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文明研究不是做“两张皮”的加法

七、城市政治文明研究不是做“两张皮”的加法

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以往有关城市问题或政治文明著作时发现，人们在论述城市与政治文明的关系时，要么就是一会儿讲讲城市问题，一会儿讲讲政治文明问题，“两张皮”不沾边，很少把两者的内在联系加以揭示，作出纵横勾连、有机结合的完整论述。这种把两个学科的相关概念拼凑在一起的“烹调”形式，一般来说是新学科起始架构难免的现象与过程，但是深入其中之后就不应该原地踏步，学术的良心与责任感应迫使有志于这种研究的每个人，必须放弃应景式的省力做法，下决心去开拓进取，使其城市与政治文明的研究有机地融为一体。笔者初涉城市政治文明研究，面对当前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自己也拿不出什么好文章，只是干着急！但是着急是责任心的表现，是某种上进心的使然。“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那就让笔者用这点“着急精神”来鞭策自己吧！从希望来说，笔者当然只能立足于现实的十分艰难的条件，从把握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出发，以中国城市（既有宏观的层面，也有微观的层面）的政治生活为对象，系统地研究并阐明它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政治文明的基础上，是怎样因形势与环境之变而变？社会主义城市政治又如何在传统的城（邑）市政治中脱胎出来，在文明建设中增添了哪些新的内容？形式上又做了哪些重大的变化？依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要求，当前我国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应该怎样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整合功能？但愿本书探讨的多角度、立体式的研究方法，能在发掘城市政治文明及其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在探索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方面，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或者当一座人梯。因为这种努力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认识问题（特别是资料的奇缺），某些意见与结论只能是一孔之见，可能还会夹杂一些非科学的成分。因此，祈望听到充满良知的善意的批评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相应地有了进步。“人民当家做主”价值理念的进一步伸张，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进程加速，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列入党的行动纲领之中，等等，都为研究城市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在操作层面上，我们对城市乃至整个国家政治文明建设都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突出的就是注重对具体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要求。这种政治改革不同于以往只在行政领域里搞“放权——收权——放权”的循环把戏，而是从理论上、事权上逐步划清“国家——社会”或“国家——企业——社会”的界限，把一切属于企业和社会的权力统统还给企业和社会。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其突破口就选择在政府的革命上，即对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垄断”的政府实行革命性改造，第一个步骤就是转变职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艰苦过程中，努力地建设服务型政府。因此，20多年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着眼于以城市为重点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具体内容当然是很复杂的，进路也是不平坦的。目前我们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前提下，是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中心来展开的，所以社会基础深厚，前进动力坚韧，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但是，这场革命是有阻力的。这种阻力不仅有来自认识性的因素，而且可能主要还在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难度很大。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政府本身也是一个特殊的权势利益集团（即使是初级阶段上的社会主义政府也不例外）。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所形成的“管制型”运作方式，造成了行政权力笼罩社会的现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由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与纵向计划制度的约束，使得配置尽管不合理的政治权力运行，一般都不能脱离共产主义理想人格化、道德化的价值轨道。这种不合时宜的权力配置与运行方式在改革开放以后，虽起到了对于社会发展的“政府主导作用”，在抢抓机遇、集中资源、“经济快攻”中功不可没；但是，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革命性大调整。事实证明，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那种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不合理的权力配置与运行机制，因为市场负面作用的导向，它会给政府这个特殊利益集团中的不法分子以巨大诱惑，加上制度安排中的某些缺失与漏洞，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过程中，制度性腐败的滋生并日益严重地蔓延开来，就是见怪不怪的了。城市成了名目繁多腐败的重灾区，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大受阻碍。政治腐败的核心问题是搞权钱交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问题是人民要亲自掌管国家权力。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文明与各种腐败的斗争，其焦点就集中在对“社会公共权力”的争夺与控制上。从这个思路出发，当前城市政治文明研究的重心应当是以城市国家权力为中心，尤其要把建设有效率的公共权力机构和服务型政府为重点，要突出反腐倡廉和注重民生两个大的方面。

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导下，在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的激增时刻，政治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便以空前迫切的要求提到了城乡每一个公民的面前。那些因迷恋难以割弃的不法利益而进行伪改革的，或者政府自我革命自觉性不太高的部门与个人，很可能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而加深同人民的矛盾。社会主义城市政治文明建设除了人的阻力之外，体制性的阻力也是一大难题。那些原先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系列刚性社会管理体制，不仅在深化改革中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难度，而且配套地创新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更不是一件易事。在这样复杂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我们研究城市政治文明虽然难度很大，但时机也非常好。由于城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战场，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集中在这里释放。因此，如何抓好城市政治文明建设，必然是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动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关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3]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5]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6]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5页。

[7]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页。

[8]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未来》，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11]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0～6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码。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2页。

[1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页。

[1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21]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22]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23]萧斌：《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8页。

[24]在原始制度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性质与作用上分，制度当然有好坏优劣之分。但是，能够作为文明标志的制度，不言而喻，只能是体现社会进步状态的制度，即只能是好的、先进的、优越的制度。

[25]萧斌：《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

[2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页，第408页。

[31]转引自科瓦连科：《城市发展的道路》，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