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承接中认识中国城市政治文明特色

二、在历史的承接中认识中国城市政治文明特色

（一）在跨时空比较中了解城市政治文明的内涵与特征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作用及其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各种方面表现出来的重大差别，阶级社会的文明成果在城乡之间的分布显然是极不均衡的。造成这种极不均衡分布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政治的作用，尤其是对城市结构的缔造和功能的运用。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文明的基本理论运用于人类的城市政治生活研究，即研究城市政治文明问题，不仅是一般文明理论研究和政府制度研究细化与深化的需要，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研究的重心，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迫切需要。我们之所以对城市政治文明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作如是说，这是因为回顾以往，作为从农村分化出来的人口集聚或汇聚形式的城市（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城市），无论它的正面价值或者负面作用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直接影响，都已深深地沉积到历史的土壤之中，并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对于站在当代文明发展十字路口的人类来说，如果不下工夫研究以政治文明为扭结点的整个城市文明问题，即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争取城市文明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则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景就会为许多残缺不全、“过渡文明”的因素遮蔽甚至阻碍，而逐步失去光辉甚至变得阴暗起来。那时候受害的对象就不仅是城市，所有的乡村都会无一幸免。人类历史发展经验证明，为了使文明成果在城乡之间比较均匀一些地分布，在生产力已经有了相当程度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借用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就是所谓的“社会公共权力”，就是一定历史阶段上政治的集中表现，它对城市文明的作用，首先取决于它本身是文明的还是不文明的，或者文明到了什么程度。深而言之，在城市同乡村处于对立甚至对抗的条件下，城市文明的发展状况就不能不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进退的扭结点。但是，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不但要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的实际出发，而且还必须放眼世界，借鉴和比较人类历史上有关城市政治文明的经验，来找寻自身的特点，发现规律，以便在历史的承接中搞好当前的城市政治文明建设。

我国古代圣贤说得好：不知全局者，不足以治一隅。毛泽东将这个全局与局部关系的科学道理用之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指出：“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51]我们研究中国的城市政治文明，从选题的范围来说，是一个局部性的研究课题，这就有一个认识和把握局部与全局关系的问题，必须采取局部隶属全局、全局统领局部并使之有机统一的科学思维方法，把它贯彻到城市政治文明研究全过程的各个方面。道理十分简单：自从城市产生之后，从来就没有一个不同任何方面发生关系的城市。一国之内，作为人类聚落（居）的一种存在形式，它至少是同乡村或村落相对应的，而且是在动态过程中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更不待说在深层次研究上，还应该将一国之城同他国之城、同世界各国之城加以比较，才能使其对城市的认识及其研究成果更全面、更深刻一些。同样的道理，就城市政治文明（整个城市文明中的一个方面，更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细小分支）来说，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一个孤立的、不与任何政治文明（例如：本国的、本民族的政治文明，他国的、别民族的政治文明；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文明，等等）发生关系或联系的城市政治文明。大凡一说到城市政治文明，人们马上就会意识到：它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城市政治文明？它同那个民族、那个国家、那个时代的政治文明有什么关系或联系？它们相互之间有哪些相同或相似之点？又有哪些不同之点呢？如果再深入发掘一下，还可以把它放到世界的广度上、历史的深度上和现实的各个维度上去考察。但笔者以为研究城市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是抓住三个要点：

第一，要立足于社会的现实，最好是从当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急切需要出发，选择价值性较高、社会效益较大的课题，不论是理论探索性的还是实践应用型的，都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绝对不要做文字游戏，不搞无病呻吟和无的放矢的“空对空”。

第二，研究的视阈要广阔，指导思想、理论要科学。城市、政治、文明是研究城市政治文明最核心的概念，它们不仅是具有学科性独立的基础概念，而且在组成“城市政治文明”这个命题中，它们相互之间又是不可分割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它们的内在联系中思考问题，绝不能就城市论城市，就政治论政治，或者就文明论文明；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城市、政治、文明三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同其他相关因素的联系，是在动态变化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学术视野开阔了，这是“形散”；就像蜜蜂采集花粉一样，目的是要“酿蜜”，多学科知识的聚集和现实资料的取舍，目的在于把城市政治文明的课题做好做精，这叫做“神不散”。因此，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要准确地把握研究的大方向，争取运用多学科知识的聚焦来研究课题中的重点和难点，力争研究的成果有所创新。

