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城市经济发展与商人阶层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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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春秋战国的城市经济发展与商人阶层的兴起（一）春秋新政的实施与邦国兼并战争的激进从商、西周的王权礼制发展到秦始皇扫灭六国、一统中国而建立皇权专制，经过了“春秋战国”的过渡时期，即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和秦襄公等诸侯的护送下，从残破的镐京东迁到雒邑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为止，前后约500多年。

二、春秋战国的城市经济发展与商人阶层的兴起

（一）春秋新政的实施与邦国兼并战争的激进

从商、西周的王权礼制发展到秦始皇扫灭六国、一统中国而建立皇权专制，经过了“春秋战国”的过渡时期，即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和秦襄公等诸侯的护送下，从残破的镐京（天子之都）东迁到雒邑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为止，前后约500多年。平王东迁标志着具有天下共主地位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史家称此为“东周列国”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开始，我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各邦国之间诸侯争霸的动乱纷争时期。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形成“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出现七雄：魏、赵、韩、齐、秦、楚、燕七大强国，最后由秦始皇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春秋战国兼并战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动乱纷争中，谁要求得生存与发展以至取得最后胜利，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提高综合国力，首先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的增强，又离不开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政治的改革和发展。据有关专家考证，春秋时期的人们可能已经学会了用铁，古籍记载了晋赵鞅“赋‘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鼎书焉”。（昭公二十九年）到战国时期，不仅铁制农具已经普遍推广，而且牛耕技术和其他的许多重要技术（例如：沤肥、深翻和水利等技术）的发明和广为使用，都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率：一方面使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使人们有能力去砍伐森林、开垦荒地。比如说，地处西陲的秦国在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条件下，配合以政治上的伟大措施——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颁行“垦草”令，扩大亩积，等等，就使得当时的秦国每一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增加到相当于现在的15亩，比其他各国高出一倍多。为了增强国力，秦国大力实施“来民”政策，“诱三晋之民，利其田宅”，鼓励他们到秦国去开荒生产。铁的发现及冶炼技术的发明，铁器的生产和使用已经日渐推广，引起了社会生产与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由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主要是农业劳动的剩余产品）的迅速增长，一方面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为深化社会分工特别是交换（包括物质的和文化的交换，以及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活跃）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新的社会需求，促使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刺激了包括周天子在内的各诸侯国上层贵族骄奢淫逸消费的需求，推动了旨在攫取土地和奴隶劳动力的兼并战争，并为诸侯争霸提供了物质技术前提。为了达到争霸的胜利，那些野心勃勃或者说胸怀大志的诸侯及其谋士们，凭借他们对时代发展要求的洞察力、适应力和对争霸战争的驾驭能力，先后开始了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上述秦国的改革是十分典型的）。

平王东迁之前的周王朝史称西周，其土地制度是由原始土地公有制转化而来的村社土地制度同分封制分层次的诸侯、大夫等贵族土地占有制度（“井田制”）的有机结合。到了西周晚期，这种土地制度（尤其是“井田制”）既影响了直接劳动者（奴隶）的生产积极性，也遭到了时时刻刻都希望扩张领地的封建贵族的反对。我国古籍《诗经》有不少名篇都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奴隶制度的残酷剥削，对贵族统治阶级压迫及其腐恶的愤怒与反抗。例如《诗经·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其意是说：砍檀树的声音叮叮当当地响，把砍伐的檀树放到河岸上啊！河水清澈且波纹荡漾啊！不耕耘不收割，你凭什么得到谷子三百担啊？不狩猎捕禽捉鸟，你的院子里为什么挂有獾啊？作为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啊，你们不能白白地用餐啊！……又例如《诗经·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其意是说：大老鼠大老鼠，不要吃我的黍子！三年侍奉你，都不愿对我有所照顾。我发誓要离开你，到那舒心快乐的地方去。去舒心的地方、快乐的地方，这才是我的住所。……这些民歌民谣深刻地反映了包括一部分贫苦平民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是种族奴隶）生活的辛酸和对剥削者怨恨，发出了要求改变土地制度的强烈呼声。由于“分封制”下的农业劳动力是由以“家”为生产单位的整族“封锡（赐）”所构成，所以那些因战败而臣服的族众，时刻都没有忘记他们的家乡，以及从前过着的好日子。例如：《诗经·齐风·甫田》中唱道：“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其意是说被迁到这里来做奴隶的人，看着那莠草茂盛的甫（大）田，没有一点儿兴趣去耕种它；心里一想到远在故乡的人儿，就要涌动无穷的忧愁，只好不去思念吧……又如《诗经·小雅·黄鸟》中就公开地喊出了奴隶要逃亡的声音：“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不肯善待我们，那我们就马上逃走吧，想方设法去复兴我们的家邦！

