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流动人口健康与医疗问题研究

南京市流动人口健康与医疗问题研究

王　泳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的大规模民工潮进入90年代以后，规模、流向等方面已经渐趋稳定。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青年农民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广泛被接受的普遍性的生活方式，有些村落甚至大部分青年都已外出，只留下中老年人、儿童和部分妇女在乡间从事基本农业生产。这一潮流表明，作为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在我国进行，而这也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过程中不容回避、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一淳朴、憨厚而人数众多的群体，媒体或普通城市居民从态度上已经开始适应与他们生活在同一空间里，逐渐习惯与他们在不同工作上的分工合作和共享公共设施。但政府部门对流动人口相应的管理与服务却远远落后于这一趋势的发展。户籍改革迟缓，保障他们基本权益的法律、政策迟迟未能出台，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基本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对等的生存权、发展权。这一现状在目前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他们恶劣的生存状态和城市中治安、交通、住房等生产、生活条件方面问题重重。从长远看，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得不到满意的经济收入和平等的待遇会影响农村消费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中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并且在城市里长期定居下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社会公正更无从谈起。

南京市作为江苏省的首府，是江苏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省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市。南京市和全国其他大城市一样，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和活跃，在宁的流动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回顾南京市以往有关流动人口的历次调查，鲜有涉及他们的健康状况，而要想提高对这一群体管理与服务的质量，这项资料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在“城市新移民”课题组的统一组织下，笔者于2002年9月至12月进行了“南京市流动人口健康与医疗状况调查”。

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20份个案访谈。问卷调查部分采用了随机抽样、配额抽样与偶遇抽样相结合的办法。从1999年度南京市暂住人口管理工作情况统计报表中全年累计登记数字来看，各区全年暂住人口累计登记数量排在前6位的区依次是:玄武、白下、建邺、鼓楼、栖霞和雨花台。^[1]但如果从“区”一级行政单元来考察城市流动人口的地域分布和差异之处有一定缺陷。“区”的行政单元过大，而且南京的区域划分有“瓜分式”特征，许多区的管辖范围从城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城市边缘，难以反映流动人口的区域差异，更难以运用统计数据进行对比。所以本次调查将基本地域单元确定为街道办事处。1997年主城区的人口调查资料给出了各街道的暂住人口。第一步我们以暂住人口2 000人以上的街道为抽样框，随机抽取了江东、南湖、中央门、雨花镇、石门坎五个街区。根据历次对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经验和数据资料，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所从事的职业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多数为技术含量低的体力或半体力劳动。而且在这一有限的职业选择范围内，从事各个工种的人数也不是平均分布。我们第二步采用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配额抽样:建筑业15%，工厂工人15%，餐饮业15%，个体工商户10%，美容美发10%，保安5%，保姆5%，修理业5%，商业雇员5%，洗浴、酒吧、歌舞厅娱乐业5%，其他10%。^[2]因具体的调查条件限制，最后的统计数据与配额略有出入，但总体上兼顾了职业分布的多样性与某些行业的相对集中性。确定了街区和职业配额以后，选取具体的调查对象我们采用了偶遇抽样，也叫方便抽样，就是从便利调查者的角度出发任意抽取样本。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6份，回收597份，经筛选后有效问卷543份。

个案访谈部分因样本数量较小，也采取了偶遇抽样的办法。调查者在标准化访谈提纲的基础上与访谈对象对话。为了便于交流，调查者在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后进行了录音，访谈结束后再整理成文。由于访谈内容部分涉及访谈对象的个人隐私，调查者除了一再申明社会调查的各项原则，还与他们耐心细致地交谈各种问题，增进相互的信任感，访谈时间最长的为6个小时。

由于流动人口中4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绝大多数，他们的健康状况无论对于该群体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还是疾病的防治都是最重要的参考因素，而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由于思维相对成熟，有利于我们收集资料，掌握情况，所以我们这次限定调查对象为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

问卷调查于2002年10月和11月进行，访谈于2002年12月进行。本次调查为了获得调查对象的积极配合，掌握可靠的原始资料，采取了有偿调查的方法，给每一个访谈对象发放误工补贴。这一措施在调查过程中收效明显，问卷回收率极高，调查对象认真填答，保证了我们在调查资料基础上能够做出一些谨慎推论。

本报告分为6部分:第一部分为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从年龄、性别、教育、流出地、职业分工等方面对此次调查对象做出整体性概况描述；第二部分为躯体健康，通过统计分析他们的自我躯体健康评价和日常生活习惯；第三部分为心理健康，鉴于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仅有躯体的健康是不完整的，我们完全有必要深入流动人口的内心，揭示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中存在的一些心理问题；第四部分为医疗服务，通过考察流动人口的医疗费用、就医方式等问题，对流动人口的医疗状况做出全面了解，与城市固定居民相比，看看他们在接受怎样的医疗服务；第五部分为性病、艾滋病防治，了解流动人口对这两大疾病的防治知识及意识，本节在调查资料基础上进行的分析希望能够对针对该群体的性病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第六部分为问题与分析，主要探讨如何建立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增进社会公正，帮助他们成为待遇对等的真正市民。

一、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

根据调查数据的汇总，交互分析，发现流动人口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流动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人口年龄构成以青壮年为主

从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上看，在543位调查对象中，男性占60.8%，女性占38.5%，未填0.7%，男女性别比为1.579∶1，男性明显多于女性。由于外出流动多从事体力或半体力劳动，部分农村女性不愿忍受外出工作的艰苦和危险，加上很多家庭在主要男性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还需要有人从事土地劳动和照顾老人孩子，所以在农村外出务工者中男性占多数。不过这仅仅是总体性别比例上的一个特征，在某些电子工业发达的地区，特殊的生产条件偏向女性劳动者，这种情况下性别比例会出现倒置，女性人数远远多于男性，如广东东莞女性民工人数占70.2%，男性占29.8%。^[3]

从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上看，18～25岁的人数最多，占58.7%；其次是26～35岁占40%；35岁以上占1.3%。流动人口的年龄如此之轻，一方面原因是我们这次的调查偏重于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参照以往流动人口的调查结果，40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占绝大多数。如南京农业大学朱考金老师于2002年在南京市所做的“外来流动人口调查”中，40岁以下的人数占89.4%；南京市人口普查办公室于1995年所做的“南京人口调查”中，15～29岁之间的妇女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占79.13%。^[4]

（二）民族构成以汉族为主，来源地以本省各地居多

流动人口中汉族人数占93.2%，回族占2.8%，其他民族占4%。他们主要来自江苏省内的各个县市，本省人占50.6%，其次是安徽人，占16.2%，其余邻近的各个省份（河南、山东、河北、江西等省）所占比例在2%～3%。江苏是人口大省，南京是省会城市，苏南经济又远比苏北发达，很自然会出现这种省内流动的态势。安徽人口流入也是相同的道理。

（三）教育程度中等，初中文化所占比例近半

南京市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与其他地区相比情况较好，初中文化水平占46.4%，高中占31.6%，大专及大专以上占14%，小学及小学以下仅占8%，其余未填。一是江苏是人文荟萃之地，有浓厚的崇尚知识之传统；二是江苏省综合经济水平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使农村青年的文化素质在全国处于较好的水平。

（四）未婚比例较高，女性未婚者比例高于男性

流动人口中未婚者为60.1%，已婚者为33.0%，其余未填。女性人口中已婚者占21.5%，未婚者占70.3%，其余未填；男性人口中已婚者占40.3%，未婚者占53.6%，其余未填。由于需要有人留守土地和照顾家庭等因素，通常农村女青年结婚后多数不再外出，或者与配偶一起结伴出行。