第三，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城市政治文明，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国家当时的政治文明（其反面就是政治反动）发展状况在城市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前者是大局、是整体；后者是局部、是部分，必须坚持局部、部分服从大局、服务大局、表现大局的科学结构与功能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文明性质、内涵、特征、发展状况及其成果，同当时历史条件下城市政治文明的性质、内涵、特征、发展状况及其成果，相似甚至相同之处还是不少的。尽管如此，相似并不等于完全一致。城市产生之后，它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它有自身独有的结构与功能，其结构与功能的矛盾运动有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在历史的进程中有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因此，以城市为载体的政治文明不但有许多不同于整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殊异之处，而且它的发展状态往往还有同国家政治状况不一致甚至是矛盾和对立的地方（例如，中世纪欧洲出现的“自治城市”，其文明在性质、内涵与特点等方面，就不同于当时欧洲的封建政治）。因此，城市政治文明研究既要反映它同国家政治文明的联系，又要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别，还要找出产生差别的条件和原因。

本书对我国城市政治文明研究，在历史的分期上不同于历史学对中国史的分期。一些学者主张：我国历史的进程，在原始社会之后，一般应将上下5000年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四个阶段；或者划分为古代（夏——鸦片战争）、近代（鸦片战争——“五四运动”）、现代（“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样四个时期。我们的研究不取这个思路，打算以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为基点，参考其性质的变化，将城市的政治发展置于同国家权力结构的有机联系之中加以研究。这样，我们在阐述我国城市政治文明的基本状况时，就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分界线，划分出此前的晚期酋邦到早期国家时代的城邑政治文明阶段；此后的中央集权制下的古代（秦朝——清朝）城市政治文明，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城市政治文明这样三个时期。至于1911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城市政治文明状况，我们将按照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上下两篇文章”（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拟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城市政治文明中略加叙述。

（二）中国城市政治文明的历史承接

1.晚期酋邦到早期国家时代的城邑政治文明

从晚期酋邦到早期国家，其时间上可以界定为我国历史上惯称的夏、商、周（西周——东周）三代，前后长达1800多年。早期国家在实质上就是城邑国家，它的全盛时期出现在西周至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繁荣时期约300年左右；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我国古代诸侯割据的城邑制度（地方分权）日趋衰落，最后为皇权专制的国家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所代替。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我国古代早期国家实行的城邦（邑）制度，同欧洲古代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制度从鼎盛到衰落的历史，不仅在延续的时间上大致相同（都是500年左右）；而且在内涵、运作方式与特征上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以春秋时代的城邦制度为例，我国早期国家的城邑政治文明十分开放，生动活泼，充满了进取精神。