就社会的上层来看，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对消费的刺激和扩张领土、攫取更多财富与更大权力欲念的驱使，也积极地要求打破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格局，首当其冲的是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私有化，自由地进行买卖、赠送和流转；同时改革国家的赋税制度，等等。事实上，在西周时期就不断地有土地赠送、赔偿和交换乃至相互掠夺土地之类的事情发生（顶级的现象就是晋大夫卻正同周简王争夺土地，找晋厉公裁判是非）。春秋以后，土地流转现象的发生和掠夺土地的争端更加频繁，诸侯们再也不向徒有虚名的周天子“报告”了，他们都采取自行其是的办法加以解决，这就导致了一些诸侯国改革的发生。春秋初期，齐桓公（公元前685～643年在位）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任用政治家管仲进行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齐国封地在今山东境内，滨海接陆，地理环境比较优越，通货积财，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都市生活比较繁荣，商人的势力比较强大。出身于商人的管仲（《吕氏春秋》说“管仲与鲍叔同贾南阳”），就是鲍叔把他推荐给齐桓公的。管仲相齐，厉行法治。周谷城先生指出他的法治主义有两个鲜明特点：“1.立法，权操君主一人之手；2.守法，为上下共有之事”^[27]管仲改革的基本内容是：①分国都（城市）为15士乡和6工商乡，分鄙野（乡村）为5属，设各级官吏管理，并以士乡的乡里组织为军事编制单位；②更设选拔人才的制度，规定士经3选可以为“上卿之赞（助手）”。③将土地按好坏分等纳税，适当征用力役，禁止掠夺家畜；④动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由官府铸造并管理货币，调剂物价等。改革时间不长，齐国国力大振，促成了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国。春秋中期，公元前594年鲁国宣布实行“初税亩”政策，即在承认土地私有制合法性的基础上，对公田、私田一律按亩收税。进入战国时期之后，魏国、秦国等都先后开展了改革。特别是商鞅相秦的“变法”，使秦国在很短时期内就“兵强国富”了，最终扫除其他六国而一统天下，完成了将王权礼制推进到皇权专制政治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繁荣

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物质条件，不会同经济的发展没有关系（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似乎全是行政特别是军事运作的结果），也不能说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工商贸易对它的形成毫无促进作用。但是，就最切近的目的和统治者的功利要求来说，主要还是出于军事攻防和政治统治的考虑。因此，早期城市的规模与设计，无不是从维护贵族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鉴于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即使是国都、王城，“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战国策·赵策》）所以，当时的城市外形显示并突出了威严的堡垒形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变化的原因就在于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家植根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变法，促成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大发展，由此推动了城市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中国自古以来奉行“以农立国”的方针，是基于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深刻认识。用这个真理指导改革的各诸侯大国，其变法锋芒所指无一不是土地、赋税制度的改变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及其状况的改善。不论大国改革在内容宽窄、力度大小、程度深浅上有何区别，但是只要是进行了改革，其结果不仅是农业发展了，农村逐渐兴旺并使从奴隶向隶农身份转变过程中的劳动者生活有所改善，这就进一步地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旨在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和诸侯国之间的物质交换的商品经济，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繁荣的状况，既有虽非全貌性的文字记载可资查询，也有考古发掘的地下文物可作见证。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状况测定的重要指标——货币的数量与质量来看，春秋时期已经突破商、周使用骨币与蚌币的范围，开始大量制造和使用金属货币。考古发掘的晋国侯马铸铜遗址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铜币——当时使用的“空首布”币；而且还出土了大量的“空首布”的内范（铸币模子）。古文献记载，当时货物交换中不仅有“抱布贸糸”的城乡商品交流，而且还有诸侯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远程贸易。例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其盟誓中就写进了“无遏籴”的条款，即不准禁止国家之间的粮食买卖。当时的市场繁荣景象还可从一些侧面来观察。例如，《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景公想为谋臣晏子换住宅，原因是晏子的住所离市场近，“湫隘器尘，不可以居”。

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农村造就了最初以占有土地财产的新兴地主阶级；都城与邑集则造成了商人阶层。从城市来说，正如管子所揭示的一条真理：“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起利也”，从事商业以谋利的窍门就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说：“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种通过有风险性的贱买贵卖可以在短期内致富的途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事。在商人数量激增且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史记·货殖列传》说：“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都，中者倾郡，下者倾乡里，不可胜数”，不仅产生了许多大商人，而且大商人中从政的也不少。《国语·晋语》记载晋国大夫叔向同韩宣子的谈话，说：晋国的都城绛地的大商人，“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孔子的学生——卫国人子贡，也是商人出身，他从政“仕于卫”，帮助孔子周游列国。因其富有，他们每到一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其他从政的著名大商人，有事越王勾践的范蠡（号称陶朱公），有事秦的吕不韦，有郑国的弦高，有蜀卓氏，有猗顿，有郭纵，还有寡妇清，等等。由于受到商品经济通行“等价交换”原则的训练，商人阶层要求平等、自由的原始意念也就不知不觉地影响到改革的新政，普遍地拥护法家的治国思想和为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制实践活动。

