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到“城市政治文明”的实践发展与学术推进

一、从“文明”到“城市政治文明”的实践发展与学术推进

有资料称：在西方，“文明”这个概念肇始于18世纪中叶的启蒙运动时期，是在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问世的。确切地说，是在1756年米拉波侯爵在他的《人类之友》一书中提出并为人们所采用，其意是表示人类群体由野蛮向高级梯度发展的一种历史性进步状态，即整个人类向着一个从未达到过的高级状态的发展。“文明”这个术语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也被广泛地使用；不过使用的场合不同，其含义也有所区别。但是，把“文明”用之于政治领域来分析政治制度而提出“政治文明”这个概念，从现存资料来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其著作中，首先使用这个概念的就是马克思本人。1844年，马克思拟定了一份《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其中第七题的内容为：“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1]有人认为，这个“草稿”可能是马克思打算写一部以18世纪法国大革命实践为素材、充分论述人类政治发展规律，尤其是政治制度创新的著作而拟就的大纲。他虽然没有对大纲中“政治文明”的命题或概念在理论上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其内容的选择和安排上，从各部分的相互关联来看，有人认为马克思所谓的政治文明，显然是指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国家体系，即包括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公民等在内的各种政治关系及其物质设施的总和，但重点应该是指同古代社会集权制、等级制等政治统治形式相对应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及其运行机制。这种政治形式与机制，当然是近代以来由资产阶级开辟的人类社会国家政治制度领域中的一种进步状态。然而，它有没有历史的普遍性，特别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没有政治文明呢？这正是我们应当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不过，从“十月革命”胜利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和实行的政治形式及其运行机制上看，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成果，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创新且成绩出色，社会政治进步的速度也更快了。可是，在长达80多年里，没有一个执政党提及、也没有一个国家元首明确使用和阐述过政治文明的概念（其间，虽然在学术界有个别学科在研究和讨论中曾经提及到政治文明问题，但是也没有引起当权者的注意）。既然无视“政治文明”的存在，也就谈不上对其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对它的范畴属性、本质特征和基本内容等进行研究了。更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考虑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提到文明或政治文明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就是对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这些非政治领域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讨，也没有上升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高度加以认识。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人们的认识似乎特别简单：革命，这是无产阶级的；文明，那是资产阶级的。既然对“政治”是否需要文明？“政治”需要怎样的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建设中一系列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那个结果不是很明显的吗？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后，或者在这一段时间，或者在那一段时间，政治上都接连不断地出现了许多重大的错误和严重的曲折。深究其原因，不能说这些曲折乃至挫折同忽视政治文明建设没有关系，很可能这个关系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因素。试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吧，这不就是鲜明的例证吗？

2001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之得失、科学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当年1月10日，他在《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2]于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辞典中便出现了“三个文明”概念并列的提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时隔155年，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实践的迫切要求，提出这个伟大的时代课题，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翌年，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特别是在后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地对政治文明论题作了全面阐述，极其鲜明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近几年来，理论工作者和党政军各界实际工作者从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发，热烈而深入地开展了学习、讨论政治文明及其建设问题，不但从理论上收获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也探索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力地推动了理论研究向社会实践的飞跃。但是，一旦将政治文明的研究深入到城市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提出“城市政治文明”及其建设的课题，必然要首先“明理”，即“城市政治文明”指什么？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核和本质特征是什么？它同一国之内其他非城市政治文明有什么区别？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它进行从现象到本质、从现实到历史的搜求，真正做到如列宁所教导的：它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以便求得一个对指导现实工作起促进作用的科学认识。