简略地说来，从其内涵上大约显示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其一，在政治意识文明方面，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日益从天国移到了尘世，对“受天永命”、“君权神授”之类的观念，采取了用事实加以否定的方式，强调了满足统治阶级中多数人（特别是带头发家致富者）利益要求的价值标准。西周搞“分封制”，封国400多，加上臣服于周的方国800多，造成了1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周天子打着“惟王受命”的旗号，登上了众邦联盟之首（王）的宝座。后来，国力日盛的一些大邦诸侯强国，用改革内政和发动对外的兼并战争而逐步兴盛起来，成了问鼎周王宝座的强悍挑战者。对于这种所谓“天下无道”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政治上保守的儒家们，无不惊呼为“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力图担当起“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重任。周室衰微以及它同诸侯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便产生了由平王东迁雒邑为标志的春秋时代，周天子也就名存实亡（其政治地位也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诸侯国君）、无可奈何地听任大国争霸了。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采取“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的政策，短期内便使齐国成为春秋的首霸。管子（仲）相齐称霸的秘诀，就在于首先满足并发展国内统治阶级中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其名言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往后，不论城邦国家大小强弱，凡是坚持改革、坚持发展经济的，都逐步强大起来，并依靠自己国家的实力（首先是人力、物力、财力）争得了霸主的地位。战国时代，任用商鞅变法的西戎（所谓“不开化的民族”）秦国，在远离当时全国政治中心的情势下，最终能在几十年、上百年间迅速强盛起来并最后一统中国，就是摆脱“天命论”的禁锢而靠“事在人为，国依人兴”的典范。否定天命意识的逻辑发展，首要的一条就是打破在用人制度上的尊卑等级观念、树立“唯才是举”的人才意识。以管仲为例：他不仅是一个没有公民权的自由商人（平民）出身，而且还没有齐国的“国籍”（不是齐国人），齐桓公却敢于破格提拔他贵为“上卿，富有市租之人”。齐桓公还觉得“犹不足以尊之”，又拜他为“仲父”，使管仲既富且贵矣，成为总揽改革的统帅（独裁者）。即使是孔子也不得不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其二，在政治制度文明方面，把治理国家的方式建立在法治与教化兼施、民主与独断并行的制度基础上，强调能力优先、以功论赏的原则，制定了各式各样的奖惩政策。由春秋肇始的改革，其基本内容就是在经济上破除“井田制”生产关系的束缚，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打破“分封制”与贵族“等级制”的框框，有助能人（特别是“士”阶层中的优秀人物）在改革和治国中发挥作用。具有改革意向和进取精神的开明国君或权臣，一旦发现了优秀人才，便会力排各种阻力，委以重任，放手让他们去施展才能。例如，郑国的子产是贵族出身，具有很强的内政与外交才能。当时，郑国内各派贵族争斗得很厉害，常使政局出现危机。面对这种形势，当时执政的子皮无能为力，便请出子产执政。对此，《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说：子皮“以子产贤，让于子产”；“郑子皮授子产政。”子产执政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首先就是用新的制度来规范统治阶级的内部秩序：“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这种田里制度与社会组织制度的改革，引起了旧贵族的反抗，子产也差一点被逼得出走“奔晋”；子皮挺身而出帮助子产，把作乱的贵族头目丰卷赶出国门，才使事态平息。改革三年便大收成效，国人传诵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若死，谁其嗣之？”接着，子产又开始对田制进行改革，使“丘赋”按家产与田产之多寡分别承担税赋。开始，国人也很不满，有人劝他罢手。子产的回答是：“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吾不迁（改）矣。”正是这种坚进、独断的风格和手段，郑国的改革才得以开展并收到良好效果，逐渐强大起来。往后的秦国商鞅变法，也是如此。

