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首先是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即人在认识世界时,要按照世界本来的样子来理解世界,从事实本来的联系来把握事实;同时也来源于认识论的观点,即认识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对客观的反映,而且这一反映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才能使认识不断深化,这一过程也就是研究、探索规律的过程。实事求是的观点实际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坚持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揭示了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基本观点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因此,实事求是是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钥匙。只有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实事求是”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的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毛泽东同志从班固的汉书中吸收古人求实求是的思想,赋予实事求是以哲学的解释。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此作为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二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这是实事求是的本质要求。三是提倡创新精神,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勇于联系新实际,超越马克思主义本本中已经过时的东西。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意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我们党在建党初期未能确立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毛泽东同志最早认识到,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早在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就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3]。他提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注重实际调查,在这里他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高度,提出了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1936—1937年间他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重要的哲学著作。这两篇著作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实事求是的两大理论支点。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升华为哲学思想,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941年5月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题做整风报告时,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实事求是”做出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解释。1942年又为延安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将这四个大字作为校训。
正是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逐步确立并倡导了一条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这条思想路线引导着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实现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进入社会主义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从根本上说违反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邓小平带领全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在思想路线问题上拨乱反正。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4],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5],“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6]。他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7]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不仅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而且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新的概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并提。把实事求是四个字,丰富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字,并阐明了“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邓小平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8]并且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9]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0]
解放思想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方向,必须沿着实事求是的道路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离开实事求是就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根本目的是为了实事求是。”[11]
总之,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离开实事求是来解放思想,只能导致异想天开,怀疑一切;离开解放思想讲实事求是,那也是求不到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2]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理论成果。
邓小平在他的晚年对自己一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造作了一个总结,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3]。
江泽民同志对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做了进一步表述。他说:“马克思主义俱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始终必须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14]
在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究会班上又进一步强调说:“当今时代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15]他指出:“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从不教条,从不僵化。总是与时俱进,总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16]
“与时俱进”中的“与时”与“俱进”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与时”才能“俱进”,正是为了“俱进”才必须“与时”。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与时俱进”,要做到“与时俱进”,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者可以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事实上“与时俱进”包含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包含了“与时俱进”的内涵,但是,“与时俱进”更强调了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的创新精神。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做到“三个解放出来”,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三个解放出来,就是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体制中解放出来,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与时俱进,做到“三个解放出来”,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变。要从那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沿用革命理论解决发展问题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概括总结,是我们党科学分析国情世情、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领导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什么时候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成功,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受挫折,就会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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