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本抑末”——中国皇权专制统治的基本国策

二、“重本抑末”——中国皇权专制统治的基本国策

（一）从农业文明根基中生发出来的皇权专制体制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在广义上还应该包括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历史，这个过程是世界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都必须经历的；至于要花费多长时间来完成“走向”的任务，则要由各民族、各国家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在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上，类似古代希腊、中古西欧尼德兰地区等少数国情比较特殊的国家之外，一般而言，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大都不是理想的民主制，其根本原因在于较为封闭的地域性和缺乏内部分工与对外交往的农业生产方式，而这又是古代社会一切民族的立国之本。在这个条件下，保证并大力发展农业产业，便成为这些民族和他们的执政者“富国强兵”的根本措施。那些立足于小农生产方式上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或者农奴，诚如马克思所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相互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阳光。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0]这就是说，农业文明特别是它的初期发展阶段上，与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为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所兼并而出现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只能是以皇权专制为特征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农民对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就是：“人治”，而不像西欧中世纪“自治城市”中的“法治”，即要求在明君和清官的治理下，风调雨顺，出现国泰民安的局面。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以皇权专制为特征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府，并没有违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了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应该说也是适合时宜的。早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前，其先祖们似乎悟到了“从集权向专制转变”的道理。他们经过几代人（特别是秦孝公支持推行的“商鞅变法”）的努力，在农村形成了自（私）有土地的小农经济（包括地主与自耕农经济）基础；在城市出现了很有势力的商人阶层和新兴的“谋士阶层”，社会充满活力，国家迅速富强，由此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为这个奠基作了巨大贡献的还有大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吕不韦继商鞅之后为秦庄襄王相国，号称“仲父”，成为一时之间秦国大政方针的决策者。在秦即将统一中国前夕，他养士三千，组织门下宾客编纂《吕氏春秋》，集中地反映和表达了吕不韦的哲学观念和治国思想。在《吕氏春秋》这部重要典籍中，吕不韦鲜明地提出了“重本抑末”的治国方针（“本”指的是农业，“末”指的是工商业。往后，“重本抑末”又称“事本禁末”、“上农除末”、“崇本抑末”、“驱民就本”、“重农抑商”，等等。但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管子》，即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者，托用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之名而编纂的不同学派的作品总集）。其中的《上农篇》写道：“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为什么要把务农摆在引导民众的首位呢？吕不韦的解释并不止步于务农对经济的作用，还涉及务农对政治、思想和社会安定等国家全面治理的影响。《史记·货殖列传》中引证了他的说法：“民农非徒为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吕不韦理论上虽然把“重本”与“抑末”并提，但行动上不但没有采取坚决的抑末政策，反而还鼓励工商业发展，造就了一批“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的富商大贾（从往后的社会实践来看，历朝统治者并没有僵死地采取“抑制商业”的政策）。鉴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同吕不韦的“杂家路线”及其与之相应的一套治国方针不相合，所以吕不韦被迫去职，最后饮鸩自杀而亡。由此而论，秦始皇建立和巩固以皇帝独断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体制，既是先前王权礼制（治）不适应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发展要求总破产的产物，又是新兴经济基础、社会势力与人民要求国家统一的意志表现，其历史进步意义是不可抹杀的。作为农业文明产物的秦王朝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由于中国先祖们灿烂辉煌的政治智慧的充分展示，以至它设计得如此周密精巧，不能不成为封建集权制度的经典形式，奠定了往后2000多年皇权专制统治的框架与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政治制度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既然秦始皇没有逆历史潮流而动，那么，秦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采取了许多破坏社会生产的作法。这些作法中有的是根本不该做的，例如修建阿房宫之类的骄奢淫逸的作为；有的是该做而不分轻重缓急、并且以严刑峻法急于去做，例如发卒50万北修长城，等等。这就是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他不但不去巩固支撑新生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缓和政敌之间的矛盾，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还一味地依仗严刑峻法去横征暴敛、恣意妄为，几乎耗尽国力、民力，迅速地激化了秦王朝上层统治集团同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矛盾（尤其是同自耕农的矛盾），导致了声势浩大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往后历朝历代的政治家、理论家对仅有15年统治的短命王朝亡国的沉痛教训，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反思，吸取了有益于封建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因时而对皇权专制的模式作了种种修改。西汉时期年轻的政治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为什么会败在“瓮牅绳枢之子，氓隶之人”的陈涉（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手中呢？结论就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在这里，“攻”，可以解释为革命、夺取政权；“守”，可以解释为执政、巩固、发展政权。攻守相异，就是说革命与执政的形势和任务是不同的。鉴于汉朝初期统治集团对这个客观规律的作用有所领悟，他们在度过建国后短暂的“无为而治”时代，便迅速地澄清了执政的主流意识，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杂以“霸道”之术，于是才有“汉武中兴”之势。但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统治者是无法在执政中彻底了解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的，所以，重蹈秦亡覆辙的朝代，在历史上走马灯似的层出不穷。文学家杜牧面对晚唐日益腐败的政治局面，悲愤地写下了《阿房宫赋》。他借秦亡的教训痛陈了骄奢淫逸之祸：“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于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他的结论是：“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从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的腐败因素，分析它是导致亡国之祸的主要原因，其结论也是中肯的；但是，这对往后的封建统治者并无决定性的警醒作用。为了巩固统治，无论他们怎样在皇权专制的形式上修修补补、增增减减，终究难挽其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命运，只能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历史悲剧的重演。