我国历史上酋邦城邑政治文明中的原始民主传统，尚有某些遗留保存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这就是许多诸侯国中尚有若干国人“民主议政”之风乃至某些民主制度的痕迹。例如，《国语》中记载的《邵公谏厉王弭谤》，不仅揭露了残暴的周厉王钳制舆论，派特务（卫巫）监视并且杀掉敢于批评朝政者的恶行，致使“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用眼神交流感受）的黑暗现实；而且还阐述了邵公（卿士）十分精彩的民主政见。他对厉王说：“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湿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时？”厉王不听，他在三年之后就被国人赶到了晋国的边境小地。又例如，子产“铸刑鼎”立法，有人骂他不仁，可是他十分注意教化的作用，重视听取国人的呼声。郑国保留了国人在乡校里议政的习惯（制度），有人主张“毁”（废除）乡校。子产坚决地反对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再例如，齐桓公要重用管仲，不但有“朝议”（民主讨论）制度，而且还有“表决”的形式。《韩非子·外储说》记载了这样一段事实：“齐桓公令群臣曰，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善者（同意者）入门而左，不善者（不同意者）入门而右。”

其三，在政治行为文明方面，十分讲究人的忠信品格，要求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在农业文明时代（尤其是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时期），血缘、亲缘、人缘和地缘等关系，还强有力地纠缠在社会关系之上，充斥于人们生活的“熟人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在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时，最现实的原则就是强调道德与人格上的诚信，即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谓“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四书集注·论语·学而》）以这个伦理道德为深刻时代背景的早期城邑政治文明中，政治的公信力既是一面号召和组织群众的旗帜，又是国家之间、君臣之间、人们之间建立亲密无间、至死不悔关系的主要依据。商鞅乃卫国人，客秦国，说服秦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受到重用，主持改革。传说他为了取信于民，在改革之始就作了一个“诚信实验”：商鞅立三丈之木于城门之外，晓谕百姓：有谁将此木从南门移至北门者，赏十金。令既出，无人应差。于是，商鞅又将赏钱增至五十金；这时，有人依令从南门徙木至北门，如数地领到了赏金。商鞅徙木立信，使人们相信他是言出法随、有令必行的人。《史记·商君列传》说：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子私斗，乡邑大治。”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一批“不任职而论国事”的“士”，这是一个出身比较复杂、既有知识又富有一定历史责任感、进可为官作宰退则职守幕僚的特殊阶层，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士对于豢养他们的主人（例如：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和秦相吕不韦等，都有“食客”——“士”3000人以上），多方出谋划策，表现得忠心耿耿。这些人当中，有的基于某些特别情况，往往以贡献生命作为对主人的回报。比如说，秦国大举讨伐赵国的时候，作为赵国亲戚的魏王惧秦而不敢救赵。魏公子无忌（平原君之妻弟）在百般无奈之下准备亲率“宾客，约车骑百余乘”去同秦国拼命，“与赵俱死”。无忌的食客候嬴不同意这个愚蠢的做法，他不但向赵胜献了“如姬盗虎符夺晋鄙军”之良策，使其达到了挽救赵国危难的目的，而且在无忌出大梁（魏国的都城）时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公子同行，那就让我计算公子的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以送（报答）公子。“公子与候生决，至军，候生果北乡（向）自刭。”（《史记·魏公子列传》）

2.皇权专制下城市政治文明的一般特征

从公元前221年开始，我国政治发展进入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时代，其历史进程长达2000多年。在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条件下的城市政治生活中，作为载体的城市虽然在物质形式上已经越来越摆脱乡村聚落的松散性、随意性和公共设施的极度贫乏，其集中度越来越高、功能分区越来越明显、发展规划越来越严整、建筑设施越来越标准化和坚固化，等等；但是，早期城市中那些政治制度创新、思想上生动活泼和文化的创意盎然景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锐减。从经济形势上看，城市的手工业的主体已经为官府所垄断，繁荣的商业既是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奢侈消费和大量城市驻军生活供应之所需，也是当时中国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在城市中的一种必然反映。从社会结构上看，虽然城市人口的来源与成分已经十分复杂，早已摆脱了农村聚族而居的单一形式，凸显出人的异质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交往与相互联络的方式中，许多人和某些集团还在一定程度上长久地保持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支持、培育和愚弄下，那种保守、封闭的家族——宗族观念与势力，还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的变革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发展。从思想意识上看，早期城市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性与自由的局面，已经越来越不见踪影。汉武帝时代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路线，初步建立了皇权在思想文化上专制的权威，具有讽喻意味的是用儒学手段实现了法家的政治主张：“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韩非语）唐太宗时代令经学大师颜师古校订经书原文，撰成《五经定本》；令孔颖达对经书的注文进行统一的整理，撰成《五经正义》（共180卷），使经学内部之争偃旗息鼓，首次统一了经学的内部各派，为儒家真正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即皇权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铺平了道路。唐宋以后，文化专制主义日增其祸，尤其是明清时代的“文字狱”弄得城乡恐怖，万马齐喑。现代有学者评论说：“明清时期文忌多，文网密，文祸惨，株连广，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程度，不仅远远超过了秦汉以来任何一个朝代，就是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52]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城市（特别是京都及大的地区性城市）的基本功能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功能（突出经济发展），主要是作为政治统治（尤其是各级政府的治所）和文化教育中心而存在；所以，生活在统一时间长、分裂时间短的政治大环境中的我国城市（特别是在和平与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它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和文化的发达，其政治生活中的文明因素，同当时的西方的“自治城市”相比，其表现虽然很微弱，但是不能说没有政治文明的现象存在，只不过它是一种“地下之火”，不像西方“自治城市”那样已经在地面上开始燃烧。所以中国古代城市政治文明的内容、形式与运行方式，自有深受亚细亚生产方式影响的、为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所决定的基本特征。