城市是社会商品经济活动的载体；都城则是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的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兼并战争的加剧，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小城市就像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尤其那些都城与对国计民生和战争攻防起重要作用的城邑，其发展规模与发展水平更为突出。有人初步统计，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有140多个，其都城至少也有140多个。有些国都迁了又迁，再加上一些非国都的繁华之城，估计春秋时期的城市不下200来座。临淄是齐国的国都，其时间前后长达600多年。考古材料表明：临淄齐故城由大城（工商、民居之城）和小城（宫城）组合，两城相依，略呈长方形。大城周长14 158米，小城7 275米，两城周长共21 433米，总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目前已探测出城门11座（大城6座，小城5座），有10条道路，两处排水系统。城内还探出手工业作坊多处，有炼铜、炼铁、铸铁的遗址，出土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物，诸如各种铜器、铁器、漆器、水晶和玛瑙等。城的周围分布数以百计的大冢（墓）。^[28]古代临淄是当时列国中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段描述虽然带有某些文学性的夸张成分，但是，从齐桓公首霸春秋列国的综合国力上看，文中所反映的都城繁华应该是事实。类似临淄的都城，诸如越国的山阴，吴国的姑胥，楚国的郢（纪南城），燕国的蓟和武阳，韩国的新郑，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等，都曾经十分繁华。由于各大国兼并小国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当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反映在城市建设上，不仅使都城加强了建设，而且郡城（边塞重要的邑聚）、县城的兴起与扩张，也成为适应兼并战争的迫切需要。在生产发展、交换日渐发达和政治军事需要的前提下，战国时期不仅千丈之城与万家之邑远近相望；而且每座城市的规模也相继扩大。当时，除了作为政治中心的一些大国的国都着力建设之外，还出现了不少成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如齐国的即墨（今山东平度）、莒（今山东莒县）、薛（今山东薛城），赵国的蔺（今山西离石），韩国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屯留（今山西屯留）、长子（今山西长子西），燕国的蓟（今北京附近），等等。就是一些小城市也建设得较好，例如，韩国的大县宜阳城，其“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战国策·东周策》）可以说，在烽火连天的战国时期，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上的成就，和一切为了保卫、发展这些文明成就的努力，无不集中地反映和表现在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上。

城市数量的激增和部分城市的繁华，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春秋新政与战国变法的伟大成果，使得城市的革新空气与比较自由的政策，在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要不，许多在氏族贵族“井田制”与新兴地主剥削、压榨下的农奴，为什么要向城市逃亡呢？（前面引用《诗经·硕鼠》便是例证之一）农奴们向城郊逃亡是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那些住在农村的自由民也为城市繁华所吸引，纷纷找关系到城里去享受。《诗经·陈风·株林》说：“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株，春秋时期陈国的邑名，是大夫夏御叔的封邑。夏南名子南，是夏御叔的儿子。他的一些农村朋友要到株邑找他玩耍快乐，该诗写的就是朋友们找他的情形。诗以问答的形式所表达的意思是：为什么要到株邑的城郊？是去找夏子南！那些人去株邑城郊，为的是寻找夏子南！驾起我的马车吧，先在株邑的附近休息，然后乘着大驹拉着的车子，赶到株邑吃早饭！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

[3]在第五章中，作者曾引用马克思对城市起源的看法，即“农业的发展，民族开始出现。部落的管理对象开始到万人以上了。部落的中心居民点（村落）往往发展为城市”，以及马克思关于“古典古代的历史，这是城市的历史，但同时是以土地财产和农民为基础的城市的历史”的论述，认为这种城市就是我国古代语汇中的邑、大邑或城邑，现代概念的城市可能在西汉时期（公元1世纪前后）才出现。本章标题所指的“城市政治文明”，就实质意义上说，是指西周时代普遍存在的王城、国都，它们的特点是“城”的功能发展到鼎盛而尚未同“市”的功能有机整合（这种整合在战国时期才充分发展），还没有普遍地出现大城（市场与居民区）套小城（宫城）的城市建筑格局，所以同完整的城市有区别。鉴于西方学术界视其早期国家为“城市国家”，笔者从城市发展规律及其同早期国家的关系出发，故视西周王权礼制下的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文明为早期城市政治文明。

[4]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8～149页。

[6]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页。

[7]江美球：《城市学》，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8]曹洪涛：《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9]杨建华：《试论文明在黄河与两河流域的兴起》，载《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

[10]《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

[12]江美球：《城市学》，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13]江美球：《城市学》，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14]《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

[15]萧斌：《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与政府体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