（二）研究中国皇权专制统治同城市发展关系的一个参照系

从《吕氏春秋》确立的治国方略与经济政策来看，往后中国城市的命运及其发展状况也就基本上定位了。一方面，皇权专制需要城市及城市工商业的一定发展，既为中央集权统治的网络系统提供牢固的联结点，又为以皇帝为首的各级官僚队伍提供享乐资源的供应；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害怕城市工商业的大发展，特别是害怕“好智”、“多诈”、“巧法令”的商人势力的“坐大”。西汉建国之后，经过“文景之治”，社会的战争创伤已经得到全面医治，农业与城市工商业都有了恢复性的发展，国力有所增强。为了从根基上巩固皇权专制的统治，御史大夫晁错给汉文帝上《论贵粟疏》，从理论与政策上全面地阐述了“重本抑末”的治国方针。鉴于前朝（秦）和先帝（汉高祖刘邦）都没有在思想上政策上严格地实施“抑末”的措施，所以西汉初期的城市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人阶层势力大大增强。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写道：今天下的农民还十分穷苦，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面对这种形势，晁错的对策是：务农之本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以粟为赏罚”。至于如何赏？如何罚？晁错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性措施。经过晁错的疏陈，起于战国时期的“事农禁末”政策便在西汉盛行起来，它沿袭于整个封建社会，时起时落，时紧时松，成为历朝历代巩固皇权专制的一项基本国策。事实证明，建立在“重本抑末”基本国策上的、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对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都很突出。因为城市是城市政治文明建设的载体和前提，所以研究城市政治文明就必不可免地要研究城市的基本状况，特别是城市结构因素的基本状况、发展水平的快慢高低、网络体系的运转机制和文化传承的关节连续，等等，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城市政治文明建设。

为了论述中国皇权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不妨找一参照系来比较一下。据国外一些研究城市史的学者介绍，早在古希腊时代，西欧地中海沿岸就出现了不少城市，其中，全盛时期的雅典城人口就达到了30万人。罗马帝国建立之后，西欧城市进一步发展，仅罗马人在意大利地区就建立了400多座城市，当时的罗马城面积虽然只有25平方公里，人口却已达到100万之众。这种情况说明：一个统一帝国的存在，对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是有好处的。公元4世纪开始的民族大迁徙（主要是日耳曼人大规模地向罗马帝国境内的迁徙），加速了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也使罗马的奴隶制灭亡了；同时，民族大迁徙也促进了日耳曼人等“蛮族”（古希腊人、罗马人对一切外族的称呼）氏族制度的最后解体，出现了许多由蛮族建立的大小王国。经过几百年的封建化过程，西欧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于是，国王、教会和大封建主的庄园（封建领主剥削和压迫农奴的基本社会组织）便遍布各地。自然经济在西欧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局面也就四分五裂了。在这种形势下，西欧除了少数诸如马赛、君士坦丁堡（东罗马首都）等城市尚有一些商业活动之外，原先的大多数城市变得一片荒凉。残存的若干城市，基本上都是军事防御驻地、宗教与行政中心，失去了经济意义，标志着西欧的社会生活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这种现象说明，战祸之乱与国家分裂，都是破坏城市的巨大力量。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评论说：“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做王公的营垒，看做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11]马克思在这里讲的西欧中世纪“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城市的复兴”。从公元9世纪开始，由于王权的加强而导致封建农奴制度普遍确立，对西欧封建领主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社会生产是一种有力的促进。于是，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日益进步起来，又重新发生了农业与手工业分离的社会分工过程，其重大后果是：

（1）那些具有专门手工技艺或手工技术较好的农奴往往逃离农村，到一些交通便利、人身比较安全而又易于得到廉价原料和销售产品的地方去定居谋生，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城市。这种城市首先在今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兴起，然后向北推进，至公元11、12世纪就大批兴起了。

（2）封建领主把建立在自己领地上的城市当作私产，从经济、政治、司法等各个方面剥削和压迫由市民构成的城市，使城乡之间产生严重的对立和斗争，甚至爆发市民武装起义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例如，法国的琅城经200多年斗争，最后发生武装起义，要求建设民主共和的“公社”）。

（3）为了实行城市自治，市民通过行会或行会联合组织，争取王权的支持，并且用重金向封建领主购买或赎买城市“自治权”；极度愚昧而又挥霍无度的封建领主对此也乐于作为（在土地不准买卖的情况下，获取赎金也是生财的大道）。

（4）城市的吸引力引起更多的更普遍的奴隶、农奴逃离农村，依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农奴在城市里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摆脱原有的依附关系成为自由人。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领主日益要求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最终导致以农民获得人身自由为标志的封建农奴制的解体。

（5）从13世纪开始，市民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许多享有独立或半独立自治权的城市（有的还成立了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主动地同王权结盟，开展反对封建割据的斗争，导致13、14世纪英国和法国议会君主制（等级君主制）的产生。

（6）由于市场经济的分化作用，农民在市场活动中发生多数人贫困破产，掀起了大规模反封建斗争的农民起义；城市也发生了行会反对城市贵族、平民反对行会的斗争。城乡两股反对封建制度的力量互为犄角，最后引导西欧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

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化与城市从破败到复兴的现象，站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角度观察，也许具有某种特殊性。但是，它给我们的一条深刻启示就是：割据与分裂的政局，总是只会导致城市的衰落。皇权专制也好，中央集权制也好，虽然人们在这种封建政制的统治下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然而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状况对于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是有好处的。下一节以中国为实例，对此作简要的说明。