（五）从事职业多数为服务业、商业等第三产业，从事建筑业、工业等第二产业人数较少

由于我们在调查时对职业分布进行了配额抽样，最后得出的结果与配额大致相同。从事建筑业、工业第二产业工作的流动人口占31.9%，从事保姆、餐饮、小商品、娱乐、酒店服务等第三产业的人数占64.6%，没有工作者占2.8%，未填者占0.7%。尽管没有工作者的原因可能是失业，也可能是不想或者不需要工作（如一些陪伴丈夫外出务工的妇女，就专门做做家务，照顾孩子），但是由于调查员多数在流动人口的工作场所进行偶遇抽样，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这部分人群多数属于失业状态。另外调查进行的时间是下半年，可以预计，在流动人口进城寻找工作的高峰期，没有工作的人数比例会大大高于这个数字。

二、流动人口的躯体健康

在人们的印象中，勤恳的流动人口进城后多半从事体力或者半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某些工作甚至有一定的危险性。胜任这些艰苦的工作需要有非常强壮的体魄。那么这个朝气蓬勃的群体身体状况究竟如何？在本次调查中，无论是问卷调查后统计出的数据还是访谈中他们对身体状况的表述，都表明这是一个躯体健康良好，能够吃苦耐劳的群体。然而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不良生活习惯，以及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已经为他们的健康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一）流动人口躯体健康的自我评估

对自己健康状况评价良好和自认很少生病者均占大多数。认为自己身体“非常好”、“很好”和“好”的人数为83.2%（表1）；自称从未生病和偶尔生病的人数为79.9%（表2）。这样的比例即使排除民工们因戒备心理而故意高估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一因素，也可认为在宁流动人口的躯体健康状况良好。农村青年中肯定存在一些身患较重疾病或体质虚弱者，但他们往往选择留在家乡，在亲人的照顾下生活，而且稍微差一些的体质就算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会逼迫他们早日返乡。市场对农民工的身体素质有一种自然选择的机制。

表1　健康状况

表2　生病频率

当被问及“在过去的四个星期中，您是否因为身体健康状况而在工作或日常生活中出现无法做完想做的事情”时，有20.3%的人回答“是”；更有趣的是当被问及“在过去的四个星期内，您的身体健康问题是否影响您参加社交活动”（表3），有27.3%的人回答“总是”、“每月都有”和“一两月一次”，高于坦然承认自己“一两月一次”或者“每月都有”生病的20.1%，也高于评价自己身体健康“一般”和“很差”的16.8%。根据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很多疾病是不会影响社交活动的，如轻度感冒、某些皮肤病等，所以诉说因健康原因而影响社交的人数比例应低于身体状况有时或者经常欠佳的人数比例。对上述结果，笔者还是把它归因于流动人口因戒备心理而故意高估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一心理在访谈中也得到了验证，当谈到自己患有或者曾经患有哪些疾病时，访谈对象常常犹犹豫豫，欲言又止；而问及周围的人患有或者曾经患过哪些疾病时，他们则侃侃而谈，甚至在记忆不清的时候还愿意帮助我们询问。据此现象，我们倾向于推论:流动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要略差于数据统计后的结果，不过总体状况良好。

表3　影响社交

（二）流动人口中的常见疾病

流动人口也是食五谷杂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再好，也是要生病的。鉴于一般人都不会愿意详细告诉陌生人自己所得的疾病，为了让调查对象提供资料时没有顾虑，在问卷调查时我们采取了这样的询问方式——“请您写出几种您或您身边的家人、同事、老乡在城里工作时得过的疾病”，调查人员要求他们写出不少于5种。经整理分析，98.6%的人写出轻感冒的诸种症状（包括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咳嗽、上呼吸道感染），93.7%的人写出重感冒的诸种症状（包括头晕、头疼、发烧、剧烈咳嗽、关节疼痛），腹泻占88.7%，一般外伤占79.2%（包括皮肤破损、扭伤、摔伤），口腔疾病（口舌生疮、牙疼、龋齿）33.4%，腰部疼痛29%，胃病27.1%，各种皮肤病26.8%，肝炎21.3%，关节炎13.5%，性病12.9%，妇科疾病9.4%，其他疾病都小于5%。以上数据并非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只能为医学专家提供考察流动人口中多发病的一个参考数值。由多发疾病的排列顺序可见，最常见的几种均属可以预防、治疗起来也比较简单的病种。

（三）流动人口的日常行为与躯体健康

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虽属良好，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却实在不能尽如人意。在调查中，笔者和其他调查人员要常常出入流动人口集中工作和集体居住的场所，凡是有男性处于闲暇状态下时，多数都会吸烟。人多了聚在一起时，都相互敬烟，甚至关门闭窗，常常把我们这些不吸烟的调查人员熏得眼睛都睁不开。那么吸烟、酗酒、吸毒、卖血这些行为和农民工们的健康究竟有无关系呢？

我们问卷调查中的问题是“在过去一个月中，您每日吸多少支烟”，考虑到男女不同性别的人群中，吸烟的比例差异太大，我们把性别分开进行统计。女性吸烟者的比例很小，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对躯体健康产生影响，所以从表4中看不出明显的趋势；而在男性流动人口中，自述健康状况较好的多数是不吸烟或者很少吸烟者，而自述健康状况欠佳者中，不吸烟和吸烟者的比例逐渐下降。但趋势的显著性不太明显，可能由于样本数量不太充足，还有一个原因是调查对象多数为40岁以下的青壮年，吸烟在他们身体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还不算严重。另外，今后的调查如果涉及呼吸系统疾病与吸烟之间的关系，相信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

吸烟，作为一项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危害身体健康的行为，应该在流动人口中增加宣传的力度，普及吸烟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关知识，特别是吸二手烟的危害和城市中与禁烟有关的法规。我们在调查时，如果遇到吸烟者，一般等到调查结束后，对他们宣传一些吸烟与健康的知识，当他们确切地知道二手烟的危害时，常常惊讶万分。我们不能剥夺吸烟者的权力，但我们不希望流动人口中的妇女、儿童面对浓浓的烟雾，不希望青少年由于无知和从众加入烟民的行列，也不希望他们把微薄的收入在一支支烟卷中烧掉。

饮酒本是一种欢庆、闲适的饮食行为，可是一旦过量，便会乐极生悲，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对躯体健康的伤害便是其中一种。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流动人口中饮酒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女性也常常参与。令人担忧的是，饮酒的种类多为白酒和啤酒，而对营养价值较高的葡萄酒和各种果酒却饮之甚少。下面是我们编号为No.5（PHS）的一段访谈记录。该访谈对象是名23岁的女性，老家在苏北，她高中毕业后来南京打工，后来通过自考，拿到了一个大专文凭，现在一家小公司里做文秘。

问:你平时喝酒吗？

答:喝一些，不多。

问:一般喝什么酒？

答:多数是啤酒。但有时候一边吃饭一边谈生意，如果有人敬你白酒，你不能不喝。

问:你的老乡、朋友喝酒吗？

答:男的喝的不少，平时下班后，也没什么事，经常几个人坐在一起就用饭盆子、茶缸子倒点酒喝，有啤酒，也有白酒，闹酒的时候还把两种酒掺在一起喝，特别容易醉。

问:女的呢？

答:女的平时喝的少，聚在一起玩玩的时候也会喝。

问:你们喝红酒吗？

答:只有人家家里办酒席才会有这种酒，平时很少有人喝。

问:为什么？

答:太贵了，喝不起。啤酒、白酒一两块就能买到一瓶，葡萄酒都要十几块钱的。

问:钱挣得多的人会喝吗？

答:好像也不喝，就没有这个习惯。

问:喝起酒来会有人喝醉吗？

答:多了。要是家里头摆酒席，个个都要把人灌醉。在外头做工，几个人碰在一起，要是有人买酒，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有个问题是“过去的一个月中，您喝醉过几次”。“过去一个月未喝醉过”的女性流动人口是82.8%，男性仅有56.4%。那么酗酒对男性流动人口健康究竟有何影响呢？在男性流动人口中，健康状况越好的群体，没有喝醉过的人数比例越高；健康状况越差的人群，喝醉多次的人数比例越高。