其一，伴随城市工商业活动的兴旺，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人数越来越多，力量也日益增强。在反封建统治专制集团的斗争中，下层市民运动的兴起和上层商人以权钱交换为手段撕开了封建专制的垄断之网，不但在经济上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重大的推动力，就是在城市政治发展乃至推动王朝的更替方面都有一定意义。商人是中国古代城市里人口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成分很复杂，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官商与民商两部分。其官商中，既有朝廷委派管理商业的以行使政府管理职能为主的“商官”，也有用钱捐到了官爵的商人（商人——官僚），还有从地主、官绅转化而来的、以依附政治权力而生的商人（商人——地主）。上述这些官商并不以经商为主要生活来源，他们在政治上是构成封建专制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其不可缺少的附属物，在本质上是阻碍城市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的势力。其民商（包括民间手工业者）又可以分为大、中、小三类，他们都是依靠从事工商业活动来谋求生活之源或发家致富群体，所以最希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对阻碍经济发展的封建专制、垄断体制及其政策的改良。他们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阶层（级）”，是推动中国城市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由于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一座城市是通过向封建官府或农村地主赎买而成立的“自治城市”，更没有一部由城市人民及其立法机关制定的、以保护市民合法利益的法律或法规，所以城市工商业者（尤其是下层市民）不但其利益得不到保护，而且还经常受到封建官府与地方豪强的欺凌和抢掠，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反抗。这种正面地同封建制度斗争的市民运动，有一个从个别走向大众、从零星走向群集的过程。市民运动在明、清时期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发展成为辛亥革命的市民基础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人运动的先驱力量。

城市上层工商业的富商大贾，从经济地位上看，他们虽然是发展城市工商业、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十分乐意做封建统治阶级的同盟军。为获取巨大的利益，他们的捷径就是用钱财买通官府，以便通过权钱交换的方式争取到最有利的经营条件，甚至奢望以自己的垄断经营取代官府的垄断。因此，这些向官府行贿的富商大贾在其社会价值上，是不容做什么肯定性评价的。但是，他们通过权钱交换方式来为自己的工商业发展开辟道路，这在封建专制扼杀市场经济的严密网络环境中，从客观效果来看还是有一定意义的：首先，这种方式的使用不过从反面表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强烈要求，它对“重本（农）抑末（商）”封建网络及其经济政策的突破，表明了社会经济是以自身力量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的规律不可违：金钱可以降服暴力统治，经济必然战胜政治阻断。其次，它的恶果是进一步加剧了封建官府的吏治腐败，导致封建政治更加黑暗，从而助长社会矛盾的激化，在腐败的“凯歌”声中把一个一个封建王朝拖入灭亡的深渊。

