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前言
促使我下决心从事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实地调查和研究的原因，是我自1995年开始的对中国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研究。
其实，早在1993年，当我还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时，就与河南省密县(后改为新密市)有了较多的交往。当时，我们就感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最好选在基层。
1995年，在荣敬本老师的领导下，我们申请福特基金会的研究资金获得成功，从1996年开始正式把研究的视点转向了基层，转向了县乡两级，并把河南省新密市作为我们研究的案例。经过两年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我们将现有的政府领导体制概括为“分权式的压力型体制”，并出版了《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在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为了将研究引向深入，从1998年开始，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又进行了东(江苏锡山市)、中(河南新密市)、西部(陕西咸阳市秦都区)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并在2001年出版了《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与此同时，我们还对无锡市的商会、无锡市的县乡地方政府治理进行了专题研究，先后出版了《地方经济与民间商会———培育发展民间商会的比较研究》和《无锡市地方政府治理研究报告》。
在进行这些课题研究的同时，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进行案例调查和理论研究时，有没有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样本可以参照和学习?我们既然可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和借鉴，那么，在政府治理方面我们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研究一下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呢?其实，自从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不少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开始陆续介绍一些发达国家在地方政府治理方面的某些做法和访问观感。但是，这些介绍大都失之零碎、片面和缺乏系统性，有时甚至是以讹传讹，造成国内对某些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误解。
正是在这时，我有幸获得了多次赴美访问、学习和做研究工作的机会。我认为，美国既然可以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处于世界第一，就必然有其体制上的先进之处。地方政府是一个政权的基础，因此它在整个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行中自有其重要的份量。尽管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不同，但我相信正如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遵循统一的规律一样，要实现政治的现代化，也有大致相同的规律需要遵循，其中，在地方政府一级尤其如此。
我之所以选择以案例的方式对美国地方政府治理进行研究，也是深受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多个案例研究课题的影响。同时，在美国政治学界，对地方政府治理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寥寥无几，仅有的书籍中对地方政府治理的介绍不仅线条过于粗疏，而且靠这些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个案解剖的方式，不仅最有说服力，而且是最容易进行比较研究的途径。
调查的过程是紧张和辛苦的。为此，在前后四次历时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我驾车行驶了几万英里，从美国的东部到西部，从北部又到南部。有些地方政府我去过多次。感谢美国地方政府的行政透明度，没有这一点，我将一事无成。实地调查的结果是我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先后有近两大箱。
在将这些材料消化并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报告后，我在一些研讨会和座谈会上进行了交流，并将其中的一些内容写成“美国地方政府治理调查”一文，登在《中央编译局要报》上。书中有关美国政党政治的研究也吸收进了中央组织部关于“一些外国政党处理党群关系问题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的课题报告。在此期间，热心的同仁们向我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也促使我更加深入地思考和进行补充调查。事实上，不仅对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他们的实践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而且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也会提出更多的新的问题。所以，今天呈现给读者的仍旧是我对这个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我在消化了现有材料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解决。
我的研究不是教科书式的、纯理论式的，其中，介绍的内容分量较大，但是它具有大量的实际信息量，是实实在在的案例研究。在行文中，我力求文字活泼、生动。由于这些研究是我在几年中陆续完成的，所以，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中的一些文字有重复的地方。我之所以在将这些文章编辑成书的过程中，保留了这些重复，一是因为有些内容确实重要，有必要在不同角度的研究中，加以反复强调;二是我相信很多读者会选择书中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进行阅读，而不会通读全书，这样就可以使读者不致漏掉重要的信息。在研究中，我并没有给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方面的现成答案，而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自己得出结论。我不能说我的研究是十分全面的，但是，我可以说，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获得关于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完整轮廓。
对于这本书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福特基金会对我的支持。正是由于我多次参加了由他们资助的研究课题，并获得了多次赴美学习、访问和做研究工作的机会，才会有今天的研究成果。我还要感谢荣敬本老师，他不仅是我研究工作的引路人和导师，也是我进行这项研究的支持者。我还要感谢香港“第一锆龙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韩方明博士，韩博士不仅是我的研究工作的热情支持者，与我多次讨论过书稿的内容，而且为这本书作序。我更要感谢我的夫人张丽晶女士，她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并几次亲自陪同我去调查。在美国期间，她对我的调查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照顾。我还要感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Tony Saich教授、波士顿大学Joseph Fewsmith教授、华盛顿大学Kazimierz Poznanski教授、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州立学院(Salem State College)政治学系Richard Levy教授的大力帮助，以及我所调查的马萨诸塞州艾莫斯特镇、塞勒姆市、布鲁克林镇、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和金县、德克萨斯州库帕斯克里斯蒂市和纽艾塞斯县、北卡罗莱那州杜姆市和杜姆县、马里兰州豪伍德县的政府有关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和无私地帮助，没有他们，我的研究工作也是无法进行的。我要感谢的人还很多，我希望用自己今后更多的研究成果来报答他们，我会一直努力的。
高新军
2005年1月1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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