依据关于文明是社会或社会生活进步状态的理性认识，界定“城市政治文明”的概念，可以一般地用它来指城市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构成城市政治生活的基本元素，一是人，具体的现实的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即城市社会（古希腊以来，西方人称之为市民社会，近代又称为公民社会）；二是人们生存与发展政治环境，即具体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历史及文化环境（特别是制度文化环境）和变动不居的现实政治环境，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城市政治发展的生态环境。所谓城市政治生活，无非就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的一定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政治关系或联系。之所以要把市民之间的政治关系或联系从广泛的市民关系中分离出来，完全是出于区分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需要：一切处于这种政治关系中的人（不论其是否自觉地认识或参与政治活动，也不论是积极地、消极地还是反对地参与政治活动）及其组织，就构成了城市政治文明的主体（包括个体、家庭和一切与政治有关的社会群团组织）；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主要指政治环境，诸如现成的法律、政治制度及其物质附属物，国际、国内的社会政治舆论、舆情及其相互沟通的渠道与方式，等等），便是城市政治文明的客体。上述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结合，便构成所谓的城市政治生态环境。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这个主体的建设与客体建设的有机统一（从政治文明发展史来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城市政治文明主体的划分标准可能不大相同，对其客体的内涵与外延的解释与确定也可能有差异。不管现今学术界对政治文明主体与客体的认识是否看法一致，我们将按照自己的理解，按照历史线索，将在往后的章节中或简或繁地加以叙述）。为了达到学术研究和现实要求的预期目的，我们不仅要在价值观上始终如一地坚持将文明之矢指向人类城市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极力避免腐朽没落的政治文化甚至反动政治文化的干扰；而且即使在资料准备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也必须选择科学的研究方法，既不要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更不能在当代西方学术霸权话语的笼罩下去拾人牙慧，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只要做到了价值追求与方法科学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预期目标的基本实现。然而，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本书可能难以达到这种学术标准和现实要求。原因有二：一则“城市政治文明”这个题目太大，涉及的内容太广，不仅在认识上、思想理论上，许多问题没有理顺，一时还弄得不太清楚，而且与研究这些问题有关联的学科，在观察“城市”、“政治”、“文明”等问题时，又各守一域、各持一理、多有歧见。二则把“文明”引入政治生活特别是对国家制度及其运作机制作“政治文明”研究，从事实的调研到概念的梳理和逻辑的论证，在我国也还刚刚起步，理论成果既不太多，更难说达到了何种认识的高度。如果把“长镜头”再推远一点地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研究从思路到成果，绝大多数都淹没在民主或民主政治的研究之中。如何把政治文明同一般民主政治的联系和区别加以厘清，正需要有人认真去做呢！现在再把政治文明引入“城市”范畴，形成一个第三级的文明下位概念——“城市政治文明”，运用政治文明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框架对城市的政治生活进行研究，似乎又细化到了一个更深刻的领域。我国的具体情况是：把城市问题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城市学》或《城市科学》，等等，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还只有20来年。同研究城市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显学”相比，研究城市政治问题的《城市政治学》，虽然已有几本名称不尽相同的著作和为数不多的文章面世，但都不是立足于文明或政治文明的理论高度进行论述的，讲行政管理体制的内容居多。在当代中国，可以说对城市政治文明的系统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这种状况，不仅表明有志于城市政治文明的研究者在理论上的准备不足或研究不深，而且首先是资料（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十分缺乏，几乎还没有听说有人有兴趣把古往今来有关城市政治文明的资料加以收集整理，当作一件专门的事情去做。面对这种状况，以作者浅薄的学识和年过花甲的身心，本不该伸手接下研究这个“滚烫的山芋”——《中国城市政治文明追踪——唯物历史观视角的一种探讨》；但是，当下不少八九十岁的学界老前辈，他们孜孜不倦地钻研精神与求真创新的务实作风，无不时时刻刻激励我“再抖人生一辉煌”。明知力不从心而为之者，也许是“笨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但付出了相当多的笨力之后，多少总会有点收获，至少可以起到一架人梯的作用。抱定了这样的决心，那就让笔者这只笨鸟先飞吧！

从哪里起飞呢？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适性经验证明：概念引导我们研究。于是，笔者把起飞点选在对“城市”、“政治”、“文明”这三个概念的辨析与科学界定上。然而这又谈何容易！从内容上说，这三个概念不仅全是宏观性的重大研究课题，而且在态势上又变动不居，都是当代国内外学术界争鸣不休的热点问题。当然，比较起来，三者之中的核心概念还是“文明”。因为只有在文明这个概念（特别是它的本质与内涵）上取得了共识，大家研究政治文明、进而研究城市政治文明才能有的放矢，击中要害。而且，如果概念是同一的，研究的方向与路径自然比较一致，研究的质量及其成果也会进一步提高。有鉴于此，本书开头就列出了一个议论文明某些重要问题的专章，一则是为了向读者们简略地介绍有关文明的一些基本知识与研讨情况；再则也是作者希望借此陈述一下与当前文明研究主流派某些重要论点不大相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