现有条件下，收入尚低的流动人口放弃喝白酒是不现实的，经济收入决定他们只可能消费较便宜的果酒或者葡萄酒，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放弃白酒。笔者以为可以推广啤酒，尽量宣传白酒对人体的侵害。饮酒习惯由于基本属于个人行为范畴，一般与他人关系不大，不可以运用法规、制度等强行约束，要使饮酒习惯向健康、文明的方向引导，最终还是要依靠流动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经济收入的大幅增加，人们自然会采取趋利避害的理性行为。

和吸烟、饮酒不一样，吸毒、卖血属于严重危害躯体健康的行为，对身体产生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吸毒与健康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曾经吸过毒和正在吸毒的流动人口的自我健康评估远远差于不吸毒的人群。卡方检验的数值也证明了这一点。卖血次数越多，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估就越差。和前面吸烟、喝酒的统计结果不同的是，这两份数据显示了两个变量间有很大的相关关系，尽管也有样本量不大和调查对象年龄很轻的不利因素，但数据上的趋势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这说明吸毒者、多次卖血者尽管在南京市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但对躯体健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吸毒和卖血在艾滋病的传播中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提供服务时，一定要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目前惩治贩毒、强行戒毒和禁止商业性卖血的工作在南京地区卓有成效，但相关知识的宣传还很欠缺，集中在城市中心社区和部分大型单位，没有结合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特征和工作、居住地点来进行针对他们的宣传和预防措施。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进城后的农民工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或者模糊不清，没有意识到也不知道应该怎样采取有效措施来预防艾滋病的传播，这在疾病控制工作中是个很危险的信号。

（四）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条件与躯体健康

农民进城务工由于受户籍制度、教育水平、知识结构、社会资源等原因制约，在城市中多数居于社会底层，相应的工作、生活条件也就比较恶劣。虽然他们多数人默默接受着这样的角色安排，勤勤恳恳地从事着脏、累、险的工作，作为负有社会责任的社会科学学者对此却不能视而不见，应该向大众、向学界，更向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描绘出一幅清晰的流动人口工作与生活的画卷。以下笔者将用月收入、居住房屋、居住设施、日工作时间、月休息时间等基本数据描述他们的生存状态，并分析这些因素与他们的躯体健康之间的联系。

先看月收入，400元及以下占15.7%，400～800元占44%，800～1 000元占18.3%，1 000～1 500元占13.2%，1 500以上占8.8%。800元及以下的低收入者在流动人口中超过半数，而2001年南京市城镇职工的平均收入已经超过1 500元，两者收入水平相较，根本不在同一层次上，差距很大。

居住上看，住在楼房里的流动人口仅占38%，住在平房、地下室、工棚和其他地点的人数共占62%。今天的南京早已是高楼林立，住宅用途的平房非常少见，就算在城乡结合地带，当地居民也多数住进了楼房。不难推论，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多数居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偏远地带，形成城市边缘的“飞地”，甚至连城乡结合地带的楼房都常常租住不起，只能租住依墙而搭的小棚屋和在空旷地上建的简易房。当地房东还常常提供旧平房的主屋、偏屋。至于可以与房东分享楼房的是被称为“老板”的商业从业者。^[5]

住房设施中，拥有的设施及比例分别为卫生间53.8%，厨房50.1%，自来水87.3%，煤气51.4%，电话34.9%，电视57.3%，洗澡设施43.5%。而以上各项设施均没有的人竟然也占到了9.6%。我们亲眼所见的居住设施与统计数据基本相符。他们绝大多数几人共住一间房屋，女性因为常常获得照顾，条件稍好一些；最拥挤的便是工棚，少则8人、10人，多则20～30人，冬不保暖夏不隔热，是非常难以忍受的居住场所。

流动人口的日平均工作时间比城镇职工的工作时间要长的多，8小时及8小时以下只占33.8%，8小时以上至10小时占40.7%，10小时以上至12小时占22.3%，12小时以上占3.2%。在访谈对象中，一名小餐馆服务员（编号No.1，LXQ）对工作时间的叙述听来令人心酸。

问:你现在住在哪里？

答:老板包住，租的房子，给我们一间，我们几个打工的小姑娘住在一起（粗略数了一下，我能看到的店里的女服务员有6～8名）。

问:那给你们多少工资？

答:每个月400块钱，包吃包住。

问: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答:早上8点多钟起床，洗漱后就上班了。先打扫店里卫生，10点钟吃饭，吃完客人就来了。

问:那晚上几点下班呢？

答:冬天11、12点，夏天要到1点以后（如果早晨9点上班，凌晨0点下班，除去吃饭和下午客人极少可以休息的时间外，最保守估计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长14、15小时）。

问:那么晚还有人吃饭吗？

答:有人，夏天人睡得晚。

问:你平时看书报杂志吗？

答:有时候晚上洗洗澡，洗洗脸，人不瞌睡了，有点精神，就看看书。有时看小说杂志报纸，看看就睡着了。

问:你平时有休息日吗？

答:我们不给休息的。天天有人来吃饭，哪能休息啊！

问:那你平时回过家吗？（LXQ老家就在安徽）

答:过年才回去。平时就是农忙回去帮帮忙。

问:你今年回去过吗？

答:就6月份回去一个星期，帮家里栽秧。

问:过年老板给你们放假几天？

答:5天左右。多数早点来，早来早算钱。最迟初七、初八也要过来。

问:你们年前什么时候放假？

答:有的早，有的晚。早的腊月二十七、二十八走，迟的年三十关门才回去（该饭店当年除夕中午停止营业）。

问:过年时老板除了工资，有没有发点奖金？

答:没有。

问:有没有给你们点东西？

答:也没什么东西。年三十走的人一人拿了一箱苹果或者橘子，走的早的人什么都没有发。

问:连个50或者100的红包都没给啊？

答:没有。

问:你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玩吗？

答:很少很少，我们根本没时间。来南京这么长时间，只去过一次新街口。有时候老乡进城来玩，我打个招呼就算了，不可能陪他们玩，天天要上班，哪有时间啊！

问:那你们进过歌厅、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吗？

答:没有。

另一名在百货批发市场里给做洗化用品生意的一个老板当营业员的女孩待遇稍好，但超长的工作时间仍然令人痛惜（编号No.10，XW）。

问:你们平时拿多少工资？

答:每个月一千多，有时多点，有时少点。

问:你住哪里？

答:我们几个女孩就在后面菜场旁边租的房子，不远。

问: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答:早上8:30上班，晚上6:30下班，到了周末，关门迟半个小时（XW每天站着工作10～11个小时，还要和顾客不断地说话）。

问:中午吃饭时间休息吗？

答:不断有人来买东西，怎么能休息呢！而且好多上班的人趁中午休息来，人比上午还多。

问:那中午你们吃饭怎么吃？

答:下午两三点人少一点的时候，我们轮流出去吃，就在附近小店里下点面条什么的，随便吃点。

问:你平时有休息吗？

答:其他几个小姑娘一个星期休一天，轮流休息，我没有休息。

问:那你的工资比她们多吗？

答:我不休息就比她们多一百块钱。

问:那你平时回过家吗？

答:没有，回不去，天天忙的要死。

问:过年回家没有？

答:没有。今年我们都没有回家，年前是最忙的时候，过年那几天我们就排排班，轮流放了两三天的假。

问:（笔者访谈的时候她正在感冒）今天好像感冒了？

答:是的！最近太累，感冒十几天了都没好

问:吃点药嘛。

答:吃了，没用。

问:自己要当心噢。

答:没事，我经常感冒，没关系的。

问:你平时出去玩玩吗？

答:很少，哪有时间啊，天天下了班就想睡觉，哪里都不想去。

与日平均工作时间的情况相当，流动人口的周平均休息时间很少。20名访谈对象没有一人每周可以休息2天，好一些的休息一天，半数人每月才能休2天。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18.9%的人每月没有休息，31%的人每月休息2天到2天以下，30.6%的人休息2天以上到4天（上面三项数据的总和为80.5%），17.7%的人休息4天以上到8天。