其二，发达的城市文化教育事业，为“士”即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生成条件。城市里学生运动的进退成了封建政治的“寒暑表”；士阶层中一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有识之士，抱负实现儒家民本、仁爱的主张，不论是为官、为僚的理政还是助政，抑或在反封建政治的正面斗争（诸如协助农民起义运动的发展）中，还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与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中，对封建政治的改良与发展都多有贡献。秦汉以后，封建王朝不但在京都设有太学之类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且地方各级政府和少数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在大小城市（包含个别山野名胜之地），还兴办了许多公、私学堂和书院之类的文化教育事业，它们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培养和造成封建知识分子的网络。从总体上说，来自社会不同阶级与阶层的封建知识分子，是为皇权专制主义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其中为官为僚的那批人士，更是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中坚力量。但是在封建官僚队伍中，也有不少人深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仁爱思想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张的深刻影响，他们既有对封建政权依赖性和软弱性的一面，又有热爱祖国、同情贫苦人民、憎恨官场黑暗、保持人格尊严的一面。因此，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名臣贤相、政治家、改革家、民族英雄，诸如：晁错、贾谊、魏征、王安石、范仲淹、苏东坡、包拯、岳飞、文天祥、刘基、郑和、海瑞、戚继光、袁崇焕、郑成功、张居正等人物。另外一类是在野的知识分子，又可以细分为三：一是尚未入朝为官的“士”（主要是学生，特别是太学生），他们有知识，有政治敏感性，又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一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尖锐化、国家政治极度黑暗时，或者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往往危言深论，不惧权贵豪强，不怕千难万险，积极参与斗争。前者如东汉后期宦官专权，贪赃枉法，垄断仕途的黑暗政治，首先就引起了数千名太学生反对，他们大造舆论，义正词严地为反对宦官而身受迫害的正直官员辩护，使社会震动，深得民心；后者如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国人震怒。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约集同试的18省举人共1300多人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促成了三年之后（1898年）的“百日维新”运动。二是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文化艺术创作的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现实、勤于思考、思想活跃、敢于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他们关注民间疾苦、憎恨官府贪暴、敢于以艺术形象再现生活真实、深刻地揭露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前，不少“隐士”往往采取“归隐”方式来表示对封建社会的不满；此后，许多在野的知识分子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逐步地转变斗争方式，诸如用收徒讲学、著书立说的方式来抨击时政，或者创作市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特别是话本、杂剧之类），以唤醒广大受众反封建制度的思想意识，等等。诸如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大思想家和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冯梦龙、汤显祖等一批文学艺术家，就在实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张。三是有些敢于藐视封建王权、具有叛逆、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便直接地投入农民起义队伍，成为推翻旧王朝的扛鼎之士。毛泽东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53]这部农民革命战争史同样证明，每次大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有知识分子参加，并对战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后来成为唐太宗重臣的魏征，年轻时就参加过反隋朝的李密、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黄巢，本身就是一个饱学之“士”，又善骑马射箭，因考进士而未被录取，改做盐商（贩卖私盐）。他落第时赋了一首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朱元璋，就得到大知识分子刘基的巨大帮助；地方著名士绅李岩参加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并成为义军的重要将领之一；清末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洪秀全，本身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其后期的主要领导人洪仁玕，更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民主思想且在外留洋学有所成的先进人物。毛泽东鉴于中国历史上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他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就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54]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城市政治文明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主义政党之奋斗的最高目标。毛泽东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读共产主义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时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从政治文明内在结构的角度观察，共产主义既是未来新社会文明的政治意识文明，也是它的社会政治制度文明；在上述二者的规范与养成教育下，必然会产生人们的新型政治行为文明。按照马克思本人在《哥达纲领批判》里的解释，这个共产主义新社会制度的实现，必须分两大步骤进行：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一切有利于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的各种社会制度，开展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建设。针对这种社会建设，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种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称它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40年后，列宁将这个阶段称呼为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又接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界限，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5]因此，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人民所建立的新政权、新社会（不论现如今是否还存在），从性质上说，都是同资本主义具有本质差别的社会主义；由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必然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性质与特征。然而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因素的观察和分析中，对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存在的旧社会痕迹，似乎是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而对政治方面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中是否存在旧社会痕迹？却没有提及！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虽然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并划分了它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有多长？以及如何科学地建设社会主义？他生前未作深刻的研究，而且也来不及研究。但是，列宁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他生前并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仅仅提到了政治文化）建设，是有开创性的贡献的，这就是他已经察觉、特别是在晚年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中不但混杂了诸如官僚主义之类的旧社会痕迹，而且还十分严重，以至他在逝世之前发出了这样的忠告：“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56]但是，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如何清除旧痕迹？如何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方面开创新的局面？在社会主义国家长达七八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问题，既没有认真地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加以研究，更没有谁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

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以深邃的政治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据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清醒地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分为现在和将来两部分：“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57]因此，论述我国当前城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是不能不观看它的“上篇文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发展及其社会文明建设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28年中有22年是以农村为支点、我们党通过领导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武装斗争，才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即取得了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为保证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种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与方式，是完全不同于俄国和“二战”后出现的一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做中国革命的“下篇文章”，既有对民主革命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就政治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党、治军、治政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架构），又要披荆斩棘地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艰难困苦的程度是世所罕见的，而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党在执政后，并没有敏锐地察觉执政党同革命党的区别，没有从思想上深刻地认识党的现代化问题的紧迫性，加上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解决，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改革、创新，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等问题，当时是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走了一段曲曲折折的道路，尤其是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留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深刻而难忘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包括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为鉴戒的基础上，用将近30年改革开放的新实践，科学地解决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把我国当前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地定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摸索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其成功经验举世瞩目。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突出地抓了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深化对政府的改革，重点是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纵观新中国成立50多年政治的曲折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有成绩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总结的、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其本质特征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6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4]殷增涛，萧斌等：《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页。

[5]《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38～63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页脚注①。

[14]《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41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42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页，第17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42]［德］马克斯·韦伯：《城市论》，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0页。

[44]日知主编：《古代城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45]《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46]《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0页。

[48]《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7页。

[49]［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页。

[50]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51]《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9页。

[52]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页。

[53]《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8页。

[54]《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12页。

[56]《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8页。

[5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