的沃野变成不毛之地，这是农业文明时期遇到的环境问题，它表明人与自然仍然是不和谐统一的。

（三）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的征服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身生存条件的欲望变得愈加强烈。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从莱布尼茨的“万物是由人的理性支配的”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人类开辟了用理性驾驭自然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从蒸汽机到电力的使用，从化工产品到原子能，人类实现了对自然的征服，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支配下工业文明的极度扩张，使人们在对自然的暂时胜利中，陷入了一个美丽幻觉不能自拔，这个美丽幻觉是：人已经是自然的主宰，人能够充当创造世间万物的上帝，人是他所居住的地球上的主宰。机械论的思想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观、社会观和价值观。自然界在人类面前不再有以往的神秘和威力。人类产生了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是征服。正是在此过程中，恩格斯郑重地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大量废弃物排放引起了空气、水源、土壤、动植物的污染。空气污染严重、世界性水源危机、森林惨重毁灭、物种不断减少、臭氧层变薄。人与自然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分裂与对立，人类的生存与未来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生态文明：科学与人文走向融合

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特别是近代以来，主要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它直接表现为技术的异化和人类价值观的扭曲，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和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暴露了人类生存的文化危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而非技术和经济问题。它提示人们，如果人类文明仍然以人与自然的分离对抗、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为主题，那么人类很难再继续生存发展下去，而生态文明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种时代要求。

（一）生态文明需要科学的推动，同时彰显科技人性化的发展方向

1.生态文明的科学之维

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扬弃而提出来，工业文明的发展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工具理性之上的，生态文明不是否定科学技术，更不是回到原始文明生产力低下的状态，相反，它建立在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之上，新一轮技术革命已经展示了生态文明的科技之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是生态文明的新现象。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征是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主要体现在：第一，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范围的扩大化。这是指人与自然接触空间的扩大。从人类劳动场所看，人类已经从原来的陆地走向海洋和太空．现代科学已经发现，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能、氢能都是有极大潜力的能源。第二，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方式的复杂化。物质生产的最初形式是使用最简单、最粗陋的石木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捕鱼等。这种从自然界取得现成的生活资料的攫取型经济，使人类强烈地依附于自然界。金属工具的使用和农业、畜牧业的出现，从攫取型经济转变为生产型经济。当代新技术革命改变着科学在生产中的地位，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趋势，将物质生产与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结合起来，创造了物质生产最为现代化、最为复杂化的形式，向大自然的深度和广度进行的步伐加快。第三，人对自然支配作用的强化。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出现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智能工具的出现和使用，促进了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定向化，提高了自然发展受控程度的精确化，人的智力也从自然界中进一步解放出来。第四，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性质的深化。人以一种全面的态度对待和支配自然界，对人支配自然界的强大能力进行全面的理解，以科学、道德、审美三者统一的全面尺度对自然界进行利用和支配，而不是片面地强化人对自然界的攫取，使自然界满目疮痍。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显然已经超出对自然的理论和实践掌握，超出了科学和生产的领域，进入道德和审美的范围。

2.生态文明的科技人性化发展方向

生态文明体现了科技人性化的发展方向。科技人性化就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一方面，科技不是万能的，任何科学技术的出现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提出了一些更基本的追问，我们人类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如何?以及我们的社会类型是什么?环境问题提出的这些基本的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就蕴含了科学的人文诉求，那就是科学和技术最多是我们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善还是作恶，这取决于人类所处的社会环境，取决于人的价值信仰和人的价值理念。

人性化是指符合人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为人的发展服务。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来源于人性的本真功能。休谟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4]“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基础”。^[5]科学发现始于人，科学运用离不开人，科学永远是为人服务的。正如科学史家萨顿强调科学中的主体性或主观因素，否定了科学是并且应该追求“纯粹客观”的传统观念那样。“科学可以定义为自然界（即所有事物）在人的心灵中的反映”。^[6]科学是一种最为高级、最为纯洁和充满生命力的活动。它既然作为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事业，那么，无论是其起源，从它的诞生到成熟都彻底是人性的。尽管科学研究素来被要求尽可能客观化，但是，既然研究者是人，就必然始终以人类的经验和价值观来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和解释，“我们的确成功地消除了许多我们的错觉和偏见，但是由于必须由人的头脑把这些结果联系起来并予以解释，这些结论必须带有人的特性。”^[7]科学中的人性之所以未能同艺术、宗教一样被我们看出来，是由于“它的人性是暗含的”。实际上“没有同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就都既是自然的，同时也是人的”。^[8]“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每一个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9]科学中蕴含着不可言喻的美，科学理论为人所建立并系人类独有的成就，“由于它们的人性，它们以天然物体不可能有的方式触动我们的心。”^[10]萨顿在肯定科学客观性的前提下，指认科学中的主观性，并且进而将科学视为一种“人的科学”。伟大科学家的理想、高尚品德和奉献精神等是科学人性的有力体现。科学家在长期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的宝贵组成部分，其主要特征是求实、批判和创造，它本质上与人文精神一样，都是出于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关怀而产生，两者之间不仅不存在冲突，而且相互渗透。科学精神是科学具有人性的又一重要方面。因此，科学不是缺乏人性，而是缺乏发掘，通过弘扬科学的人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人们的误解和偏见。