或许有人认为居住条件差一点，只要收拾的干净些也没什么。但是很多进城务工者的居住条件已经到了令人无可容忍的地步，实际情况是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而日平均工作时间和月平均休息天数更是和人们的身体健康紧密相关，日工作时间长还缺少休息日，再强健的体格也无法及时从疲劳状态中恢复过来。从表4看来，日工作时间越长的人自述生病的频率就越高，卡方检验的结果也证明了我们的推论，检测出P小于0.001。

表4　工作时间＊生病频次

X²＝93.219，DF＝39，P＜0.001

所以提高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远远不仅是医疗部门的工作，还需要劳动部门对劳动用工制度的监督与实施，保证农民工在正常的工作强度下能够享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和节假日来休养生息。

三、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是躯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

流动人口与其他群体一样，心理上肯定存在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问题，而且，随着整个环境的变化，他们必须迅速适应城市生活，同时他们还要面对背井离乡的孤独，面对城市里底层生活的艰辛，面对人们常常给予的歧视和厌恶。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对这一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不容忽视，这次调查中，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加入了考察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的内容。

（一）流动人口心理状态的自我表述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鉴于流动人口一般不熟悉心理健康的概念，我们没有设计直接询问心理健康状况的问题，而是运用一些心理健康的指标来衡量该群体的心理状态。以下是问卷调查中部分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统计结果。

（1）“在过去的一年中，您是否心境平和”，回答“总是”24.7%，“多数时候如此”51.4%，“每月都有”16.2%，“几月一次”4.4%，“从不”1.5%，未回答1.8%。

（2）“在过去的一年中，您是否精力充沛”，回答“总是”25.8%，“多数时候如此”45.3%，“每月都有”20.3%，“几月一次”5.5%，“从不”1.3%，未回答1.8%。

（3）“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烦恼、抑郁”，回答“总是”4.8%，“多数时候如此”8.1%，“每月都有”27.6%，“几月一次”43.5%，“从不”13.4%，未回答2.6%。

（4）“在过去一年中，您的心情、情绪是否影响您与他人的交往”，回答“总是”2.2%，“多数时候如此”2.6%，“每月都有”20.6%，“几月一次”38.9%，“从不”33.9%，未回答1.8%。

（5）“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感觉一些从前不让您心烦的事情现在使您心烦”，回答“几乎每天”1.3%，“一周几次”3.3%，“一周一次”7.8%，“一月一两次”45.9%，“从不”39.6%，未回答2.0%（表5）。

表5　心烦

（6）“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觉得即使有家人和朋友的帮忙也无法摆脱苦闷”，回答“几乎每天”2.2%，“一周几次”3.1%，“一周一次”8.1%，“一月一两次”32.1%，“从不”52.8%，未回答1.7%（表6）。

表6　苦闷

（7）“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认为您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回答“几乎每天”3.3%，“一周几次”2.8%，“一周一次”7.6%，“一月一两次”23.6%，“从不”61.1%，未回答1.7%（表7）。

表7　没有意义

（8）“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感觉不想说话”，回答“几乎每天”2.8%，“一周几次”6.3%，“一周一次”13.8%，“一月一两次”29.5%，“从不”46.5%，未回答1.1%（表8）。

表8　不想说话

（9）“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感到孤独”，回答“几乎每天”6.5%，“一周几次”6.6%，“一周一次”9.8%，“一月一两次”32.8%，“从不”43.4%，未回答0.9%（表9）。

表9　孤独

（10）“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感觉想放声痛哭”，回答“几乎每天”1.5%，“一周几次”2.6%，“一周一次”7.9%，“一月一两次”27.7%，“从不”58.2%，未回答2.0%（表10）。

表10　想哭

（11）“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对自己感觉良好”，回答“几乎每天”26.2%，“一周几次”17.2%，“一周一次”11.3%，“一月一两次”19.4%，“从不”22.0%，未回答4.1%（表11）。

表11　自我感觉良好

（12）“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对未来感觉有希望”，回答“几乎每天”35.3%，“一周几次”19.2%，“一周一次”12.8%，“一月一两次”16.3%，“从不”13.3%，未回答3.1%（表12）。

表12　有希望

（13）“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感觉自己很幸福”，回答“几乎每天”30.1%，“一周几次”19.9%，“一周一次”15.1%，“一月一两次”17.9%，“从不”14.4%，未回答2.6%（表13）。

表13　很幸福

（14）“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感觉自己生活快乐”，回答“几乎每天”30.3%，“一周几次”19.9%，“一周一次”14.9%，“一月一两次”17.7%，“从不”13.3%，未回答3.9%（表14）。

表14　快乐

以上数据中，（1）～（4）项是对流动人口心理状况的总体性描述，（5）～（14）项是对他们心理状态进行了细节上的衡量。两大类数据综合起来看，南京市流动人口的心理状况良好，但是有很大心理压力、心情抑郁的人不在少数，对自己日常心理所做的各种描述中，频率较高（包括“总是”和“多数”）的负面评价一直在5%～10%徘徊。考虑到南京市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建项目的不断增加，流动人口的数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目前应该在100万人左右，其中5%～10%的人常常面对心理问题的困扰，如果不能及时予以消解、减压，肯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现实状况是，能够为流动人口提供心理健康咨询和服务的机构，在全国来讲都处于空白，而他们中存在的心理问题是导致流动人口中较高犯罪率的一个直接诱因。流动人口的心理问题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还不止犯罪率这一个方面，本文由于主题所限，对此不加以详细论述。所以说该比例虽然不大，却应对此加以足够的重视，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建设要在医疗、保障体系完善的总体性工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调查对象对多道问题的回答中，总体性和细节性数据能够互相印证，不过从结果中可以观察到认为自己“总是”和“多数”情况下心情抑郁的人占12.9%，略高于其他各项细节性评价的对应数据（高频次负面陈述:“心烦”4.6%，“无法摆脱苦闷”5.3%，“生活没有意义”6.1%，“不想说话”9.1%，“感到孤独”13.1%，“想痛哭”4.1%），唯一例外的是高频次的“感到孤独”者占13.1%。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孤独”虽然是一种负面心理状态，但程度轻微，在人群中属常见心理反应；另外流动人口有群居的特点，一般每个个体周围都有较多数量来往密切的老乡和亲戚，自述“总是”和“多数情况下”心情抑郁者处在这样的社会人际网络中较容易找到倾诉的对象，获得他们的排解和安慰，使得部分心情抑郁者的负面心理状态不至于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减轻其导致的消极心理反应。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低频次（包括“从不”和“一月一两次”）的正面陈述统计结果如下:“自我感觉良好”41.4%，“对未来有希望”29.6%，“很幸福”32.3%，“生活快乐”29%。这些比例都高于高频次的负面陈述，也就是说，很少感觉有希望，很少感觉幸福快乐的人却没有全部陷入抑郁的心境，在他们的心理状态中存在一个中间地带，有些人既不感觉幸福快乐，却也不郁郁寡欢。

（二）心理状态与生活态度

鉴于流动人口要承受繁重的生活压力，忍受很多的歧视与不公，还要尽力适应与往日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这必定会导致这个群体在价值观念上的蜕变，而且这种蜕变过程中诸种不适应还与他们的心理状态紧密相连。衡量流动人口的价值观念我们主要用了5个变量来考察（“这个世界上我几乎不能信任任何人”；“我觉得我自己很难把握我的生活方向”；“我遇到的麻烦比我应该承受的多得多”；“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令我难以理解”；“我对自己现在的处境感觉不太乐观”），并且把它们与心理状态的自我评估放在一起进行卡方检验（表15～19）。

表15　抑郁＊不可信任

X²＝18.105，DF＝10，P＝0.053

表16　抑郁＊很难把握

X²＝22.306，DF＝10，P＝0.014

表17　抑郁＊承受太多

X²＝29.865，DF＝10，P＝0.001

表18　抑郁＊难以理解

X²＝8.468，DF＝10，P＝0.583

表19　抑郁＊不太乐观

X²＝29.827，DF＝10，P＝0.001

检验的结果基本验证了我们的假设，流动人口越是不能及时适应城市生活，就越是容易产生悲观失望情绪，自我心理状况的评估也越是抑郁，其中有三个检验结果P小于0.05，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具有强相关关系。另外，两个与心理的抑郁状态没有强相关关系的变量（“这个世界上我几乎不能信任任何人”和“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令我难以理解”）是流动人口精神已经整体趋于悲观的信号，对这两个问题回答“是”的人数分别占24.9%和63.4%，也就是说，心情处于常态并不过分抑郁的人们有相当一部分也对这个世界存有如此消极的看法。

（三）流动人口心理状态的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的心理状态如果长期处于失衡，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这一人数众多的群体心理健康会收到损害，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并且会给流入地带来犯罪率升高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想要消除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根本原因入手，探究流动人口特殊心理状态形成的机制。

形成流动人口中多数人并不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抑郁心情的首要原因恐怕是他们面对的巨大生活压力。他们离开家乡，出外务工的关键目的就是挣钱，在目前劳动力市场的行情下，农民工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并非易事。前文笔者也对南京市流动人口目前的收入做过分析，大多数人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的收入多半在800元以下。

其次就是流动人口的适应性问题。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一书中分析到:“良好的品行、健康的精神，还有其他看上去像个人品质的东西，实际产生于社区结构中，产生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而并不是基于个人本身的”。^[6]农民工在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下，进城后注定要处于社会阶层的底部，这种相对于他们在农村而言的地位下降对他们的承受力就是一种考验。政府在相关政策上也没有给予他们平等的公民权利和福利待遇以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例如户籍制度。南京大学曾经做过调查，询问他们认为自己与城里人究竟有哪些差别。他们认为根本差别在于户口的占53.9%，认为是社会关系的占16.9%，认为是稳定工作的占11.2%，认为是房子的占11.2%，认为是其他因素的占6.8%。显然户口是进城农民工被城里人产生心理认同的一道天然鸿沟，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心理阴影。^[7]下面这名访谈对象的叙述就很有代表性。

（编号No.7，QL）

问:出来工作感觉辛苦吗？

答:找工作倒不感到辛苦，平时在家也辛苦惯了。

问: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困难吗？

答:苦就是由于和当地人融不到一起，他们有排外心理，觉得外地人总是不好，我没有本地户口就受到了限制，就算工作干得比他们出色，老板也不会提拔我。

除了政策上的不平等待遇，还有来自其他阶层的歧视。在访谈调查中，笔者体会到，在相同的劳动强度下，凡与老板、雇佣者相处融洽的民工，心理状态一般较好，能够保持乐观向上；而如果有个尖酸刻薄的老板，常常受到冷言相讥，农民工们会一边心存不满，一边在工作中战战兢兢，想努力去维持自己仅剩的一点尊严。访谈调查中，以下的一段内容让笔者为之动容

（编号No.1，LXQ）

问:离开家出来打工挺不容易的，这几年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不高兴的事情？

答:还好，上班比较累，有时候遇到不太好的客人心里会不舒服，但店里的女孩一般会互相安慰安慰，和她们说说就好了。

问:那你们和老板之间相处的怎样？

答:出来打工绝对要苦的，但我这人好像有一点受不了气。老板对我好的话，我会尽我的责任，把事情做好。但是打工的人也有自己的面子，即使我哪件事做错了，可以把我叫到一边或下班以后告诉我下回注意一点，不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说那些难听的话！

问:你的意思是要尊重你对吗？

答:哎，老板也要尊重我们打工人的面子。

问: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答:就是因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才这样说的。有一天下午两三点钟，我们店里的人在吃饭。他们有好多人已经吃过了，我吃的晚一些。有个老婆婆来要饭，我看她穿的破破烂烂，人已经那么老了还来要饭，心里就有点可怜她，我就把我吃不完的菜倒了给她。我们老板娘看到了过来把菜给扔了，在大门口就开始骂我，说吃不完扔掉也不给要饭的，说我凭什么拿她的东西送人情，我吃的穿的还不是她给的！说的可难听了，我当时非常生气，她实在是太不尊重人了。所以今年春节以后我在别的店里做了一星期，老板、老板娘都蛮好的，很信任我，我也尽力做好。但他们想把店转让，而原先的老板又托人带信请我回去，我婶娘还在这边，而且老板主动叫人喊你，不给面子也不太好，我才回来的。

从这名访谈对象的自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些进城打工者强烈的自尊心，一旦她认为老板对她不尊重，她甚至在报酬不变还要离开亲戚朋友的情况下换工作，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回到原来老板那里。

表20　抑郁＊生活满意度

X²＝59.846，DF＝25，P＜0.001

表21　抑郁＊工作满意度

X²＝49.813，DF＝25，P＝0.002

自述对生活感到比较满意者占31.9%，非常满意者仅占5.2%；对工作感到比较满意者比例更小，占27.5%，非常满意者占4.2%。这两个满意度都和心理的抑郁状态有密切联系，P值均小于0.002。面对这样的满意度，建立为流动人口服务的心理疏导、咨询机构已是当务之急。考虑到他们特殊的社会关系模式和在城市中严重缺乏社会资源，笔者同意很多学者在此方面的意见，应该允许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让他们觉得有所依靠，有个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

事实上，很多大城市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流动人口的团体和帮派，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不是禁止这些团体和帮派，而是从服务流动人口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相应的法规，把它们纳入正规组织的轨道，支持它们的能力建设，引导流动人口进行高效合理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

四、流动人口的医疗服务

（一）流动人口处理疾病的几种典型方法

在调查中，对于流动人口在南京市区内所接受的医疗服务，我们最突出的感受是:生病了去医院就医的人占极少数。不是他们没病，也不是他们讳疾忌医，而是医疗费用太高，看不起！运行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几乎把任何公民权利都一分为二，其中自然包括医疗。实施的城镇职工公费医疗制度没有包括农村人口，现在正在进行改革的城镇医疗保障体系依旧忘却了农村人口，适用于农村地区的合作医疗保障制度仅仅在极少数乡村地区试行。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有病就熬，熬不住就吃便宜药，便宜药治不好就倾家荡产地治病，钱如果用完了病还没好就等死。在所有乡村，疾病永远是很多贫困户致贫或者长期无法脱贫的一个原因。进城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自然不会比在家乡时有任何改观，以下是我们这次调查中的部分访谈记录，从中可以归纳出流动人口面对疾病的几种典型处理方法。

（编号No.7，QL）

问:看来你身体不错，但出门在外工作比较辛苦，有时出现头疼、发烧等问题也是难免的了，当你生病时你怎么做呢？

答: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我不去医院的，靠自己的免疫能力就可以好了，其他除了有些慢性肠炎，就没有什么了。

问:你打工单位和住处有哪些医疗机构，你一般去哪类医院机构看病？

答:有大医院和单位医院，但我一般不去的。

问:为什么不去？

答:费钱呗。

问:但生病要治呀？

答:吃点药就行了。

问:你的药一般从哪里得到？

答:我基本不买药，从家里带的药够用了。

问:家里的药是买的吗？

答:有亲戚开药时多开一点给我们，他们可以报销的。

问:你一年看病要多少钱？

答:自己真正花的可能都不到20块钱吧，一般我不上医院。

（编号No.8，DWY）

问:当你生病，你会去医院吗？

答:一般买点药吃。很少去医院。

问:为什么？

答:我觉得没有必要。只得过一些小感冒之类的。买点药吃也就好了。

问:去一般的药店买？

答:是的。

问:像你一年在这方面的费用要多少？

答:超不过100元。因为我的身体不错。

问:你所住的地方有什么医院吗？

答:有卫生所。

问:如果病得厉害了，会不会去卫生所？

答:不会。

问:为什么？

答:那里医生不正规，小病都开一堆药，然后还会让你去大医院。开在我们这个地方还不是为了挣钱。

问:病得严重了你会去大医院吗？

答:应该会吧，没发生过。不过要是没钱去了也治不了的。

（编号No.2，WZY，此访谈对象是自述每年医药费支出最多的一个人，但也不愿意在医院购药）

问:我们都比较年轻，一般不会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但平时难免有点小毛病，偶尔感冒发烧了你怎么处理？