科技人性化是指科技的人文化、人道化，以克服科技与人背离、无视人的状态，把科技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上，以人为本，始终围绕着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进行，使科技真正成为人的科技。科技活动的主体是人，科技成果的运用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科技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科技不是万能的。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在唯科学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科学被神化、万能化。尤其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相信人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凭借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所欲为，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泛滥。正是受这种错误观念的支配，人的主体能动性过分膨胀，科技的工具理性被过分张扬，价值理性被排斥和否定，人生意义和价值判断问题被忽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生、社会等问题被隔离开来。科技工作者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价值问题采取超然态度，表现在只关心科技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科技视为工具，对科技发展和应用中存在的负面效应和道德问题失去了应有的警觉和预见。结果是科学发展了，精神家园却丧失了。科学走向了人性的反面，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力量。因此，生态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恰是给科技的发展营造一种关注人文的环境，用人文的关怀去引导科技的发展，使科技的发展不要偏离正确的方向和轨道。生态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完善自身与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规范、约束和指导着人类的社会活动，表现为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对人类生死存亡的关注，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科学和人文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迂回发展的历程，从分离、分裂走向互补、交融，这一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必将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融合。

（二）生态文明具有广阔的人文之维度，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

生态文明不仅要建立在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上，而且要建立在新的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基础之上，否则生态文明难以建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然而，在历史上，科学精神之极端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以来处于对立的状态。科学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实质是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人文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有着首要的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它扬弃狭隘的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重视人的价值。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将融合在一起，二者的融合正是生态文明进步发展的需要。当今时代的生态危机越来越成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关心的话题。科学越发达，社会越是高度发展，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越棘手。这些问题困扰着人文主义者，也困扰着科学主义者，单靠前者和单靠后者都无法解决这些难以解决然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人文主义者与科学主义者打破各据一方、画地为牢的格局，携起手来共同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不仅关怀着人类的存在，而且关怀着人类的未来。它给人类带来的是美好的希望，它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的是对真、善、美的期待。这种对高度理想性的生态文明的期待，绝不会是“乌托邦”，而是能够通过人的心灵改造而获得的客观事实，使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美好境界。生态文明的主体是人，归根到底不是生态的文明，而是人的文明。生态的良性运转体现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失去了人，生态的良性运转是毫无意义的。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还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力量。

生态文明既包括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保护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的一切活动和成果，也包括人们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其核心内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与经济和社会的相得益彰、协调发展，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人文道德观念，使人们真正地了解自然，崇尚自然，保护自然，享受自然。生态文明的产生意味着人的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科学与人文的分化所导致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为内容，以向自然的挑战为核心，以物质追求为目标的。因此，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人们的消费观必然是注重于对物质生活的无限强烈追求，而人们的价值观也势必着重于对自然的征服和物质利益的贪婪占有。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弊端日益凸现，从而遭到人们的摒弃。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雷利奥·佩西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如果我们想自救的话，只有对人的价值观念进行变革，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以探索人类的生命本体、探索人对于环境的需求和适应能力、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为重心，认为人类与自然应当是一种和睦的、平等的、协调发展的新型关系。因此，人类必须在研究地球资源再生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的基础上，使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人类对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必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行使利用这些条件的权利，承担保护这些条件的义务；人类在利用这些自然条件的时候，必须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不遭污染和破坏的环境遗产；人类应当改变以追求物质需要为核心的传统消费观念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观念。人类可以规范科学技术的内涵、发展方向和应用范围，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向以人为本的轨道，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理想的高级文明形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对立将在这里得到化解，因此，在现实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与人文并重，人类的一切活动要体现理性的生态取向，自觉地用生态规律来指导人类自身的发展，按照生态世界观及其科学方法论来积极发挥人类的价值，维护和促进自然进化，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人性与理性的统一，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共用，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共融，从而真正实现构建生态文明的目标。

【注释】

[1]陈飞，男，2007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为广西医科大学教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6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4]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

[5]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北京：三联书店，1997，91—92。

[6]乔治·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2。

[7]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9。

[8]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9。

[9]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9。

[10]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