答:吃药。

问:不去医院？

答:都是小感冒、牙疼之类的小毛病。

问:药是从哪里得到的？

答:药店。

问:如果需要去医疗机构看病的话，你一般去哪类医疗机构？

答:以前去某某大学医院，近。现在去鼓楼医院。

问:去某个医院的依据是什么？

答:医疗水平好，方便。

问:如果去医院看病，医生开药的话，你会在医院拿药吗？

答:看情况，主要看价格。便宜就拿，比外面药店贵或者故意开很贵的药就不拿。

问:你估计一年在医疗上大约要花多少钱？

答:不多，200元左右。

（编号No.5，PHS）

问:我们都比较年轻，一般不会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但平时难免有点小毛病，偶尔感冒发烧了你怎么处理？

答:小毛病去药店买药，严重的话去附近诊所。我们大院外面就有一个，离得很近。

问:诊所看病你觉得好吗？

答:蛮好，有个老医生，态度很客气的，有时感冒在他那里买药，看病就不收钱了。

问:他有私人诊所行医执照吗？

答:有的。他原来是医院医生，退休后不想闲在家里，正好儿子在南京打工，他就在这里开了个诊所，媳妇一边带小孩，一边给他帮帮忙。

问:生病很严重的话会去大医院吗？

答:会。

问:那你去过大医院吗？

答:还没有。

问:你估计一年在医疗上大约要花多少钱？

答:不多，几十块钱，不到100元。

流动人口一旦生病，他们一般有这样几种处理方法:①尽量避免在医疗上的花费，常用药从家里带出来，药的来源多为享受公费医疗的城镇职工；②小病去药店买药，大病基本没有，但有思想准备，一旦遭遇重病，愿意从亲友处筹资，去医院就诊；③小病去药店买药，对大病没有思想准备；④常常去药店买药，依病情变化，有时也会去医院，但如果药价高，则不在医院购药；⑤主要在药店买药，不得不看病时去附近诊所，但常常不能辨认是否正规诊所。依照笔者在南京近十年的生活经验，越大越好的医院药价越高，而且医生常常给患者开高级药品，其中原因众所周知。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根由还在弊端重重的医药制度，医院堂而皇之的以药养医，药价虚高，药品回扣成为医生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些药品销售的潜规则对没有医疗保障的流动人口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使他们轻易不敢踏进医院和其他正规医疗机构。

人们现在渐渐养成习惯自行去药店买药给自己治病，而没有专业知识者这样做很容易服药不当，贻误病情。还有私人诊所管理不善，证照不全，甚至治死病人的报道也常常见诸报端。但是人们去药店买药还不是因为在药店可以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在同类药品中互相比较，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同等疗效的药品。同样，放着正规医疗机构不去，而去私人诊所，也是因为费用的缘故。在南京市内的中堡村地区，小诊所里拔牙只要8块钱，而正规医院收费都在百元左右，这样巨大的差价会让流动人口选择小诊所。

（二）流动人口医疗服务调查的相关数据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生病后采取措施的比例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是（可以多选）:“自己处理”54.2%，“去医院”、“找诊所”33.2%，“不处理”11.1%，其他1.5%。“自己处理”即包括自行去药店买药者，“找诊所”中原本分了“正规诊所”和“不正规诊所”。但鉴于南京市目前经卫生部门批准成立的私人诊所极少，多数为不正规诊所。而且流动人口又多不具备辨别的能力，故把这两项合并，其中多数去的是未经卫生部门审批的不正规诊所。

“生病后不去医院看病”的各项原因按比例顺序排列为（可多选）:“去医院看病太贵”73.5%，“病情不重”59.9%，“自己有药”30.8%，“没时间”21.9%，“害怕影响工作”16.0%，“去医院不方便”15.5%，“怕查出别的问题”3.7%，“不相信医院”3.3%，其他0.4%。

在调查对象工作地点或者住处附近有哪些医疗机构的回答按比例顺序排列为（可多选）:“药店”67.7%，“诊所”44.3%，“大医院”39.6%，“社区卫生所或医务室”21.5%，“卫生防疫站”14.8%，“急救中心”6.1%，“不知道”11.6%。

流动人口中有些工种明文规定必须在防疫部门进行体检，健康状况合格才能上岗。正常人也应该1～2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但流动人口中主动做过体检者仅为15.4%，被动做过体检者为42.4%（如果询问最近两年是否做过体检，这两个比例会更低），从没有做过体检者为41.5%。访谈调查中有数名餐饮业从业人员，工作中直接与顾客、食物接触。但是他们仅在上岗时做过体检（因为没有健康证一旦被查处，经营者要接受罚款），工作以后没有人再去体检，仿佛一纸健康证是他们永久健康的证明。据这些打工者陈述，在防疫部门做的全面体检一次要60多元，老板会在他们工资中扣除，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自己是不愿花这笔钱的。卫生防疫部门有必要加强相关行业健康证的检查，同时也应该规定体检费用由经营者负担，否则费用问题会成为流动人口主动进行体检的最大障碍。

五、流动人口性病、艾滋病的防治

从世界各国性病、艾滋病防治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工作的成效主要取决于是否能阻断性病、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吸毒人群、性产业从业人员和卖血者）向普通人群的扩散，而流动人口恰恰是这个扩散过程中的主要渠道之一。目前，我国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形势已经处于紧要关头，对流动人口采取适合他们特点的宣传、防治措施已经迫在眉睫。

（一）流动人口逐渐开放的性观念

在我们对农村居民的传统印象中，他们勤劳淳朴，腼腆憨厚，事实上他们也确实不如城市居民在人际交往中可以活泼开朗、侃侃而谈。有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妇女，生活方式比较封闭，见了陌生人甚至不敢说话。但这些情况不可一味套用于长期居于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生活的历练中已经逐步学会了很多人际交往的技巧，渐渐摆脱了原先的木讷，自然这其中也包括了异性间的交往，相应的婚恋观和性观念都在逐渐缩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在本次调查中，20名访谈对象最小的只有19岁，14人年龄都在25岁以下，却人人都有恋爱对象或者恋爱经历；16人已经有性经验，而已婚者仅有5人。以下是一位访谈对象的一段陈述。

（编号No.5，PHS）

问:现在年轻人经历比较丰富，很多人都有男、女朋友，你们会谈一些与性有关的话题吗？

答:现在不多。以前有两个朋友热衷于出去找小姐，然后跟周围玩的好的人说。

问:在你认识的人或你周围的人中，有同居的吗？

答:有。

问:他们同居多久了？

答:大概半年到一年。

问:你对同居怎么看？

答:现在这种事太多了，这是他们自己的私事，别人是管不着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感情，只要不是图一时好玩，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识同居的人中间，基本都是打算以后结婚的。

问:下面我们谈谈你的情况，你结婚了吗？

答:没有。

问:有没有固定的男朋友？

答:有。

问:认识多久了？

答:现在是第四年。

问:你男朋友现在做什么？

答:他在外地继续读书。

问:他在南京吗？

答:在镇江。

问:你们多久可以见一面？

答:一两个星期吧。一般他过来。

问:你们在一起时做什么呢？

答:和朋友在一起吃吃饭，我去看书，他去上网，还会逛逛街。

问:你们聊天时都谈些什么话题？

答:就讲讲各自最近的情况。

问:你们的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了？

答:（笑）这怎么讲！？

问:拉拉手、kiss一下都很正常，有没有拥抱？

答:嗯。

问:你们发生过性行为吗？

答:有。

问:是以前吗？

答:是去年，见过双方父母之后。

问:在你家里吗？

答:不是，回南京以后。

问:就是这屋子吗？现在住了三个人！

答:她们当时不在。

问:什么时候打算结婚？

答:明年。

问:那你们经常做还是偶尔？

答:偶尔。

问:一个月能有几次？

答:一两次。

问:你有没有什么担心？

答:有，担心怀孕。

问:他有没有担心？

答:没有。

问:当时有没有采取保护性措施？

答:没有。

问:现在有没有采取保护性措施？

答:没有。

问:万一怀孕怎么办？

答:去医院喽。

问: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知不知道？

答:知道。

问:那你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呢？

答:我觉得都是男孩去买的。

问:现在安全套很容易得到，药店、超市里都有的买，你们可以在晚上人少的时候去买。你有没有和男朋友以外的人发生过性行为？

答:没有。

如果说这名访谈对象是因为受过较好的教育^[8]，才具备这些观念和想法，我们再来看看一名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的打工妹的想法。

（编号No.1，LXQ）

问:（和同事）聊天时谈些什么话题呢？

答:会说说厨房里有趣的事，碰到什么有意思的客人，还有报纸上的新闻啊。

问:那会不会谈到和异性有关的事？

答:好像也有这方面。有时讲讲不开心的事啊。现在农村里好多父母订婚的事。像我同事，她自己在外面谈一个，父母在家里给她订一个。她就很烦恼，说“我该怎么办”。

问:包办婚姻的问题很多，尤其她心里想着另外一个人，十有八九不幸福。你要好好鼓励她，把握自己的幸福。

答:我是这样对她说的。

问:那你们聊天的时候会不会谈与性有关的话题？比如有人同居，或者有男孩出去找小姐。

答:找小姐没有。我们老乡出来都是为了挣钱的，哪会把钱花在这上面啊！同居的事情是有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女孩，她就同居了，跟她自己谈的男朋友。但是她男朋友出了点事，被人当替罪羊，坐牢了。

问:他们同居多久了？

答:大概几个月到半年。

问:你觉得他们的性行为有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些影响？

答:没什么坏影响，在一起时很幸福。

问:他们除了和男/女朋友外，有没有跟其他人发生性关系？

答:没有。她很喜欢这个男孩子才跟他在一起。

从她的言语和神情中，我感觉她非但不反感未婚同居，反而对同居带来的幸福感有所憧憬。甚至面对她的同事与其男友结合的困难，仍然不惋惜他们曾经的同居行为。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进一步说明情况。

在自述已经发生过性行为的人中，有68.0%发生在婚前，30.0%发生在婚后，2.0%未填（表22），至于婚姻时间段的标准，肯定不是所有的调查对象都以登记注册为参照点。

对于初次性行为的年龄，在自述已经发生过性行为的人中，16.7%的人在18岁及以下，20.8%的人在18岁以上至20岁，26.5%的人在20岁以上至22岁，22.5%的人在22岁以上至24岁，只有9.8%的人在24岁以上，还有3.7%的人未回答（表23）。

对“到目前为止，您一共与多少人发生过性行为”一题的回答中，承认已经发生过性行为者有56.1%的人回答性伙伴只有一个，15.6%的人回答性伙伴有2个，8.7%的人回答性伙伴有3个，13.7%的人回答性伙伴有4个及4个以上，有5.9%的人承认有性行为，但未回答性伙伴的数目（表24）。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数据，有两点情况必须加以考虑。①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由于对传统习惯的认同，肯定不是所有人把登记注册看作婚姻的标志，而且在农村，先办事后登记者占相当比例，有时孩子都生了，结婚证还没领。甚至某些地方完全可以通过关系或制作假文件，没到年龄，照样能领到结婚证。所以我们在考虑婚前婚后的时间标准时，不能以法定结婚年龄为参照，实际年龄要小。②由于这部分问题的私密性，尽管我们的调查员事先做了很多沟通，还是有些人没有如实回答，这点从前后问题的对应上可以发觉。比如自述没有发生过性行为的人，在初次性行为年龄一栏中应该空白，可是仍然有少数人填写了年龄。中国人具有的传统“羞耻”感，使得他们羞于承认这些涉及隐私的问题，但撒谎过多又使他们良心上过不去，有些题目还是如实回答了。所以凡是有矛盾的地方，我们倾向于采信那些通常认为是“羞耻”的那部分内容。比如前述的现象中，我们就认为自述没有性行为的人中，填写了初次性行为年龄者都是有性经验的，并且年龄属实。

表22　时间段＊性行为

X²＝310.037，DF＝4，P＜0.001

表23　年龄＊性行为

X²＝300.366，DF＝32，P＜0.001

表24　人数＊性行为

X²＝261.116，DF＝26，P＜0.001

把这些数据综合起来看，目前流动人口拥有性经验者约占3/4，其中，半数以上为婚前性经验（大约在60%～70%之间），接近40%的人拥有2个及2个以上的性伙伴，65%左右的人初次性行为发生在22岁及22岁以下。

（二）流动人口贫乏的医学知识

由于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具有流动性，她们的避孕和节育措施肯定与流出地的计划生育部门的安排有一定程度的脱节（比如不能及时上环），所以避孕套是对流动人口最适宜的避孕节育手段，而且在预防性病、艾滋病通过性行为的传播中，避孕套是最行之有效的措施。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使用避孕套对流动人口都很有益处，各媒体也进行大量宣传，可是我们的调查显示，避孕套的使用率很低。在有性经验的人群中，发生性行为时，每次使用避孕套者占6.5%，经常使用者占12.5%，有时使用者15.2%，偶尔使用者19.3%，从不使用者21.2%，未填25.3%。与性伙伴讨论过使用避孕套者39.8%，未讨论34.7%，未填25.5%。在此人群中，自认知道如何使用者占58.2%，不知道者16.7%，未填25.1%。在最近三次性行为中，使用避孕套三次者为14.7%，两次为11.3%，一次为9.6%，没有使用为39.0%，未填为25.4%。这样的使用频率远远不能达到避孕节育的效果，也几乎不可能预防性病、艾滋病。结合访谈调查所收集的资料来看，低使用率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有关知识不够普及，流动人口没有意识到使用避孕套的必要性，一旦有此意识者，一般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限制他的购买和获取。

流动人口对性病、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同样缺乏了解。自述相关知识“知道很多”者仅占5.0%（其中很多为不准确的印象，真正知道者寥寥无几），“知道一些”为44.5%，“知道很少”占39.2%，“不了解”占15.9%，未填0.4%。“知道很少”和“不了解”的比例总和超过50%。

这样贫乏的知识状况在有关具体知识的题目中得到了印证。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10道关于艾滋病传染途径的判断题和6道关于预防措施的选择题。“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起工作是否可能传染”一题中，认为“完全可能传染”者占13.0%，“可能传染”者47.4%，两项总和超过60.0%。“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碗筷水杯是否可能传染”一题中，认为“完全可能传染”者和“可能传染”者总和为63.5%。“使用公共游泳池和公厕是否可能传染”一题中，认为“完全可能传染”和“可能传染”者总和为71.0%。这些数据不仅显示了流动人口对该类知识的不了解，更让人担心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人们连握手、共用公共设施都排斥他们的话，在他们心中很容易形成仇视社会、报复社会的心态，这既不利于他们的治疗，也不利于预防，更会侵蚀人们相互间的信任与帮助。

问卷调查中，自述对性病症状“大部分知道”者占4.8%，“知道很多”者占7.0%，“部分知道”者占65.8%，“不知道”者占21.4%，未填0.9%。在宁务工的农村青年人知识水平虽然不高，但多数为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准。南京性病、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工作也不落后，近两年卫生部门在此方面做了很多实事，经常用宣传牌、传单、义诊、咨询等形式进行知识普及，那么效果为何如此之差呢？①宣传主体的原因:这件事情由卫生部门独家办理是无法兼顾到所有在宁长期居住者的。卫生部门有很多其他的责任，不应该把这副担子全部压在他们的肩上。到目前为止，南京的知识宣传工作几乎没有动员社区、民间团体、慈善组织和高等院校，没有建立吸纳这些部门参与进来的机制。②宣传方式的原因:这也是主要原因。方式一:专业书籍和学校课堂讲授，受益者多数为在校学生；方式二: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受益者为不太忙碌的普通市民，接触媒体需要休闲时间；方式三:宣传牌，受益者多为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城市中心社区居民；方式四:广场咨询，受益者为闹市区行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般工作一天下来劳累不堪，几乎没有休闲娱乐时间，生活条件差强人意，文化水平不高，不愿阅读专业书籍，甚至报纸、杂志都阅之甚少，以上的知识普及方式其实一直把他们排除在宣传对象之外。

（三）流动人口对两大疾病与患者的态度

无知和愚昧永远是紧密相连的。问卷中有一题问调查对象“是否愿意接受性病或者艾滋病检查”，回答“都不愿意”占45.1%，“只愿接受性病检查”5.9%，“只愿接受艾滋病检查”2.6%，“都愿意占”44.7%。可想而知，连检查意愿都没有的人对这些疾病持多么厌恶、排斥的态度。同样，“假如您不幸被传染了性病”（多项选择）一题中，“积极治疗”者仅占74.5%；“假如您不幸被传染了艾滋病”（多项选择）一题中，“积极治疗”者仅占58.6%，“自杀”占11.5%。而访谈对象对我们诉说的想法可能更清晰的描绘了他们对此的看法。

（编号No.3，ZH）

问:如果你周围有人得了性病、艾滋病，你会怎么办？

答:假如有，跟他们少接触就行了。

问:那么你身边的人会怎么看待性病、艾滋病病人呢？

答:他们怎么想我不知道。

问:你估计呢？

答:肯定很讨厌、很反感。

问:离得远远的？

答:对。

（编号No.1，LXQ）

问:如果你周围有人得了性病、艾滋病，你会怎么办？

答:我会尽量远离他。

问:为什么？

答:怕传染呗。

问:一般的日常生活不容易传染的呀！

答:那个谁能保证呢？不传染他（她）怎么得上的？！听说有的地方一个村子都传染了，我们村要是有这种人，最好不要回来。

问:你好像有点看不起他们得病的人？

答:那当然喽，他（她）怎么得病的他（她）自己清楚，肯定在外面有问题嘛！

问:那么你身边的人会怎么看待得了性病、艾滋病的人呢？

答:和我一样，肯定会看不起他。

问:大家还会和他（她）来往吗？

答:能不来往就不来往。

从调查资料的分析来看，流动人口最迫切需要了解的知识是性病、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和预防措施。而两种疾病相比较之下，他们对性病的主要种类和症状几乎一无所知，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过这也可看成是近年来对艾滋病知识宣传普及的一点成效，只是还很不到位，偏差太多，尤其在正确对待疾病、正确对待患者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引导，这也是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今后要加强的一个重点。

只有公开、透明、开放才能消除恐惧。希望有了知识的人们不再把疾病和需要关爱的病人看作洪水猛兽，给予他们理性、平等、公正的对待。

六、问题与分析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南京市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良好，但普遍缺乏医疗服务，从根本上看这还是长期缺乏医疗保障的结果。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大体上有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统筹解决住院费及预防保健合同等多种形式，其中合作医疗是最普遍的形式。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支持、农民群众与农村经济组织共同筹资、在医疗上实行互助互济的一种具有医疗保险性质的农村健康保障制度。它在20世纪70年代它曾一度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但80年代几乎都垮掉了。近些年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进展缓慢，1996年，实行合作医疗的村数只占全国总村数的17.6%，农村人口覆盖面仅为10.1%。^[9]从农村流出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医疗保障完全是一片空白。

医疗保障涉及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是社会保障基础性特征的体现。面对处于弱势的农村流动人口，我们的制度设计不应该选取医疗社会保险，而应该采用全民健康服务的新模式，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和基本目的。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全民健康服务要点，该制度的资源提供者和管理者主要是政府，政府需要为包括基本医疗和大部分的住院服务提供保障。

具体而言，政府或指定的法定机构将所有的医疗资源集中，再将大部分医院纳入公营医院服务网络。这些医院各负责某一个地区，对于所有求医的病人收取同样且低廉的服务费用。而这些医院从政府那里所获得的资源将根据服务的人口结构、发病率等参数进行调节，每隔一段固定时间，也会根据实际的工作量等进行调整。这些医院不允许创收，提供给他们的资源包括工资等全数的开销。药品、仪器等由政府统一购买及分配，以达到更好的议价效力及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医院人员的工作是提供尽量好的医疗服务。同一医院以及不同医院间的竞争是专业服务上的竞争，通过这种竞争首先形成一种同伴间的监督。通过把医疗过程透明化、公开化，不仅有利于良性竞争，也有利于建立有效的病人投诉监督制度。唯有建立病人投诉监督制度，使他们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加以有效约束，才可以使新制度真正保障公民的医疗需要。^[10]

全民健康服务制度为我们勾画了一幅人人享有充分医疗保障与服务的美好图景，但该制度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目前对农民、农民工这些处于社会阶层底部却基本没有任何保障的群体，是否有一些见效快、成本低的先行措施呢？

首先，随父母一起进城的孩子的免疫工作存在难以及时到位的难题，每次大规模的集体免费免疫行动都是有组织的行为，这些农民工及其子女不属于城市的任何一级组织，一般只能被排除在组织行为之外。针对这一问题，近两年北京市政府有较好经验。2000年3月20日开始，北京市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农贸市场等流动人口集中地点摆摊设点，对外来儿童开展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强化免疫活动。所有入学前的非北京市户籍儿童，包括新生儿都尽量补服了脊灰糖丸。^[11]

其次，流动人口多半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远离中心区域。调查中，很多农民工自述他们工作、居住地点周围没有什么医疗机构，调查对象中最远的一位要行走2小时以上才能到达一家正规医院。这种条件要求我们尽快推广社区化服务，在社区中设立医务室或者卫生所，把公共医疗服务的第一道防线建立在社区，尤其要向社区内所有居住人群开放，提供医疗服务。社区人群的健康和疾病预防可以大量减少医院医疗服务的需求，这一点已经被国内外的许多专家所公认。这也是中国卫生保健事业不单在城市，甚至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目前在医疗制度改革的方案研讨中，在这个方面却出现了盲点，人们把关注多投向了医疗保险制度，可是对于收入很低的农村人口及流动人口而言，大范围推广医疗保险在近期内是不可行的。

基本的卫生保健与治疗同样属于基础性的民生需求，在社区建立防治网络，可以大大减轻医院服务的压力。全科医生可以担任把关的角色，以更灵活的方式和低成本的服务协助减轻医院的压力。

最后，针对医疗价格高昂、民工不敢迈进正规医院的现状，有必要尽快在非城市中心区域确立一批医保医院，依靠政府津贴和物资资源配给，在这些医院中建立起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平价医疗服务的机制。

公营医疗及健康服务体系所提供的服务，受制于社会分配给医疗保障的资源。但这个体系的建立对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而言，关系他们的基本生存，关系他们的健康。它的早日完善必会推动农村人口及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推动社会各个阶层的协调共处，推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

【注释】

[1]冯健，周一星，程茂吉.南京市流动人口研究.城市规划，2001年25（1）

[2]此配额比例根据南京市以往对流动人口所做的调查结果而设置。因各地区产业结构不同，此职业配额比例仅适用于南京地区。

[3]北京大学东莞民工课题组.东莞民工状况调查.战略与管理，1995（2）。

[4]冯健，周一星，程茂吉.南京市流动人口研究.城市规划，2001，25（1）。

[5]朱力.中国民工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6]张仕平.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生存状态初探.人口学刊，1999（02）.

[7]朱力.中国民工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8]该女子在家乡是高中毕业，来南京打工后，在家庭的支持下利用业余时间，已经修完了夜大课程，并拿到了大专文凭。

[9]薛兴利，张晓云，刘桂艳.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重点及几个关系.中国农村经济，1998（3）

[10]“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反思与重构.社会学研究，2000（6）

[11]龚维斌.城市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问题与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